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薩德之後，「慾望」不再侷限於再現的界線之內，一種新的概念誕生了。現代知識型重建了關於生命、勞動和語言的話語，把思想的軸心從再現的空間轉移到慾望(性慾)和衝突(生與死)的時間。在一篇關於巴塔耶(G. Bataille)的序文中，傅柯做了如下的解釋： 自薩德以來，性慾一直同我們語官中最深刻的決定相聯繫，這一事實表明了性慾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性慾作為一個基本問題的出現具有多項意義：它同上帝之死在我們思想的界限所確定的本體虛空有所關聯；它也同依然在沈默中模索的一種思想形式有聯繫—— 在這種思想裡，對界限的探索取代了對整個的探索，逾越行為取代了矛盾運動。⋯⋯性慾被談論，對於我們的文化是極其重要的。它之所以被談論，不是因為我們的語官在近兩個世紀裡色情化了，而是因為自從薩德以來和上帝死了以後，語言的世界吸收容納了我們的性慾，改變了它的性質，把它置於一個虛空(vide)裡面，在那裡它建立了自己的主權，在那裡它逐漸設立了它所逾越的界限。在這個意義上，性慾作為一個基本問題的出現，標誌著關於勞動者（l'homme travaillant)的哲學轉變為言說者(l'etre parlant)的哲學。 傅柯認為當性慾(sexualite)開始說話或被說時，就是語言停止無限開展的時刻。只有在語言的厚度(epaisseur)中，人們方能完成有限的與存有的經驗：只有在陰暗的住所(demeure obscure)，人們方能看到上帝的不存在(l'absence de Dieu)、死亡與死亡的逾越。語言不再是思想的再現，語言的重心轉移到更加沈默的空間，亦即被排斥的「非理性」領域。傅柯認為在古典時期，書寫慾望不僅是被禁止的，透過再現去書寫慾望之不可言說的性質是更不可能的。這反映了語言的不準確性：慾望必然是「超出」再現的東西。薩德的作品不僅象徵著再現觀念的衰微，而且也反映出語言的一個陰暗側面，一種不斷逃脫再現的「他者」。傅柯認為，「在薩德之後，暴力、生命與死亡、慾望、性慾將在再現的下面延展出一片寬袤的陰影，而這陰影，正是我們力圖用我們的論述，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的思想加以闡明的東西。」而這一陰影，正是非理性(deraision)的象徵。事實上，對「非理性」經驗的重視是傅柯特別重視薩德的原因之一。傅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一書中更明白表示，在薩德的作品中，「非理性繼續在黑夜中窺探但是它現在獲得了新的力量。它一度是非存在(non-etre)，而現在則成為毀滅性的力量。透過薩德與戈雅(Goya)，西方世界有可能用暴力來超越自己的理性，也有可能超越辯證法的承諾而重新找到悲劇的經驗。」傅柯強調在薩德之後，「非理性」一直是現代世界任何藝術作品的一個決定性因素。而以薩德的名字而命名的施虐狂(sadisme)更是18世紀末，非理性掙脫束縛後，所轉變而成的一種獨特的語言與慾望。因此，薩德的語言可說是非理性語言的典範。 〈傅柯論薩德侯爵之情色語言— 古典時期語言的終結？〉 《再見傅柯：傅柯晚期思想新論》 #Foucault #Sade #episteme #resemblance #eroticlanguage https://www.instagram.com/p/CPeuSrdnOyI/?utm_medium=tumb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