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把兩個矛盾的制度疊加在一起：在經濟生活上開放讓大家透過市場自力更生，但共產黨又緊緊掌控一黨獨裁的政治權利不放。其結果是，中共一方面要國際社會接受它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一方面又「五不搞」、「七不講」地堅持共產黨不容染指的獨裁統治權力，甚至要在國內各企業內建立黨支部。
「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個既簡單又明確的概念。我對這個制度的本質有這樣的解讀：它就是一個「私營政府」。中共從政治局、國務院，到縣、鄉各級政府，從各部委的大小官員、國企主管，到鄉黨委書記、村支書，無不卯足勁各顯神通地舞弄公權力，去滿足政黨與官員的私慾。
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在挑戰人們的認識和理解能力；這種挑戰力度之大，以至於不斷有人感嘆，是不是人類過往認識社會政治經濟現象的思想積累都有嚴重的問題，乃至不能解釋，這樣一個以踐踏公民權利、當權者高度腐敗、貧富分化趨於極端、生態環境代價奇高為特點的發展模式，卻取得了繁榮並至少已經維持了幾十年。面對這種挑戰，有人選擇否認中國發展所產生的上述負面效果，致力於美化、歌頌和推銷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人則輕忽這種發展模式的現實存在，從願望出發而斷言這種模式已經失敗。
是改革在行進的中途變了味而且越來越變味，還是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自身的統治地位而採用的權宜之計？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至少可以說，即使在中共開明的領導人哪裡，改革的「救黨」功能與「救國」功能也是沒有釐清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黨的地位和黨的利益當然是第一位的，對他們來說，黨的利益自動地就等同於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從1997年到2017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開始擔心中國崩潰。
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
早在2009年，筆者就指出：當時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標誌是外資大量撤出中國，世界工廠開始衰落，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資四萬億人民幣資金的救市計劃，扶持不應該扶持的「鐵公雞」（指鐵路、公路、基礎建設等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因其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國際社會曾經擔心過許多問題：上世界90年代，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糧食危機；從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國際社會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對外宣傳重點的變化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2009年以前，中國社會對本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樂觀；從2009年開始，它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3年底，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曾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注熱點。接下來短短三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為要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高調響應。一時之間，居然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之勢。
2009年，中國的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中國政府對未來的評估比較謹慎，稱中國在很多方面還是發展中國家。從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對外宣傳策略，「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高調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與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直集中精力應付國內問題，從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利鬥爭，到企業倒閉引發的失業潮。
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的城鄉失業人口高達三億多，佔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一個大麻煩，即「誰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仍然是難以解決的難題。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健康、生命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筆者將這稱之為中共與人民之間達成的「麵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人民的各種權利，但承諾發展經濟，滿足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鄰國，都希望崛起的中國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國際事務鎮南宮基本按照國際規則行事，與周邊國家減少衝突，形成一種共同繁榮的友好關係。
從2008年開始到2016年，幾乎每年年初，中國經濟媒體都有這樣一則類似標題的新聞：「今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了解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人明白，並非中國政府及經濟學者低估本國的經濟發展，而是中國經濟有許多問題，除了產業結構畸型之外，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從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一直在推行經濟改革，即改變共產黨提倡的社會經濟制度。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聯姻」的政治經濟制度，即所謂「中國模式」，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史上的一個「奇蹟」。之所以將其稱之為「奇蹟」，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共產黨宣言》中宣稱：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由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筆者將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所謂「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在經歷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政權內的各級官員及其親屬，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利變現，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鉅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類型的資本家、掌控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們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因為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財富。
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初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中國經濟的衰退，恰恰也是因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導致腐敗蔓延，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富豪的同時，也造就了數億窮人。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裂痕，還製造了瀰漫全社會的仇恨。
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礎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即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一種強力約束。上述四者，中國現在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其餘三大要素均已陷入崩潰或行將崩潰。
由於中國政府集中所有資源用於「維穩」，且中國民眾因缺乏組織能力有如一盤散沙，無法與之抗爭，因而中共政權在未來10-20年內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的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政權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的過程。
從2005年以來，無論是胡錦濤當政還是習近平當政，中國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絕不考慮採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會如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墮落為一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盜賊型政權」——用「盜賊」借喻貪婪無恥掠奪公共財產與私人財富的統治者，恰如其分——並將之劃分為四種類型。受賄者集中於高層的有兩類：一是政府與企業財團形成了雙邊壟斷；另一是「盜賊」統治的國家。受賄者分佈於政府中低層的也有兩類：一是因為資源分配的關係導致行賄呈螺旋式上升；另一是黑手黨控制的國家。
中共政權集中了上述幾類「盜賊型政權」的特點：受賄者遍佈政府高層與中低層，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政府公務員，也利用手中的絲毫權力尋租。擇其手段大端列舉如下：
其一，產業管制成為官員們個人尋租的手段。只要某個行業有利可圖，該行業的許可證就成為官員們謀取私利的手段。
其二，土地被國家壟斷成為權勢者獲利淵藪。中國各級官員像一群通過轉手倒賣牟利的地產中介，憑仗權力逼迫民眾搬遷，以便把土地高價房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牟利。
其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國企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發橫財的巨大「金礦」。
紅色中國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布「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上述盜賊式的掠奪行徑，導致廣泛而嚴重的社會不滿，使這個政權面臨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魘。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中國政府依靠嚴厲的社會控制和政治高壓，試圖將所有形式的社會反抗消滅於萌芽狀態。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逮捕（肖建華、吳小暉）或限制出境（王健林），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7月中旬，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後，《人民日報》連發三篇評論員文章，提到：「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必須格外小心，審慎管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
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思維定勢，在鄧小平時代並未得到矯正。習近平執政以來的所作所為，表明中共的政治制度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
在中國，領導人被稱為「第x代」，這種說法暗示了一點，即中共政治權力的繼承者是前任有計劃地挑選培養的。符合「接班人」條件的，通常是出身於紅色家族的後代，他們的父輩基本都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時級別為中央政府副部長或軍長級別以上的高官。
這個群體無論在權力傳承還是在財富攫取上，都具有先天優勢。他們可以利用父輩的地位和人脈，輕而易舉地獲得政治權力或大量社會財富。
鄧小平的子女最早涉足商業經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官倒」，靶子就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開辦的康華公司，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官倒」。80年代開始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劃供應的各類物資，如汽油、鋼材、電視機等，一部分仍按計劃價格供應。這就使得某些有「關係」的人能以計劃價格拿到相當數量的緊俏物資，然後再以遠高於計劃價格的市價出售牟利。康華公司因為有鄧家的背景，有時甚至不必銷售商品，只轉手准許提貨的政府批文就能獲得大量利潤。
「紅二代」及政府高層權貴子弟利用權力經商，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進入肆無忌憚的高峰狀態。他們進入能源、金融等行業，或經管私募基金，或掌控國企，形成了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例如，前總理李鵬的親屬直接控制了中國的電力行業，其子李小鵬曾任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兼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人稱「亞洲電王」；其女李小琳曾任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其妻朱琳是華能國際母公司——華能國際發展公司的董事長。類似的，還有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恆，江綿恆曾任上海網通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承攬了中國沿海15個省市的光纖鋪設及網絡電話開辦業務。
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金融業，不少紅色家族與外資企業合作，在金融領域裡又攫取了大量財富。例如，前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曾安排摩根·斯坦利收購了國營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約34%的股份，然後擔任該公司董事長；其女朱燕來則擔任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前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創辦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資本公司，管理的資金高達數十億美元，其投資者包括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
2014年1月，ICIJ發布《中國離岸金融解密》，涉及將近22000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離岸投資者。該報告披露，五名現任與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京群島的庫克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李鵬，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親屬。
2016年4月3日，ICIJ發布《巴拿馬文件》，披露了各國開設離岸公司轉移財產的權貴名單。中國又有數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屬子女名列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姐夫鄧家貴，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和溫家寶的之子溫雲松，以及前國家政協主席賈慶林，還有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等人的親屬子女。5月上旬，ICIJ再度公布的《巴拿馬文件》，涉及3.3萬名中國人物，其中包括財政部長樓繼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黑龍江省長陸昊、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安徽省長王學軍等。
中國的紅色權貴與大量國企高管開設離岸公司，是為了隱匿灰色收入。因為他們的鉅額財富來源於權力，一旦失去權力，這些財富就會被查抄沒收，所以，他們藏金海外，並成為外國公民。
中國銀行2008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從上世界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的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的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人民幣。
共產黨國家的「接班危機」與其制度特性有關。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一是以暴力鎮壓為後盾的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由軍隊、警察、情報三大系統組成）；另一則是宣傳機構指揮下的全民洗腦（由官辦媒體和學校教育系統組成）。
新的接班人雖然可能接過政治監控機器名義上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指揮前任領導人的同僚和退休元老。更危險的是，前任領導人提拔的那些僚屬如果與新任領導人的政敵聯手，高層政變就會發生。因此，新任領導人上位後，必須取得軍隊、警察、情報這三大系統的實際控制權，否則連自身的安全都無法保障。
中共元老培養未來接班人的圖謀，無明文記載，至今廣為流傳的只有陳雲那句「還是自己的孩子可靠」。其實不然，何維凌曾於1978-1989年間活躍於京城政治圈，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的好友，因其身分特殊，在政界高層與「體改所」為核心的少壯改革派之間起過橋樑作用。1989年後，他在鄧樸方的庇護下避禍美國，1991年去世，其遺稿中留下了不少珍貴史料。
「太子黨」接班，其法有三：一曰油滴擴散，二曰攀龍附鳳，三曰借雞下蛋。所謂「油滴擴散」，是指分散到地方或部門，依靠自己的家庭背景謀求一官半職。一般由一人先打前陣，其他人則尾隨跟上，逐步擴大，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所謂「攀龍附鳳」，是指太子黨內的某重要人物，以自身背景兌現權力，位居要津，主管一方，借機延攬人才，或有各方人才趨之若鶩、攀附驥尾——遂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所謂「借雞下蛋」，是指投奔到某高官門下任職，或借此高官為背景，或借此高官衙門為基地，推行其政治主張，逐步獲取官階與權力。此法，以任高官的秘書為上上之選。
高幹子弟從政，首先得拿到大學文憑。1977年恢復大學入學考試後，最初幾年的入學考試貨真價實，結果是許多高幹子弟因未通過而不得不放棄從政的夢想。另外，鄧小平當時規定官員升遷時必須通過基層考評（任職部門對其政績的評價考核），而紅二代們大多以其身分自傲，很難對基層官員保持謙和恭敬的態度，如從基層逐級升遷，仕途既辛苦又有風險，所以大多數紅二代另選他途，或在國務院各部或在軍隊各部工作，或利用父輩權勢經商，願意到基層熬資格的紅二代非常少。
按中共黨內幹部選拔那一套「民主推薦、組織選拔」制度，所有人都必須熬資格，一級級台階向上攀爬，倘若沒有父輩餘蔭，太子黨們不會升遷得如此之快。元老們一般都會挑選有自己親信任職的地方，讓「太子」下凡，儘快熬夠級別。
無論是毛澤東個人壟斷權力的統治模式，還是鄧小平開創並由江澤民、胡錦濤奉行的「集體領導」（寡頭共治）的統治模式，都不能改變中共的獨裁政治本質。政治學對獨裁的定義是：由一個人或少數人集團擁有絕對政治權力而不受憲法與法律限制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統治權常由一人或一集團所壟斷，通過不同的鎮壓機制來發揮其政治權威。
實現個人威權式統治的前提是，最高領導人個人必須對軍隊和情報部門實現絕對的控制；此外還需推動個人崇拜，在輿論上為個人威權造勢。而在集體領導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往往只是名義上的，專制政權的權力核心部門分別由領導集體的不同成員控制，重大決策需要由領導集體達成共識才能實行。
2017年3月，國安部前副部長馬建的親信商人郭文貴打破了兩年多的沈默，宣稱自己掌握了中共高層的很多黑暗機密，要大爆特爆。郭的爆料行動通過海外明鏡網、美國之音擴大其影響。6月，中國通過了首部《國家情報法》。這部法案的要點有二：一是允許情報部門使用非常規手段跨境執法；二是對國家情報機構的職能定位和工作側重點做了規定。
中共的元老干政，是毛澤東死後形成的。毛去世前指定華國鋒繼任，華在接掌中共中央主席之後，被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多位黨內元老聯手擠下台。但鄧小平等人畢竟年逾古稀，不耐事煩，於是啟用了胡耀邦、趙紫陽等一批年富力強的幹部，在一線處理事務。「老人」雖不再親政，但保留了干政的空間。當時所謂「八老」，是指鄧小平、陳雲、彭真、薄一波、楊尚昆、李先念、鄧穎超、王震這八位中共建政參與者，隨著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先後過世，宋任窮、萬里、習仲勛替補進入「八老」。
胡耀邦、趙紫陽無力擺脫「老人干政」的關鍵原因是他們雖然坐了中共總書記的大位，但手中卻無軍權。「槍桿子」是「老人干政」得以實施的制度保障。江澤民先趁鄧小平晚年體衰年邁，除掉了掌控軍隊的楊尚昆，再待鄧小平死後，逐步提拔一批軍方幹部，從而掌控了軍隊。胡錦濤執政時期，江澤民保留軍委主席這一職務長達兩年，軍隊內的江系將領遍佈要津，自成氣候。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解放軍高層藉口請示「老領導」，不聽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指揮。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在農村推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富農，強制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直至成立人民公社。在城市，則是通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把所有私營企業都轉化為公有國營企業，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開始推行經濟改革，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准許小規模私營經濟存在，削弱計劃經濟，但不准私有化。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中國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下」為核心的「國企改革」，允許中小國企私有化。
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之所以如此決策，是因為：第一、國有企業已無法歸還銀行貸款，甚至連利息也無能支付，導致國有銀行系統瀕臨崩潰。第二、中國急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便擴大出口。當時，WTO接納中國有個大前提，即以十五年為期，中國必須建立市場經濟。
中國的國企私有化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主要是中小國有企業私有化。通常的牟利做法是，廠長（負責人）有意低估企業資產淨值，然後直接挪用企業公款或以企業的名義向銀行貸款，買下企業，改為註冊到本人或親屬名下，最後以新企業主的身分，用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資金償還當初購買企業所借的款項。第二階段從2002年到2009年，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通常的牟利做法是籌備改組上市，動用公款購買企業股份贈送給企業高層幹部，並用股份賄賂有權批准企業上市的政府部門官員及其親屬。
根據全國性抽樣調查的數據，約50%-60%的企業由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25%的企業買主來自企業內部，外資所佔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佔10%。
上述私有化過程無異於政府縱容國企管理層夥同政府官員公開瓜分國有資產。因此，中國政府不允許國內媒體討論國企私有化，也不允許學者發表有關國企私有化的調查報告。
這種由政府鼓勵並保護，允許共產黨幹部直接侵吞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國採用。（蘇聯解體之後）中歐各國的私有化基本上不允許共產黨幹部染指。如果對比中國和俄羅斯的私有化過程，可以看出：
（1）中國政府從未宣布國企私有化的具體設想，整個私有化過程是政府官員和企業高層幹部的黑箱操作，職工被排除在外。與之相反，俄羅斯政府有完整的私有化方案，由職工投票決定選用哪一種方式。
（2）中國職工大多是被廠長、經理以保留工作為條件強迫入股，入股的資金是職工的個人儲蓄，空有股東虛名，沒有權益保障。與之相反，在俄羅斯，職工對本企業入股基本上是自願的，用的是政府發放的私有化券，且股東身分得到認可，權益得到保障。
（3）在俄羅斯，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職工持股大約佔40%左右，遠高於中國的10%。企業的管理層雖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僅憑個人的股份是無法控制企業的。
（4）私有化之後，中國大約半數國企職工被解僱，以降低企業成本（所謂「減員增效」），此舉得到各地政府的充分支持。而在俄羅斯，解僱工人的情況較少發生。
（5）中國在推行私有化時尚未建立保障失業工人的社會福利體系，大批職工失業後缺少經濟來源，且不滿企業高層大肆侵吞資產，導致出現大量的勞資衝突。而在俄羅斯，私有化時社會福利制度尚能正常運作，一些失業工人可以領取救濟，很少發生勞資衝突。
中國政府之所以要維持大型國企的政治經濟地位，主要出於政治需要。在中國，國家控股的大型企業被視為「共和國長子」，政府給予各種政策傾斜加以扶持。在中國經濟的鼎盛時期，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發佈的《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顯示，從2002-2009年中央所屬企業上繳稅金年均增長21.6%，國企的稅負均值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五倍多，是股份公司稅負平均值的二倍。同時，國企也是政府對外援助和對內實施政治及社會控制所需經費的小金庫。此外，國企的工資、福利和工作穩定性都遠遠優越於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到國企就業幾乎成為中國人職業選擇時僅此於公務員的次優選擇。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衰退，國企的黃金歲月結束了，國企成為銀行壞帳的主要源頭，拖累了中國的國有銀行。自2014年以來，中國媒體上大量出現「殭屍企業」一詞，指那些嚴重虧損、依賴銀行貸款在維持運轉的國企。截止2015年底，在中國的股市上這樣的「殭屍企業」就有266家，佔10%，集中於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這八大行業。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有100家，其中16家是虧損企業。
為了避免銀行被「殭屍企業」拖垮，中國政府決定要出清「殭屍企業」，並將這件事當作2016年六大經濟任務之一。但是，這一決定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因為必須大量裁員。企業管理層不願引火燒身，希望地方政府能為被裁撤員工安排工作，但地方政府也無能為力，只好以維持社會安定為由，要求銀行繼續為企業發放政策性貸款。
一個政府考慮扶持什麼企業，往往體現其利益考量的重點所在。民主國家對企業的考量一般是就業優先。在中國，私營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早已超過國有企業。據官方數據，2011年1月，全國工商聯發佈公告，指出中小企業佔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吸納了城鎮就業人口的705以上和新增就業人口的90%；2014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布，個體和私營企業新增就業人員約佔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的90%。
如今，中國政府採取國進民退的「改革」策略，是基於兩點考量：
第一、隨著經濟下行，政府面臨極大的財政困難。在原有稅源日趨枯竭的情況下，國企是公共財政支柱這一條理由，就足以讓政府傾力扶持。
第二、國企目前的負債率很高，其債務來源主要是國有銀行。如果國企好不了，國有銀行也會被拖垮。過去20多年，國企脫困的主要途徑就是上市圈錢。新的《國企改革方案》就是要讓國企在實現「混合所有制」後，資產重組，重新上市。
民營企業普遍視「混合所有制」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很可能會被國企「招安」，更壞的可能則是被「關門打狗」。民企不想「混合」的態度是明顯的，過去兩三年，以萬達、AB、復星、海航為代表的一些企業，持續加大在海外的併購投資金額。2015年8月以後，中國加強外匯管制，與其說是針對那些小額外匯的擁有者，不如說是針對那些想轉移資產的富商，「做空中國」成了一大新罪名。
迄今為止，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轉型大致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中歐（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模式。這些國家的轉型為異議知識分子所主導，不與原共產黨精英們分享權力或和解、寬容。轉型的結果是：原來的共產黨精英多半未能從轉型過程中獲取好處，大約三分之一的原共產黨精英的社會地位下降，一般左右提前退休。
第二種是俄羅斯模式，屬於典型的「老權貴帶入新社會」。轉型的結果是：原來的共產黨精英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派精英，分享轉型過程中的好處，大發橫財，同時民眾也在私有化的過程中獲得了一部分產權。
第三種則是中國模式，拋棄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轉型的過程中瘋狂斂財，導致官僚系統高度腐敗，進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
當經濟轉型和政治轉型基本同步的時候，由共產黨精英「轉變」的民主派不會反對民主化，因為民主化過程並不妨礙他們利用以往的社會關係致富。但是，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之前便已完成，「轉變」為資本家的共產黨精英便會全力阻止民主化，因為民主化過程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還會追索他們非法攫取的財富。
當一個國家的大批企業和財富都掌握在紅色資本家手中時，對他們來說，唯一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專政」。他們一隻手擁有掌握資源的權力，另一隻手通過市場將權力變現為金錢，這種「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不僅使他們比民主國家的資本家更容易獲取財富，而且還能擁有優越的政治地位。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
對商人階層的崛起，中共政權相當在意。《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國新富家族〉中總結了中國「新富家族」的構成：「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粵商；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頭頂紅帽，亦官亦商。其三為紅色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本，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建、能源等產業。」
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因為市場准入、稅收、企業年檢等，每道關卡都可以讓商人難受。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係，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問世，中國當局鼓勵資本家入黨蔚為政治潮流，眾多民營企業家進入各級人大、政協。胡錦濤執政十年，對江澤民立下的政治規則蕭規曹隨，在「兩會」代表中繼續吸納富翁。2015年兩會前夕，《紐約時報》報導：胡潤百富榜上中國最富的1271人理，203人（七分之一）是「兩會」代表，他們的資產總合近三千億元人民幣。
對資本介入權力的恐懼，政治精英並不諱言。2017年3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演講中，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監察部部長楊曉渡說：「有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後，謀求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
對付草根型、紅帽型「新富」，當局鎮以雷霆之威，不少商人落得財破人繫獄甚至身死的下場。對付紅色家族型「新富」，當局採取懷柔手段，如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都相繼退出金融界；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從中國電力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位退下，調到中國大唐集團任副總經理。對付外逃的貪官，當局先後通過「獵狐行動」與「天網行動」實施海外追索，2014-2016年，先後從90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2566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410人，追回贓款86億元人民幣。
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長達十多年的「出口景氣」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這種模式的弱點在於：一旦出口下降，中國經濟遭受的打擊會非常嚴重。
2001-2010年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時期，有「黃金十年」之稱。這段時期，中國的紡織、製衣、玩具、箱包、電子產品等行業，幾乎佔有世界市場的40-60%，價格低廉的「中國製造」商品遍及五大洲，中國因此被稱為「世界工廠」。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工廠」，是利用比較成本優勢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投資。所謂「比較成本優勢」，是指中國當時的土地、勞動力成本低廉，對外商投資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加之中國政府幾乎不考慮環保，企業不需要支付環保成本。
在2006年未，中國加入WTO之後的五年「觀察期」未滿之前，中國對外對內銷售的商品奉行兩種質量標準，對外銷售的商品質量檢測比較嚴格。待五年「觀察期」一過，中國政府開始放鬆質量監管。2006年，美國發生了中國含鉛毒玩具事件，導致「中國製造」信譽受損。2007年8月，廣東佛山利達玩具有限公司因美國美泰兒（Mattel）公司宣布召回近百萬件該公司出產的含鉛量超標玩具，蒙受三千萬多萬美元的鉅額損失。此後，美歐等國拒絕塗料含鉛量過高的玩具。中國食品同樣讓海外消費者望而生畏。2017年5月，《紐約時報》報導，365名巴拿馬病人因服用中國製造的假的咳嗽糖漿而身亡，其中100例確診為中毒。2008年，中國出口到日本的毒水餃事件更是導致中國食品在日本信譽掃地。
就在「中國製造」聲譽日漸敗壞之際，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也在逐漸喪失：
第一、勞動力成本上升。自2010年5月開始，以富士康事件、本田罷工為標誌，綿延不斷的罷工潮蔓延至中國十幾個省份，工人的利益訴求是加薪與要求成立獨立工會。對這兩類要求，中國政府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加薪要求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容忍，但不允許成立獨立工會。
第二、土地價格上漲，推高外企成本。從2007年開始，中國出口加工的重心——珠江三角洲地區，土地價格飛漲。
第三、取消了對外資的稅收優惠。2008年，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讓外資與本國資本的稅率合一，由之前的15%左右提高到25-30%左右；同時，將區域優惠政策改為產業優惠政策。
中國的出口景氣從2012年開始衰退，出口的年增長率從這一年的8%下降到2014年的6%，2015年下降到2.8%，2016年進一步下降到2%。
從20世紀末開始，中國引進的外資當中，假外資的數量不斷上升。最近十餘年，中國引進的外資大部分都是假外資。所謂「假外資」，是指中國富人將資本轉移至海外洗白後，再以外商身分回到中國投資。假外資大致可分三種：
第一種是在港澳及國外有實體經營的中資企業，出於企業發展的需要，回國創辦「外資」企業。
第二種是出於海外融資的目的，通過註冊海外空殼公司及返程收購，以紅籌形式在國外上市的原中國企業。對這種形式，中國政府持鼓勵態度，還給予政策扶持。
第三種是純粹出於政策性尋租，到境外尤其是離岸金融中心註冊空殼公司，然後搖身一邊成為外企的原內資企業。
這些假外資的投資重點而是於收益快的房地產業，加之各地政府把出售國有土地，開發房地產作為主要的經濟發展方向，其結果是，土木基建逐漸代替了製造業。
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導致中國的出口訂單大幅減少，進而使得中國2009年的出口下跌16%。中國政府擔心經濟受到衝擊，採取了刺激經濟的措施。由中央政府投入4萬億人民幣，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各類融資平台舉債投入的幾十萬億，試圖拉動經濟增長，結果導致了巨大的產能過剩，地方政府也背上了無法償還的鉅額債務。到2015年，中國經濟終於不可避免地進入衰退階段。直到2017年，中國製造業的狀況仍然未見好轉。
「產能過剩」的含義是，某個行業的生產能力大大超過可能的市場需求，這個行業內必然將有大批企業破產。已經嚴重虧損甚至停產但尚未宣布破產的企業，被政府稱為「殭屍企業」！據中國國家發改委的研究人員分析，如果把製造業過剩產能的週期性部分剔除，那麼，製造業總體產能中大約有15%屬於永久性過剩產能，即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15%是無效投資。要麼是投資後未能形成實際生產能力；要麼是形成生產能力後未能投入使用；要麼是錯誤決策造成的不當投資。
首先，它是政府干預經濟的必然產物。只要中央政府推出刺激政策，各地政府必然大上各種項目，且這些項目具有極強的同一性，導致各地相同產業的產能同步快速擴張。
其次，不但政府的刺激政策會造成產能過剩，政府的產業調控政策也會造成產能過剩。
在歐美資本大量撤出中國，土木基建不再景氣之時，中國的大批企業轉向國外投資。自2013年以來，中國推出「一帶一路」計劃構想，這個計劃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把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盡收其中。中國方面為此組建了為該計畫服務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就是希望將中國的巨大過剩產能以基礎設施投資的形式，投往「一帶一路」沿線的30多個國家。
由於「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大都是政治不穩定且信譽不佳的高風險國家，該計畫能否產生經濟效益，令人懷疑。2017年，「一帶一路」北京市峰會，雖然與會國眾多，但實際成果卻不多。
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長達20多年，造成了財富分佈迅速向少數權貴和商業精英家庭傾斜，必然導致消費結構的畸形化。大部分家庭的購買力很低，消費處於維持基本生存的狀態。2013年，佔全國人口46.3%的農村居民的總消費支出僅佔全國居民消費支出的22.2%，人均每日消費3美元。
中國的14億人口當中，96%的人基本上只能維持小康與溫飽，真正具有高消費能力的5000多萬人只佔總人口的4%左右。只靠這4%人口的消費力，是無法拉動整體經濟的。更何況，這些具備高消費能力的人，因為偏好國際名牌及奢侈品，喜歡去發達國家購物。結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國旅遊消費國。2013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總額達1020億美元，是全世界奢侈品消費總額的47%。
中國居民如此低的消費水平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持續上漲20多年的房地產。除此之外，還有醫療和教育（中國人稱之為「新三座大山」）。
中國經濟體系高度依賴金融活動，在「金融自由化」口號下，金融業一枝獨秀，央行不斷印鈔向社會投放新增貸款，刺激股市，推高房地產價格。國內各種金融平台發佈的理財產品，星羅棋布，基本都是設計一個宣稱能夠獲得高收益的投資對象，吸引投資者參與其中，用後期投資者的資金支付前期投資者的收益，直至資金難以為繼或投資者信息不再，整個系統便迅速崩潰。
中國的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2014年6月曾達到最高峰值3.99萬億美元。但是，這些外匯儲備既不是政府資產，也不是公共財富，它實際對應著央行的人民幣負債。因為，這些外匯的絕大部分是通過國內增發人民幣「借」來的，以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通俗一點解釋：國內銀行如果有美元等外匯存款，央行就用人民幣收購，收購的美元等外匯就進入了國家的外匯儲備。即，中國的數萬億外匯儲備，大多數是外國企業、外國投資機構的資產。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國內的各大銀行為了維護信譽和正常的經濟秩序，必須滿足外匯的兌換需求，不能將這戲外匯儲備用於投資。
在2003-2013年的11年間，中國的基礎貨幣增加了88萬億元人民幣，而央行的外匯佔款則增加了3.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投放的基礎貨幣中大約有28%來自外匯佔款。截止2014年底，外匯資產佔央行總資產的80%，其次是政府債券和央行貸款。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受困於外匯儲備，調整存款準備金成為央行沖銷外匯流入的主要工具。
中國政府除了貨幣超發之外，還有積欠的各種債務。僅2015年，中國債券市場就發行各類債券22.3萬億元，較2014年同期增長87.5%。在這些債務中，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最為脆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報告《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年》的數據表明，2012年，地方政府的債務率為112.8%，高於100%紅線。考慮到國內的債務狀況不透明，外國機構對中國債務規模的估算要遠高於中國官方的數據。
近幾年，中國社會矛盾的一大引爆點就是以集資、傳銷、理財產品等名目出現的金融詐騙頻發。2017年，全國新發生非法集資案件5197起，涉案金額2511億元，其中億元以上案件逾百起，受害人遍布全國各省。
中國金融系統的主幹事國有銀行，由政府信用背書。這些銀行為了集資，通過賦權給影子銀行系統，推出各種理財產品，吸納中小投資者的資金。一旦影子銀行系統經營不善倒閉，國有銀行無須負任何責任。
在投資興盛時期，超發貨幣的負面影響還不明顯。一旦投資減緩，貨幣超發的後果立刻顯現：儲蓄增加，游資增多，流動性困境加劇，進而引發通脹。為了緩解危機，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了「池子理論」，他說：「如果短期的投機性資金要進來的話，我們希望把它放到一個池子裡，並通過對衝，不讓他氾濫到國內的實體經濟中去。等到它撤出的時候，我們再把它從池子裡取出來。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對衝掉資本異常流動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衝擊。」
周小川的「池子」，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股市，二者交替「蓄水」。當房地產過熱時，政府就號召民眾炒股，而股市一旦下跌，市值就蒸發了。當股市不振時，政府就改為烘托房地產，導致中國房價節節上升。這種用股市與房市輪流做蓄水池，大大減少了流動性。
房地產的供給往往由需求決定，一旦供給過大，房屋滯銷，房地產商就會停止建房，否則房地產開發商將無力償還銀行貸款，進而導致破產。但是，中國的房地場承載著特殊的政治功能：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一半以上來自賣地所得，為了維持地方財政，不得不持續地供應土地，且銀行的貸款也要有政策性傾斜，為房地產商提供資金。到2015年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高達7.18億平方米。2016年，中央政府將「去房地產庫存」當作重要經濟任務在全國推行，國有商業銀行以極寬鬆的條件提供個人住房貸款。
度量房地產是否出現泡沫主要有三個指標：房地產投資佔GDP比重、房價收入比、租售比。在中國，這三個指標均顯示出房地產已經嚴重供過於求而呈泡沫化。2015年，中國房地產投資比佔GDP的比重為14.18%。而上世紀日本房地產泡沫最嚴重時，該比例的最高值也不過8.7%。美國次貸危機期間，該比值最高只有6.5%。
支撐中國房地產泡沫的原因有三：（1）房地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龍頭」地位。在中國，只有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大於房地產的比重，這樣的經濟結構，絕對畸型。目前，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帶動高達24.1%，對關聯產業的拉動效應約是二倍。一旦房地產市場出現大波動，依託房地產的幾十個行業都將受到嚴重影響。另外，房地產業的崩潰，還會導致中國人的財富嚴重縮水。在全國家庭的人均財富中，房產淨值的佔比為65.61%。這樣的家庭財富結構說明，中國人的財富主要以房地產的形式存在。在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不振的情況下，失業本就嚴重，如果家庭財富再明顯縮水，極可能引發社會動盪。（2）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高度依賴房地產。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包括三部分：一是以出讓土地所有權為條件的土地出讓金；二是與土地出讓相關的各種稅費；三是以土地抵押為融資手段的債務收入。僅以第一項土地出讓金為例，1999-2015年者17年間，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3）銀行的安危繫於房市。由於房地產業在中國「大而不倒」，央行新增法的貨幣主要都流往方式。如果房市泡沫破裂，勢必把銀行系統拖入危機。另外，隨著房地產價格持續高漲，很多人為了財富保值和升值，紛紛通過「房抵貸」向銀行借款購買第二套房。在現有房產未付清按揭貸款的情況下，這種「房抵貸」相當於二次抵押貸款，操作中充滿了騙局。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看，房地產崩盤的後果非常嚴重，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就是地方債務危機，緊接著便是金融危機。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此巨大，但卻仍然堅挺，是因為中國政府能夠既管控土地資源，又操縱房市運行、銀行操作：地方政府低價強徵土地；中央政府超發貨幣維持房地產市場的興盛；同時，政府還可以隨時修改、變更相關政策和交易規則，引導購房者的投機資金到想要的地方，化解當地政府的債務。
時止2017年，中國金融系統面臨諸多問題，外匯保衛戰成為重中之重。中央政府開始整頓房地產業，讓房價既不能上漲，也不能下跌。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房市投資者和房產所有者都會慢慢得虧錢，一直虧下去。這種資產慢慢萎縮的過程，讓政府得以避免房市的斷崖式崩塌，防止引發社會混亂。
1949年中國建政以後，國民政府時期的股市被當作「資本主義社會的賭場」加以取締。現在的中國股市於1990年創辦，朱鎔基總理定下了「股票市場要為國有企業脫困服務」的基調，因此，在政府的政策鼓勵下，國有企業將股市作為圈錢渠道。這一特點至今未改。2016年10月推出的「債轉股」，就是讓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接手銀行的壞帳，然後再將國企欠銀行的債務轉化為股權，上市。
如果將中國股市與美國股市做一比較，會發現有幾個根本差別，即：
中國股市只有投機者，沒有中長期投資者。股民並不在意企業的真實經營情況，只關心對應的股票是否被炒作或拉抬。許多股票的股價完全脫離企業經營業績、財務狀況。
中國政府是股市背後的操盤手，它通過各種政策調節股市的漲跌。而美國政府只是用成熟的法規管理股市。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四大領域分別是地產、礦業、股市與金融。經濟增長依賴哪幾個領域，哪幾個領域的社會反抗就非常激烈：農民反抗徵地、市民反抗拆遷，以及以市民為主體的環境維權等。群體性事件逐年增長，2005年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2008年為12.4萬起，此後官方不再公布具體數據。
迄今為止，中國的社會抗爭還停留在經濟層面，絕少上升到政治層面。第一大類是圍繞土地徵用發生的社會反抗，在城市裡是拆遷，在農村裡是徵地。第二大類是因基層村幹部貪污腐敗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即維權活動），據官方資料，村幹部貪腐佔據了基層違法案件總數的70%以上，由此引發的信訪數量佔農村信訪總量的50%以上。第三類是環境維權，指環境污染嚴重，陷當地居民於生存絕境，因而引發的社會反抗。第四類是工人失業、企業欠薪而引發的社會抗爭。第五類是大量影子銀行經營的理財產品，因破產而中斷兌付引發的群體性事件。
中國的生態危機已成「水陸空立體型惡化」之勢。中國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已達二千萬公頃，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六分之一。現有河流近二分之一的河段受到污染，十分之一的河流長期污染嚴重。
早在2006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環保立法突破1600多項，但是這些法律條文大多流於形式。從中央到省、市、區、鄉，各級政府都設有環保部門，專司環境評估、監督職能，但「無法約束政府行為，地方保護干擾正常執法現象普遍」。
地方政府領導出於升遷的利益考量，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必然優先考慮經濟發展（GDP增速）。這種考量與中國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有關。另外，許多地方的污染企業是當地政府的「政績工程」，領導的意志讓環保機構的審核、監督制度失靈。近年來，中國各地推行了排污費徵管「環保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的「雙線運行」機制，以便「確保排污費足額用於環境治理」，但調查發現，地方財政將環保部門徵收的「排污費」繳入國庫後，經預算安排仍返還環保部門，名義上用於環保，實則默認環保部門用於人員經費開支。
中國的環境評估存在嚴重的腐敗。據中國環保部透露的數據，從2002-2008年6月，22個省市區環保部門有487人被立案查處，環保系統幾名高級官員連續音「環評腐敗」落馬。
2011年，遼寧省大連市福佳大化發生防波堤潰壩事件，導致二甲苯等劇毒化工產品外洩污染。根據國家環保部網站上《關於2010年11月份受理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和調查結果公示的通告》，這個福佳大化PX項目早在獲批試生產前十個月，國家公示環保驗收結果之前17個月便正式投產。在潰壩事件發生前，當地居民就發現周邊海域的魚蝦大批死亡，曾向當地政府舉報，未獲任何回應。調查發現，這家企業是當地的納稅大戶，其PX項目年產值約260億元，可納稅20億元左右；企業部分股權有官方背景，其PX項目的審批速度創國內石化行業之最，對環境風險估量不足。
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央政府大力扶植資源型企業，以涵養水源，於是重化工類企業大量投產。在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積極推行之下，環保評估成了一條巨大的利益鏈條，項目業主、環評機構、地方政府部門等附著其上，利益交織、環環相扣。
一個國家的信用體系由四個層次構成：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用、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用、社會成員與政府之間的信用、本國與他國之間的信用。
20世界90年代，製假造劣的廠商以地下工廠、個體商戶、鄉鎮企業為主；到了21世紀，製假造劣的廠商囊括了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大型企業，甚至一些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外資企業，以出口為主的食品加工企業也加入進來。
中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事實上，這項政治權利從未得到保障。中國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墊底多年，無國界記者在2016年最新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在新聞自由度上位居世界倒數第五。
西方國家自90年代末開始直至2009年為止，主流態度是很願意相信中國，許多歐洲國家甚至希望中國強大起來以牽制美國。間中會有一些觀察人士表示對中國的懷疑，2001年8月《遠東經濟評論》一則題為「騙子共和國」的報導，首度對中國的誠信表示質疑。
在履行世界領導責任方面，中國善於利用自身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優勢，讓各種國際規則為自己服務。聯合國資深人權活動家菲麗絲·蓋爾在一篇專訪中說：中國政府很擅長威脅非政府組織及小國政府，讓他們保持沈默；如果某位代表對中國有所批評，中國通常會施之以恐嚇威脅的報復手段作為回應。出席人權會議的民間組織代表往往遭到中國用警告、敵意攝像和公開斥責等手段加以威脅。大多數國家或者組織都會在中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妥協退讓。
也正是因為中國的國際信用不佳，中國想在亞太地區謀取區域領導權的夢想，一支遭到亞太各國的抵制。北京為了營造美好的國際形象，聘請了偉達、凱旋、奧美、福萊、愛德曼等五家國際知名公關公司，「幫助中國更好得與西方溝通」。
中國維穩模式的形成與定型，前後經歷了十多年。由於「群體性事件」日漸增多，2000年5月，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維穩辦」）成立。此後，從省、市、縣直到鄉和街道一級，乃至國有大型企業內部，都設立了「維穩辦」。從此，政府開支也多了一種專項支出，即「公共安全支出」（又稱「維穩費用」）。
「維穩辦」的主要工作任務是掌握社會動態，並將各種「問題」消滅於萌芽狀態。維穩系統包含輿論監控、負責搜集情報的信息員密報制度、派遣線人滲透反對者群體，立體監控網絡等等。
據中國網友考證，中國的網絡評論員制度開始於2006年，由南京大學創設。該校校方在關閉小百合BBS、同時開設南京大學BBS之後，指令學生會幹部及一部分「上進」學生擔任網絡評論員（簡稱「網評員」），並將其「納入學校勤工助學體系，根據每月的考評結果發給適當的勤工助學補助。」這些網評員的主要職責是，在「南京大學電子論壇發帖，發佈正面信息，跟貼回應抵制、消除負面信息，引導輿論並將重要信息及時上報學校網絡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比網絡評論員高級一點的是「網絡輿情分析師」，據官方資料，這一職業誕生於2008年，服務對象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工會、婦聯、共青團）等職能機構。其任務是負責搜集網民觀點和態度並整理成報告，遞交給決策者。
除以上網絡評論員和網絡輿情分析師之外，維穩系統還擁有龐大的線人網絡，例如：在高等院校中廣設「信息員」。西安理工大學，在校學生共26000餘人，招聘了安全信息員2627名，約每十個學生中就有一名線人。
監控行業形成於江澤民執政時期，最初叫做「金盾工程」，1999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金盾工程」名義上是公安自動化系統，實則是一個全方位網絡封鎖和監視系統。這種監控在胡錦濤執政時期不斷完善，發展到習近平執政時期達到極致。
在中國，維穩與經濟發展形成了一個怪圈：地方官員需要GDP作為政績，不得不大量上馬各種項目，最容意的莫過於房地產或易造成環境污染的重化工業、礦業；但開發房地產必然涉及徵地、拆遷，工業污染會引發當地居民的維權活動。因為，經濟越發展，社會矛盾越多，維穩任務越重，維穩開支也就越大。
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維穩經費的來源，中央與地方大概維持三七開的比例，種中央只承擔30%，地方要承擔70%。越是經濟落後的地區，在「維穩」方面的財政壓力越大，市縣一級地方政府普遍感到維穩經費吃緊。
「維穩」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條產業鏈。鏈條的上端是地方政府；中間是截訪、打壓，輿論控制、引導和告密者；末端是司法系統、監獄和精神病院。
中國的地方治理困境是多重的，一是體現在中央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弱化，縣鄉一級政權已經墮落成基層組職與黑社會、流氓共同治理；二是體現為香港與少數民族地區對中央政府離心離德，尤其是新疆維族的「東突厥斯坦化」以及西藏在海外的藏獨勢力。
中國總共有縣級行政區2860個，其中1463個縣、117個自治區，絕大多數都出現了政治劣化。這種政治劣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家族政治，即少數家族共同壟斷了縣政機關的政治權力；二是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
在現代政治重，一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英選拔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從21世紀開始，中國標識身分的詞中多了「二代」一詞，出身於參與中共建政的「革命幹部」家庭，稱之為「紅二代」；出身於政府官員家庭，稱之為「官二代」；出身於改革開放後的富豪家庭，稱之為「富二代」。
縣級政治的家族化，就是在中國復歸「身分型」社會的情況下出現的。處於「身分型」社會，一個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血緣」關係的便利。出於對縣級城市的政治生態不滿甚至厭惡，不少出身小城市或農村的青年，在大學畢業後不願回家鄉。但因為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加上戶籍的限制，無法順利轉換為城市居民。一旦失去工作，這些人就只能回到家鄉。自2013年以來，隨著製造業、建築業的蕭條，中國3億「新工人」的出路再度成為熱點話題。
2014年，中國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曾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公開承認，中國每年大概要用相當於一億噸的化肥，等於每五斤糧食要用一斤化肥，超出了國際公認安全線的一倍左右，重金屬、有機物農藥的超標幅度大約是20%。這種情況注定中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由於污染、生產成本較高等原因，中國的糧食質量雖次，價格卻比國際市場高出20-30%。如果不是中國政府給予補貼並限制農產品進口，中國農業早就垮掉了。
村委會幹部的腐敗在農村普遍存在。由於各地的經濟情況不同，被村幹部用來營私的公共資源也有不同：廣東、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村幹部主要通過買賣土地貪腐；貧苦地區，村幹部則是侵吞集體財產或者扶貧款。調研統計數據表明，違法犯紀的村幹部主要是掌握資源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尤其是村支書兼村主任的「一把手」。
2015年，《當代青年研究》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農村後代之殤——從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的調查報告，揭示了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現狀。調查報告中說，鎮裡「大混混」（即賭場老闆、高利貸主）的風光，「小混混」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了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進而紛紛效仿，男生做痞子，女生則外出賣春。
留守兒童成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家庭與社會教化，鄉村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已經崩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鄉村的互助傳統喪失了，人際關係惡化、村民彼此缺乏同情。
鄉村秩序的破壞與教育的廢弛有著直接關係。鄉村教育的廢弛，標誌性事件是在農村地區實施「撤點併校」。據統計，2000-2010年間，中國農村的中小學消失了一半。「撤點併校」的後果之一是，農村青少年再也不能就近入學，低齡兒童輟學率升高。另外，城鄉之間的高中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在農村，能夠進入高中的學生只佔學齡人口不到10%，而在城市該比例則高達70%。
90年代中後期，為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不少中國經濟學家論證「教育產業化」可以拉動經濟增長。「教育產業化」政策，對中國青年的唯一好處就是使高校擴大招生規模，降低了入學門檻。在「讀書改變命運」的國家感召下，廣大農村家庭不惜透支未來幾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學。教育部曾公布調查數據：按照每名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計算（包括學費、生活費和住宿費），一個本科生四年最少花費28000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2003年，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粉碎了農村青年的讀書夢。
隨著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日益嚴重，中國高等院校開始造假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各大高校之所以作假，是因為教育部公開通報各高校的就業率，將就業率作為調整招生計劃、衡量辦學質量的重要指標。這直接影響到該校的社會評價、生源招募和收入。因此，為了達到「高就業率」，出現了單位掛靠、假協議等「注水」方式，甚至將學生提交「就業證明」與畢業證發放硬性掛鉤。2010年之後，中國官方不再公布全國各高校畢業生就業率。
在現代社會，大學教育一直被視為「培育中產階級的搖籃」，是切斷社會底層「貧困代際傳遞」鏈條的最佳途徑。「教育產業化」導致中國出現了過剩的知識型勞力，這些人無法進入社會上升通道，只能無望得掙扎在社會底層。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是純粹的受益者。其受益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GDP總量劇增，從1978年的2168億美元，增至2016年的逾11萬億美元，擴大了近49倍；二是中國從資本淨輸入國變成了資本輸出大國；三是在中國造就出大量億萬富豪，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多達568名，首超美國（535名），成為世界之最，佔全球億萬富豪（2188人）的四分之一強；四是養成了佔總人口20%多的中產階級。
但是，中國在全球化道路上的表現也令許多西方的政治學家失望，比如：中國對普世價值、以選舉權為核心的政治權力等，一直拒絕接受。從胡錦濤2003年接任中共總書記後，中共中央不斷宣布「防止顏色革命」、「五不搞」、「七不講」，堅決抗拒西方價值觀的滲透與影響。
2015年9月，美國高盛公司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消費市場以一批中產階級為主導，僅有2%的就業人口收入達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水平，目前有大約11%的中國人口（約1.53億人）可以被定義為「中產階級」；除他們之外，中國大多數人的收入只能滿足生活必需。最頂端的「高端消費者」僅有140萬人，人均年收入為50萬美元；處於「金字塔」最底端的是中國3.87億農村就業人口（農民），幾乎佔了中國勞動人口的近一半，他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美元；在「金字塔」中間的是「都市白領」和「都市藍領」，他們的總數接近農村就業人口，「都市白領」的人均年收入接近12000美元，而「都市藍領」的年收入為大約5900美元。從消費模式來看，「食」與「衣」佔中國消費者個人消費支出的一半左右；中國主流消費群體的購買力不高，日均消費額僅為7美元。與此對應的是，美國人的日均消費額為97美元。
貧富懸殊、中產階層過少，社會底層龐大，說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信心，富人與有條件的中產都想方設法移民，富商通過投資拿到精英類型的商業移民簽證，中產階層則通過技術移民、雇主擔保與親屬簽證湧往國外。
現代政治是代理人委託政治，民眾只能在大選年行使權利，這個權利賦予民眾另選政府的機會。中國則不同，中共政權是非民選的無責任政府，五年一次的政府換屆也無須經過全民大選。
房地產稅這一稅種，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徵收，而中國卻遲遲未能開徵，其主要原因是都市精英——即商人、黨政機關幹部、高級白領——基本上都擁有兩套以上住房，其中少數人甚至擁有十幾套，都對徵收房產稅持抵制態度。房產稅以房價計稅，高房價意味著房主的稅負很重。大多數房主用不高的收入，既要供房、又要納房產稅、還要養家，實在是不堪承受。2017年2月，國務院《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出台實施，明確提出「支持個地區在房地產稅、養老和醫療保障等方面探索創新」，其含義則是允許地方政府在財政困難情況下開徵房產稅。7月，陝西省因財政入不敷出，率先在全省範圍內開徵房產稅。
聯合國報告顯示，過去20多年來，以日、歐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了總計116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包括低息、無息貸款和無償贈與，其中無息和低息貸款佔援助總額的絕大多數，主要投資於教育、交通、供水、環境、衛生保健設施和能源、礦產以及農村等領域，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通過「郭文貴爆料」這一事件可以發現，中國「那些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一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取之不散。一旦在特定的時機匯合起來，大規模歇斯底里還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重新上演。」這場「網絡革命」與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沒有任何關係，相反，卻具有毛式共產革命的痕跡。一部分「郭粉」的言論表現出十足的痞子化，對於任何異議觀點缺乏寬容，毫無是非感，髒話普天蓋地，甚至公開鼓吹血腥暴力行為。
2010年以來，隨著每年一半以上的應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網絡革命黨」的人數越來越龐大。這些底層知識青年的政治訴求核心首先是「經濟權利」——沒收貪腐官員的財產，重新分配社會財富。
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不公，不僅體現在社會資源的佔有、財富的分配方面，還體現在機會極不平等。對於中國青年來說，首先面臨的就是教育的不平等，這源於相關制度的設計。中國各大中城市約有700所左右的重點中學，相較於普通高中，它們擁有更多、更好的教育資源。這些學校宣稱其目標是培養最優秀的學生，但一些學生借助家長的權勢或財富，可以免去競爭直接進入。與其他國家在自由競爭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中國的重點學校基本是在計劃經濟時代裡，通過行政權力人為地集中教育資源而形成的「名校」。這種方式一直延續到現在，被輿論諷刺為「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的學校」。這種教育資源向少數人傾斜的制度設計，注定了農村、城市的普通平民子弟會「輸在人生起跑線上」。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該文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去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調查表明，僅就薪資而言，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
幾年以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同樣的調查。研究表明，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一份工作存在顯著的積極影響，「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高出「非官二代」約13%。然而，從高考成績這一智力衡量指標來看，「官二代」與「非官二代」並沒有顯著差別。因此，工資溢價並不是自身能力或智力因素的結果。
一個上升管道嚴重梗阻的社會不僅讓人絕望，還會孕育強烈的社會仇恨與社會對立。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尊奉，至今仍然是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在此類思想的灌輸下，社會底層的民眾理所當然地認為，自身的貧窮就是貪官汙吏、無良資本家的剝削所造成。而這一政治理念的核心——「消滅統治階級，實現社會公平」，必然引發新的暴力革命，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
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裡，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
中共當局深知自己的弱點何在，故一直以自己的發家史為鑑，對社會異見領袖的萌芽防範甚嚴，對有一定能量的社會性組織更是病態式敏感。在現階段，和平轉型的道路已被關閉，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亦無現實可能，很可能在今後的10-20年後維持著「潰而不崩」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