H：杜如晦(因家學淵源、精通文史、隨機應變、辯才無礙，被認為是棟梁之材。)開創盛世第44集杜如晦的死後建言：「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冑。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資治通鑑寫的卻是王珪回唐太宗的話。「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另劇中「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不如不圭。還有温彥博，戴胄，張玄素，他們都比臣賢能。劇與史不一樣。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是24位唐朝初年名臣的總稱。「這二十四位功臣包括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徵、尉遲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和秦叔寶二十四人。」
唐太宗不忘開國功臣，有「貞觀之治」。這是佳話。20260508W2
杜如晦（585年—630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謀臣，與房玄齡並稱「房謀杜斷」。他因長期積勞成疾，於唐貞觀四年（630年）五月病逝，年僅四十六歲。儘管唐太宗曾派名醫救治，仍未能挽回其生命，太宗為此痛哭不已。
病因： 史料記載為因病去世，具體病名未明確記錄，主要歸因於為國事操勞、長期积劳成疾。
去世時間： 貞觀四年（630年）五月，年僅46歲。
逝世影響： 唐太宗對其去世極為痛心，三天不能處理朝政，追贈為司空、萊國公，諡號為「成」。
他與房玄齡一同策劃了玄武門之變，為貞觀之治的開創奠定了基石，是唐代傑出的政治家。
杜如晦在臨死前（貞觀四年，公元630年）的建言，通常認為是針對當時唐太宗李世民希望留下他或與他討論用人安排，而杜如晦針對當時人才供需情勢所做出的判斷，核心觀點是推薦房玄齡並對當時的其他重要賢能進行評價。
綜觀史料與後世評述（如《資治通鑑》、《新唐書》杜如晦傳），杜如晦的臨終建言大致包含以下內容與含義：
杜如晦與房玄齡被並稱為「房謀杜斷」，二人同心輔佐太宗，治國理念高度一致。在臨終之際，他並未針對自身家人謀求私利，而是為國家選才著想：
深知房玄齡： 杜如晦深知房玄齡的謀略能力大於自己，堅定推薦房玄齡足以承擔「天下良相」之任。
評價當時人才： 他對當時朝廷的棟樑之才進行了梳理，认为魏徵、王珪等人具有不同的才幹。
杜如晦在評價時，並非指自己完全無能，而是基於不同的人才屬性與歷史階段做出的評價：
魏徵（《舊唐書·魏徵傳》）以犯顏直諫聞名，敢於冒犯天子之怒，神色不變。杜如晦在治國策略與「斷」大事上強，但在以自身骨鯁之氣「諫」君主、糾正帝王偏差方面，自認不如魏徵的偏執與火候。
王珪（《舊唐書·王珪傳》）以儀表堂堂、溫文儒雅、才學淵博著稱，其氣質與「儒者之風」符合傳統賢臣的典範。在為官的文雅度與禮儀規範上，杜如晦自認為不及王珪。 [1, 2]
杜如晦去世時（貞觀四年），唐朝天下新定，政權逐漸穩固，從「創業」邁向「守成」。
房杜為「謀斷」核心： 杜如晦死前認可房玄齡善謀，自己善斷，認為此二人配合是當前維持制度運轉的最優解。
魏王為「規諫」核心： 隨着政權穩定，太宗需要的是敢於指出過錯的魏徵和維持朝廷文雅氣象的王珪，以此來實現從「武功」到「文治」的轉化。
杜如晦的臨終建言展現了他的坦蕩，他認識到魏徵的「直」能正言，王珪的「雅」能治體，而房玄齡的「謀」能定國。這不是個人的自卑，而是基於貞觀之治初期國家發展需求，對人才配置最客觀的評價。
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冑。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
【唐紀九】 起著雍困敦九月，盡重光單閼，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貞觀二年（戊子，公元六二八年）
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鹹欲因文泰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冑。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征言。
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鹹歸鄉里，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繼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征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征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上謂秘書監蕭璟曰：「卿在隋世數見皇后乎？」對曰：「彼兒女且不得見，臣何人，得見之？」魏徵曰：「臣聞煬帝不信齊王，恆有中使察之，聞其宴飲，則曰『彼營何事得遂而喜！』聞其憂悴，則曰『彼有他念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況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視楊政道，勝煬帝之於齊王遠矣。」璟，瑀之兄也。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眾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熟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
房玄齡（579年—648年8月18日），名喬，字玄齡，以字行，其神道碑則作名玄齡。清朝為避聖祖諱，又作房元齡[1]。齊州臨淄縣（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人，唐朝初年名相、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
房玄齡曾祖房翼是北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太守，襲爵壯武伯。祖父房熊字子繹是州主簿，父親房彥謙喜好學習，通讀《五經》，在隋朝出任涇陽縣縣令、司隸刺史，《隋書》中有傳記[2][3]。
房玄齡18歲時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隋末天下大亂，房玄齡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後，為秦王參謀劃策，典管書記，是秦王得力的謀士之一。唐朝武德九年（626年），他參與玄武門之變，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並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房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三年（629年）二月為尚書左僕射；貞觀十一年（637年）封梁國公；貞觀十六年（642年）七月進位司空，仍綜理朝政。貞觀二十二年七月廿四癸卯日（648年8月18日），房玄齡病逝，諡文昭，追贈太尉。
李靖（571年—649年7月2日），字藥師，雍州三原縣（今陝西省咸陽市三原縣東北）人，祖籍隴西郡狄道縣（今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出自隴西李氏定著四房之一的丹楊房，隋末唐初名將，是唐朝文武兼備的軍事家。後封衛國公，世稱李衛公，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他的舅舅韓擒虎是隋滅南陳的名將，對這個外甥最為賞識。
溫彥博（574年—637年7月1日），名大臨，字彥博，以字行，并州（太原郡）祁縣（今屬山西省）人，唐朝官員。
少時，薛道衡稱其兄弟皆有卿相才，曾。隋朝中進士[1]。隋朝末年跟隨幽州總管羅藝為司馬。歸唐後，官至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武德八年（625年），隨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抵禦東突厥，任行軍長史，兵敗被俘，被突厥頡利可汗流放於陰山苦寒之地。唐太宗即位後始還朝，為吏部郎中、檢校吏部侍郎。貞觀四年（630年）任中書令[2]。頡利可汗敗亡後，獻治突厥之策；「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主張將突厥降眾遷置河南（河套）、朔方之地。太宗採納，約有十萬戶突厥人遷入中原。貞觀十年（636年），升任尚書右僕射。貞觀十一年（637年）六月四日去世，年六十四。十月，在陝西醴泉縣立《溫彥博碑》。死後陪葬昭陵[3]。
戴胄（573年－633年7月14日），字玄胤，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唐朝初年宰相。[2]
戴胄早年以明经入仕，在隋朝仕至给事郎，隋亡后效力于王世充，任郑州长史，后在虎牢关为唐军所俘获，被招纳进秦王府围士曹参军，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幕僚。他在李世民即位后，历任兵部郎中、大理少卿、尚书左丞、民部尚书等职，一度兼摄吏部尚书，贞观四年（630年）时以民部尚书之职加授参预朝政衔，位列宰相，后又进封武昌郡公。贞观七年（633年）病逝，追赠尚书右仆射，谥号为忠。[2]次年（634年）又追赠道国公。[29]
戴胄是贞观名相，以坚持依法断案，恪守司法公平而闻名，即使是皇帝亲自定罪的案件也敢于犯颜翻案，依律改判。他参与了贞观年间法律制度的改革，宽省刑罚，化重为轻，促进了唐初法治的完善。
魏徵（580年—643年1月17日），字玄成，相州內黃縣（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1]人，祖籍鉅鹿郡下曲陽縣（今河北省晉州市），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和史學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諡文貞，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輔佐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大業，被後人稱為「一代名相」。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等。其言論多見《貞觀政要》。其中《諫太宗十思疏》為最著名並流傳下來的諫文表。
王珪（1019年—1085年6月20日），字禹玉，華陽（今四川成都）人。
父親王準、祖父王贄、曾祖父王永，高祖王景圖，五世祖王及暨，皆登進士第。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壬午科進士，通判揚州，歷官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侍讀學士。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拜參知政事，累官至三公，有「三旨相公」之稱，除了「取聖旨、領聖旨、得聖旨」之外，一無事做。哲宗即位，封岐國公，卒於任上。諡文恭。《宋史》稱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
王珪的長女嫁文人李格非，生李清照，《宋史·李格非傳》誤稱李清照母親王氏為懿恪公王拱辰孫女；而秦檜妻王氏亦是王珪四子王仲岏之女[1]。有關內容記載於葉清臣撰《王文恭珪神道碑》[2]，收錄於杜大珪所編《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八。
張玄素（？—664年），蒲州虞鄉人。開始在隋朝做官，為景城縣戶曹。後來歸附竇建德，官居黃門侍郎。入唐朝之後，貞觀初年官拜侍御史。貞觀四年（630年），他上書勸諫制止修築洛陽宮乾陽殿，被唐太宗採納。後來歷任太子少詹事、右庶子。因為太子李承乾被廢，一度被罷官。貞觀十八年（644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年間，以年老致仕。龍朔三年（663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麟德元年（664年），張玄素卒。
唐朝貞觀十七年二月廿八日戊申（643年3月23日），唐太宗李世民「為人君者，驅駕英材，推心待士」，為懷念當初一同打天下的諸多功臣，命閻立本在凌煙閣內描繪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畫像，是為《二十四功臣圖》，比例皆真人大小，畫像均面北而立，太宗時常前往懷舊。閣中分為三層：最內一層所畫為功勳最高的宰輔之臣；中間一層所畫為功高王侯之臣；最外一層所畫則為其他功臣。這二十四位功臣包括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徵、尉遲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和秦叔寶二十四人[1][2]。但值得一提的是，事實上，太宗以後的皇帝有不少還是有陸陸續續將功臣繪入凌煙閣，以致最後共有一百多人入閣；甚至也有像程元振、魚朝恩這樣的宦官入閣。
當時唐太宗已經垂垂老矣，開國功臣大多凋零，看著當年老部下的圖像，總在不知不覺間潸然淚下。貞觀十八年（644年），太宗對於諸多大臣有些評語：「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媛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恃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於今名將，惟李世勣、李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能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蘇烈、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桓彥范、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弈、南霽雲、蕭華、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憕
關於2005年於中國大陸拍攝的歷史劇，請見「貞觀之治 (電視劇)」。
貞觀之治[1]是指唐太宗在位23年（公元627年～649年）期間的清明政治。唐太宗在位時任用人才、容納直諫，重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復興文教、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疆民族風俗，穩固邊疆，使社會秩序安定，民心向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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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僅使用了一個年號，即「貞觀」（627年～649年） ，故史稱「貞觀之治」。這是唐朝的第一個治世，同時為後來的盛世奠定了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此章節沒有列出任何參考或來源。 (2025年3月1日)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政績一直為後世傳訟。太宗任人唯賢，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虛心納諫；在位期間採取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復興文教，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安定；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疆民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貞觀之治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因為親歷隋朝的興亡，所以太宗即位以隋煬帝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臣子。他與孟子一樣，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認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在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曾是太宗長兄太子李建成的舊部，曾議請謀害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勵臣下直諫，魏徵前後諫事二百餘件，直陳其過，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太宗在經濟上特別關注農業生產，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人民衣食有餘，安居樂業。在文化方面，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修諸經正義和史籍；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他國遣子弟到來留學。此外，太宗又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平東突厥、定薛延陀、滅高昌、並西域，使大唐國威遠播四方。太宗則被西北諸國尊為「天可汗」，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因此貞觀年間，在唐朝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的治世，史稱「貞觀之治」。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初期延攬房玄齡、杜如晦，後期任用長孫無忌、楊師道、褚遂良等，皆為忠直廉潔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為一代名將。此外，太宗不計前嫌，重用李建成舊部魏徵、王珪，降將尉遲恭、秦瓊等，人材濟濟。
太宗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替世冑；又通過科舉，吸納有才幹的庶族子弟，用科舉成績代替門第。從而使寒族子弟入仕機會大增，為政壇帶來新氣象。此外，太宗接納封德彝之議，命宗室子弟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貴的惡習。
太宗以隋煬帝拒諫亡國為戒，即位後盡力求言，他把諫官的權力擴大，又鼓勵臣下直諫。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顏直諫，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納，又如王珪、馬周、孫伏伽、禇遂良皆以極諫知名。
太宗十分重視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齡省並冗員，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查全國，考察吏治；又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並將其功過寫在宮內屏風上，作為升降獎懲的依據。又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2]，一時政治清明。
太宗在位期間使隋制更趨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續了三省六部制，特設政事堂，以利合議問政，並收三省互相牽制之效；地方上沿襲了隋代的郡縣兩級制，分全國為十個區（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農；均田制、租庸調製、科舉制等皆有所發展。
太宗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注意輕徭薄賦，徭役的徵發不奪農時；同時太宗崇尚節儉，曾遣散宮女三千多人，並下令免去四方珍貢，從而農業及民生得以不斷發展。
隋末唐初天下大亂，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太宗即位後招撫流民回鄉，授田耕作以安定民生。唐初關中連年災荒，太宗開倉賑濟災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並拿出御府金帛，為災民贖回賣出子女，使災民得以度過荒年。
太宗在位時興修至少二十條以上水渠，以便民利，成為經濟來源之一。[3][4][5][6]
太宗即位前已置文學館，有十八學士，即位後更在京城設立弘文館，徵集圖書二萬餘卷；同時重建地方州縣學校，擴充京師國子監，延聘名儒出任學官，生員多至萬人，並接受新羅、吐蕃、日本等國派遣子弟（如日本遣唐使）來華求學，是時文教生員背景多元，復興卓然有成。
太宗命孔穎達等人修訂《五經正義》，統一南北經學；又置國史館，由宰相監修前朝國史，開官修史的風氣。
太宗對外武功成就顯赫，曾多次對外用兵，先後平定東突厥、薛延陀、高昌、吐谷渾等，並於西域置安西都護府，因此大唐聲威遠播，終貞觀一朝，四方服悅，西北各族共尊太宗為「天可汗」。
貞觀年間，太宗的各項善政，使官吏廉能，社會安定，人民豐衣足食，解決溫飽，經濟發展迅速，造成治世局面，奠定了唐代近三百年的基業。
貞觀年間，經太宗的苦心經營，延續了隋代的多種制度，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製、科舉制、常平倉制等，堪稱完備，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太宗施政有方，使賢任能，克己納諫，成為一種良好的政治風氣。後世歷代有為的治國者，皆追慕「貞觀政風」而力圖仿效。
太宗用人唯才，不問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冑，科舉代門第，逐漸改變了魏晉南北朝以來重視門第的風氣，世家豪族輪流掌政的惡習，廣開平民高仕的機會，清除舊社會的觀念，緩和了社會矛盾。
太宗致力於復興文教，獎勵學術，大興國學，又下詔修諸經正義及史籍，他國如高句麗、日本、高昌、吐蕃等皆遣弟子來唐留學，使唐代學術文化廣播四方。東亞各國尤以日本、高句麗為甚，深受唐文化影響。
太宗武功顯赫，卻少有鄙視邊族，故東亞各民族逐漸混入，唐代名將和大臣，不少為同化了的外國人，原屬鮮卑族的元氏、宇文氏、長孫氏等，在唐代逐漸融入中國。
太宗在位期間武功全盛，將唐帝國發展為當時東亞地區最強、文化最盛的國家，四方臣服，西北外夷共尊太宗為「天可汗」，並築「參天可汗道」，以便向唐室進貢。
太宗在位時版圖遼闊，超越漢武帝在位時的漢朝極盛版圖，是時領土東臨遼東，西達䓤嶺，北逾陰山，南至林邑。
太宗貞觀四年（630年）平定東突厥，貞觀九年（635年）平定吐谷渾，貞觀十四年（640年）平定高昌，貞觀十八年（644年）平定焉耆，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平定薛延陀，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平定龜茲，貞觀十九年（645年）—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大破高句麗，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兩路得以通行無阻，對外交通及貿易遂得以加強，從而促進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
唐太宗李世民對杜如晦的評價極高，視其為建立「貞觀之治」最關鍵的頂樑柱之一，並將其與房玄齡並列，譽為「房謀杜斷」。
「房謀杜斷」： 史書記載，房玄齡擅長出謀劃策（謀），但無法作決定；杜如晦則擅長分析、拍板（斷），兩人配合默契。太宗深知杜如晦在關鍵時刻能果斷做出決定，是不可或缺的決策型人才。
助王之才： 早在秦王府時期，房玄齡就對李世民說，杜如晦是「聰慧明智，通曉事理」的輔佐帝王之才，若想經營天下，非他不可。
賦予最高權力： 貞觀三年，杜如晦出任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共掌朝政，制定了唐朝的各個部門規模及典章制度。
軍事與政務樞紐： 杜如晦曾總監東宮兵馬事務，後又兼吏部尚書，負責人才選拔，深得太宗信任。 [1]
親臨慰問與尋醫： 杜如晦因病辭職時，太宗極度關注，頻頻派人慰問，尋找名醫和珍貴藥物。
悼念流涕： 杜如晦去世後（年僅46歲），太宗極為痛心，追贈為司空，徙封萊國公，諡曰「成」。
夢中懷念： 杜如晦去世後，太宗常夢見他，醒後傷心不已。每當得到好東西，也會想起他，甚至談及他時會痛哭流涕，足見兩人情感深厚。
在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杜如晦位列第三（房玄齡第五），僅次於長孫無忌和李孝恭，這也代表了唐太宗在其心目中對杜如晦歷史功績的最終定評。 [1]
總結來說，唐太宗認為杜如晦是具有英明決斷能力、忠誠、且能與房玄齡互補的賢相，是貞觀之治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