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Top Posts Tagged with #paudull

民族的成全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願意面對歷史，一個民族才能成全。

急不及待買了龍應台老師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看了頭幾章已不勝唏噓。從父母的故事連貫60年前中國的歷史片段，年青一代不去認識自己民族的過去，不能成就歷史責任啊！網上有龍教授上星期五在港大舉行新書發佈會的講演內容，恐怕很快便會被刪去，facebook, twitter 有更多連結，可上去找來看。

http://twitter.com/our1949

書中提及龍回到衡山家鄉, 經過那小小的火車站, 幾年前曾到衡山一遊, 小火車站的回憶又回來了, 真如龍老師所形容的, 時間都凝住了, 好像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一天.

我時常在某些舊建築物內, 會呆了的去想想以前在此處有什麼人什麼事, 時間停頓了似要走進那歷史現場的, 可是, 今天將會是明日的過去 ......

(轉貼)

龍應台《大》香港全球首發演講（前49分鐘）

大家晚安！

在一個禮拜五的晚上從工作場所趕到這裡來，中間的過程可能很辛苦。在我們真的開場之前，我注意到，讓這一場演講能夠成功的推出，幕後有很多很多的工作的同仁，包括港大的……，我們的……，包括天地圖書公司，還有很多致公朋友在這裡，然後其中有一部分工作人員、同仁們，現在其實是看著我的背，坐在我的後頭，所以我現在想說，這樣子進行演講，其實不是很舒服（轉身面對身後的姑娘們）：“我可不可以建議你們找個很舒服的位置，你們就可以看到我了，而不是看到我的背。（全場輕笑）舒服的坐下來吧。”

我剛剛在後臺，等候的時候。後臺那個房間我是第一次去，燈很亮，有鏡子，那個裝飾完全是像一個演員的化粧室。我坐在那兒安靜一下的時候，有一個我前面二十幾年的寫作從來沒有過的感覺，那個感覺就是，我在後面一個安靜的房間裡，我可以聽到前面大廳裡人們進來的腳步聲，以及彼此的交談聲音。在那一刻呢，我閉起眼睛的時候，感覺到我是剛剛從一個很深很深的叢林中走出來的一個人。那個叢林，在過去的四百天裡頭，是一個又一個的戰場，一場又一場的戰役，之後的荒野。閃過了我的腦海裡頭，就有東北的戰場，有淮海的戰役，有無數無數的，白骨累累的，遺跡在我腦海裡閃過。然後那個感覺就是說，我好像走過那些所有的荒涼的戰場，然後走到今天，就走到這樣一個，有美麗的舞臺，繁華的燈光，然後來接受朋友的恭喜，跟讀者的期待，在這樣一個場合。從那個荒涼的境界走出來，然後來接受今天這樣的一個繁華的場合，我心裡真的有說不出的慚愧。這個是我過去二十幾年來，二十幾本書，二十幾場新書發佈會所從來沒有過的感受。

為什麼將《大江大海1949》我選擇在香港，而且是在香港大學，做全球的首發的演講？這中間有一些思索。第一個當然是因為在我要進入這本書的一個研究，以及田野，以及寫作的最開始的時候，香港大學，它竟然會有那樣的創意以及那樣的氣魄，得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支援，給我創造了一個這樣的環境，使得我過去的這一年，整個的可以投入這本書的工作。所以，如果要選擇一個任何的地方來做我的首發演講的話，那港大是第一選，沒有任何其他的餘地。只有用這種方式，可以來表達我心裡的感謝。我確實也是希望，通過港大這次跟孔梁女士的合作，也可以在華文世界的高等教育裡頭，創立一個這樣的典範：是不是有更多的大學，它可以做這樣的事情，讓更多不那麼完全合乎大學體制的人，可以有創作跟煥發的機會。那第二個原因是：為什麼選在是在香港來做這個首發，甚至於連臺北也在香港之後，接下來還有馬來西亞跟新加坡，還有溫哥華，三藩市，等等等等，另外一個原因是，在我寫完了之後，才發現，它或許是一個巧合，可是那個巧合是一個多麼有意義的巧合。如果你手上有那本書，您會注意到那個封面的設計，那是一個美術編輯所做的，他第一次拿給我看的時候，我就有會心的微笑，因為，一半是藍，一半是紅。它可能代表什麼呢？（全場輕笑）然後中間有裂縫。寫完了之後，我突然想到，回頭一想，冥冥之中竟然安排這本書是在香港創作，香港完成，那香港不就剛好是那個藍與紅之間的裂縫嗎？所以在這裡完成這個作品，而且在這裡首發，我就覺得它完全吻合這本書的整個的歷史脈絡，也凸顯了香港這個地方，它不見得人人都時時感覺到的，它的特殊性，它的特殊的貢獻和它的特殊的歷史的位置。

今天，剛剛建民已經說了，是一個有意義的日子，因為它剛好是9.18。9.18作為抗日戰爭的開始，跟這本書有非常非常深層的關係。然後今天在這裡，陸佑堂演講，是我的第一次，所以我想說，在我講這本書之前，我一定要講一下陸佑堂這個地點。今天這個時間，是一個特殊的時間，今天這個地點，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點，我告訴你為什麼。1933年的二月十三號，你們知道是誰在這個地方演講嗎？蕭伯納。那個時候他說：如果二十歲的時候，你是一個赤色的革命者，到了四十歲的時候，你還可能不會落伍；但是如果你在二十歲的時候不是一個赤色的革命者，那麼到了五十歲的時候，你一定是一個不堪設想的化石。蕭伯納在這個地方講的。往前推十年，一九二三年，誰在這個地方演講呢？大家都知道了，孫中山先生在這裡演講。然後，在1923年的2月20號，……有一個記錄，就是孫中山先生在這裡演講的狀況，（英文引述）在這個地方發生的對話。……一九三五年，兩年以後，胡適之博士第一次來到香港，在這一個講臺上接受了他的榮譽博士學位。我們再過幾年，接著就到了42、43年的時候，戰爭中、兵荒馬亂中，這一個廳變成了臨時醫院，所有的病患、傷患都躺在這個地方哀叫、呻吟，港大的學生變成臨時的護士。中間有一個很有名的護士，她後來變得很有名，她叫張愛玲。那你現在可以想像在我們這個廳，都是哀號的聲音、戰爭的景況，張愛玲所描寫的這個廳，在當時，她說：病人的日子長得不耐煩，上頭就派下來叫他們去撿米，除去裡面的沙子，因為實在沒事做，他們似乎很喜歡這單調的工作，時間一長，這些病人跟自己的傷口也發生了感情。這是張愛玲，real cool。那最後呢，我還要說到我們在的這個廳，叫做陸佑堂，陸佑，何許人也？1844年生，1917年過世，廣東（我很喜歡這個地名）省江門市鶴山雅瑤鎮黃洞村的人，本來姓黃，但是家裡太貧窮，養不起他，把他送到一個姓陸的家庭裡頭去做童工，所以他就改姓陸，這個孩子後來變成馬來亞的錫礦大王，橡膠大王，這是陸佑。陸佑有一個有名的兒子，非常非常喜歡電影，這個陸佑的兒子因為喜歡電影，在50年代初就創辦了電影製片廠，後來開創了整個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電懋公司，到後來變成國泰公司，這一個兒子叫什麼名字呢？叫做陸運濤他成功在哪裡？一個，他重金聘請最有才華的人寫劇本。誰為他寫劇本呢？張愛玲，為他寫劇本。他同時也用心的去培養明星，他培養了哪些明星呢？我們還記得有葛蘭（音），有林黛（音），有遊敏（音），這都是他的，也都是陸運濤的。接下來，1964年的時候，陸運濤跟他的這個電影公司的主要的成員，飛到臺北去出席亞太影展，陸運濤這批人飛到臺北之後，到各地走，然後接受各地當地的人的接待。當他們這批人到了花蓮的時候，在花蓮當地有一個中學的校長接待他，這個校長有個九歲的孩子，男孩子，所以大家一起照合照的時候，這個校長覺得跟陸運濤這個有名的人拍合照，就跟他這個九歲的兒子說：過來過來一起拍。這個九歲的孩子就站在陸運濤身邊一起拍了這張照片，那個九歲的兒子叫做李安（全場笑聲），李安還記得一起拍照的那一刻。但是，也就在同一趟旅行，陸運濤坐飛機要到台中的時候，飛機失事了，所以機上的人全部死亡，那麼他整個的電影公司，也就戛然而止。所以影評人會說，如果陸運濤那個飛機沒有失事的話，香港的電影可能會有不同的風貌出現。可是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那架飛機並不是失事，那架飛機是被劫機，而且劫機的人是國軍，而且是因為兩岸的對峙，所以才會有劫機事件。講到李安，他告訴我，跟陸運濤照相的這個過程，是什麼時候呢？是他在拍色戒的時候，他在哪裡拍色戒？他在香港大學拍色戒。如果你看過色戒，其中有一幕是抗戰的熱血愛國青年在舞臺上演話劇，你知道那個舞臺在哪裡嗎？就是這個舞臺。好，這就是今天我們在陸佑堂做這個演講。我想大家應該知道在歷史的大的幕落、小的幕落裡頭，我們身在何處，身在何時。

《大江大海1949》，曾經有記者問我說：龍應台你的書9月1號出版，是不是沖著10月1號來的？（全場輕笑）。我聽了有點愕然，然後想，要衝著10月1號來，這個有點難吧。因為我第一次動念要寫1949，是20年前，1989。1989的時候，我住在德國，大家也記得1989在20世紀是個重要的年代。在6月的時候，天安門發生了事情，11月的時候，柏林圍牆崩塌。也是在同樣一個時候，我們看到蘇聯帝國的解體。所以一九八九的時候，我身在德國，又看著這個柏林圍牆的倒塌，你當然會知道，說：這個東德跟西德的分裂，以及冷戰的開始，也是從1949開始的。所以，到了1989，整個的社會秩序或說是國際秩序有了新的挪動，大挪移。尤其是看到人們跨過柏林圍牆，同樣的一個民族分隔這麼多年之後的那種痛哭流涕，我心裡就在想說，同樣是分裂的年代、戰爭的年代，你如果要來真正的寫中國的一九四九的話，它精彩的程度，它驚心動魄的程度，絕對不會亞於歐洲所發生的事情。所以第一次動念是在一九八九的時候。但是中間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晃就是十年。到了一九九九，等於是50周年到了，我心裡就想，不行，我要動手了。所以我就開始有計劃的去讀一九四九的老報紙，包括大陸的、臺灣的、香港的報紙，從一月一號開始讀起。但是沒有讀多久，臺北市長就出現了。我就跟著他回到臺北去做了公務員，這個公務員一做就做了三年半將近四年。當這位臺北市長再度高票當選的時候，我就比較堅定地說我退回，到我的書房裡頭去，就是2003年的時候。從2003年到2008年去年我真正開始進入這四百天的叢林，在私人的生活裡頭就發生了很多事情，包括，我的父親過世了，我的母親失憶了。我才發現到說，那扇歷史的門，是永遠永遠地關上了，你再也敲不開了，有一種時間的急迫感，使得我終於在去年開始動手，所以不是沖著今年的十月一號來的。甚至於在過去的四百天裡頭，我敢說，一直到了可能320天，我都還沒有信心，自己可以做完這本書，更何況，中間有很多的過程裡頭，我有一點自怨自艾，覺得自己自不量力，根本做不到這件事情，又沒有人逼迫你做，如果你不做，港大也不會逼迫你說：你去死吧。（笑聲）。所以，曾經在某些特別脆弱的時刻，我曾經想過，是不是，算了吧。所以，不是沖著十月一號來的。

在這個寫作的過程裡頭，我不是一個歷史學家，我只是一個歷史的學生，甚至於我是一個歷史的小學生。所以，在前面的80%的時間，全部都是史料的扒梳，只是帶著一個非常大的問號，想把某些事情搞懂。而且我心裡還有一個習慣上的、性格上的執著，我不太相信大家都相信的東西。當大家多說一九四九是什麼樣子的時候，我心裡想說，它也許不是那樣的。當你帶著這種問號去的時候，進入一個叢林，你就完了，你就慘了。為什麼？如同小紅帽進入大興安嶺，我不知道大興安嶺有多大，只是說在臺灣長大的小孩，從小學的是中國地圖，然後大興安嶺四個字在我心中有無限的想像，以為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森林。那今天是不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又沒有去過。但是那個巨大，在我心中有個非常非常清晰的形象，有一種一個小孩子去到大興安嶺去，要找出一條路來那樣的艱難。我的第一個田野是在2008年的8月1號，在去年七月中的時候，……裡頭所收藏的蔣介石先生的日記，49年前後的，它是陸續陸續一段一段的打開的。就是在七月中的時候，蔣介石先生哪一段日記才剛剛打開，你可以去看了。所以我第一個田野就是飛到……去看他的日記。到了那裡發現，來自世界各地的歷史學家都到齊了，都在那裡。每一個人都像小學生一樣，背上書包，早上八點半，你就站到那個玻璃門前面去等，等它開門然後你進去。他們像小學生的話，我就像幼稚園大班生，背著書包跟在他們後面，然後魚貫而入，你必須把所有的東西全部放到旁邊鎖起來，因為你不能夠照相，你不能夠複印，你不能用任何的機器，你甚至不能帶自己的筆進去抄，你必須用那個裡面留給你的筆跟紙。在那裡看蔣先生日記看了十五天之後，我回到香港，我決定說，這本書我不寫大人物。大人物不是我的主角，反而小人物才是。那這個大人物包括政治人物，他也包括大知識份子，或者是影響最重大的人。看了蔣先生日記之後，我反而決定從最小最小的敘事去看待那個宏大的歷史。我心裡有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要寫的不是一本學術的著作，我不要寫一本學術的著作。第一個原因是：我只是歷史的小學生，我本來就沒有資格去寫一個歷史的學術著作。第二個，在內戰，或者說1949，大分裂之後的60年的這一個關卡，我自己覺得所需要的這個書，不是再多一本學術著作，而是這樣的一個作品，它最有歷史的基礎，可是它無論如何要有一種文學的魅力，要有文學的像蜻蜓一樣的翅膀，會把那個非常非常遙遠的，生硬的，沉重的，無法消化的歷史，可以用那個蜻蜓一樣的翅膀，可以飛出學者的書房，而進入最普通最普通，平常都不太願意進書店買一本書的人的心裡頭。所以從一開始，我心裡就知道說，好，我希望去下最艱難的歷史功夫，但是到最後，這必須是一本文學的作品。所以這個是大家在最開始的時候就知道的事情。然後就是一個探索之旅或者是探險之旅，因為當我進入叢林的時候，我一進去就看到了，千萬條的羊腸小徑，每一條小徑一走進去，一條岔路馬上出現了。岔路出現你就要決定走左邊走右邊還是往上面走，但是你永遠不知道會到哪裡去。這個四百天，恐怕到了三分之二的時候，我還在那個叢林裡頭非常的焦慮，因為我不知道我找的東西在哪裡，還不知道那條線在那裡，還不知道我到底會從這個叢林的哪一個口出來。所以打開這本書的時候你會看到，第一頁的扉頁寫的是：向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致敬，以及後面的一首詩。這一個扉頁的完成其實是甚至於十五萬字全部都寫完了之後，回頭再讓自己消化一下，才浮出來的一個東西，寫到最後一秒種。

在我跟外界的接觸裡頭，幾乎每一個接觸對我都是一個大大小小的撞擊跟碰撞，我在臺灣，當有人聽說我在寫1949的時候，臺灣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說，噢，你要寫外省老兵。我心裡想說，不是啊，不對啊。可是你講不清楚，無法解釋。當我不在臺灣，在香港，或者是見到大陸的朋友的時候，當他聽說龍應台要寫一九四九，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噢，你要寫建國六十年。（笑）。我畢竟還是一個臺灣長大的小孩，我一想：啊，建國六十年，我連想都沒想到這件事情。（笑）。所以這個紅跟藍，他的這個基礎真的是非常不一樣。但是這個兩邊的密集反應都讓我大吃一驚、嚇一跳，促使我真正的去想，那你到底在找什麼東西。

我的第一個發現是，如果您看了這本書的前面第一部，它完全是家族史。你會看到美君，就是我的母親，24歲的浙江淳安的年輕女孩、女郎，她在那一種兵荒馬亂、難民如潮水一樣從一艘又一艘的逃難船湧上了碼頭，然後大雨傾盆，她手裡抱著一個嬰兒，丈夫不知道去向，不知何去何從，連一個遮雨的棚子都沒有的那種境況之下。我確實是希望去好好的瞭解一下我的父親跟母親，那個一九四九年，顛沛流離到臺灣的這些人、這兩百萬人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單純的，我就想把他們的歷史搞清楚。但是，我第一個發現是說：慢一點，這兩百萬人（其實沒有兩百萬人，120萬到150萬，我們姑且說是兩百萬人），嘩一下像洪水一樣來到了這個島。可是這個島在當時本身就有六百萬人，你可以看到現在，就是說任何一個國家有大量的移民進來的時候，當地的人都是非常恐慌的，有各種可怕的事情會發生。我現在回想那個時候，六百萬人本來安安靜靜住在這裡，然後你突然來兩百萬人，然後這兩百萬人告訴你說，我是你的統治者，對不起。那種撞擊會不大嗎？不可能，一定非常非常的巨大。更何況，這從天而降的兩百萬人，是剛剛跟日本這個國家打了八年的仗，生死相鬥。可是在地的那個六百萬人，在過去的五十年，已經過了三代人，是讀日本書，講日本話，而且是認為自己是日本人，而且是為日本這個國家以及它的軍隊去效勞的人，等於是兩邊的死敵。就是說那兩百萬從天而降的、潮水一樣湧進來的人不是普通的……。他們除了是難民之外，而且他們的語言你也聽不懂，而且他本來是你的敵國的人。這兩股人在1949年的時候，就這樣突然在碼頭上撞擊了，我怎麼可能只去瞭解我的父母也就是那兩百萬人想些什麼東西，而不去瞭解那在地的六百萬人心裡頭在想什麼事情？有這樣一個第一個發現和撞擊之後，才使得我為了瞭解一九四九，我必須往前推，走向一九四五，而更往前推要走到44，43，42，是這個原因。因此到後面這個書不是大家心裡所以為的那個一九四九的寫法。

如果現在回頭去看這本書的話，帶著一點文學的眼光去看，你就會發現說，這本書有三個地方都像一本書的開始。第一個地方是寫1945的上海，當日本戰敗以後，第七艦隊，44艘軍艦，進入黃埔港的那個大的鏡頭，那個很像一個電影的開場。我試過一個那樣的開場，後來想想說，不滿意。有第二個開場，是臺北市的街道圖，它就完全是中國地圖，從東北一直到西南，所以臺北人是每天走在一個兵棋推演圖上面的。走了多少年？走了六十年。那是第二個開場。以那個開場的結構呢，那個書稿，已經送到印刷廠去了，8月4號，已經排版排完了，到了8月8號的時候，我的臺北的好朋友們為我慶祝“出獄”，慶祝“出獄”的那個晚餐，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談論這本書。飯吃完以後，我想，大事不好，我去把那個書稿要回來，已經排好的版毀掉，重新來起。到最後重新來起，你現在看到的版，就是從家族史，從美君，從槐生，從家族史進入。那你要問我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巨大的改變？因為在第二版到第三版的中間，我又發現，我想要觸及的那些年輕人，他們竟然連“孫立人”三個字都不知道怎麼寫，當他們讀到“黃伯韜”將軍這三個字的時候，他們問我王百濤是共軍還是國軍。當講到徐蚌會戰的時候，他不知道是哪個徐，哪個蚌，或者哪個淮，哪個海。講到說上海1948年的通貨膨脹，那個法幣如何如何的時候，他會說：法幣，那個時候中國人為什麼要用法國錢？我猜想，不行，我可能要更溫柔的帶讀者進入，這本書有這樣一個過程。所以後來才有從家族史進入，從家族史進入後，我第二圈是我的同代人，這個同代人裡邊，包括小人物，也包括大人物。大人物裡頭譬如說，裡頭有馬英九，也有蕭萬長等。可是他們在裡頭，不是因為他們是大人物，而是因為他們只不過是我的同代人而已，就是說，我還活著，他也活著，同一個時代而已。然後再擴展從家族史到同代人到國族史，然後最後的那一圈，說幾個同心人，最後那一圈是世界史，看到德國跟蘇聯的關係，做一個……。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的呢，是我做田野的這些過程，家族史的部分，剛才大家在影片裡頭已經看到一點點，有時候我在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裡頭工作到淩晨兩三點的時候，那個地方靜得有點可怕。所以到工作的後半段的時候，有人開始說，柏立基有沒有鬼故事，我說，我不要聽，你不要告訴我（笑）！我不管它有沒有喔。家族史的部分，大家已經有一點點感覺了。在柏立基學院，深夜裡一個人工作的時候，到六月之前，還可以聽到杜鵑叫，杜鵑叫起來，你沒有傷心的事，你也想哭。我常常有時候半夜裡會嚇到，自從開始寫這本書之後，我回屏東去看媽媽的時間都減少了，然後有時候會嚇一跳就是說，如果因為寫這本書忽略了給媽媽的時間，然後你書寫完了之後，媽媽如果不在的話，你是不是會後悔，你根本就做的這一件事情。所以，有這樣一個過程。

~~~~

另外, 有吳志森的文章:

大江大海　做完電台節目，已經晚上八點，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演講會，七時半在港大舉行，馬上跳上的士，希望不會錯過最精彩的部份。星期五小周末，交通出奇暢順，過紅隧，只見一個碩大無比的電影廣告——《建國大業》，十月一日矚目獻禮。　看過內地網民的一個段子（笑話），問﹕《建國大業》是甚麼片種？答﹕災難片。笑中有哭，尖刻程度，遠遠超過段子的層次。網民指的災難，是諷刺所謂建國，過程本身就是一場災難，還是建國後，人禍引發的災劫，遠超天災。可能，網民指的都不是這些，而是《建國大業》裡的不少主要演員，無論是內地的還是香港的，都擁有外國護照，由「外國人」來「建國」，本身，就是一場災難。　《建國大業》，是勝利者寫的歷史，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向失敗者致敬的一部書。　偌大的陸佑堂，擠滿了聽眾，通道兩旁，站滿了龍應台的粉絲，講台上，也坐滿剛從學校趕來，仍然穿著校服的中學生。多次出席龍應台讀者會，她驚人的叫座力，足令任何一個香港作家心生妒嫉。　講台上，藍紅相間，是新書的主色調，一邊，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封面，斗大的字寫著「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寫在扉頁上的點題，本來不是這樣的，原文是﹕「向所有失敗者致敬」。在最後一分鐘，龍應台衝入印刷廠，把點題改成現在模樣。龍應台說，這樣，更貼切。　講台另一邊，比人還要高的龍應台肖像。黑上衣，迷彩褲，石建築。頭微抬，英氣逼人，一貫睿智的眼神，直望那不見盡頭的歷史深處。二十年前的《野火集》，一個人，一支筆，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二十年後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同一個人，同樣的筆桿，龍應台的對手，是一個更強大更嚴酷的國家機器，一個更根深柢固的主流論述。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無法一口氣看下去，太沉重了，胸口像壓著一塊千斤石頭。但你又不能不一口氣看下去，因為裡面有太多你渴望追尋的真相，有太多跟片面宣傳千差萬別的歷史。《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建國」六十年，矚目獻禮。　(吳志森 [email protected] ) [明報世紀版]

湊巧 SF幾年前在國際電影節看過的一齣台灣記錄片《山有多高》

http://www.pts.org.tw/~viewpoint/arch/90.12.21.htm

故事大綱 : 如果每個人對生命源頭最初的記憶，也算是鄉愁的話，那我的鄉愁又在哪裏？跟著父親的鄉愁回到湖南，迎面而來的湘字，郤引不起我太大感覺，我轉身朝另外一個方向，腦中浮現出青青的山林之路，這讓我想起了最初的童年記憶......。

本片是導演湯湘竹紀錄自己的孩子出生、成長、父親中風、返鄉等等...以抒情娓娓道來的微觀角度，追尋人生的記憶源頭，作為對自我生命定位的投射，並表現面臨生命交替的無奈與感懷。湯湘竹的前作《海有多深》結尾是超音波嬰兒圖像，象徵著主角新生命的開展，而本片開啟的嬰兒超音波圖像，對《山有多高》而言，卻是另一個生命議題的起始，也延續了導演對生命情境的檢視及對美好世界的嚮往。

不知湯爸跟龍老師的爸爸認識否，同是湘江老鄉，也是那個時代巨輪流徙到福厭摩沙的。不同的，龍爸沒有回老家，衡山火車站依舊響起汽笛聲，只是，回鄉的老人，沒有槐生(註)。

《山有多高》片尾曲：

山有多高歌詞：湯湘竹歌曲：陳井圓

山高高

路長長

ㄧ灣流水野花香

山高高路長長

有我同行不孤單

走過的路何止千萬步

哽咽歲月滿佈臉龐

夢中的腳步在流浪

回家的路太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