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ky Lily

「在現實中的理念，暴力這東西成了非暴力，相反地，非暴力的東西卻成了暴力。」我的青春就存在這麼一個年代。 https://linktr.ee/funky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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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奉天到香港的愛情故事 － 《停車暫借問》

「片片梨花輕著露，舞盡春陽姿勢。無情總被多情繫，好花誰為主，常作簪花計。

人間多少閨門閉，門前蓉花堆砌。隔窗花影空搖曳，近來傷心事，摧得纖腰細。」

《停車暫借問》是一本出版於1981年的歷史愛情小說，也是鍾曉陽的出道作。小說以中國東北為主要故事舞台，作者雖在香港成長，卻嘗試在小說裡加入她的母系祖家東北的景貌﹑語言等元素。《停車暫借問》的故事橋段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講不算新鮮。不過可能是因為鍾曉陽美妙的文筆和澎拜的情感，這本書讓我讀得扣人心弦。

小說由「妾住長城外」、「停車暫借問」和「卻遺枕函淚」三部份組成，刻畫著主角趙寧靜與兩個戀人的三段戀情。三段戀情放在故事的社會背景下都是禁忌之戀。

「妾住長城外」的故事設定在日本臨近戰敗時的滿州國，住在奉天的趙寧靜偶遇上一家人都住在滿州的日本人千重，雖然滿州國受日本控制，但中國、日本處於交戰中，雙方的戀情還是難以啟齒；

「停車暫借問」發生在戰後初期，「奉天」已回復「瀋陽」。寧靜遇見遠房表哥林爽然，一見鍾情，深深地念掛著爽然。只是，爽然自小已被父母安排與另一女子訂婚，雙方陷入曖昧與苦戀。同時間，寧靜的父母又希望女兒與醫生熊應生相好。另一方面，八路軍已進軍至長春，東北再次風起雲湧。

「卻遺枕函淚」是「停車暫借問」結束十多年後的延續故事。趙寧靜在香港重偶失聯多年的林爽然。但此時，趙寧靜已是被打入冷宮的熊家正印，而林爽然則孤身㝰人在香港打拼。趙寧靜和林爽然二人的緣份就是這樣曲折﹑令人惋惜。

作者為角色改名也改得有趣，趙寧靜叫「寧靜」，卻有種剛烈的性格，勇於表達自我，同時有著新﹑舊時代女性的特質。她並不隨波逐流﹑聽從家族的相親安排和世俗對伴侶的標準，她有自己的一套愛情觀。小說也描寫得一絕：趙寧靜到了感覺即將失去林爽然時，才恍然自己幾乎沒有問過林爽然他的過去與背景。作者彷彿想講，當你十分愛一個人的時候，就只會一心一意地與愛人活在當下，過去與未來一點也不重要。同時間，趙寧靜又有一種舊時代女性的癡情﹑對愛情的單純態度。

「她的視野日漸縮窄到只容他一人，他背後的東西她完全看不見，一切遠景都在他身上，甚或沒有遠景，而他就是她的絕路。」

林爽然叫「爽然」，卻一點也不爽快。明知自己對寧靜一往情深，也知道寧靜深深戀上自己，卻無法鼓起勇氣，解除小時候家人為自己安排﹑與素雲的婚約。

「每個人都有過快樂的日子，屬於他和寧靜的，已經完結了」

這版本收錄了當年張愛玲讀完此書之後，給鍾曉陽的回信。相信對於當年只有18歲﹑獨自在美國讀書的鍾曉玲，是一大鼓舞。書中還收錄作者在2008年關於自身故事的補記「車痕遺事」。讓讀者了解到更多《停車暫借問》背後的故事。例如鍾曉陽的母親﹑外婆都是東北人，輾轉因為各種時代的原因，來到廣東﹑香港。她的父親則是印尼華僑，因為當年愛國的號召，回到中國建設新中國，認識到作者的母親。所以《停車暫借問》這部作品原來充滿著作者以上幾代的文化背景和作者自身的Post-memory。

原本小說就只有「妾住長城外」和「停車暫借問」兩篇共八萬字。補記中，鍾曉陽記下小說背後另一個有趣故事。鍾曉陽準備在台灣報章連載故事時，作者在台灣的朋友通知當時長篇小說需是十萬字以上，她便在初到埗美國時，廢枕忘餐地將「卻遺枕函淚」趕起。

網上看見有些來自東北的評論指作者寫這故事時，彷彿完全忽略了那個時代動蕩的歷史背景 － 受日本控制的滿州國﹑打得火熱的二戰和後期的國共內戰，故事就像一段歲月靜好才能發生的一段兒女私情。似乎作者的補記能夠解釋這評論：

「我到大一點才很震撼發現母親幾乎整個童年都在日本人統治下度過。她那麼殷殷憶述的歡樂片段和陽光情節，都是在國家動蕩的大環境裏發生，可是從她的言語裏一點也感覺不出國難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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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打掃活出禪的生活態度 - 《禪的簡單整理技巧》

「在禪學中，最重要的修行之一，就是打掃」

作者枡野俊明認為，現代人的生活便利而且物質豐足，幸福感卻沒有必然地隨之上升。作者認為現代人的反而應該去除多餘之物，讓生活的一切變得簡單，讓自己身﹑心皆有空間活在當下，感受到真正的豐足。作者以「禪」幫助現代人好好地打掃空間﹑打掃自己的生活。

「在禪的世界中認為，不是要得到新的事物，而是要捨下不必要之物，這樣才能通往幸福之路」

生活在整頓過的空間裡，內心自然就不易變得渾濁。這是作者認為打掃對人的一個基本好處。

作者認為「雜物有害」，如果在四周堆滿不必要的物品，在這種房間裡生活，心中也會累積許多不必要的情感和疲勞

「禪的思考方式很簡單，以淡泊的心境做當天該做的份即可」

作者提醒，打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應該專注打掃的過程，避免一心二用。中，因為打掃過程能讓人變得心境澄明。打掃亦不用設定目標，當每日專注打掃，家居自然變得乾淨整潔。

作者特別提到，寢室要用「減法」來整理，讓睡房變得清爽。在擺滿東西，令人無法靜下心的寢室，睡眠品質會低落。

清理物品有時候是一項艱鉅的選擇過程。作者建議我們可設立「丟棄的基準」，就能毫不遲疑的展開斷捨離：「這或許還能用，就先留著吧」、「這個很費，丟掉太可惜了」，沒必要為了這樣的執著，而一直將不必要的東西留在身邊。清除東西時所花的時間和壓力將會驟減許多。

「桌面散亂的人，表示自己內心散亂。相反的，桌面整齊的人，能專注在工作上，不為雜念所惑」

我們有時因為操心不同事情，或者感到煩惱，而沒有心機打掃整理。但作者提醒，我們更應該專注打掃，便更能平靜自己，提升自己面對煩惱的能力。

「若能忘卻平日的操心和煩惱，專注於清除眼前的髒汙、清理垃圾，打掃的時間將會促成你重大的發現」

在這個資訊氾濫、節奏快速的時代，我們思緒容易感到混亂、壓力山大，作者鼓勵我們透過打掃，活出禪的生活態度。把自己的生活回歸簡單，以清空心境，迎接生活真正的豐足。

「保持簡單，就能重拾原本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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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活用「資訊」的物種 － 《連結》

「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原因並不是像天真的資訊觀以為的那樣，能將資訊轉化為準確的地圖來呈現現實。相反的，智人之所以能成功，祕訣在於懂得運用資訊，把許多人連結起來。」

•資訊的作用：連結人類

這次，哈拉瑞講的主題是人類如何巧用「資訊」來連結所有人類，使其變得強大又脆弱。他說，很多人以為越多的資訊能帶來越多的知識，讓人更認識世界，但他認為，現實上的資訊沒太多是準確的，但無論如何，資訊都會連結形成網路。

「在人類開始說故事之前，現實只有兩種層次：客觀現實與主觀現實。」

而智人卻懂得透過講「故事」來創造第三個層次的現實：存在於主體間的現實 （Intersubjective reality)。主觀現實 （例如痛苦） 只存在於個人的心智之中，但主體間的現實 （像是法律、神祇、國家、企業、貨幣）則是存在於許多心智形成的連結裡。講得更具體一點，這樣的現實是存在於眾人彼此講述的故事之中。

智人在發明了故事之後，又加入了另一種新的連結：人對故事的連結。自此智人之間再要合作，不一定需要真的彼此認識，只需要都知道同一個故事便可。

•虛構的故事不等於謊言

人類政治制度都是以虛構故事做為基礎，講一個虛構故事不算說謊；說謊是指不但說了虛構故事，還假裝這是呈現現實。

雖然美國憲法並末揭露任何關於世界的既有事實與真理真相，但美國憲法也不算謊言。美國憲法的作者們沒有假裝這是來自天堂、或是受到某個神祗的啟發，反而大方承認這是一份想像出來的法律擬制 (legal fiction），而且作者並不是神，而是一群會犯錯的人類。

美國憲法可說是完全不同於那些不願承認自己出於虛構、還聲稱自己有著神聖起源的故事，例如〈十誡〉。與美國憲法不同的是，〈十誡〉並未提供任何修改機制。沒有什麼第十一誠提出「經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票，可修改誡命。

•承認自己的無知

科學與宗教的不同在於勇於追求「真理真相」（Truth)。信奉某本經典的宗教，會覺得他們已經取得了無懈可擊的知識來源。基督徒有《聖經》﹑穆斯林有《古蘭經》﹑印度教徒有《吠陀經》﹑佛教徒有《大藏經》。科學文化並沒有這樣的神聖經典，也從末宣稱某位科學家是絕不會犯錯的先知、聖人或天才。

因為願意承認各種在機構制度上的重大錯誤，也就讓科學的發展速度相對較快。只要現有證據證明合理，往往只要幾個世代，就能夠將原本的主流理論替換成新的理論。科學的自我修正機制強大，是因為科學機構制度不只是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與無知，甚至是會積極揭露錯誤與無知。

•民主和獨裁政體的兩種資訊網絡

「在羅馬帝國，條條大路通羅馬；在納粹德國，一切資訊流向柏林；在蘇聯，所有資訊匯聚到莫斯科」

獨裁資訊網絡的特點在於高度集中。這代表中心掌握著無限的權力，所以資訊往往是從地方流向中央，最重要的決策也都是在中央進行。獨裁資訊網絡也會認定中央是絕對正確的，所以並不歡迎對中央的決策有任何挑戰。

民主政體則是一個分散式的資訊網絡，並擁有強大的自我修正機制。我們仍會看到一個中心樞紐，由「政府」掌握民主政體最重要的行政權力，收集、儲存大量資訊。然而，民主政體還會有許多其他資訊管道，連接許多獨立的節點。無論是立法機構、政黨、法院、新聞界、企業、當地社群、非政府組織、又或是公民個人，都能夠自由地直接溝通。

民主政體的另一項重要特徵，在於相信人人都可能犯錯，因此雖然會賦予中央一些重大決策權，但同時也會保留一些能夠挑戰中央權威的強大機制。

「相較於當時大多數其他政體，美國這個新國家擁有更強大的自我修正機制。美國的開國元勳深受古羅馬的啟發，而他們也清楚知道，羅馬共和國最後成了一個專制帝國。他們擔心哪天某個美國凱撒，也會讓這個國家走上一樣的路，於是特地設計出許多層層疊疊的自我修正機制，形成所謂的制衡體系」

•人工智能出現的危和機

到了二十一世紀，政治上的主要分歧可能並不是民主政權與極權政權之間的分歧，而是人類與非人類行為者之間的分歧。而且很有可能，電腦這個成員會比人類更為強大。

因為AI的力量強大，哈拉瑞擔心若是缺乏強而有力的自我修正機制，AI 將有能力宣揚一些扭曲的世界觀，助長肆無忌憚的權力濫用。

「隨著網路愈來愈強大，自我修正機制也會愈來愈必要。如果只是某個石器時代的部落，就算無法看出並修正自己犯的錯，潛在損害也十分有限。大不了就是一座城市滅亡，倖存者另起爐灶。然而，如果是矽器時代的超級大國，卻完全沒有 、或只有薄弱的自我修正機制，危及的可能是整個人類物種與無數其他生命形式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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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源頭的追求者 － 《拿破崙》

「拿破崙不是理論家，而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抓住了法國大革命這個意外，將自己推到至高的權力」

拿破崙可謂歷史上其中一個最知名的名字。他的軍事能力能迅速席捲整個歐洲，對歐洲以至世界的影響力巨大，但難以想像的是，拿破崙實際上只執政了十五年。這本傳記的作者認為拿破崙是一位徹底的機會主義者。而拿破崙的一生，亦真的遇上到很多「剛剛好」的機遇，好讓拿破崙得以一次又一次地把握住。

「他其不像傭兵一樣需要一位雇主，也不像愛國主義者需要一個虛幻的理想，他要的是權力的源頭，好讓他奪取，以獲得更多的權力。所以他自問，最近的權力來源在哪裡呢？答案昭然若揭：法國」

拿破崙是科嘉西島人，而科嘉西島於拿破崙出生前一年剛好由意大利領土變成法國領土。因此拿破崙後來得以以法國人的身份掌控這個西歐大國，以發展其霸業。若拿破崙生而為意大利人，或許永遠無法遇上這種機遇。

又幸運地，拿破崙繼承了一點貴族血統，讓他受惠於科嘉西島領導人的贊助計劃，資助科嘉西貴族到法國本土讀書﹑讓拿破崙得以到接受上乘的法國軍校訓練，並成為軍官，一步一步地攀上權力之巔；拿破崙在軍中獲得一定地位和權力時，剛好遇上法國大革命，這讓他得以在混亂中發動霧月政變，一躍成為第一執政。他以憲政為開端，但溫和的改革路線在瞬間又轉為激進，正義之師變得殘暴，後來直接稱帝，其餘的便是歷史。

至少我們知道，拿破崙的野心，不是為了科嘉西島，也不是為了法國民族。他將整個法國變成實現自我野心的工具。

「速度是拿破崙方法的基本。他一方面運用速度來確保敵我之間的不對等，在對方完成部署和行動之前就率先出擊；另一方面也用速度來製造戰略上和戰術上的驚奇」 

拿破崙的軍隊訓練和部署就是為了進攻而生，拿破崙不會錯過任何讓其軍隊進攻的機會，進攻也是他的防守。他的最大目標就是要迅速地移動到一個位置上，以便與敵人進行一場大決鬥，殲滅敵軍﹑攻下首都，並主導和談的條件。

這種戰術，很依賴拿破崙擁有的幾個性格和能力特質：性格勇敢﹑過動﹑進取﹑缺乏耐性；能力上，拿破崙精於計算和閱讀地圖，他能夠迅速而精準地計算到軍隊行軍的時間﹑所需的彈藥和後勤補給，甚至是火炮的了發射角度；另一方面，當拿破崙稱帝獨裁後，他在法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此他可以不計傷亡，在戰爭中投入大量士兵參戰，就算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這本書偶爾提起拿破崙的死敵、英國的威靈頓公爵。威靈頓公爵的性格和用兵方式剛好與拿破崙相反。威靈頓公爵性格比拿破崙更沉著冷靜，在戰場上十分注重防衛。而書中亦引用威靈頓的一些書信，顯示他有候對拿破崙在法國的龐大權力而帶來的用兵自由十分羨慕。威靈頓公爵無法像拿破崙般草菅人命，在英國用兵都會受到多方制肘。

拿破崙的特質也是其失敗的關鍵。無法忍受等待的他，造就他成為偉大的將軍和改革家，推翻現有政府﹑建立新的憲法﹑行政體系，無人能及。但他亦缺乏長期經營的能力，因此拿破崙神話散播得快，也消逝的快。

拿破崙的故事就像一個傳奇。而實際上，拿破崙和希特拉同樣為世界帶來生靈塗炭，但拿破崙的波拿巴主義成為了一個神話，而希特拉的納粹主義卻臭名遠昭。也許拿破崙比起希特拉幸運的，是他的年代，人文主義仍未流行。拿破崙和希特拉的差別對待，或者也象徵了人類文明的一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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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玩遊戲，還是遊戲玩你？

「遊戲化」(Gamification)是世界的潮流。現在無論是學習﹑工作場所甚至是遊戲本身，都經歷遊戲化的過程。這本書的作者 Adrian Hon是一個設計嚴肅型遊戲的遊戲設計師，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大眾反思「遊戲化」的好壞及其本質上的意義。

通用遊戲化現象

通用遊戲化是近二十年的流行現象。作者對遊戲化的定義為「透過遊戲設計法則達成遊戲以外的目標」，例如點數、獎章、挑戰、等級﹑排行榜，或是較新的強制循環（Compulsion Loops) 和AI驅動的非玩家角色（NPC）等法則。而遊戲化的目標，則指想得到的人類需求或致力要達成的目標，例如教育、健康、科學、政治、交友、利益等等。

通用遊戲化的元素包括點數、排行榜、成就、進度條和挑戰系統等元素。作者認為通用遊戲化的盛行，取決於三個因素，包括 1. 通用遊戲化不需要複雜設計，只要決定你要讓使用者做甚麼； 2. 通用遊戲化限制並簡化數據內容，過濾到看似沒有偏差的「乾淨數據」，像是定位訊息、從表單中取得的結構數據等，藉以達到快速而即時的數據判讀； 3. 行為主義（behaviourism） 。

現在幾乎各大公司都會將工作遊戲化，這些企業嘗試透過軟性的獎懲方式，促進員工的工作效率。例如Uber 在司機收工前，會突然彈出訊息，表示經司機如果再接多一張單，就會有少許獎金；亞馬遜讓倉務員參與計分遊戲，鼓勵員工快速整理貨品，以獲得「獎勵」。員工並非享受這個「遊戲」，但為了生計，就算做到勞損也不能停下來。變成了另類剝削。

「你得要玩一場自己沒有參與設計的假遊戲，而遊戲的存在只是某種強加權力於你的形式，本質上就讓人感到沮喪」 

遊戲化本應為人們帶來歡樂，最後，卻被大企業用作操控員工和提升效率的手段。因為「遊戲化」已成為對員工的「懲罰機制」。這些獎懲制度唯一的好處是，它給了沒有方向的人一個目標和架構。最大的壞處則是這套體制是純粹的行為論，亦即把人類視為待操縱的機器人，而不是需要以理相待去啟發的個體。

「說到底，工作領域遊戲化搞錯了重點。工作不需要是好玩的。人們會去做各種困難挫折的事情，就算是出於義務去做一些惱人不開心的事情也一樣，像是臨終安寧照護、管理一班難以控制的小孩或是寫一本關於遊戲化的書。人們之所以做這些事情有很多原因：它讓人感到滿足。它是這些入的使命」

遊戲的遊戲化

近年連遊戲本身都有「遊戲化」的趨勢。最流行的便是電子遊戲的成就系統。無論是現在的Playstation 還是Xbox遊戲平台，甚至是遊戲裡面，都充斥著複雜的成就系統。玩家為了取得更多成就，須以更長時間遊戲玩遊戲，以及做著無數個重重覆覆的任務。電子遊戲的遊戲化也許成功地鼓勵玩家花更多時間在遊戲，但不一定真正讓玩家由心感受到樂趣。

作者提到一個遊戲界的異類 － 任天堂，在遊戲遊戲化的浪潮中依然特立獨行。雖然任天堂某些遊戲會也會加入遊戲化元素，但任天堂的大作一向較少被遊戲化。《薩爾達傳說：曠野之息》有時候被譽為史上最好的遊戲，其中沒有任何成就獎勵。遊戲中的地圖有大量地方﹑任務等著玩家去探索，不過只計是解開謎團就已經稱得上是種獎勵了。

威權的遊戲化

但「遊戲化」的趨勢，已涉及到更宏觀的議題 － 威權科技。亞馬遜、臉書、谷歌蘋果以及推特等﹑企業所營運的準公共設施（quasi-public utilities），累積了了巨大權力來監控數十億人的言論。這些科技巨頭提供了基礎技術來監察數十億人的言論和行為，甚至能夠控制資訊的傳播，以及讓人的言論消失，就算是美國總統也無法倖免。

「遊戲化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先進的行為控制形式，但更糟糕的是：一切變得更加無聊」

而現時政府開始透過這些威權技術，以「遊戲化」的方式進行嚴厲的監控。一個經典例子是中國的「社會信用評分制度」。中國各地曾做過不同的社會信用評分制度實驗，簡單來講，就是規範民眾的行為，透過微信監察市民的行為資料，不良行為會導致扣分，優良行為則以加分表彰。分數高低會影響市民能否以低息借貸，或者能否提高圖書借閱期限﹑公共交通優待，以及非緊急醫療服務的優先待遇。

「在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監視之下，我們被剝奪了成長機會，不再有機會培養自己的想法與感覺的能力，無從自律﹑自序﹑無法透過持續修煉自己的過程來調整並改善自我」

在人類發展上，這種遊戲化社會信用評分制度有機會讓人失去自律的能力。而在政治角度，尤其是西方的角度中，社會信用評分制度則是一種威權主義的極致。但其實在西方民主社會，其實也不乏這種遊戲化評分制度，不論是直接由政府實施或者利用像是醫療體系這種企業營運的私人服務來計算都有，經典例子是財務信用評分。

「唯有以金錢驅動的外在獎勵以及為了得到好評而創造遊戲化的動力都不在考慮範圍內的時候，才能真正做出有道德良心的遊戲化」

作者身為一個遊戲設計師，認為遊戲化本質上能帶給人不少好處，但他認為遊戲化應該以良好的動機，用在正確的地方，否則只會弄巧反拙。這並不代表遊戲化就得要捨棄所有外在動機。點數、獎章和排行榜還是能發揮作用，如果審慎運用，還能幫助人們克服學習曲線中向上攀升的坡度部分，只是我們也不應該助長此風，以免人們誤以為這些獎勵便是目標本身。

「遊戲化應該要培養的正是內在動機。僅透過監控和強制力帶來的強制性遊戲化更是只會帶來表面上的服從，而非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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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從前的「香港人」 － 《非我族裔》

雖說香港(曾經)是一個國際都市，但按《非我族裔》這本書的說法，自開埠以來，非華裔人口一直只佔約5%上下的人口。作者提到在十九世紀中晚期，香港的外籍人口領先鄰近城市，但自1910年代開始，上海追上香港從1910年代，香港有約1萬多名外籍人士居留，而上海的外國僑民人數已逾2萬人。到1930年代，香港的外籍族群增至約3萬，而上海的外僑達到6萬多人。上海為當時亞洲的國際貿易樞紐，香港則是一個後勤基地

因此讓香港變得國際化的原因，並非像種族大熔爐般的多元人口組成，而是因為香港的殖民地背景，香港的非華裔僑民在政治和經濟影響力甚大，令香港文化變得多元。《非我族裔》的主題就是探討戰前香港外籍族群的處境及其對香港的影響。

《非我族裔》簡述了英﹑葡﹑法﹑德﹑美俄等歐洲人，以及日本﹑南亞裔猶太人和其他種族的人來到香港的故事和對香港所作的影響。首先作者簡單歸納出外籍族群到港的目的：經商﹑尋找工作﹑傳教和逃難。很值得細味的，是每個種族的人口都別有特色，也有份塑造「香港」的面貌。

「英國政府以武力侵奪香港的主要動機，是為英國商人可以在英國管治及法律保護下從事自由貿易，開拓中國市場」

關於在港的英國人，大家都相當熟悉。英國作為開拓香港的殖民者，在戰前是香港最大的外籍族群。在港英國人擁有大量的身份，但其中最多的是殖民地官員﹑商人和軍人。英國人的特質是流動性強，通常只隨政府指派或隨軍在香港工作幾年，便會回到英國或到其他地方生活，因此會在香港落地生根的英國人少之又少。

「香港的英國商行大致可分為兩類，在香港開埠前已在廣州創辦營商，開埠後搬到香港來的，如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及仁記洋行等；也有開埠後在此創業的如德忌利士輪船公司、連卡佛洋行、屈臣氏洋行及太古洋行等。」

落地生根的英國人雖少，但卻有不少香港的英國公司自開垾早期已存在香港，到現在仍一直札根香港，以上不少洋行的名字自今仍耳熟能詳。

「作為一個在亞洲居留逾五百年的族群，葡人語言及生活文化的影響隨處可見。今天常用的英文中有很多與東方或亞洲有關的詞彙和地名，如sampan, typhoon, coolie, amah, Canton 等，都是葡人採納了，然後英文從葡文借用的；也有如compradore 和praya等詞彙乃吸納自葡文」

香港葡人是一群在熱帶地區定居下來並已完全適應並融入當地環境的歐洲社群。葡人操一種特別的方言，它糅合了葡語、馬來語、日本語、粵語及興都斯坦語。

香港開埠之初，不少葡人因香港的商機而由澳門到香港從商或工作。後來澳門政治局勢不穩，更促進了不少葡人從澳門逃到香港。因為語言優勢，他們能同時與歐洲人和華人溝通，因此不少葡人獲得不少工作機會。

「在德意志未立國前，香港的德裔人士沒有國家的觀念，民族意識不強，純粹在商言商，廣被香港的英國人接受，關係良好」

今日香港所受到德國的影響力較少，但曾經香港也聚集不少德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香港的歐美社群中，德語族群人口在英國人及葡萄牙人之後。經濟實力則與英國人不遑多讓。但當普魯士先後擊敗列強，統一日耳曼地區，成立德意志帝國後，國家民族主義抬頭，銳意擴張勢力，逐漸對英帝國的霸主地位構成威脅，一戰時，英國開始充公德國人在港的資產，自此德國在港的影響力大減。

「香港開埠之際，印度人已是殖民地政府公務員團隊的一分子。最早踏足並且見證香港割讓的印度士兵。通曉英語的印度人，亦受聘於郵務、醫療、教育等政府部門。」 

戰前居港已有不少印度和南亞人居住。主要原因是當時英國政府對華人的信任度低，因此從英屬印度調配不少人手來港當上公職。英屬印度擁有大量不同種族的人口。英國為了牽制各勢力，調配各個種族的人到香港，例如孟買人、錫克族人、信德族人和鄰近的尼泊爾人（啹喀）。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印度或南亞人藉香港成為英殖民地的機遇，闖一番事業，甚至吸引到一些如巴斯族的印度的少數族裔到香港。著名的巴斯人有麼地和律敦治。

「香港開埠之初曾經是明治政府認識西方管治和城市建設的窗口，加上二十世紀初英國與日本締結友好聯盟，令居港日人數目不斷增加」

戰前，日本已在香港成立不少分公司，可惜這些戰前來港的日本公司大部份因二戰前夕英、日關係惡化而消失。另外，當時也有不少日本人在港從事飲食業和妓業，服務在港工作的日本職員。

「殖民地政府而言，混血兒的出現絕非光彩的事情。英國在殖民地素來奉行種族隔離政策，藉此維護其統治權威和民族優越感。早期殖民政府實行華洋分治，嚴防兩者混雜，劃分居住地之餘，更反對通婚」

歐亞混血兒在戰前是特別的群體，但他們的生活並不必然優越舒適。他們的歐裔父親不少在他們出生後便離開香港，有些會留下資產予混血兒的華裔母親，有些卻讓他們自生自滅。歐亞混血兒在當時面對的尷尬處境是，英國政府當他們為華人，對他們並不信任，但華人卻當他們為歐洲人一份子。

「1897年起，港府的人口統計新增了「Eurasian」一項；1900年代，歐亞混血兒的數目有200多人，但到1911年只餘下42人。他們並非離開香港，而是認同及選擇了中國人的身份所致」

後來大部分混血兒以「華人」作為身份認同。何東便是一個經典例子。話雖如此，他仍會為其子女選擇更西式的學校受教育。

書中還講述更多其他如法、美、猶太族裔在港的故事。戰前、戰後的香港彷如兩個維度。戰後的香港，華人影響力開始提升，英、美以外的非華裔族群對香港的影響力也開始退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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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戰爭不只有「香港保衛戰」，因為香港曾是一座《東方堡壘》

研究或書寫香港發生過的戰役的書籍不少，而《東方堡壘》是較少數地縱觀地研究以軍事角度研究香港從開埠到70年代的歷史。《東方堡壘》除了集中研究香港內部的軍事防務外，亦同時研究19到20世紀的香港在整個英帝國戰略部署的角色。

「香港初期並不是一個成功的商港，它是英國在東亞的軍事前哨，是英國向亞太地區展開軍事行動的起點、補給點和後勤基地，故此不得不加以保護」

英國剛取得香港作為殖民地時，英國內部爭議不斷。不少人認為香港島只是個多山少地的不毛之地，且氣候濕熱，英國人難以適應。在當時的商業角度上，香港並無可取之處。不過在軍事和海事角度中，香港的地理位置處於華南的咽喉位置，對英國在亞洲的防衛和航運，甚至對約束中國有頗大作用。而香港隨著時間過去，也慢慢地有所發展。在短短二十年間，香港的軍事設施水準也追得上英國本土。

「1841-1861年間，英國在華南擁有絕對制海權，陸軍面對唯一可派兵威脅香港的清帝國亦佔優勢。英國在當時的力量投射（Powerprojection）能力可謂空前絕後，除佔有新加坡與香港等地外，更可輕易派兵前往華北甚至日本。香港是英國在此期間得以把軍事力量投射至東北亞和日本的重要跳板」

英國佔領香港時正值其國力巔峰，海軍尤其無可匹敵。因此英國對於香港殖民地安全未有太多憂慮，防衛政策主張以皇家海軍保住制海權，並不重視陸上防務。此政策就算至1860年英國取得九龍半島後，開始與中國有陸地國界的情況下仍然持續。直至英國租借新界，在中國大陸取得較大片土地，才令英國不得不思考香港的陸上防衛。

1880年代以後，帝國主義風潮急速澎漲，各列國不斷擴張勢力，英國在亞洲殖民勢力再非一枝獨秀，在亞洲開始面對四方八面的威脅，例如法國在中南半島獲得大片殖民地；俄國在中國取得旅順不凍港；日本作為新興列國也開始擴張勢力。英國開始重新關注香港的防衛部署，包括在海岸﹑山嶺設置炮臺協助海軍防守，並開始討論陸上防衛。

1901年的《防衛計劃》提到九龍山脊對於防衛香港的危與機，並建議應在九龍山脊建立防線。這是英國多年討論香港防衛中，首次提到建立香港陸上防線：

「(九龍山脊和九龍半島）就像喜瑪拉瓦山脈與印度半島的縮小版⋯⋯除非我們搶先防守，（山脊）給予從大陸（新界）登陸的敵軍一個非常強固的據點。站穩腳跟後，敵軍即可運送重砲至山上，危及香港島⋯⋯」

在一戰至二戰開打前的幾十年，國際形勢急速轉變，英帝國雖然國力仍然強大，但已被一戰重創。加上其他國家如日本的崛起，令英國不得不重新計劃其亞洲殖民地的防務政策和期望。英日同盟結束後，英國開始視日本為假想敵，香港防衛的計劃有一大部份是透過想像日本侵略香港而作出部署。

「1920-1939年間，英、日由盟友變為潛在敵人，加上在全球同時面對數個強敵而只有有限的資源，英國軍事計劃者難以滿足香港的防務需要。香港由港督軒尼詩所指的『東方堡壘』，變成1930年代未期的『孤獨前哨』。這個轉變，顯示英國國防計劃者們對帝國能否再有力地在有限的資源限制下顧全其全球利益的信心日減」 

進入193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再次惡化，英國政府認為香港已在「日軍有效作戰」範圍內，香港赫然處於前線。1939年二戰歐洲戰線開打後，英國對香港防衛目標轉為悲觀。英國開始只將香港定位成「前哨」，透過新界和九龍減慢日軍的攻擊，死守香港島，以保障英國的聲譽，期望在香港島被攻陷之前能夠削弱日軍南下的軍力。香港再次建立更多防務，其中一項便是建立「醉酒灣防線」。

時任港督羅富國更主張在敵軍入侵時直接棄守香港。他認為當時的香港已無險可守，勉強抵抗只會造成大量平民傷亡。而且放棄香港，投入更多資源到其他殖民地反而有利英帝國在亞洲的防衛力量。但當時的駐港司令賈乃錫卻認為英國應增兵守住香港，並在卸任後花不少功夫在加拿大和其他場合中遊說增兵香港。

邱吉爾一直不認同在歐洲戰線失利的情況下仍增兵香港，主張保留更多兵力在亞洲其他殖民地。這個情況直至美國於1941年改變放棄菲律賓的戰略，並大量派兵至菲律賓而有所轉變。美國在亞洲戰線的參與度增加，令英國對防守香港和其他亞洲殖民地重拾信心，最終同意加拿大增兵防衛香港。增兵與否，直至現在也是一個大爭議。最終香港抵抗了日軍18日，比起當日英國預計防守130日落差甚大。但在日本的角度，他們亦未有預計須以18日的時間才能攻陷香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帝國解體，其全球駐軍亦不斷收縮，直至1997年撤出香港為止。香港位於冷戰最前線，英國政府雖然希望削減駐軍，但仍在1990年代以前維持一定數量的海陸軍，一方面為維持境內治安，另一方面以維繫本地居民的信心。冷戰期間，為保護香港，英國拉攏美國協防，最後於1950—1960年間成功使美國決定協助英國防守」

二戰後的英國國力衰退，加上中國大陸換上了共產政權。英國深知已無力抵抗中國，駐軍最大目的為維持治安和維繫居民信心。而英國對香港的政策一直模菱兩可，不願參與太多香港的事務。轉淚點在於韓戰爆發後，香港成為美軍的一個重要補給港，自此美國對香港的興趣大大提升，將香港納入其軍事活動的範圍內。

香港被人討論得最多的都是其經濟和文化發展。這本書讓我們以一個較少有的角度去認識香港。

[funkylily]

一個拳手的強弱，應該依什麼準則來判定？ － 《死角》

今次讀《死角》的第一部，讀到最後一頁才發現讀者知道結局是一種「未完待續」，像看漫畫或連載小說的感覺。看來需要讀畢第二部才讀到故事完整性。

作者強調，《死角》是一部圖文小說，書中的圖畫也是講故事的重要部份。主角歐陽駿在登場前，已是一位七戰七勝的拳擊手，風頭一時無兩，所屬拳館已為他安排到半年後挑戰菲律賓拳王Aflerdo。但他在一間熟悉的小拳館裡面，除了多年好友李承東替他高興外，其他人卻對他不屑一顧。因為歐陽駿在拳手眼中，他今日的成就也只是堆砌出來。

「一個拳手的強弱，應該依什麼準則來判定？」 「力量﹑速度﹑反應﹑距離感」

在拳擊的世界中，要勝出比賽，擁有拳擊實力當然重要，但書中講出了職業拳手之能夠勝出比賽，也牽涉到拳館和教練為了拳手出賽在背後作出更複雜的部署。除了戰術設計和訓練計劃外，如何選擇下一賽事的對手﹑探測對手不為人之的弱點 (若對手沒有弱點，就在比賽開始前「製造」弱點)等操作，也是令一位拳手能夠勝出比賽 和刷數字的方式。

「現代拳擊跟其他體育項目一樣，說穿了，都是商業活動，靠金錢維繫而不斷運作下去」

《死角》的故事講出了拳擊，甚至是現代體育的本質，都是向錢看。輸贏都是賺錢與否的手段。歐陽駿的教練魯堅是一位出色但不擇手段的教練，同時擁有出色的商業眼光。因為他在歐陽駿七戰七勝，即將迎戰拳王﹑全香港人熱切期待歐陽駿更上一層樓之時，私下與其他拳館交易，趁歐陽駿處於最值錢的時間，將歐陽駿賣給其他拳館。

「我們身為教練，發掘及培育拳手，然後把他們送上擂台，其實就像推出新股上市」

歐陽駿在得知自己被商品般售出後，感到被出賣，也開始有了存在危機。他發現自己一直活在拳館和教練管理下的溫室。為了證明自己擁有真正的實力，他決定去打黑市拳賽。但沒有了拳館和教練的指導和保護，究竟歐陽駿真正的實力有幾高？

《死角》讓不熟悉拳賽如我的讀者增加了對職業拳擊的認識。除了基本資料和術語外，更令人深刻的是拳賽行業的運作和生態。讓我們知道一個拳手的強弱，並不是三言兩語講得到。

《死角》小說的前身是漫畫家曹志豪的同名漫畫作品。早年作者因減肥而開始打拳，剛好成為他師父的最後一位徒弟。不久之後，他的師父便轉型為職業拳手，成為一代傳奇。作者的師父，就是曹星如。

 《死角》為香港少有的拳擊主題小說，除了熱血和愛情外，也道出了一些現代拳賽的黑暗面。但整體故事的人物描寫和情節設計得較表面，若花更多篇幅在故事的細節位，應會更引人入勝。

[funkylily]

那個曾經奉行「有效管治」的香港政府－ 《管治香港》

《管治香港》於2012年出版，作者李彭廣認為97年前的香港政府管治方式一直認為行之有效，甚至為人讚賞。但在回歸後，香港的政府的管治表現以及政務官的能力令人失望。因此作者翻查英國解密檔案，希望更深入了解港英政府當年的管治方式的奧秘。

「殖民地政府是外來政權，管治團隊和政府高層人員都是由英國官員包辦，先天缺乏當地人民的認受，因此殖民地管治是帶有政治原罪的。就是因為有這個政治原罪，英國政府是深知殖民管治的脆弱性」

作者指出當時英國人深感身為「殖民者」，管治香港的正當性薄弱，因此必須謹慎作每個決策，惹起民憤，因英國擔心的不只是人民反抗，更是冷戰時期的中共借機攻擊。

因此，在六、七年代，英國對管治香港採取兩大方針：

第一是在不改變英國主政的格局下，增加被治精英的參與和認同，透過吸納在地的社會和經濟精英，擔任殖民地政治建制的職位，從而為殖民管治和政府施政取得有限但必須的制度性支持，在幾乎未有任何民主選舉之前，殖民地委任制度和授勳制度便是吸納「社會代表」的機制；

第二是對總督言行的規範，及對官員廉潔的要求，藉此維持社會默許其管治。例如官員收取禮物，港、英也需多次書信往來，參考案例以決定如何處理。這方針在廉政公署成立時已有跡可尋，例如作者引用戴麟趾離任港督前，在收取禮物與倫敦政府一連串的交涉，認真研究禮物的處理。

「英國政府不可能事無大小都向總督發出指示，因為這樣做既不可能，也無效率，不利殖民地的有效管治。因此，英國便發展出『在地的總督握有殖民地管治的最後決定權』(the man on the spot should be left with the last word)﹐這一原則」 

雖然倫敦政府會向港英政府提出政策建議和在重大戰略目標上進行干涉，但畢竟港督也是英女皇的代表，亦是負起實際管治香港的政府首長，因此英國政府和港英政府雙方有一個權力關係慣例：倫敦政府對港督有任免權，但港督對香港事務應負起權力和責任，因而擁有一定管治自主權，能夠為殖民地作出最後決定。

書中舉出麥理浩當年與倫敦政府出現矛盾的例子，雙方分別在港督權限和香港本土政策上作出交涉。而另一位港督戴麟趾也曾為英國政府過份干涉香港事務而去倫敦表達不滿。因為在兩位港督而言，港督的責任應是將關注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放在達成英國政府願望的前面。

「對於英國政府而言，在開發殖民地的經濟潛能，以及管治與英國文化差異那麼大的眾多殖民地的壓力下，對殖民地的各方面認識和研究便有了實用的價值。在『知識是任何穩當發展的唯一堅實基礎』（Knowledge is the only sure basis for any sound development）的認知下，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研究便慢慢建立起來。」

港英政府的管治質素與英國對殖民地研究嚴謹息息相關。英國管理殖民地的經驗首屈一指，深晤對殖民地進行研究的重要性。英國在二次大戰前夕，開始改變不積極發展武民地的政策。為殖民地發展進行研究的經費由1929至1941年平均每年5萬鎊，在1955至1960年躍升至平均每年160萬鎊。

在政策和人材支援方面，英國政府各部門亦會為港英政府提供政策研究的支援及建議，也會借調英國官員到港英政府，以填補香港特定人材的缺少。這些因素也部份解答到為何回歸前三十年的港英政府能夠獲得足夠的人材，發揮「有效管治」。而作者則提出，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在推行管治系統的重溝和更新工程，未能抵消英國撤出香港帶來的空洞化影響。

書中另一個有趣之處，是揭示當年麥理浩大幅度改革香港民生的目的，除了是穩定和提升香港社會外，也是希望透過在短時間內把香港各方面的發展遠遠拋離中國內地的水平，在六七暴動後重新凝聚香港各階層，以及為英國創造與中國討價還價的戰略目標。

英國殖民地部政務次官（Parliamentary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懷特夫人（MIs Eirene White）於1966年1月4日至11日訪問香港後，對香港政治形勢提交報告，其中一些有趣內容包括：

「香港人常被認為是政治冷漠，只要政府是有效的，他們會對現存的事物感到非常滿意。香港有些要求『自治』（“self-government”）的小規模團體，但據她所知，就沒有要求『獨立』（“independence”）的」

「香港在當時和可能繼續是由一群少數外籍官員所管治，但被他們管治的人並不是文化低落的，而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工業和商業社會中，在某些地方比英國人更有文化修養的人群。有約98%的人口是華人，但官方語言是英語。她明確認為，有些人是可以對社會有更多的貢獻，但礙於未能掌握英語的關係而受到限制」

《管治香港》以小篇幅簡介港英政府的管治理念和特色，花更大篇幅引用解密檔案案例予讀者參考，只作簡短評價作為一本於2012年出版的書來講，可說算寫得十分「客氣」。

[funkylily]

以長跑探討人生的成長小說 －《強風吹拂》

2006年出版的《強風吹拂》是一部典型的日式青春勵志小說。買了這本書好幾年，卻因書的厚度而遲遲未翻開細閱。最近開始跑步，便想看看這本書了。

《強風吹拂》講述幾位就讀寬政大學的學生，逐一被學長清瀨邀請到一間破舊但租金便宜的宿舍「青竹莊」寄宿，並由清瀨每日為大家料理晚餐。某日，他們卻突然被清瀨強迫以晉身「箱根驛傳」比賽為目標，望行持久的長跑訓練。

這班臨時拉夫的學生在沒有長跑經驗，而且缺乏學院的協助下，全憑自身努力挑戰大學長跑盛事「箱根驛傳」，與關東的傳統名校，還有與他們同樣歷經多次預賽晉身這項頂級賽事的所有跑手較量一番。

「箱根驛傳的大門永遠對關東地區的所有大學敞開，跟同樣具有歷史傳統的「六大學棒聯」完全不同。箱根驛傳不會只允許特定的學校參加，即使是新成立的大學，他們的學生也享有同等的參賽機會」 

三浦紫苑寫這本書之前，花了好幾年作資料搜集，尤其是關於跑步和「箱根驛傳」的背景。每年一度的「箱根驛傳」是關東的盛事，由20隊大學長跑隊派出十位選手落場，分兩日來回東京至箱根，全程200多公里。作為香港人，真難以想像一項學界賽事能有如此規模，並會有大量新聞價值，傳媒會在賽前採訪和報導，賽事更有電視直播，而賽道附近的居民也會觀賞和打氣。

雖然《強風吹拂》是一部長跑為主題的小說，但作者三浦紫苑巧妙地以十個主角，訴說一個集生命、友誼﹑家庭、愛情、夢想、挫折和遺憾的成長故事，以跑步作為媒介去探討人生。

「阿走。你聽好，過去和風評都是死的，但你是活的；不要被他們影響，不要回頭。你要變得比現在更強。」 

阿走是天生的跑手，閒時沒事便會跑步。跑步對他來說與比賽﹑勝負無關，純粹地享受跑步時破風的感覺。他在高中時也是田徑隊一員，卻因與教練爭執，最後令整隊田徑隊無法參賽，而所有隊員都一樣痛恨他，他也活在內疚的陰影下。自此阿走不再參加跑步比賽，直至偶然遇到清瀨。

當我知道自己的腳受傷﹑沒辦法再像以前那樣跑步時，我感覺自己被背叛了；把一切奉獻給跑步，它卻背叛了我。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今跑步以更美麗的姿態復甦了」

出生於跑步世家的清瀨由小到大的目標不是跑步就是跑步。高中時因為過度訓練導致腳骨骨折。經歷艱苦的康復治療後才能重新跑步。但他先知，他再也沒有跑出以往的水平。但他沒有放棄跑步。他沒有勉強要求自己成為跑步冠軍，也放棄到一間長跑十分有夠的大學就讀。他決定到一間毫無長跑發展的寬政大學，組成一隊雜牌軍挑戰其他傳統長跑大學。

「光跑得快，是沒辦法在長跑中脫穎而出的。天候﹑場地﹑比賽的發展﹑體能，還有自己的精神狀態 － 長跑選手需要的，是真正的『強』」

作者筆下的跑步，並非只有快與慢，而是一個鍛鍊身心，令自己變得堅強，甚至是尋找意義的運動。書中不時提到「跑步的意義」和「跑步的真諦」。當然作者沒有明確指出答案，而小說的每位人物對此也各有想法。但「跑步的意義」就像人生的意義一樣，沒有標準答案，而是一個不斷追尋的過程。

「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真，其實是一種傲慢。田徑的世界沒有那麼天真，但是，目標也不只有一個」

跑步，以至任何運動，甚至是生命本身，都沒有保證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回事。世上很多事實也不盡人意，為人製造了許多遺憾。但我們能學習的，是如何為自己尋找更多微小的生命目標，同時讓自己學習接受渴望卻沒有發生的事情。

「跑步的目的，當然是要取得勝利，但勝利其實有許多種形式。所謂的勝利，不單是指在所有參賽者中跑出最好的成績。就像人活在這世上，怎樣才算『人生勝利組』，也沒有明確的定義」

參加跑步比賽不可以忘記爭勝的決心。但同時間，跑步比賽不只是賽事的輸嬴，當中也可用不同的心態和角度看待這運動，最重要的，是跑步這運動也能引發人思考自己想過怎樣的人生。

讀《強風吹拂》時，就好像陪伴十位寬政大學學一起奮鬥成長，而作為讀者，也伴隨著他們的成長而獲得一點生活上的啟發。《強風吹拂》教曉我們時刻抱持爭勝的心，為目標奮鬥的同時，不要被單純的輸嬴，或者是社會教你的所謂「好」與「壞」所蒙蔽，最重要的是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跑步路徑，為著真正重要的目標而前進。

[funkylily]

《人類存在的意義》－ 以生物學了解人類的本質

書名看來像一部哲學書籍《人類存在的意義》，其實是一本由生物學家所寫的書籍，探討人類得以變成今日模樣的原因和講解箇中值得我們參考的奧妙。

作者表示，人類的意義「意義」有兩種意思，包括：

背後有一個「規劃者」存在。個體﹑過程或事物的存在，是這位規劃者製造的結果。每個人來到世上也有其目的。無論全體或個人的存在都有其意義。

意義源自歷史上的偶然事件。一切都是各種自然因果關係層層交疊作用的結果。歷史是根據宇宙的通則來發展。每一個事件都是隨機發生的，卻會改變後來事件發生的機率。

而作者於此書則討論第二種人類存在的「意義」。作者認為人類的出現完全與外力無關，完全是演化過程中一連串事件所累積而成的結果。

「人類一直充滿矛盾，不停在自私邪惡和無私利他之間遊走。也因為這種矛盾，成就人類今日的發展。」

作者認為促使人類演化出高等社會行為的主因是個體的「多層次擇汰」(multilevel selection)。這理論認為「自然擇汰」分成兩個層次運作：一個是個體澤汰，即個體在和同一群體的其他成員競爭﹑合作的過程中發生擇汰的現象；另一個則是群體擇汰，也就是一個群體和其他群體在競爭﹑合作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現象。當不同的群體之間發生暴力衝突，或者為了尋找其得到新的資源而相互競爭時，就有可能發生「群體擇汰」。

在「群體擇汰」中生存下來的群體成員合作能力都比較高。因此，生存下來的人一般都擁有善於解讀他人的意圖，以及有想要隸屬某個團體的強烈本能。「群體擇汰」會助長人類的利他和道德意識。其中一個特性，是人類「真社會性」(eusociality)的出現。其成員會與不同的世代共同照顧幼體，而成員之間會分工，由某些成員放棄自身繁殖機會╴以增進其他成員繁殖成功的機率。 

之所以演化出人類，是因為他們的有與人溝通﹑辨識﹑評估他人並與他人連結﹑合作和競爭的傾向，也因此喜歡隸屬於某個團體之中。這樣的去會互動有利於他們的演化。他們的社會智能在經過群體擇汰後不斷增強。現代人喜歡八卦新聞﹑崇拜名人及觀看體育賽事等行為，都是源於這種生存本能。

另一方面，「個體擇汰」是一種自私基因，這種擇汰顯現在個人在群體中與其他個人作出競爭，他們做出利己的決定，以提高個人或近親的生存率。而這些行為並不建基於對最大化群體的利益。

除了人類之外，今日見到的蟻也是「群體擇汰」遊戲贏家，蟻透過精密的分工和自我犧牲換取較高的生存率。但人類與蟻的不同之處，在於現今的人類不只遺傳了群體擇汰所要的基因，同時也是「個體擇汰」中的生還者。

「人類內心永遠存在的善﹑惡衝突，並非上帝用來考驗人性的手段，也不是撒旦的陰謀，而只是自然演變的結果。」 

「人類的腦子渴望宗教，而宗教也因人腦而存在。在信徒生命中的清醒時刻，宗教信仰分分秒秒扮演著多著角色，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滋養他們的心靈」

作者在書中亦有探討「宗教」的話題，當然，他是以一個生物學的角度去了解。以生物學角度，「宗教」讓人類有一道橋樑，讓他們死後，靈魂仍能有平安﹑永恆的生命。而且在人類面對痛苦時，宗教能有撫慰人心﹑助人渡過難關的作用。

可惜作者認為宗教同時為人類製造大量不必要的苦難。例如宗教妨礙到人理解現實，使得大量社會問題沒有有效地解決。另外，一部份人信仰宗教是源於人類另一個本能 － 「部族意識」(tribalism)。人們渴望隸屬於一個群體，但不同的宗教和派系卻會因部族不同，產生無窮無盡的紛爭。

「毫無疑問地，盲目的信仰會帶來一些好處。它會讓一個群體更多團結，使其成員得到撫慰，並發揚善心和守法精神。然而人們之所以會擁抱盲目的信仰，最根本的原因並非他們受到聖靈感召，而是他們渴望被接納，謀求群體福祉﹑捍衛群體地盤乃是人的生物本能，與鬼神無關。」

這本書有點像一部「生物學」界的存在主義書籍。這本書讓讀者更認識到人類通過怎樣的演化讓我們跟其他動物顯得不一樣，而且認為人類的存在並沒有既定的「意義」，一切都是偶然發生的，因此人類無需靠外力得到意義，而是能夠以自身的力量定義自己。

[funkylily]

也許自我毀滅才是答案 － 《Fight Club》

「We don't have a great war in our generation, or a great depression, but we do, we have a great war of the spirit. We have a great revolution against the culture. The great depression is our lives. We have a spiritual depression.」

由大衛芬奇執導的《Fight Club》電影，影響力由上映二十多年後的今日仍然龐大。而Chuck Palahniuk寫的原著小說對一部份讀者來說則如「聖經」般的存在，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Fight Club》透過一個成長缺乏父愛﹑生活平凡﹑患有解離性身分疾患的主角「敘事者」的故事，帶出虛無主義﹑消費主義﹑男子氣概﹑暴力與真實等等的議題。

消費主義的無縫入侵

「And I wasn't the only slave to my nesting instinct. The people I know who used to sit in the bathroom with pornography, now they sit in the bathroom with their IKEA furniture catalogue.」

《Fight Club》表達出現代人無時無刻浸淫在各式各樣的廣告中，激發起好像沒有意識卻又無止境的物慾，讓他們每日勞勞碌碌為大企業打工而獲得的工資投放到大企業中，換來一堆堆沒有性格也沒有需要的商品，導致精神匱乏。

 「The things you used to own, now they own you.」

現代生活與精神健康

「This is how it is with insomnia. Everything is so far away, a copy of a copy of a copy. The insomnia distance of everything, you can't touch anything and nothing can touch you.」 

主角是在一間企業當汽車回收員，工作穩定但沉悶，所有工作已有既定程序，無需個人意志。因工作需要，他經常需要坐飛機到各地公幹，因不停轉移時區，主角經常感疲累，認為自己受長期失眠困擾。

「Bob loves me because he thinks my testicles were removed, too.」 

主角參加各類互助小組，假扮自己有不同的疾病，透過與組員一同共哭，他的「失眠」得以抒緩。直到他在多於一個小組中遇到同一個人 － Marla，他的謊言被揭穿，「失眠」重臨。

虛無的現代生活

「On a long enough time line, the survival rate for everyone will drop to zero.」

除非你擁有宗教或某些信仰，否則人生本來就是虛無，每分每秒都是你生命的倒數。現代人的生活，似乎又比我們的祖先更虛無。現代生活充斥著規範和程序，每個人的獨特性變得更少。同時間，人類的生活越來越安全，過於安全﹑平穩的生活，反而令人更加失去生命的熱情﹑意義和靈魂。

「You are not special. You’re not a beautiful and unique snowflake. You’re the same decaying organic matter as everything else. We’re all part of the same compost heap.」

以暴力和傷楚對抗生命的虛無

直到有一日，主角遇上Tyler Durden，改變了他日日如是﹑「失眠」又枯燥的生活。大概Tyler是個有反社會人格的大男人，

「Maybe self-improvement isn't the answer. Maybe self-destruction is the answer.」

主角嘗試做一個正常人，一個對社會有建設性的人。但這種良好態度並未為主角帶來快樂，生活只有時而麻目﹑虛無，甚至是痛苦。Tyler則是他的相反。他不受規矩，甚至喜愛破壞規矩。他沒有穩定的職業。他在酒店當侍應會小便到餐飲中；他會在醫療廢物場偷取人體脂肪製作手工梘出售。

「The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n’t talk about fight club」

Tyler的最大「成就」，是與主角成立了搏擊會。搏擊會是一個秘密組織，讓男人聚首一堂，赤手空拳、單對單，作最純粹、最沒有保留的較量。在搏擊會外，你不說一句任何關於搏擊會的東西。搏擊會只存在於搏擊會開始的那幾個鐘內。

「Nothing was solved when the fight was over, but nothing mattered.」 

搏擊會無法解決任何問題，但力量、痛楚和自我摧毀讓人找回生活的感覺和精神，還有生活的一些真實感。

「Fight club is not football on television. You aren't watching a bunch of men men you don't know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beating on each live by satellite with a two-minute delay, commercials pitching beer every ten minutes, and a pause now for a station identification. After you've been to fight club, watching football on television is watching pornography when you could be having great sex.」

博擊會開始出現在世界各地。世界百多個城市都有搏擊會的出現，成為失去靈魂的現代男士的救贖。Tyler 成為這些秘密組織的精神領袖。

Tyler 決定開展他的另一個計劃 － Project Mayhem，一個重振男子氣概，還有對消費主義報復的計劃。計劃參與者先要威嚇街頭的男子放棄他的沉悶工作，追尋自己的理想。之後就要就要對不同美國企業執行整蠱行動。最終目標是要為這個「井井有條」的社會製造混亂，重建人類社會。

事情越來越失控，主角開始跟不上事情的發展並為計劃所造成的破壞感到恐懼。在了解到底發生甚麼事的經過下，主角赫然發現，Tyler原來是他體內的另一個人格 ......

《Fight Club》之所以是經典，也許是因為每個現代人心裡都有一位Tyler。

[funkylily]

意外記載到歷史上的平凡人物 － 《胡若望的疑問》

「胡若望最令人驚奇的一點，也許就在於我們竟然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

這是史景遷在書上寫的第一句。「胡若望」本來並非甚麼歷史名人，但在充滿偶然的命運下，這個名字留在了一些歷史檔案中。

這本書的內容，主要來自當時帶胡若望到法國的耶穌會神父傅聖澤 (Jean-François Foucquet所寫的《真實敘述》(Récit Fidèle)，詳述當時與胡若望的關係和經歷。這份文件分別存在梵蒂岡圖書館﹑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外交部檔案館，而且三個版本的內容也有多有少。梵蒂岡還收藏了一份僅存胡若望的親筆信，是他以中文寫給傅聖澤的信件。另外，中國保存了一份由廣州官員呈交皇帝的機密奏摺，詳細記載了胡若望到歐洲所搭的法國艦隊的狀況。最後，史景遷還找到一份巴黎警察和夏宏通(Charenton)精神病院記載到胡若望在歐洲的日子的文件。史景遷幾乎僅憑以上的資料，便寫成《胡若望的疑問》這部小品。

胡若望是一位出生於廣州的江西人。他的妻子而離世，留下他的母親和兒子。傅聖澤挑選胡若望作為助手，同行到法國的原因，除因為胡若望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外，或能寫一手工整的筆跡，協助謄寫各種紀錄。

一九 二二年一月五日，幾經波折胡若望和傅聖澤登上孔蒂親王號，還帶著十一箱中文書上船，在嚴寒的天氣下啟程到法國。只是，這趟旅程幾乎遇上了所有能夠發生的問題。首先胡若望在船途中暈船浪不停，痛苦欲絕。另外，因風力和風向問題，船的航行速度特別慢，更在途中與船隊其他船失散。更不幸的是船駛至大西洋時，錯過了聖海倫拿島作補給，而因風向問題，他們只好放棄往歐洲，先穿過大西洋到巴西的萬聖灣補給。誰知中途遇上葡萄牙艦隊誤認為海盜船而受襲。

在途中，胡若望的行為已跟其他船員格格不入。而在巴西港口再次出發時，傅聖澤已發現他的精神狀況顯得異常，例如會突然拿起刀獨個揮舞不停，作息也變得越來越孤癖。同時間，大量船員因補給不足，患上壞血病而死亡。尚未到達歐洲，胡若望似乎已患上了某種精神病。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經歷差不多八個月時間，孔蒂親王號終於到達法國聖路易港。傅聖澤滿心歡喜地希望進行各宗教和中國文化研究的工作，但變得異常的胡若望卻在這幾年令他十分頭痛。

胡若望來到法國後，性情變得更加孤癖，舉止古怪，而且拒絕工作，氣得傅聖澤不願支付他工資。胡若望不明白為甚麼女性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對十字架叩頭又令人不解。這些突如其來的異國文化衝突似乎讓胡若望的行為令人更難理解。

縱使傅聖澤已為胡若望找到一些好人家收留他，他的行為依然「不受控」，讓忙著協助國王圖書館建立中文圖書館的傅聖澤頭痛不已。 回到法國的傅聖澤工作繁忙，需穿梭各城市，甚至是要到羅馬的教廷出差。或是出於語言的障礙，或是出於缺乏安全感，又或者是希望遊覽法國，胡若望堅持要跟隨著傅聖澤，但同事就像脫韁野馬般我行我素，經常在路途中從馬車跳上遊走。胡若望說他希望撰寫一本西方遊記，因為經常獨自遊蕩，同時他對街上的乞丐和弱勢社群充滿同情，他更將自己貴重的服飾送給乞丐。但這些行徑對同行的人來講都十分苦惱。

那時候，傅聖澤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擺脫這個中國人」。

胡若望與其他人拉鋸持續了約一年，受不了胡若望的大家，最後決定把胡若望關在夏宏通精神病院。直至兩年後的一七三五年，胡若望終被釋放，結束了歐洲之行，被送回廣州。歷經五個多月，胡若望終於在一七三六年十一月回到自己的家鄉。

史景遷找到胡若望這位「平凡人物」作切入點，去呈現當年中西文化的差異和衝突。他在精神病院所提的「為甚麼我被關在這裡？」就是「胡若望的疑問」。到底胡若望被關進精神病院，是真的因為他的精神失常以及奇怪舉動，還是當中也包含他對西方文化的水土不服？單憑稀薄的史料，也許不得而知。

不過作為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透過胡若望的故事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位精神病患人士不被社會理解，多於感受到中西文化的衝突。而且，到底胡若望在西方四年的慘傷經歷到底有多少真的源自文化衝突？畢竟在胡若望到歐洲之前，已有不少中國人到過歐洲(那個年代的通常都跟宗教工作有關)，而且不少都在歐洲有了一番成就，再光榮回到中國，或者是留在歐洲結婚組織家庭，落地生根。 這不禁令我邊讀邊懷疑，導致胡若望在歐洲「水土不服」的主要原因，真係是因為中國的文化衝突嗎？

[funkylily]

兩個歐洲帝國的八十年大博弈 — 《帝國的野心》

「在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俄國人在蒙古人的統治下停滯不前，並飽受折磨。很少有哪個民族的經驗，能像俄國人一樣，在自身的民族精神上留下如此深刻﹑持久的疤痕。這很大程度解釋了為甚麼他們在歷史上會這麼排外。」

這段長達八十年的「大博弈」，很大程度源於兩國的野心和互相猜忌。最讓後人津津樂道的，是兩國僅透過貿易、外交、諜戰、小型戰爭和代理人戰爭進行競逐，幸而沒有直接碰撞引發兩國全面戰爭。

十九世紀初，英國藉著英國東印度公司控制著印度這片龐大土地。另一邊廂，在野心和不安驅使下的俄羅斯帝國，也開始插手中亞事務。由早期與各汗國展開商貿活動，以至後來直接出兵吞併。

但真正挑動到英國人神經的事件，是在拿破崙戰爭中，法國和俄羅斯曾經秘密商議合作瓜分東西方，劍指英屬印度。本來俄羅斯和英屬印度一直有中亞地區作緩衝。俄羅斯的一舉一動，讓身處加爾各答的東印度公司及倫敦政府感到非常不安。直至俄羅斯入侵當時與英國簽訂了防禦條約的波斯，牽連到英國。兩國大博弈正式揭幕。

歐洲人直至十九世紀初對中亞的認識仍然皮毛，很多地域仍未被勘察。因此英﹑俄兩國的軍官和探險家在中亞透過頻繁的科學﹑軍事﹑外交活動，展開大半世紀的角力。

大博弈的主要戰場在中亞各領地，包括已不復存在的希瓦﹑布哈拉﹑浩罕三個汗國，還有被稱為「帝國墳墓」的阿富汗各城邦。俄羅斯以精密的部署及倫敦和加爾各答政府的一連串錯誤決策，令俄羅斯得以吞拼阿富汗以北的數個汗國。

在背後下棋角力的，是倫敦﹑加爾各答和聖彼得堡三地政府。龐大但古老僵化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大國角力之間，暴露了其衰弱一面。在與俄羅斯交手下節節敗退下，英國政府決定解散東印度公司，直接管理其亞洲殖民地，建立印度帝國。把大博弈推高至另一個層次。

「在那些英國無法管轄﹑位於邊界以外的地區裡，他們的生命安全就取決於他們假扮成聖人﹑朝聖者或喜馬拉雅貿易商時有多像。他們的偽裝和藉口必須能撐過幾個月的旅途考驗，而且他們也經常必須和真正的朝聖者及貿易商近距離接觸。」

《帝國的野心》作者Peter Hopkirk透過敘述各個年代的英國軍官和探險家在中亞執行任務的故事，讓讀者認識「大博弈」的全貌，當中不乏慘痛的經歷，也有勝利結局。當讀過這些跨越不同年代的軍官的事蹟後，便會驚嘆當年的帝國軍官個個十項全能。首先，氣候極端﹑地勢崎嶇，英國軍官至少需要強健的體魄抵抗惡劣天氣，才能在穿梭中亞地域時生存下去。

而且，中亞的民族、宗派﹑汗國繁多，他們穿梭各個勢力時須要不同偽裝，可能是偽裝成伊斯蘭信徒，或是來自歐洲的商人，確保行程順暢。縱然能夠騙過關口的軍人或平民，這些偽裝也擋不了蠻不講理的盜賊，此時他們就要想辦法脫身保命。

語言也是英國軍官的一大難題。中亞語系複雜，有數之不盡的語言。軍官們除了要學習某幾種中亞語言的基本用語，而其他時間亦靠各種意想不到的方法與當地人好好溝通(爾虞我詐)。而在見到其他歐洲人時，則要懂當時歐洲人在亞洲的共通語言 — 法文。

在大博弈的後期，戰場轉移到突厥斯坦（新疆）和西藏。英俄不止將當地勢力捲入紛爭，還牽涉到另一帝國 — 大清帝國。俄羅斯與滿清本來在突厥斯坦已有不少紛爭，英國的介入讓當地局勢變得更複雜。為了阻止俄羅斯經中亞進迫印度，英國決定主動出兵三個帝國的交會處、清國藩國罕薩汗國。爾後中英達成共識，罕薩同時成為印度土邦，又繼續向清國進貢。

及後，英國勢力嘗試延伸至西藏。當時西藏雖屬清國，但英國卻得知達賴喇嘛與俄羅斯過從甚密，引起英國的疑慮。英國官員期望與西藏政府交涉商議，卻得不到正面回應。最後英國按奈不住，動武攻打西藏，更直接進入拉薩，導致達賴喇嘛逃亡。失去領袖的西藏最後由清國出面談判，自此英國在與西藏的貿易和政治方面取得更多話語權。

入侵西藏後，英國與俄羅斯就兩國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三地的勢力分佈和利益進行冗長的談判。直至1907年，英俄雙方終於取得共識，一同簽訂《英俄條約》，界定了三地的勢力範圍。兩大帝國能夠取得共識的原因，是他們出現了共同敵人 － 德意志帝國。德意志帝國的崛起，同時威脅著歐洲所有大國利益。而當時兩國最擔心的，是德國嘗試染指近東和中亞土地。

《帝國的野心》詳細覆蓋了大量歷史大事件和小片段，當中出現無數不太知名的地方名和人物。建議讀之前先對中亞和藏區有多一點認識，不然就會像我一樣在經常在閱讀過程中迷失。

這本書另一有趣之處在於作者Peter Hopkirk參考了海量真正參與過大博弈的人於十九世紀出版的著作，當中大部份書籍已無流通，大部份靠作者到圖書館翻閱，或是花費鉅資購得。但這些文獻能讓讀者閱讀時彷似親歷其境，跟歷史人物對話著一般。

[funkylily]

《寧靜海的旅人》－何謂真何謂假？真正重要的甚麼？

久違地，遇到這本讀到愛不釋手的科幻小說。《寧靜海的旅人》是一部充滿詩意的科幻小說，小說文筆細緻卻不冗長。短短二百多頁，已讓讀者有一種經歷了萬水千山的感覺。文字充滿著畫面感，在閱讀途中讓人不自覺在腦中浮現到故事的場面。

故事穿梭過去與未來多個時間線，由1912年一位被家人放逐到加拿大的英國貴族少年、2020年一位音樂家播放失蹤妹妹在童年拍下的奇異影片(角色也出現在作家過往的作品中)﹑2203年一位出生在月球的「宇宙」知名作家到地球舉行巡迴簽書會卻遇上疫情，到2401年人類的足跡延伸到泰坦星，人類掌握了時空穿梭的科技，這些故事看似沒有關聯，細看卻隱含著串連整個故事的線索。

作者Emily St. John Mandel在疫情前計劃寫一本自傳式小說，打算把不少個人的經歷，例如描寫自己成長的英屬哥倫比亞地區﹑巡迴新書發布會等真實生活細節放進故事中。不久Covid爆發，「瘟疫」和「後末日」順理成章成為《寧靜海的旅人》其中的主題。

「Paradox: I want to go home but I could watch Earth's sunrises forever.」

小說亦討論到「何謂真假？真正重要的是甚麼？」。書中大量提到人類科技如何製造出「模擬真實」，去改變人類的生活，例如未來的人大量使用全像攝影(Hologram)進行會議﹑活動，感覺幾乎像與真人同在一般。那時候的人開始在月球建立聚居地，人們生活在一個個被巨型圓頂保護著的地方。而月球殖民地的「天空」，也只是那個巨型圓頂模擬出地球的各種氣候，景色遠不及地球真實的景觀壯麗。但這個「模擬環境」終歸對很多人來講，也是裝載著回憶的家鄉。真實感對人好像很重要，但我們到底應否追求完全的所謂「真實」？

《寧靜海的旅人》裡對真真假假的討論不止於此，更借用了時空穿梭和「模擬假說(Simulation Hypothesis)」與讀者一同沉浸在這個討論中。

——— Spoiler Alert ——— 

「 into a flash of darkness, like sudden blindness or an eclipse.」

來自25世紀﹑在月球第二殖民地出生的 Gaspery 是時間研究所(Time Institute) 的一個時空調查員。時間研究所的研究員在過去的幾個時間點發現了異常，一些證據顯示出這幾個時間點出現了一點「故障」。在這幾個時空點中，一股黑暗突然籠罩，並且出現一些不屬於那個時空的聲音和畫面。

在時間研究所當科學家﹑Gaspery的姊姊Zoey留意到過去一些時空調查員在時空穿梭途中改變了歷史，但在部份情況下，時間線卻像懂得自我修補，讓當刻不會受到過去改變。研究所為此感到好奇，將調查方向轉移到一個理論 － 「模擬假說」。即我們都活在一個模擬世界中，一切我們經歷感受到的，都不是真實的。研究所最後派出Gaspery到這些發生了「故障」的時空，作深入的調查和訪談，希望藉此推進模擬假說的研究。

 「The traveler’s presence itself is a disruption」

成為時空調查員其中一個最艱難的地方就是不要影響過去的事件，改寫未來，何況就時空調查員存在於不同的時空本質上已在影響歷史。時空調查員其中一個最難做到的地方，就是壓抑自己的「同理心」。因為在時空穿梭中，調查員全都知道在旅途中遇見的人在何年何月死亡，還有會怎樣死亡。當這個人活生生的在你面前，而你卻知道他人生的終點如何。在這個情況，你能否按捺住不去拯救面前的人？但如果調查員決定拯救的話，歷史則會被改寫，或會引起連鎖反應。

來自月球的作家 Olive Llewellyn 在2203年到地球宣傳她的新書《Marienbad》。這本書的主角有著獨特的名字：Gaspery，生於200年後的時空調查員有著同樣的名字。原來Olive Llewellyn是Gaspery的母親最愛的作家，愛得將兒子的名字名命為書中的主角名字。可是，Gaspery也知道，Olive將在幾日後死於當時剛在地球爆發的新疫情。母親最愛的作家就在他的面前，Gaspery會否按捺不住拯救她？

「I was supposed to die in the pandemic」

Olive 得知她能夠活到今日，都是因為Gaspery在地球訪問她的期間，暗示她應該盡快趕回月球。倖存下來的她，開始思考後末日的文學，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My personal belief is that we turn into post-apocalyptic fiction not because we're drawn to disaster per se, but because we're drawn to what we imagine might come next.」

但Gaspery則沒有這麼幸運，他的憐憫之心為他帶來厄運。幸好，他的姊姊在某個時空中來到拯救了Gaspery到世界某個角落的農莊，最後和自己的童年鄰居兼同學共渡寧靜的餘生。Gaspery在年老時，無意中發現了當年時空出現「故障」的真正原因，這個發現或許能夠推進當年對「模擬假說」的研究。但對飽歷滄桑的Gaspery來說，這些發現，頓然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If definitive proof emerges that we're living in a simulation, the correct response to that news will be So what. A life lived in a simulation is still a life.」

[funkylily]

《紅色賭盤》

這文章主要關注作者的個人成長和家庭關係的部份而已， 其他內容則不是以我的身份和能力足以討論。

作者沈棟的成長十分特別。沈棟於六十年代的上海出生，爺爺戰前於上海曾開律師樓，在上海法租界擁有物業，家族就算不是顯赫也算是上流人士。文革時期，他們一家被打成黑五類，律師樓被關閉，物業也被收走，更被故意分配居所於前自家房產的小角落。作者在這個家道中落下出生。

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描述自己的原生家庭狀況。作者父親小時在飢渴和孤獨中長大，充滿童年創傷，慢慢開始害怕與周遭的人建立密切關係，有意無意地刻意與世界疏遠。相反，作者母親的外公居於香港，剛好當時國家十分需要海外華僑提供外匯資金，而對「愛國海外華僑」的家人相對寬鬆，作者母親因此在成長中免受太多苦難，個性開朗﹑社交廣闊﹑人緣甚好，與作者父親的性格形成強烈對比。

「香港的文化與中國大陸顯著不同。在上海，我與朋友總是勾肩搭背逛街，相互介入個人事務。個人隱私的概念在大陸基本是不復存在的。香港則是另一個世界。我記得有次試圖用胳膊摟抱我同歲的﹑住在同一幢公寓的香港男孩，他像被電擊一樣地跳開驚叫『你要幹什麼？』」

作者十歲時，母親說要帶作者到香港探親，實際上是藉著一個機會到離開大陸到香港定居。作者在沒有心理準備下，自此以後與童年好友分別。

來到香港的作者一直奮鬥，最終能夠入讚皇仁書院。後來中學畢業後，選擇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就讀，被西方的個人主義所影響，但作者有感自己的性格更適合在亞洲發展，因此畢業後決定回到香港工作。

「經商天才與政治權勢的結合，是在中國大陸發展的必然途徑」

作者回港後進入外資公司工作，後來多被公司派駐中國大陸開發大陸市場業務。一開始，在香港和美國成長的他不習慣大陸的經商文化而遇到不少困難。與其他地方比較下，在大陸做事更講究「關係」。

「我對如何與中國大陸同輩打交道毫無概念，他們對我而言是不同族類，我感到在他們面前，自己就像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外星人」

作者在大陸商場打滾著，雖然擁有過人的頭腦和商業觸覺，但過程吃力不討好。作者的人生轉淚點，在於一次傾生意下認識到他的前妻段偉紅。段偉紅出身平凡，但憑藉對人的觀察入微、過人的膽識及純熟的交際手腕，地位和財富一路躍升。

「我們都感覺到，我們彼此吸引是因為著重於思想和智慧的交流，勝於心靈層次的戀愛。」

作者與前妻的關係更像是最忠實的商業伙伴。段偉紅教曉了作者在大陸經商的禮儀，也指導了作者如何閱讀對方的想法和需要，在別人開口前已為對方打點好需要，與對方建立有用的關係。

「段偉紅曾經開導我，在人生起伏動蕩中，如果你不欠別人，別人大概也不會欠你，那麼你將無法建立任何深入的人際關係」

 作者像突然開竅般，認識到與中國大陸的達官貴人打交道的方法和規矩，在大陸經商開始得心應手。而他與前妻縱橫北京商界，發展大量房地產，成為炙手可熱的商界伴侶和商業夥伴。

「我是中國人，但在西方接受教育，可以被稱為局內的局外人﹑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有著特殊的價值」

他們的成功，靠的是行之有效的分工合作。作者擁有具創意的商業頭腦以及良好的管理能力取勝，而段偉紅則善於與合作夥伴建立信任關係，確保每筆生意進行得暢通無阻。

「家族傳承不是依靠血緣關係，而是依靠家族故事和傳奇，來傳遞永恆的價值觀，世上最成功的例子應該是猶太人了。」

作者與太太生子後，深諳到教育與傳承的重要性，開始鑽研家族傳承的學問，並在大學開辦家族傳承課程，讓達官貴人或者是富二代學習。

「我體認到婚姻僅靠理性維繫是不夠的，我倆的結合在感情方面投入的力道實在太欠缺。情感對婚姻來說，就像骨骼間的軟組織，當骨架脆弱時，如果感情這個軟組織仍存，就可以緩衝骨骼受創的衝擊，成為婚姻框架的黏著劑。」

作者與段偉紅最終未能白頭偕老，他認為這段關係的死因就是太講究理性，缺乏互相的感情投入。當二人的事業和人生目標出現分叉線時，關係便容易斷裂。

最後，書中有一段描述香港商人的話語十分有趣：

「在我參加政協活動期間，一些現象令我感到疑惑不解。首先是來自香港委員面對中國官員的拍馬屁獻媚姿勢。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多年，與大陸人天天打交道，我認為這樣做是需要適可而止的。但是香港富豪們卻不能把握尺度，以為把身段放得越低越好，鞠躬彎度越大越好。 」

[funkylily]

建立敘事治療的基礎概念 － 《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

之前讀了兩本關於敘事治療的書，對這門治療流程和運用的認識有所增加。當然，這不代表我已掌握敘事治療的實際運用。今次開始讀關於敘事治療的第三本書，這本書的重點並不是指導讀者活用敘事治療，這本書更多的是讓讀者了解三個敘事治療背後的概念和理論 － 故事﹑權力和知識。

為何「敘事」？將經驗變成故事再變成意義

「所有賦予事物意義的說法，都是詮釋的結果，都是追尋的產物，而決定這份追尋的，是我們所採用的地圖、視框(Analogy)。因此，我們採用的視框決定了我們如何觀看世界、決定我們如何對事件提出質疑、決定我們所建構的真實、決定參與探詢的人要體驗怎樣的『真實』結果。」

敘事治療創立人Michael White 和 David Epston 最後運用了社會科學文本視框去觀看世界。這種視框不強調「客觀現實」，認為發生在時間線中的一次性行為已不存在於當下，但我們所賦予的意義卻始終存在。另外，社會科學家亦認為人們並不能直接認識世界，而是透過「已累積的經驗 (Lived Exprerience)」了解生活﹑形成知識。而在文本視框來看，人要處理和組織經驗，則要將經驗變成故事，而該「故事」則決定了我們對經驗所賦予的意義。這就是為何Michael White 和 David Epston 建立「敘事」治療的因由。

問題外化的基礎理論 － 權力與知識

討論「權力」是敘事治療重要一環。敘事治療創立人Michael White 和 David Epston 認為權力與知識深入人的生活，控制著人的生活方式和規範人可獲得的知識。而Michael White 和 David Epston 則借用福柯(Foucault)對權力的理解，作為建立敘事治療的基礎理論。

福柯認為權力透過「真理(Truths)」發揮影響。福柯指的權力並不是以限制﹑否定人的生活方式呈現，而是透過建構「真理」－ 一種人們特定的生活方式，令人潛移默化地將真理視為正常的東西，因此順服於權力，而權力則繼續建構和生產這些「真理」。

「人們若是永遠不知道何時有人在審查自己，就只能假設自己永遠是被監控的對象才會感到安全。他們會永遠警戒自己的行為，一旦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何失常或錯亂，便會把身體當成物體對待，亦即從事規訓、矯正的運作。他們開始監視自己的樣態，成為自己審查的對象。」 

不知不覺，每個人同時肩負起成為受權力限制和行使權力的角色。人會根據某制度化的「規範」進行評估，人會一直評估自己的行為，在自己和別人身上施行權力運作，令我們身處的社會開始使用評估或矯正性的判決取代司法與刑罰，作為社會控制的機制，社會成為一個無時無刻「凝視(Gaze)」自己的體制。

而福柯認為權力與知識不可分割，也認為權力並非「壓制」人，而是以「征服」人的方式，令人支持「全面(global)」、「一體（unitary）」的知識以及權力技術的擴展。而這裡所指的知識是現在科學「客觀現實」的知識。因為「客觀現實」的科學在近代快速推動人類的發展而受注目，在這過程中反而產生「科學」優於其他知識的風氣，「客觀現實」的知識佔據了主流，規範了人對世界的認識和生活方式，漸漸把人以往的其他知識和生活方式掩沒了。福柯將這些失傳了的知識稱為「受壓制的知識」。

圓形監獄是福柯其中一個著名的比喻。圓形監獄(Panopticon)原是邊沁的設計，獄卒在圓形監獄的中間監視著處於外圍的囚犯，但囚犯並不知道他們何時何刻會被監視，而會終日感到惶恐，無時無刻感到被注視的壓力。福柯將邊沁的監獄設計比喻為現代社會，現代人無時無刻感到被凝視，也無意識地凝視著別人，因此人們需永遠保持紀律﹑順服。慢慢將自己物化和常規化，進行自我壓制，將自己變成社會上「標準」的人。

敘事治療其中一個關鍵元素為「問題的外化」。而此概念除了將「問題」與「人」區分開以外，亦有另一個理念 — 人的問題更多是涉及環境與社會等外界因素造成，而非因單單源於個人與家庭因素造成。

因此「問題的外化」算是呼應福柯的一步。主線故事塑造了人們的生活和關係，問題的外化可使人們反思自己或者一直被文化脈絡物化著，開始嘗試和主線故事分開，令自己不再受權力所塑造的「真理」所框住，透過從社會的凝視中解脫出來。同時間人們將可辦認出過去被忽略、但其實非常重要的生活經驗，亦稱作「特殊意義經驗(unique outcome)」。而這些特殊意義經驗可鼓勵人們按照其中的新意義生活，尋找到替代性故事 (alternative story），從而發展出一個新的生命故事。

這些新的生命故事使人不再以問題故事描述自己的生活與關係。然後人們便會開始選擇自己較為想要的生命故事。追求生命新的選擇，讓人們更願意為自己的生命故事負起責任，在外化問題的過程中建構個人生活的新能力。

以上是這本書頭兩章的重點，講解了Michael White 和 David Epston 在建立敘事治療前所運用到的視角和立場，以及背後支撐著敘事治療的理論和概念。而書的後兩章則開始講解一些治療實戰流程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