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写了一些澄清明清历史的文章，始终有人要往我身上扣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皇汉纳粹的帽子。
竭力掩盖粉饰纳粹民族屠杀罪行，不叫极端民族主义；正视并严厉批判纳粹屠杀罪行的，反倒叫做极端民族主义！
对历史上进行民族屠杀的满清刽子手拼命漂白、涂脂抹粉，乃至拍成无数电视剧来给观众洗脑的不叫极端民族主义！
主张正视满清这一最丧心病狂的民族压迫民族屠杀政权，严厉批判历史上一切民族迫害民族屠杀罪行的人，反倒成了极端民族主义！
彻底清除一切粉饰民族屠杀，民族压迫的行径，这才叫民族团结！以史为鉴，防止一切民族屠杀民族压迫历史的重演，这才叫维护民族团结！
坦坦荡荡，光明正大的承认，一个国家可以有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可以分布在不同国家，对某些脑残来说就这么吃力？
坦坦荡荡承认，民族平等就是一个国家对所有这个国家的公民提供同等政治经济权利的保障，而不论其民族，对某些脑残就这么吃力？
坦坦荡荡的承认，不能因为今天的民族分布情况，而歪曲篡改历史，把历史上的屠杀侵略粉饰洗白，对某些脑残就这么吃力？
这些脑残才是真正破坏民族团结，恶化民族之间友爱气氛的蠹虫！
日本人侵略过屠杀过中国，但只要日本人认识到历史的罪行，丝毫也不影响今天他和中国的友好。
满清更是如此，为满清灭绝人性的屠杀张目粉饰的骨干力量恰恰是汉人当中的大量败类，这些败类才是破坏民族团结，破坏民族友爱的元凶！
一个人，哪怕他原先是日本人，只要他加入了中国的国籍，就享受任何一个普通中国公民都有的待遇，都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叫民族平等。
但所谓的民族平等，绝不是因为一些日本人加入了中国国籍，就认为他祖先那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屠夫刽子手，那些叫嚣侵略合理、压迫合理的强盗，也成了所谓的中国人。
所谓的民族平等，绝对不是因为一个原先的日本人拥有了中国的国籍，就可以篡改历史，就可以给历史上的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
所谓的民族平等，绝对不是把历史上类似东突藏独的分裂集团、杀人抢劫集团，分裂得逞之后再大搞侵略，大搞民族屠杀的统治集团美化粉饰 成明 君圣主。
这不但不是什么民族平等，不是什么维护民族团结，恰恰是最为恶劣，最为无耻的破坏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前一段时间在贴吧看到一个帖子名为《“杜车别”如何夸大“清军入关”期间的平民死亡人数》，作者的ID是“南湖_秋水”
对此类指名道姓吸引眼球的帖子，一向是不太愿意来理会的。
不过这次要感谢这个作者，我一向懒惰，虽然一直觉得明末清初满清屠杀造成中国人口损失的问题还有许多值得论述的地方，还有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论需要驳斥，但实在太懒，写这类东西又很繁琐，所以一直提不起精神来写。
幸好这次一有人指名道姓地骂上门来了，激发了我一点兴趣，就正好借此来谈谈，虽然还是懒，只能浮光掠影地说一下，但说总比不说要好
此人的帖子分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但看其实质内容，无非两个，一个是关于明末清初“丁”的概念辨析问题，第二个是抄袭照搬葛剑雄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来掩盖满清屠杀规模的问题。
如果先说一下大概的印象，其帖子内容中的漏洞可以用千疮百孔，不忍卒读来形容。
比如对明朝黄册记载的名义是丁数还是口数，此人没有弄清；
把丁定义成赋税单位是何炳棣自己的发明，而非明清官方定义的事实，此人没有弄清。
至于类似“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对‘丁’的定义截然不同”的笑话，把西方烂大街的《新全球史》、《弑君者》之类连中文资料都看不懂，对中国历史了解不超过中国中学生水平的货色当成所谓西方人口学家，拿来当论据的笑话（还所谓我绑架西方人口学家，而实际上我都不知道谁能算是西方人口学家，我的文章引用过最多的西方历史学家是马克布洛赫，不过他和人口学沾不上边）这些都是足够让人喷饭的了。
为了单刀直入，直击要害，也因为此人帖子内容的中心就是满清屠杀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他最主要的论据就是葛剑雄、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我就先从这本中国人口史的问题说起，由此考察一下明末清初满清屠杀人口的数量究竟是多少。
然后再分析一下对明清人口“丁”这个概念辨析问题，是不是真如何炳棣所说是丁的定义是赋税单位，清初的丁数是否真的和人口数量毫无关系？
由于此人还提到明朝初年所谓的屠杀，以此来比附满清，联系到id为“刘伯温爱大元”之类效仿其满清主子故伎对明朝的抹黑，所以辟出一节来根据满清官修地方志的情形，满清在各地屠杀的情况，揭露一下满清是如何栽赃的。
“南湖_秋水”之类不过虮虱之末，不足道。其文章是生吞活剥人口史之类，基本理解都谈不上就信口乱喷而已，质量低劣，错漏百出，根本不值一辩。关键还是葛剑雄、曹树基之类挂着专家学者权威的招牌，误导世人，必须长篇大论加以驳斥，这才是我为什么要费心写这篇长达二十多万字文章的原因。
彼辈国家豢养，时间精力都可以充足，我不过以个人之力，只能蜻蜓点水，略而谈之，只是让大家知道此类学者教授所谓学术成果，其实不值一哂，资料之堆彻有余，错谬幼稚不比初中生好多少
关于葛剑雄、曹树基这两位编着的《中国人口史》的明清时期部分，我过去在明朝灭亡原因的书稿中就说了
“仅仅以中国人口史明代卷以及清代卷开头为例，到处都充满了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论证。许多地方连基本的考证都谈不上，往往是凭借他们自己的主观认定，想确定哪个数字就哪个数字，想采用哪条记载就采用哪条记载，而且基本的理由也不给出，唯一的理由大概也就是某个数字看上去更符合他们的需要。”
“在他们的著作中许多地方对明代的记载都粗暴否定，而又不给出起码的反驳意见，一句不可信，或者不可能，就算了事。在关于明末清初人口大减少的问题上，更是指鹿为马，为清朝大屠杀极尽开脱之能事。对他们的人口著作，应该很值得写一篇专门的文章加以仔细辨析，不过这并非是这里的任务，所以还是暂且放下吧。”[1]
说是值得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但实在懒虫入骨，所以好几年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动手。现在感谢南湖_秋水此人的鞭策，总算在这里要写一下了。
葛剑雄、曹树基两人为了给满清屠杀的罪行开脱，竭力无限度夸大明朝崇祯时期灾害战乱的人口损失，炮制出了所谓崇祯时期就损失人口四千万的谎言，竭力压低满清入关后屠杀造成的人口损失，宣称仅仅是据点式的破坏。凡是能够往流寇，南明身上推的就尽量往上面推，实在推不了的，就往瘟疫上推。总之，他们要达成的结论就是满清屠杀是小意思，算不了什么的。
有些地方颠倒黑白的程度，甚至可以让他们几百年前还稍微能承认一点事实的满清主子都自叹不如的地步。
“清兵入关以后，南明军队以川中南部为基地，坚持抗清。南明军队对地方的残害，并不亚于张献忠部、‘摇黄’部对人民的屠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张献忠屠蜀’可以理解为明末清初少几十年间四川人口的非正常死亡。”[2]
也就是他们的意思是，人口的死亡主要是抗清的南明军队，摇黄部残害的，至于清军如何，他干脆在这段话里避而不提。
而实际上所有抗清力量无一例外都有大量平民的自发组织参与(见后文)。自己屠杀自己，自己毁掉自己的支持基础，能下这种论断，只能说是维护满清的心理已经到过度偏执和歇斯底里的程度。
把清军罪行抛在一边，无法全部栽赃给张献忠，就进一步栽赃给南明军队，这是尚有点廉耻的几百年满清御用文人都无法诉诸笔墨的谰言，葛剑雄和曹树基这两个现代人却说出口来了。
满清头子雍正自己在一段话里都承认清军屠杀平民对整个人口损失的巨大影响，在，雍正谈到清初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除了把责任归咎到流贼头上，也不得不承认满清军队的疯狂屠杀行为
“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3]
注意，雍正这里还只是说的杀戮良民，也就是那些愿意屈服在满清淫威之下的百姓尚且都有许多被满清兵丁所杀。对雍正这样的满清统治者来说，如果是杀戮不肯剃发的百姓，那就是杀得合理，杀得应该了。
即便仅仅从满清统治者的自供来看，已经可以想见满清屠杀规模之骇人听闻到什么程度。而葛剑雄、曹树基这两人居然连满清统治者自己都承认的东西都要讳饰掩盖！
而曹树基之流在疯狂夸大李自成、张献忠等叛乱军队杀人时，大量引用清朝官方修的地方志，并说顾诚等人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所以故意降低所谓“农民起义军”的杀人数量。以便用此来论证人口损失大部分是崇祯期间内战造成的，清军入关与之相比不算什么。
我们不妨引用一下同样仇视痛恨“农民起义军”，痛骂李、张为流寇的民国李光涛的话来看看。李光涛虽然在袁崇焕、毛文龙问题上有自己的偏见，但他是编辑明清大内残余原始档案的第一线参与者，对流寇、建虏都无好感，并无特别偏袒某一方。
在甲申之前，清军就曾经有四次通过长城绕道进关，杀戮抢掠地方。李光涛在引用明代官员的描绘清兵在地方上杀戮惨况的档案奏疏之后，有这样的评论“各书皆言李自成、张献忠，残忍嗜杀，亘古未闻，而此乃云‘虏变视流寇万万不同’，即此可以证明建祸实比流寇为烈”。
他引用的“虏变视流寇万万不同”这句话出自原任工科都给事中的王猷，说的是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关，包括王猷家乡赵州在内的北直隶幅员三千里地方被“焚杀异甚，惨毒未有”。所以王猷要和以前“流寇”进犯的时候对比，流寇来的时候，不过是杀了些举人：“流寇犯赵，举人李让等死焉”，而现在是“虏破之余，城内士民不满三百”。这才导致王猷强调“虏变视流寇万万不同”。
这些明代原始档案中的记录，却是满清的御用文人和走狗所篡改不了的，而葛剑雄、曹树基之类自然宁可把顺治、康熙、乾隆一直到光绪这类满清官府下令修纂的县志大引特引，对真正原始档案的记载能避就避。
是否满清在1644年正式入关之后，屠杀行径就收敛了点呢？非也！大量原始档案表明，清军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疯狂地进行屠杀。
李光涛说“凡此屠掠，后来顺治中，更酷烈无比。即如多尔衮入关之初，据《（明清史料）丙编》页497，犹有‘论一省一城，□不剃头者，即发兵进剿’之令。于是前前后后之许多屠城，皆与此言为一事。即如顺治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高明之屠，据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凡系蓄发者，尽行诛戮’诛尽之后，于是始‘传令封刀’，见丙编页六三九”
“据《明清史料甲编》二至六，凡五本，《丙编》五至十，凡六本，共十一本，此十一本之史料，几于页页俱杀人纪事。而此杀人之本章，所蒙之朱批，大都又皆曰：知道了，有功官丁，兵部察奏”
“此十一本史料，如以当初整个顺治朝之全部档案计之，其所占之数量，只仅仅千中一二而已、千中之一二，杀人之酷烈，犹如此可畏。”
“清人之杀人比之流寇之杀人，更残忍，更无数。虽然，此残忍嗜杀之结果，于彼亦不利。【丙编】页六五三户部题本（以下题本内容是江西被屠之后杳无人踪的惨况）”[4]
以上还仅仅是笼统而谈，下面我们不妨针对更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葛剑雄、曹树基二人在明末清初的人口损失问题上撒了多少的谎！
第一节、曹树基炮制的崇祯时期四千万人口损失怎么来的？
曹树基等人为掩盖粉饰满清屠杀罪行，真是煞费苦心，对崇祯时期所谓的人口损失浓墨重彩，大做文章。
他们无非是希望利用人们的一个错觉，既然是崇祯时期的人口损失，那自然就只和明朝，和流寇有关了，没有满清的什么事情，再在这个基础上，任意夸大渲染，就可以达到目的。
但机关算尽太聪明，恰恰就是在崇祯时期人口损失的论述上，就已经暴露露出了他们篡改历史的行径。
在阐述明末人口减少时，所引用的资料几乎都是清修地方志，而这些清朝官修的地方志本身就对满清罪行极尽粉饰掩盖之能事，妄图把人口减少都栽赃到明末时期。
在明末人口减少这一个章节中，标明引用的119条文献注释中，只有两条是万历时期的地方志，而且还是用来说明瘟疫造成的后果，一条是引用史语所明清档案明亡后汉奸骆养性的话证明天津的瘟疫，还有零星几条是清初声讨流寇的著作如彭孙贻的《流寇志》，郑廉的《豫变纪略》之类（其引用还是篡改原意，断章取义性质，这点我们后面会说明。剩下一百多条就清一色全是清朝官方修纂的地方志，随便翻到某一页，看下面的注释，触目所见几乎都是顺治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地方志等等。
当然如果明末清初的史料只剩下清廷奴才爪牙纂修的这些地方志，那或许葛剑雄和曹树基之流还真能把谎言圆到底，但世界上的事终究是不能让他们这么如意的。
在崇祯年间，清军就有四次入关，在各地疯狂抢掠屠杀，由此造成的人口损失是极为巨大的，北直隶和山东尤其是重灾区。对此众多清朝官修的地方志自然绝口不提，但完全可以通过其它明清原始档案得到证实。
而葛剑雄、曹树基等人对此是一个什么态度呢？他们把大量档案记载当作不存在一般，甚至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完全按照清廷奴才纂修的地方志的口径，说清军四次入关造成的人口损失是不值一提的。
曹树基说“北直隶、山西和山东三省大约有100万以上的人口被掳北上，其中北直隶地区的人口至少达50万人以上。清兵入境主要涉及北直隶的北部地区，且不发生于同一年份，若以一个标准时点进行计算，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很大。因此，对于这类人口损失暂不考虑。”
一个轻飘飘的暂不考虑，就把满清在崇祯时期就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平民的罪行掩盖无疑了，而实际上曹树基不是暂不考虑，而是压根不考虑！
所谓损失并不很大，光以他字面上所提及的100万人口掳掠来计算，就已经是很大的规模，更何况清军是只掳掠而不屠杀吗？
就算不掌握史料，仅从情理推断，即便是移民一百万人，如果安置工作不做好，就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更何况是强行掳掠，有多少人是自愿背井离乡家破人亡被掳掠到苦寒的东北？因为反抗，被屠杀的人有多少？这些曹树基之流自然是完全不考虑的。
如果结合具体史料的话，就更可以看出曹树基等人在崇祯时期，山东和北直隶的人口损失问题上是如何撒谎造假！
关于崇祯时期北直隶的情况，曹树基说死了很多，都是瘟疫病死的，还有流贼杀死的。
山东的情况，曹树基是这样写的“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山东）受到明末战争影响较大的县份屈指可数，死于战争的人并不很多，加上迄今未发现崇祯年间山东境内有大的传染病流行，因此山东的人口损失，可能小于北直隶和河南。”[5]
总之两地死亡人口，一个是和清军无关，一个就是所谓受战争影响死亡人口不多！
事实是截然相反，清军在崇祯十一年入关，崇祯十五年入关，北直隶和山东每次都是数百万平民被屠杀。对这些屠杀，李光涛在《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一文引用档案文件有初步论述，我在他的基础上，对其引用资料一一查对，并补充一些档案材料，以更进一步，更充分、更完整揭露满清屠杀罪恶。
1、崇祯十一年末到十二年初清军的大屠杀
我们先引用清修的《明史》《崇祯本纪》里对这次清兵入寇的记载
九月辛巳，“大清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
十一月戊辰，“大清兵克高阳，致仕大学士孙承宗死之。”
十二年春正月庚申，“大清兵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
二月乙未，“大清兵北归。三月丙寅，出青山口。凡深入二千里，阅五月，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
这是一个概况，关于这次清军行动，在辑录满清官修实录而成的《东华录》里有更详细的记载，崇德四年三月（即崇祯十二年三月）：
“左翼睿亲王多尔衮奏：臣等毁明边关入，两翼兵马，约会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内六府俱已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粮河，攻破山东济南府，至津南天津卫。克城三四十，降城六，败敌阵十七，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 十”
“右翼贝勒杜度等疏云：臣等从明燕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东济南府，蹂躏其地，克城十九，降城二。败敌阵十六，杀其总督二，及守备以上官百余员。生擒亲王、郡王、奉国将军各一，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有三”[6]
综合多尔衮和杜度两人所奏，这次清兵蹂躏北直隶、山东，不屈服而被清军打下来城池合计五十九座，投降的城池八座，合计取城是六十七座，离明史所载七十余城还差几座城池，当以明史为准。掳掠人口则合计达到四十六万多。
崇祯十三年正月《兵部题<山东巡抚王国宾题>稿》中说“据山东右布政使侯国安呈称：东省自罹虏乱，数百万钱粮，悉无可问。……本司于本年（当系崇祯十二年） 六月初三日 ，方始入境，所过地方，由黄河以抵济南，计程数百，皆奴氛流毒，村落寥落，途次杳茫，遥闻率多号泣之声，不觉潸然泪下。沿路抚绥，于 六月十一日 到任。目击全齐皆灰，臭气道路，血积盈衢。所积零星残黎，尽髡发坏面，损股折肱。本司于灰烬之中，整顿安插”[7]
这段话里没有描述具体被屠杀的数字，但造成的人口损失已经达到“村落寥落，途次杳茫”，“臭气道路，血积盈衢”的地步，可以想见其规模之巨大，而且绝非仅仅限于对攻克城市的屠杀，农村人口所受之屠杀同样非常严重。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他父亲努尔哈赤曾经和毛文龙说过类似性质的话，总之是一种强盗逻辑。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李光涛评论蒲松龄的记叙，“因作于清初，避清所讳，故乃曲折其辞，托之鬼吏耳。至于抗尸百万之说，亦系记实之言”。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从以上所论，清军在崇祯十二年，光是济南一地就屠杀百万之多，明方档案、清朝头目的自供，以及民间保留下来的记载，多方证据指向同一个事实，铁证如山，然而到了清朝奴才纂修的地方志里，如此滔天血案，却难觅踪影了。到了几百年后的葛剑雄、曹树基的嘴里成了山东“死于战争的人并不很多”。
我们不妨再来估计一下崇祯十二年，北直隶和山东被清军蹂躏地区屠杀人数总量规模究竟有多大。满清蹂躏各地的情况，《明清史料》中多件档案都有提及，几乎都对当地的人口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四日 到的《山东巡抚颜继祖题本》中说“（崇祯十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 酉时，据探报官牟自强报称，有逃出难民口说：奴贼初九日复回鸡泽县，未时攻开，黎民杀死无数”[12]
崇祯 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到的《山东巡抚颜继祖题本》中说“本日未时又接得鲁王手书，内云：二十六日，奴骑倏忽而至，其势甚众，衮城四关焚烧，乡村镇店无一处，无一家不被焚劫掳掠，满目流离，惨不忍闻。城中内无守兵，外无救兵，危在旦夕”[13]
在《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真定巡按卫桢固题>稿》中说：
“据井陉道臣杨汝经呈前事，呈称：窃照本道所属十六州县，戊寅（崇祯十一年）虏入，无一不经残破，重以三载奇荒，兵燹孑遗同归于尽。”[14]
在《兵部题<保定巡抚黎玉田题>行稿》（崇祯 十三年四月初七日 奉本部送兵科抄出）中说
“任县蕞尔小邑，旧城不及二丈，无怪乎虏至而即陷也，本道初经其地，颓垣败屋相望，城中菜色之民，不满百人”“任县乃邢襄九属之小邑也，当夷虏残破之后，兵荒交困之余，民穷财尽”[15]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的《兵部行<兵科抄出察理广平府属龚鼎孳题>稿》所述崇祯十一年末到十二年初各地遭受满清荼毒的惨况更是触目惊心：
“单车所历，触目刺心，有未易一二言者，盖燕冀之壤，地大人稀，数载之内，尽于虏，尽于疫，尽于荒，民气萧条，与死为近”。“元气久伤，难可骤复，一闻虏至，生趣索然”
“臣所过地方，如庆都、栾城、赵州、柏乡、唐山之属皆一望莽荡，蒿艾不除，白草黄沙，行人凄断，及入其城邑，鸡犬寂寥，有瓦砾而无室家，有荆蓁而无烟火。刀俎孑遗，首如蓬葆，啼笑无端，莫知其痛。臣与诸有司，相见劳苦，有谓曾经虏破，人已胆裂，招之不来者；有谓城垣广阔至二十余里，而城中居民不满二三百家者”“有谓编审人户向来数万，近止千余，握笔唱名，几同点鬼者”[16]
龚鼎孳所述在所有造成人口损失的原因中，“虏”也即满清是第一位的。百姓一听满清兽军要来，就“生趣索然”。
屠杀之惨，三年之后，仍旧触目惊心。那些在屠刀下幸存下来的人，所谓“刀俎孑遗”，因为亲人被残杀，头发如同乱草一样，神经也失常，“啼笑无端，莫知其痛”，这是怎样的一副惨象？
论凶残，满清可谓达到了最顶点。其所经之处，屠刀下的幸存者也已被其非人类的残暴恐怖吓得近于痴呆，“曾经虏破，人已胆裂”。后来被满清屠杀光的四川，不过是这副景象的升级版而已。
北直隶地区，被满清屠杀了前后四次，加起来不到一年左右，尚且如此，而四川则被满清屠杀了整整二十多年的时间，也无怪乎人口彻底灭绝！
按满清自己修纂的《明史》所载，这次清军一共侵占过北直隶和山东的七十多座城池，就按最少的来算，一共七十一座城池。其中根据多尔衮等人的自供，只有八座城池是属于投降的，按照清军凡是反抗必定屠城的规矩（实际上，有时候就算投降也照屠不误），至少有63座城池被屠，其中去掉被屠杀一百万人的济南，其它六十二座城池都算是小城好了，用保守的估计，每城以平均屠杀两万人计算（这个数字估计已经是相当小了），则总计就被屠杀了一百二十四万，与济南被屠杀的人合计，达到224万之多
这还仅仅是城市内被屠人数，如果考虑到明方档案中记载的“村落寥落，途次杳茫”，各地乡村也受到屠杀的情况来看，按最保守估计，至少达到250万人的规模。那这个估计是不是夸大了呢？
赵州城不过是这些被蹂躏屠杀的众多地方中的一个，算是一个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的标本，其情况根据明清档案
崇祯 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兵部行<原任兵科都给事中王猷奏>稿》描绘了赵州城被屠杀之惨况：
“逆虏犯我郊畿，幅员三千里，惟所蹂躏。如真定一郡，连城三十有一，十七不守。臣家赵州，则焚杀异甚，惨毒未有……当是时，合城生灵不啻鼎沸，有挺刃相接，而碎首莫保；有啮血骂贼而延颈受戮；有志在洁身，而沉渊若归；有自分一死，而立烬不避；甚至一家之父子兄弟，剪灭无余；一室之妻妾儿女，杀掳并尽；尸塞于衢巷，血洒夫原隰。焚掠三日，始分营西南，屋宇丘墟，赀畜荡扫……有名籍可查者被杀则二万五千二百余躯，被虏则四千八百余名，其它有覆其宗，屠其家，及羁客死委巷俘虏而莫之知者，又不知若干矣”[17]
也就是仅仅计算有名有姓可以查考的，一个赵州城被屠杀的就有2万5200人，被掳掠的人口有4800多人，如果算上那些姓名无法查考的流动人口，那被屠杀者在3万人左右，被抢掠人口5000是比较保守的估计，这样看来被满清俘虏的人口和被屠杀的人口大致比例在1:6左右。
而前面引用史料已经知道，这次清兵总共抢掠俘虏的人口有四十六万，按比例计算，被清军屠杀的人口可达276万之多，和我们前边估算的被屠杀250万人相比，还要多出二十多万。
有些人或许有异议，认为这么估算不够严谨。但如果和葛剑雄、曹树基之流炮制所谓崇祯时期人口损失四千万的手法相比（也即随便举一些清修地方志的描绘，也不考核描绘是否属实，然后不动脑筋推到全府全省，一拍脑袋就是全省损失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的人口）。
我的这个估算已经可以算得上保守而又保守，严谨而又严谨，不然直接可以把戊寅虏变北直隶、山东被屠人口算到千万以上了。
2、崇祯十五年末到十六年初清军入关的大屠杀。
那么崇祯十五年清军入关又屠杀了多少人呢？
按《明史》崇祯本纪，这次清军在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入关，再次蹂躏北直隶和山东地区。
具体情形在东华录，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六月的记录中有
“阿巴泰凯旋，大军直抵衮州府，诛明鲁王及乐陵、阳信、东原、安邱、滋阳诸生并管理府室宗室等官数千人，计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王氏东华录此处有：共八十八城），归顺者六城，……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18]
根据明清档案文件，这次被清军屠杀的大城市有临清，仅仅临清一城屠杀人口就至少八十万以上。
《兵部行<兵科抄出察办剿虏事务吴履中题>稿》 中叙述崇祯十五年闰 十一月十二日 山东临清被破后的情形，说“生员存者三十八人，三行商人存者席明源、汤印、汪有全共七人，大约临民十分推之，有者未足一分。其官衙民舍，尽皆焚毁，至今余烬未灭。两河并街路，尸骸如山若颠，岂能穷数。城垛尽皆拆毁”[19]
河边路上，尸骸堆积得已经如同山一样高了，连数都数不过来，只能统计活着还有多少人了，临清大屠杀的规模当不在后来扬州十日大屠杀之下。即便按这段字面意思说，临清也至少被屠杀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
另外崇祯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山东东昌府推官刘有澜塘报》中说“卑职看得临清原系漕运咽喉，逆虏自蓟兼程疾驰，必欲得之为快，盘踞十六日，杀掳百姓几尽，使我无人可守；推塌城垛一空，使我无险可恃，截留在仓漕米万余，以为北向养马之用”[20]
《总监各路太监高起潜题本》中说：“总计临城周匝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21]
所谓近百万口，就算按九十万人口来计算，那被屠杀的也当在八十万人以上。而清军的屠杀当然不会只在临清一个地方，李光涛说“不但临城被屠，即蕞尔小邑，亦杀戮殆尽”。
如崇祯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兵部武库清吏司吴一元揭帖》中陈述其家乡范县的情况
“臣籍范县，去岁丑虏南下，蕞尔小邑，既无额兵，又乏救援。于 十二月初二日 ，虏遂由城西南角攻陷。可怜寥寥士民，横被屠戮。加以土寇乘机焚抢，祸变频仍，岂惟死徙不免，亦且杀掳殆尽”[22]
按这里的叙述，土寇主要目的还是抢劫财物，所以说是焚抢，说到清军则特意强调是“横被屠戮”，人口被屠杀主要责任还是清军。
崇祯十六年三月的《兵部题<兵科抄出兵部督饷侍郎王题>稿》中说：
“兵部题为饷运抵德，虏阻难前，恳乞敕部设法迎护以速军需事。……所过地方，止见庐舍灰烬，人民绝无，原野不忍见闻，兼载道而奔者，无非虏营逃出之难民，靡室靡家，哀鸣可恻。目前之阽危如此，将来之水陆何资？不大可为寒心乎？”[23]
崇祯十六年四月的《兵部行<兵科抄出山东巡按余日新题>稿》中说“一路室庐丘墟、盖藏俱尽，无从贸易”“野外庙店尽已圮毁”“东省自虏残之后，人民死亡略尽，盗贼蜂起”[24]
《平寇志》记载崇祯十六年五月，明保定巡抚徐标说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蓬篙满径，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几?皇上亦何以致治乎?’帝欷歔泣下”。[25]
这段话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曾经引用过，用来说明明朝统治区所谓荒凉衰败的景象。而实际上徐标从江淮出发，经山东临清等地到北直隶，经过的恰恰就是满清军队在崇祯十五年末到崇祯十六年初破坏的地区。其屠杀惨烈达到如此地步，和后来人描绘四川被屠杀一空的情形极为相似。
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工部营缮司主事于连跃揭帖》中描绘山东临清一带的情形：
“但此地七载兵荒，城郭庐舍俱是丘墟，荆棘满目，白骨如山。至于临清一镇，素号咽喉，及今行人断绝，市肆榛莽，瓦砾阻滞，通衢商店变为溺厕。卖妻鬻子，剜肉医疮。惨苦情形，石人堕泪，即孑遗中尚存一二残民，伪官逼索捐助，严刑酷拷，非死于敲扑，即亡于他方。”[26]
于连跃所谓“此地七载兵荒”，这个兵是谁的兵呢？按照曹树基遍查满清修的山东各地方志的结果，所谓“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山东）受到明末战争影响较大的县份屈指可数，死于战争的人并不很多”。
若是流寇或明军，则满清地方志是必定记载的，而现在隐匿不载，其所谓兵荒正是清兵。造成这种惨况的，除了清军兽行再无他人。而于连跃既已投靠清廷作了汉奸奴才，只能写此无头状，甚至试图栽赃到其他人头上。
这里提到的伪官是指李自成政权的官员，而李自成政权“逼索捐助，严刑酷拷”的对象都是官绅，所以这里不过是于连跃这个清廷走狗的托词。事实是这一二残民也是被满清走狗逼索迫害。
这仅仅是短短两次入关屠杀后山东北直隶的惨状。后来在顺治年间经年累月各地的屠杀造成的破坏也可以想见了。
如扔按前面算法，临清单独算被屠杀八十万，另外八十个城池攻克被屠，每个平均两万，则此次清军屠杀人数总计高达二百四十万，而且从时间上来说，清军是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入关，闰十一月、十二月、一直到次年六月所谓凯旋，则在明境内停留了八个月之久，杀人时间更加充裕。
如按照掳掠人口和屠杀人口之间的比例，那三十六万被掳掠，屠杀人口也当在二百一十六万左右。
3、崇祯二年和崇祯九年，清军的大屠杀。
以上只是介绍了清军后两次入关的屠杀，那么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和崇祯九年丙子虏变，清军是否就不屠杀了呢？
崇祯十一年四月的《兵部等部题总监真保太监方正化题行稿》中说“自逆奴两次溃边，郡邑多遭残破，屠戮之惨，不可见闻”[27]。说的就是己巳虏变和丙子虏变，后金之兽行。
其实光是清朝官修史书中自己承认的就有一连串的屠城行为。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的情况，《东华录》记载破遵化的时候“巡抚王元雅自经，尽屠城中拒命者”[28]。
《满文老档》记载的“良乡县，固安县，张家湾，香河县，招降不从，攻取后悉诛之”[29]
甚至就是投降他们的那些城池百姓，到最后也还是一屠了之。
《东华录》中记载“尽收迁安守兵及居民入永平。明军复攻滦州，纳穆泰等不能支，遂弃城奔永平”“阿敏、硕托将城内归降汉官巡抚……悉戮之，并屠城中百姓，收其财帛，乘夜弃永平城而归”[30]。
这里屠杀不仅是永平一城的百姓，包括前面投降又迁入永平的迁安居民和滦州居民。
也就是满清自己承认的就有屠杀遵化、迁安、滦州、永平、良乡县，固安县，张家湾，香河县平民，其掩盖粉饰未承认的自然还有许多，所过乡村屠杀的则又不知其数了。
而且满文老档里还有一条重要记载，也就是清兵在崇祯九年第二次入关（ 六月二十七日 入边）的时候说 “我兵前番所过地方业已残破，故所俘获无多”[31]
这些地方之所以残破恰恰就是由于满清蝗虫式的洗劫屠杀所致，考虑到北京京畿地区是人口相对密集的区域，己巳之变后金军队如此大的阵仗，又和明军往来战斗反复拉锯，人口损失必然是巨大，再加上各处屠城，那己巳之变被清军的屠杀的人口当在百万级别也是不夸张的估计。
再说崇祯九年，也就是满清的崇德元年，清军入关屠杀的情况，根据《东华录》记载
“九月、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奏，我兵入长城，过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五十六战皆捷，生擒总兵巢丕昌等，获人畜十八万有奇”。
按一比六的掳掠屠杀比例算，这次屠杀人口也当在一百万以上。
4、清军四次入关屠杀的人口综合评估
按后二次入关各屠杀二百五十万，前两次每次各屠杀一百万计算，则光是清军这四次入关屠杀人口已经在七百万左右。
再加上曹树基自己就不得不承认的清军四次入关掳掠人口一百万以上，那总计造成的人口损失就高达八百万。
这八百万之多的人口损失，曹树基可以轻飘飘地说“清兵入境……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很大”，所以可以“暂不考虑”。
那是否因为曹树基的眼界太高，标准太高，所以不把清军屠杀劫掠的这八百万人口放在眼里呢？
事实恰好相反的，葛剑雄、曹树基为了炮制崇祯时期人口损失四千万的谎言，甚至类似“乐平县流寇攻陷城，杀伤人民三十余口”这样的记录都能郑重放在文内，也就是只要能烘托流寇杀人的记录，哪怕数量再少，他们都可以当做宝贝，不忍弃置（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记载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打他们自己耳光的）。
更可笑的是在他们在论述山东人口损失的时候说，山东的人口损失主要是旱灾导致的结果，那这个旱灾造成多少损失呢，“全省死亡人口可达174万之巨”[32]。而实际上仅仅是明代残余档案中记录的清兵制造的济南大屠杀、临清大屠杀，两城被屠杀人口就已经在一百八十万了，即便从他们自己的数字比例来看，清军屠杀人口之多也是决不能忽略的，而曹树基竟然可以只字不提，其瞒心昧己程度，实在令人发指。
二、曹树基炮制的瘟疫人口损失
在完全不考虑清军屠掠八百万人口的情况下，曹树基还能制造出崇祯四千万人口的损失，这种本事，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那他的数据，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前面可以看到，我们在论证清军屠杀人口数量的时候，动用的是多方面的证据，明朝原始档案中的官员报告，满清自己的供认，满清统治下民间的记载。满清攻克多少城池也是用满清自己提供的数据，然后推算屠杀的规模。
而曹树基论证瘟疫或所谓流贼造成的人口损失，常常就是用清修的地方志单方面的记载，或者局部地区，个别人的观察记载，然后不动脑筋的采信，无限度的夸大，个别县，个别村就可以一跃变成全府，乃至全省的情况，所凭借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想当然。
比如他论证北直隶的人口损失的使用，引用的资料有康熙《阜志》、顺治《滑县志》、乾隆《广平府志》、顺治《曲周县志》、康熙《南和县志》、康熙《良乡县志》等等，而从前述山东的情况已经可以看出满清时期官府修纂的这些地方志为掩盖清军的屠杀，往往把明末清初的人口损失推到所谓灾害瘟疫流寇上去，这样的引用资料只能是笑话而已。
更可笑的是他自己对待数据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态度，一会儿说“鼠疫至少造成了北直隶的疫区内40％以上的人口死亡”，一会儿又说“人口损失三分之一”。
当然无论是40%还是所谓的三分之一，他自己明确说是根本不考虑清军屠杀劫掠人口下得到的，而实际上根据清军十一年入关屠杀劫掠，多尔衮自己炫耀战功时的自供“京迤西千里内六府俱已蹂躏”，“燕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东济南府，蹂躏其地”。光是“六府俱已蹂躏”的判断就已经比曹树基列举县志记载然后判断总体情况要全面得多。北直隶人口损失或许确实能达到三分之一的规模，但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清军屠杀蹂躏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瘟疫或流贼。
应该承认在崇祯时期，确实在许多地区发生过瘟疫，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夸大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数字。
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地能表明曹树基等人论证荒谬，不动脑筋程度的例子，曹树基说：
“再以北京为例，明朝首都的居民至少有半数死于瘟疫，时人称：‘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33]
这里曹树基宣称“明朝首都的居民至少有半数死于瘟疫”，他的根据就是引了某个时人的记载。这种论断荒谬到了什么程度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一个国家的首都，一半人口死于瘟疫究竟是什么概念？
基本上这已经是一座死城了，不必李自成打，明朝政府就已经完蛋了。
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至少一半的朝廷官员也都应该死于瘟疫了。
如果他说的某些不知名的乡村、县城，对待这类数据即便我们有所怀疑，但也找不出更详细具体的资料加以驳斥。
但是这曹树基头脑错乱就错乱在他造假可以公然造到众所瞩目，聚焦点最为集中的北京城。
北京城市里有名有姓的人实在太多了，光是清修明史里那些官员的列传都是一大把。
如果真的是一座城市，一半的（而且曹树基的原话是“至少半数”，也就是半数还是保守的，按他的意思应该是三分之二了）人口死于瘟疫，那些朝廷官员难道能幸免？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明史》或《崇祯长编》，凡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死于所谓瘟疫的！更不必说集中在崇祯十六年这一年的短短几个月内了！
不必说这些史书了。就是去翻阅所有相关的野史和私人笔记，提到北京发生过瘟疫的记载确实有，但凡是有名有姓的人物，被记载是死于瘟疫的，几乎一百个里也找不出一个来。
要知道当时并没有现代的所谓消毒设施，更没有疫苗。难道明朝的文官或者有名的文人或留下姓名记载的商人、平民妇女等都是百毒不侵的超人？都是提前打了抗病毒疫苗再投放到那个时代去的穿越者？
别人都受瘟疫感染，一到历史记录里有名有姓可以查对的官员文人，就都没事了？就算官员地位高和普通民众隔离，难道他们就不和自己的仆人接触，仆人就不和其它人接触？
真是天大的笑话！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就在曹树基自己的《中国人口史》同一卷里，引用宋元时期瘟疫流行的情况，其中提到：
“1259年，宋元军队在四川合州钓鱼城展开激战。元兵围城五月不下。农历七月，蒙古‘军中大疫’，蒙军统帅蒙哥疫死军中。”[34]
“在第二年春天的成都继续出现蒙军战士和战马的大量死亡。而从《宋史》卷412《王登传》的记载看。受命‘提兵援蜀’的宋将王登与元兵在房州(今湖北房县)对垒，‘夜分，登经理军事，忽绝倒，五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视几上文书，俄而卒’。隔数日，唐氏在舟经汉阳时暴卒。这是相当典型的鼠疫流行症状。”[35]
这些曹树基自己引用的事实，清楚的表明在古代，只要是一个地区发生瘟疫了，并不会因为你身份有多尊贵，地位有多特殊，瘟疫就对你特别留情，绕开你专门去感染别人。所以蒙军的统帅蒙哥会因为感染瘟疫而死，宋军的将领王登也会因为感染瘟疫而死。
明末的北京，如曹树基所说一半的城市人口都感染瘟疫死掉了，而那些在正史野史里有传的官员文人学者居然连一个死于瘟疫的人都没有，那只能说曹树基在制造谎言的时候，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好，脑筋都不动一下。
痛史本《崇祯长编》记述的时间就是从崇祯十六年十月到崇祯十七年三月。
虽然曹树基宣称的北京瘟疫是在崇祯十六年二月份发生，《崇祯长编》的记述是八个月后了，但导致一个城市一半人口都死亡的特大瘟疫，就算过了八个月，也至少会在官员的奏疏中留下点记载吧。
但遗憾的是，崇祯长编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记录，勉强能和瘟疫沾上一点边，是在崇祯十二月，崇祯皇帝给刑部的一道谕旨
“谕刑部：‘天气严寒，闻狱中病疫颇多，情轻官民各犯，准暂行保候，一面讯审速结，以昭朝廷轸恤至意。未结者，三月初旬收监’。”
这也是说天气冷，监狱里的犯人可能染病，崇祯体恤他们的疾苦而已，由此观之，曹树基之流炮制的什么整个北京城瘟疫死掉一半人以上纯属天方夜谭。否则居住条件，卫生条件最为恶劣的监狱囚犯早就全部死光了（不会有人天真到说囚犯因为关在监狱里所以被隔离了才幸存的笑话吧，囚犯难道不和狱卒接触，不吃外面送来的饭食的？）。
北京城因为是最容易查证的，所以很简单就戳破了曹树基的谎言。那曹树基之流宣扬的其它什么某县发生瘟疫“人口死亡的比率高达十分之九以上”云云，其性质究竟如何已经不问可知。
当然，假设满清修的地方志以及一些清人记载不是无中生有完全撒谎，那么北直隶的一些地区包括北京城，应该确实发生过一些传染病，但由此造成的死亡人口不会超过百分之五以上。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了，二十分之一的人口染瘟疫死亡，就是任何一个人周围的亲戚朋友里都有人受感染死亡，从造成的心理效应来说足够恐慌了。
以天津为例，曹树基自己认可的天津城市人口数量为10万。他说“如按照城墙周长进行推测，也是不可能的。明代后期大津居民的居住，已不受城墙的约束。弘治年间（1488-1505年)，天津设十集一市，其中五个在城内，其余在东、北门河沿，特别是北门外沿南运河一带，市声鼎沸，人影如云。……我估计此时天津城市常住居民至少有10万人”[36]
这个数字肯定是严重缩小的，但我们姑且就算它十万好了。
而曹树基引用汉奸骆养性的话证明天津发生瘟疫，其原话是“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37]
就以平均每天两百人计算，算 八月初一 到 九月十五日 ，那也就是死亡九千人，占人口的9%。这还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情况，如果扩大到整个省，村落村落之间有大片农田隔离的地区，最后总计整个省区能到5%，这已经是很高的估计了。[38]
所以就算是造慌，也是需要动点脑筋，至少要能自圆其说的。曹树基为了给满清屠杀洗白的心情太急切，为了把人口损失都算到了崇祯时期的心情太急切，以至于公然造出北京城因为瘟疫死亡一半以上人口的谎言，结果是弄巧成拙，反倒露出了狐狸尾巴。
曹树基推断崇祯时期所谓人口损失，大多用的都是这种手法，其目的就是掩盖满清入关后疯狂屠杀造成的后果，试图把人口损失栽赃到崇祯时期。
越是清军屠杀的重灾区，在他的笔下，所谓的瘟疫也就越是多，或者流贼的屠杀也越是厉害。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瘟疫也要造出瘟疫来。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崇祯时期苏州、松江、杭州、嘉兴地区的所谓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数字。
曹树基说“明代末年北方鼠疫传至太湖流域，苏、松两府人口死亡约230万，杭、嘉、湖三府人口死亡约370万，论证过程详见《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第二章。”
那他究竟是怎么论证的呢？我们翻到了这个《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第二章。首先他按所谓正常时期的人口正常率推算，发现到乾隆四十一年为止，实际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这些地区人口偏低，即便把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定位平均千分之三的低水平（这是他根据常州、镇江这些他认为受瘟疫战争影响不大的地区洪武到乾隆年间实际人口数字增推算出来的平均增长率，实际上镇江等地清初当然同样受到满清屠杀和其它暴政以及各种灾害的影响，这种算法本身就已经是低估了清初满清屠杀规模了。这个增长率对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人口缺额仍旧高达六百万左右。
具体的数据是“以年平均增长率为千分之3.4。计，从洪武二十一年至崇祯三年(1630年)，苏州府人口可达541万，松江府人口可达278万。”
“以乾隆四十一年数据为基点，以3. 4‰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顺治三年(1646年)，苏州、松江两府人口分别为310万和138万，死亡人口多达250万。”
这里所谓死亡人口250万都是他算错的结果，按照他自己的数据，把这十七年时间内本来应该有的平均增长不算在内（本来是必须要算的，否则就无所谓平均了），仅仅是苏州和松江府的绝对人口数值，就是减少371万之多。如果把应有增长算进去，非正常死亡人口当然就只能更多
而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府，曹树基只给出了实际人口增长率过低的数据（嘉兴甚至只有千分之零点九），而没有给出具体的人口缺额数字（之所以不给，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实在是漏洞太大，他只能靠含糊其辞来掩盖），我们不妨就按照他提供的数字，自己推算一下。
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的时候，曹树基给出数字是，杭州府108万0825人，嘉兴府163万7660人，湖州府120万0240人，按照曹树基的算法，平均千分之三点四的增长率，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杭州府应该有399万2千多人，嘉兴府应该有605万人，湖州府应该有443万4千多人。
而曹树基给出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实际人口数字是，杭州府268万2千多人，嘉兴府235万5千多人，湖州府215万3千多人
也就是杭州府损失了131万人，嘉兴府损失了370万人，湖州府损失了228万人，光是这三个府就损失了729万人之多。
总计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个府人口缺额至少也要达到1100多万。这样巨大的人口损失只能是明末清初这段时间内的结果，曹树基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
本来按照北方或者四川的办法，这也是很容易处理的，脑筋都不要动都推到李自成、张献忠头上就是了。
但让曹树基头疼的就是这个地区，无论李自成、张献忠也都没有涉足过，你就算把他们抹黑成再巨大的杀人狂魔，也死活推不到所谓流寇的头上。
照一个稍微有点理智，还能客观点分析事实的人来说，事实已经是昭然若揭了。明末清初，蹂躏过这些地区，除了满清还是满清。
但问题是我们的曹树基、葛剑雄两位教授，已经先确立了一个天条铁律，那就是满清屠杀是无足轻重的，是对人口整体规模影响不大的，所有对事实的分析都必须无条件迎合附会到他们这个事先确定好的论断。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就屠城死亡人口而言，清代初年浙江的死亡人口是相当少的。”（这句话的无耻程度是很厉害的。实际真相是当时要找出一个不被满清屠过的地方，才是很困难。不仅是城市被屠，乡村同样被屠。）
既然不能是满清屠杀的，又实在没有办法推到流寇头上，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宝了，还是瘟疫。
于是曹树基列举了乾隆时期的《震泽县志》，乾隆十二年的《吴江县志》，道光的《震泽镇志》一些所谓崇祯时期当地发生过瘟疫的记载，断言整个苏州府、松江府在崇祯时期因为瘟疫死掉了二百三十万人。
又列举了一条满清同治时期的《南浔镇志》的瘟疫记录(这条记录估计还是他拿着放大镜，用大海捞针，沙里淘金的刻苦精神搜罗出来的，相当之不容易，用他自己的原话说是“细查文献，我们发现……”)，就这样一个小镇的地方志（还是同治时期的），他就推广断言整个湖州府也都感染了瘟疫。
到了杭州府和嘉兴府，就连这样牵强的所谓感染瘟疫的证据他都找不到了，于是就发挥了莫须有的逻辑，“目前虽然尚无证据证明鼠疫是否传人杭州和嘉兴，但从三府增长的相同速度这一点看，我相信浙北三府均可能遭受鼠疫的袭击”[39]。
大家看看他的句式“目前虽然尚无证据……，但……，我相信……”。也就是连证据（哪怕这些证据是满清编造出来的）都不需要了，反正他说有就是有了，他相信有瘟疫就是有瘟疫了，而理由就是这三个府人口增长速度相当，既然他断定一个府的人口损失是瘟疫造成的，那另两个府当然也是瘟疫造成的（尽管他自己承认没有证据）。
论证能荒唐到如此地步，而此辈还是被国家所豢养的，从事的是所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扶持的研究课题，你能相信么？稍微具备一点逻辑常识的初中生都不敢用这种拍脑袋，莫须有的方式来进行论断！
当然为了能把读者忽悠得更彻底一点，一方面他是承认自己没有证据的，另一方面他却又在后面举了一条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是王士雄的记载：“按谈往云崇祯十六年，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二月，死者数百万”。
并且暗示读者，这个王士雄说的就是嘉兴或杭州的情况，“四代中医，祖籍嘉兴府海宁县，后移居钱塘，即今杭州，对于明末清初的瘟疫流行，他根据民间口碑所做记载应该是正确的。”、
稍微一查就知道，他是清末道光咸丰年间的人，出生于1808年，死于1868年，距离明末已经两百年。就是他爷爷的爷爷都出生在明亡以后几十年了。
把一个两百年之后的人的话拿来当证据证明两百年之前的情况，是很可笑的，如果这样可以成立，曹树基直接自己拿自己的话来当证据就行了（然后过一百年的人再可以用曹树基的话说成是所谓民间口碑，其实满清时期即便真有所谓民间口碑，也不过是清廷奴才故意散布的谎言来掩盖清初满清罪行而已）。
更何况王士雄只是泛泛地说崇祯十六年发生过瘟疫云云，并非特指嘉兴或杭州地区，曹树基的这种忽悠伎俩终归是自欺欺人。
在明亡之前一直游乐于杭州、苏州、南京等众多江南繁华之地的张岱在清初写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记载的是明末崇祯时期包括杭州、嘉兴在内的江南各地的繁华景象，并无一字提及所谓的瘟疫。如果真如曹树基断言的那样在崇祯时期，杭州、嘉兴等地发生过死亡人口达到几百万的规模瘟疫，那张岱不可能只字不提。（苏州和松江府等地方倒有清人笔记里记载发生过瘟疫）
相反从张岱的一些记述倒是显示杭州等地的破落恰恰是满清统治蹂躏之后的事情
“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40]
甲午年是顺治11年，丁酉年是顺治14年，张岱所看到的昔日杭州最繁华的西湖已经是如同经过洪水湮没洗劫的景象，不能反抗满清的景物尚且如此，因为满清暴政导致的人口损失更不必说，将其栽赃到崇祯时期是说不过去的。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曹树基还提到了明末的吴有性（吴又可），但他似乎也是辗转抄袭而来的信息，因此并未引用吴有性的原话，甚至连吴有性记载的是什么时间都弄错，把最初刊刻于崇祯十五年的《瘟疫论》说是记载崇祯十七年的事情。
但即便《瘟疫论》也帮不了曹树基的忙，其序言中也仅仅是提到在崇祯十四年在几个省流行过瘟疫，以及一些笼统的陈述如“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枉死不可胜记”之类。但这类描述是根本无法用来作为判断感染瘟疫死亡人数定量根据的。[41]
正如我前面所说，根据各种记载，崇祯时期在一些地区发生过瘟疫是事实，但这不等于可以无限度夸大瘟疫死亡的人数。
一些古人为渲染瘟疫的厉害，往往作文学性夸张，如“十室九空（北京）”、“不可胜记”、“死亡相继”、“大疫遍地”之类形容。对这类描述还要结合多方史料，以及基本逻辑情理来进行考核查证，而不能不动脑筋就真认为死了一半，或死了三分之一的。
即便感染瘟疫而死的人达到百分之五的人口比例，就已经是相当多了，引起恐慌情绪了，足以让一些提及这段历史时期的文人大张其事的记载。满清官修地方志之类通过编造渲染瘟疫来掩盖满清屠杀造成人口巨大损失的伎俩，更需要仔细辨别。
毫无证据的所谓杭州嘉兴瘟疫，固然不足为信。有部分记载的松江、南直隶等地纵使真有瘟疫，其死亡比例也当在百分之五以下。
类似曹树基这样，直接不动脑筋的定位死亡人口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靠这么一大通所谓瘟疫的忽悠之后，就悍然断言在明代崇祯时期， “合计苏、松、杭、嘉、湖五府人口死亡数超过600万，其中大部分死于鼠疫。” 那当然就是笑话了。
更不必说他这苦心炮制出来的六百万，离填补缺口还有五百万的差距！
三、对流寇战乱人口损失的夸大
曹树基为了给满清脱罪，把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能如此夸大，甚至凭空虚构，那对流寇造成的人口损失又如何呢？
应该说，其疯狂篡改曲解史料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观其论述，仍旧谎话连篇。
流寇自然并非善类，其颠覆明室之罪行滔天，其行为实际之结果同汉奸无异，吾人自不必对其粉饰维护。流寇之中也多有残暴杀人，无所忌惮者，彼辈固然当受永世之鞭挞。但是承认这些事实，不等于可以毫无廉耻，不顾事实地把脏水都泼在流寇头上。
流寇和明朝，和满清不同，他们自己没有话语权，所有关于他们的史料记载全都是仇恨厌恶他们的人写下来的，这一点是认识流寇问题最基本的前提。
但即便是所有野史官史都是痛恨流寇的文人官员所写，通过对照各种不同的记载，我们依旧可以发现流寇虽然也杀人，但其规模一和满清相比，那就是天壤之别，判若云霄了。甚至有不少记载是流寇军纪严明，并不滥杀无辜。
曹树基之无耻在于各种关于流寇的记载中，他必定采信最荒谬最夸张的那一类，对清廷爪牙修纂的地方志自然深信无疑，而对私人著述也是宁取其夸张，不取其平实，若还不能达到目的，则直接公然篡改原意，以便满足他把流寇描绘成比清军杀人厉害形象的意图。
比如曹树基引用满清道光时期的《毫州志》说“贼时中……大杀掠，鸡犬无所遗，村落一空，闯、曹之残虐不如也”
这里提到的贼时中，即是袁时中，也就是当时被称为小袁营的一股流寇首领，这段话的意思是小袁营比闯贼李自成和绰号曹操的罗汝才还要残虐。
恰恰相反，袁时中在所有流寇当中，是纪律最好，最不滥杀人的的一支队伍。就在曹树基奉为奇宝，大引特引的《豫变纪略》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豫变纪略》第四卷中说“开州贼袁时中，由考成渡河而南，往来梁宋之间，不杀人，不掠妇女，亦群盗中之一奇也。” [42]
第五卷中说“其时马士英在凤阳、刘良佐在寿州，史可法在淮安。时中（即袁时中）虽脱，无所往，但徘徊归、豪、永、蒙间，以招安为名，不杀人，掠财聚众而已”[43]
而在明朝官方的档案文件中，对小袁营的记载就更好了，不但不乱杀人，相反当满清入寇之时，小袁营甚至主动袭击清军，救助被掳掠的百姓
李光涛引用明方档案，崇祯 十六年二月初八日 兵部行《御前发下御史吴履中题》中有“审得难民刘海口供……鞑子复上海州，于 正月初二日 破城，随有兵马来与鞑子打战，先用炮（即抛石机）打，后用箭射，又用刀砍，一番退了，一番又上，杀得鞑子避进城内。又将鞑子账房烧了，骆驼伤了，掘坑巩固。大呼难民俱来壕里。……其兵带半青半红 帽，口说‘你们百姓被掳来，家里父母想望，各赏钱五十文，快回去’。海问赏钱之兵是哪里的？俱说是小袁银。”[44]
这里的小袁银是小袁营之误，打击清军，且发钱救助难民，此等义举，实在是满清兽兵所不能望其万一。
后面又记载清兵被小袁营打的吃不消了，送银子来求饶“虏被攻打不过，差五十个鞑子，送□□银子与兵，众兵收了银子，将五十个鞑子尽皆砍死，不割取首级。”
我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在《明清史料乙编》中同样有关于小袁营的档案记录，《兵部抄出察办剿虏事务吴履中题稿》中说“又探得，河南降寇小袁银领兵四十万，分十营去救鲁王，且与百姓秋毫无犯，乡民称为佛兵等情到镇”。[45]
总之小袁营虽有流寇之名，但实为深明大义的义军，无论是明朝档案文件还是民间私人著述中都有类似记载，甚至称颂其为佛兵。只可惜在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派军突袭，丧心病狂把袁时中杀害，兼并了其队伍。
而曹树基采信清廷爪牙修纂的地方志污蔑，对其它记载一概不理，把袁时中说成是大肆杀掠，“闯、曹之残虐不如也”，目的只为渲染流寇杀人厉害，其心态实在过于卑劣。
满清的毫州地方志里为什么要污蔑袁时中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地曾经遭受清军蹂躏，满清奴才为了转移视线，掩盖满清自己的罪行，考虑袁时中率领军队在当地活动过，就把脏水泼到了他身上。至于时间上的错位则完全不管了，这是满清一向的故伎了。
1、李自成在河南的情况
或许有人说了，小袁营固然为不乱杀人之义军，那曹树基之流渲染的李自成等疯狂屠杀总没有夸大其辞吧？
回答是，不仅夸大，而且是恶意篡改史料原意基础上，愚弄读者。
袁时中所谓的不杀人，是指连达官贵人，富商豪绅，他都不会轻易乱杀，所以才被官绅文人称道。
比如《豫变纪略》中记载，睢阳（今之河南商丘市？）城北，袁时中抓了一个姓田的官宦公子，问他是做什么的？田某说是书商，袁时中虽然不信，但依旧优待。结果田某仆人告发，说其家里珠宝衣服骡马等很多，酷刑拷掠就能搜刮到。袁时中不但不奖赏此仆，反而大怒，把这个出卖家主的仆人杀了，而对田某依旧优待有加。
对官宦富豪都如此客气，在流寇当中确实难得一见。李自成与之相比，确实可以算得上杀人了。然而他所杀的也是官绅富豪、达官贵人居多，有时殃及平民，也绝非常态。这一点，即便是百般咒骂李自成的《豫变纪略》作者也是多处加以承认的。和满清之遍地屠杀，绝无可比性。
而葛剑雄、曹树基无耻的地方在于，他们一边引用了大量《豫变纪略》的记载，以渲染李自成杀人如何之惨，另一边却是大量的断章取义，甚至篡改原意来误导读者。比如下面这段话
“个别城市未被屠戮，反倒成为奇观。崇祯十五年四月，李自成别部数百骑至兰阳县(今兰考县)，‘自南门入围梁宦宅。梁宦之家盖亦先走河朔矣。宅中虚无人，贼至围之，阒如也，乃纵火焚之而去，未尝血刃’。郑廉于是评论道：‘世以为流贼在中原所经城邑，盖未有如此行事者。而不知是役乃牛金星所遣，特甘心于梁氏一家者。梁氏既不可得，彼区区白屋苍生，固不足以辱其牛刀也……论者遂谓流贼亦有不杀人之时，岂其然乎!’对于河南人来说，城破未屠者何其少。偶有一城未屠，也足以令人感慨不已。”[46]
这段话无耻的地方在于把“杀人”和“屠城”混为一谈，郑廉的原意是流贼杀人是常态，不杀人难得一见，所谓杀人者，杀戮官员乡绅举人之类居多，而不是屠城。
而到曹树基的笔下，却能把这曲解成为“对于河南人来说，城破未屠者何其少。偶有一城未屠，也足以令人感慨不已。”
事实就是郑廉的《豫变纪略》内就记载有许多李自成军队不滥杀人的记录，“城破未屠城者何其少”云云，纯属谎言。
比如有一条记录是李自成攻破归德后，其部将带领数百骑兵又进犯附近的夏邑县，“不杀人，不隳城，呼其士民数十人 赍其县印诣贼上之”。仅仅是侵扰地方，被李自成得知之后，还勃然大怒，严词斥责说“汝不奉吾令而扰害小民，上不忠，下不慈”，把这个部将处死，还好言劝慰士民，送牛给他们。[47]
另一个例子，曹树基引用彭孙贻的《流寇志》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部围洛阳，破城后，‘士民被戮数十万’”。（从他引用而不给出处注释来看，当是辗转抄袭来的。）
所谓洛阳屠城数十万，又是滔天大谎。本身就在河南，亲历流寇之乱的郑廉在《豫变纪略》叙述李自成攻破洛阳之后，所记载的殉难者全都是守城的官绅及其家属（还是那些特别强硬，骂贼不绝口的官绅），并无一字提及所谓屠戮平民，相反开仓赈济平民，导致“应之者如流水”。
“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亦不过以身予敌而已”[48]
按照当时河南饥荒的情况，所谓饥民本就是平民中的绝大部分，这些饥民原就是李自成拉拢争取的对象，而且他也确实拉拢成功了，屠杀洛阳数十万当然是子虚乌有。
后文叙述明军再入洛阳的时，对投降李自成的一些洛阳官吏的处置，也可以看出屠城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原文如下“乙卯（初十日），李仙凤（时任明朝河南巡抚）率陈永福等收洛阳。邵时昌（被李自成任命守洛阳的原明官吏）惧，开门迎入，仙凤收时昌，斩之。冯一俊（原任知府）、张正学（原任知县）皆素服诣军前待罪。……（省略号处叙述其它一些官员的情况），洛阳士民保留知县张正学，仙凤亦不深求也，乃以县印属之，俾其待罪办事。”[49]
也就是明军进城后，洛阳士民替没有死节的洛阳知县张正学求情，而巡抚李仙凤也比较宽容，仍旧让张正学当县令，待罪办事。
所谓士民，而且还能在巡抚面前说上话，当然包括比较有地位有身份的绅士读书人之类，可见李自成破城后不但对平民没有杀戮，就是对有地位的绅士阶层，也并未滥杀。这才有明军收复洛阳后，这些士民来替屈服于李自成的知县求情。
甚至就是知府冯一俊，知县张正学这些明朝的官员，也没有杀。对官员尚且如此宽容，又哪来的杀戮数十万洛阳平民？
《豫变纪略》曹树基当然是看过，看过之后，还要如此撒谎，其原因无非是葛剑雄、曹树基等人写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达到自己卑劣目的而愚弄他人。他们不是对照各类史料，加以甄别分析，从中选择真实可信的记载，而是恰恰相反，从不同的史料中选择那些最夸张，最荒诞，最能渲染流寇杀人之多的记载，以便把人口损失的责任都推到流寇头上，而为满清洗白。
以上还可以说仅仅举的一两个例子，下面可以从更全面的角度来看看曹树基是如何撒谎的。
我可以把《豫变纪略》里提到李自成攻克的城市（主要是河南地区的）都列举出来（其一般表述都是“流贼破某某县”，有些只说流贼，而不具体说是哪支流贼的也计算在内）。大约如下（可能有遗漏）：
清化镇、卢氏县、新野县（两次）、永宁县、宜阳县、偃师县、灵宝县、新安县、宝丰县、洛阳城、汝州（两次）、鲁山县、光州（两次）、商水县、许州、叶县、裕州、舞阳县、南阳府、邓州、内乡、镇平县、泌阳县、禹州、唐县、通许县、鄢陵县、洧川县、长葛县（两次）、尉氏县、陈留县、襄城县（两次）、上蔡县、陈州、太康县、睢州、宁陵县、归德府、夏邑、郑州、荥阳县、荣泽县、新郑县、开封府、郏县、巩县、泗水县、遂平县、西平县、汝宁府、襄阳。
括号中的“两次”是指被攻克过两次的城市。一共大约是提到过四十九个，如果被重复也计算在内，则大概有五十四个。
所有这些被李自成攻克的城市，郑廉大致有如下几种叙述模式：
第一种情况是说贼破某城，某知县骂贼而死，某举人骂贼而死，或者是不屈而死，或者提前自缢投井之类，再列举某些节妇自缢投井之类。并无滥杀记录
第二种情况是不仅提到死节的官员妇女之类，还要加上一句“杀掠甚惨“，或者“焚杀甚惨”，或者“殉难者甚众”，或者“死者甚众”之类的话。
第三种情况是提到“合城屠戮”，“怒而屠之”，“屠某某城”。
我们可以统计一下，绝大部分城池是第一种情况，攻城之后，明确记载只有少部分官员和家属加上若干节妇烈女被杀或自杀；属于第二种情况的大致有五个城市（张献忠的另说）：清化镇、永宁县、新安县、郑州、许州；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是四个城市：襄城县、陈州、太康、归德府。
仅从字面上看，说屠城的也只有四个，加上所谓死者甚众的也只有九个而已（有些还不属于李自成，而是其它流贼），占据比例不过是六分之一。
就这九个城池，还水分极大，有些是作者笼统提到的时候随口说的，其具体描写时，并没有大量屠戮平民，有些是纯属修辞性质的渲染，真正能算的上屠城的只有归德府一个，而就是这一个，屠杀规模也只有一万多人，连守城的知县都藏匿在民房内逃走了，和满清那种扫荡无遗的屠城完全是两种性质。
以上是总体的分析，为了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举出例子来逐一分析三种情况。
崇祯 十四年十月初四日 ，李自成率军来攻打商水县。知县姚文衡、王化行（旧任县令尚未离开），教谕王应登，乡宦张质，监生傅嘉言，高思忠、生员李之萼、王承统等固守。
攻打了整整三昼夜之后（贼尽锐攻之三昼夜），一直到初七日，才攻破东门。如果按曹树基等人谎言，李自成等人所过之处凡是抗拒守城的，城破之后一定是要屠城了。但事实如何呢？
郑廉记述得很清楚，死掉的仅仅是几个守城官员生员及其家属，而且一半是自杀的。知县姚文衡投井自杀，王化行也牺牲，王应登上吊自杀。此外乡宦张质，是甲戌进士，做过山西临汾县的知县，结果城破之后，流贼当中许多人都是山西人，感激他在山西做官时的德政，不但不杀，反而拥入营中，“贼多晋人，感其旧德，拥入营”。但因为张质一心为大明尽忠，只求速死。一再要求之下，才成全了他。
傅嘉言，高思忠、李之萼等人被俘之后也不屈而死，此外再没有别的滥杀平民记录。紧接在傅、高、李三人不屈而死后面就是“十一日贼去”。甚至在围城的时候，就已经网开一面，“贼围城，缺西北一隅，人皆遁”。[50]
流贼的军纪当然算不上好，抢掠奸淫妇女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但即便如此，也多有人性并未全泯的纪录，和清军那种人性彻底丧失无一例外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的兽军，有很大区别。
“流贼破新野，邑民马一变夫妇被掳，妇张绐贼曰：‘纵吾夫，当从汝’。贼喜，释其夫，张度其夫走已远，遽入室举火，烟大起，贼不能入，遂自缢死。遗一子，未周岁也。贼怜其节，以金予一老妇，嘱其抚养而去。”[51]
也即张氏骗称只要放了其丈夫，就情愿顺从。等丈夫走远之后，却放火烧屋，自缢而死。如换成满清的兽兵，被如此戏耍，定是恼羞成怒，残暴杀戮其它人加以报复。但这里的流贼，反而同情怜惜，还送金子给邻居的老妇人，让其抚养张氏遗下的孤儿。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记载有“杀戮甚惨”或“焚杀甚酷”的地区。我们不妨举永宁县的例子，这是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突破重围，进入河南省东山再起，壮大势力，攻克的第一座城池，应该相当有代表性。
“十二月戊辰（误，当为二十七日），流贼李自成破永宁县，知县武大烈死之。贼既入豫，饥民从者甚众。土贼一斗谷等皆附之，远近响应，其势渐强。遂以二十二日围永宁县，云梯肉薄，从东南面登城，城遂陷，焚杀甚酷”[52]
那么这个焚杀究竟如何酷法呢？我们看后面具体的描写，其列举的是骂不绝口的如知县、教谕、主簿、乡宦张赞、守备、百户，“俱不屈死”，还有乡宦张赞一家妻女自杀而死，另外一个被掳的民女，骂贼不绝，被挖双目而死。其它关于杀平民的记录就没有了。
以此来看，所谓焚杀甚酷，也主要是指官员乡绅死者颇多，对一个被劫而不屈服的妇女，过于残酷，并无真正大规模滥杀平民。
第三种情况，是明确提到屠城了，那就是真的屠城么？也不尽然。我们不妨逐一来看襄城、陈州、太康、归德府
比如襄城县，被攻破两次。第一次是肯定没有屠城了，按郑廉的记录，就是“训导张信死之，杀知县及二教官”，此外还有一个生员投水自杀。
那第二次呢，是当时的总督陕西都御史汪乔年进驻襄城县，手下将领不战而走，被困于孤城。汪乔年和城内诸生誓于城隍：以死报国，同心灭贼。按《豫变纪略》的记述，从二月十三到十七日，一共守了四天，“贼死者数千人，其斩死、射死、炮击死者不计其数。”[53]
城破之后，汪乔年厉声骂贼，被断舌敲齿之后，尚自以血喷贼，壮烈殉国而死。下面这记述很关键：
“贼深恨诸生为汪乔年守城，悉取而劓刖之，凡百九十人。又购举人张永琪，不获，杀其族人九家。当是时，全军覆没，合城屠戮。至十九日，拔营西去，赞画诸生刘汉臣遇害未殊，乃同邑人收乔年尸蒿葬于殉难处。”
完整看这段话的上下文，恰恰是没有屠城，只是诛杀举人张永琪的族人九家。就是连守城的诸生，也是受到劓刖之刑，而不说他们被杀。受刑的诸生也有漏网的，所以才有“赞画诸生刘汉臣遇害未殊，乃同邑人收乔年尸”。
正因为不是无差别无选择的屠杀，所以特意点出施刑给哪些特定对象，杀了哪些特定对象。如果真的是屠城了，那就根本用不着这样表述，反正全部都在内。所谓“合城屠戮”不过是郑廉为了和“全军覆没”对仗而写的虚语，这是文人陋习。其意思也仅仅是破城之后，官吏生员被杀死颇多，根本不是实指屠戮全城百姓。
即便是污蔑李自成残忍好杀的清修《明史》也承认襄城县并未屠城，仅仅是施刑于诸生：“次襄城，自成尽锐攻之，乔年与副将李万庆皆死。自成劓刖诸生百九十人”。[54]
曹树基之流的断章取义，孤零零截取了“阖城屠戮”一句引用在文内，愚弄人确实可以，但要欺骗所有人，还是如意算盘打的太好了。
“贼且至，永杰（睢陈道佥事关永杰）令城中闾巷皆按部伍相约束，务死战，不得妄动。故兵虽少而守最坚。亲与士卒同甘苦。贼尽锐攻三日，多所杀伤。城破，民犹战于巷，贼怒而屠之，几无存者。”[55]
从这段描绘来看，也不是屠杀平民性质的屠城。实际上是当地官员把城内百姓组织起来，当成军队来使用，破城之后还在巷战。所谓“怒而屠之”，杀的也是巷战之民，“几无存者”之类也是夸张之语。
再说太康城，就更和屠城沾不上边了。叙述太康县破城本身的内容里，丝毫没有提到所谓屠城，仅仅是说太康知县魏令望死之，阖门死难；然后是乡宦原宣大巡抚张维世被抓去见贼帅，贼帅称其为陕西好官，要其投降，张维世不屈服而死。其妻李氏和儿子张正谊纵火自焚，阖门死难二十多人。[56]
从这些叙述来看，涉及的也仅是官员乡宦和其家属而已。
只是在后面叙述乡官通政李梦辰从北京回乡，渡河至睢州时，提了一句“至则贼已屠陈州、太康矣”，这所谓的屠都是虚指泛写，其意不过是屠杀地方官员乡绅，而不是遍及平民，实际情况当然只能以叙述太康城破后本身的描写为准。
唯一能屠城真正沾上点边的就是归德府了，但从具体情况来看，这个屠城也有很大水分的。
如前面说“俘数万人于城西，不论贵贱，尽杀之”，后边也说“须臾间，俘累数万众，皆僵伏而死。”
但当中有一句，分明显示这“数万”其实是夸大了的数字，真实的数字当是一万多。原话是“驱至城西万余，为场者数处，外则列劲骑旋绕之，抽刀相拟”。
也就是只有一万多人，那会不会是后面又陆续押来更多人呢?不会，后面叙述实际开杀，完全是时间上紧密衔接的过程，并没有交代说又增加了一万人或几万人。
李自成之所以要在归德府开杀戒，动机不清楚，可能是怀疑射瞎他一只眼睛的陈永福就在城中之故。
当然即便杀了一万多人，也是足够残暴了，应该受到鞭挞。但显然这次屠杀是完全不能和满清的灭绝性屠杀相提并论的。且不说《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当时十五岁，和其朋友纪元破城后陷于贼中，并未受到杀害，郑廉也提到有一个杨秀才，名家子弟，“陷贼中，群贼皆爱之，相与结为兄弟”。后来是因为和人猜拳，以人头打赌，赌输了被杀。
甚至就是负责守城的第一责任人知县梁以樟，也藏在民房里，逃了出去，“以樟匿于民舍，夜逸出，投其印于井，东奔淮安。淮抚史可法为代奏，逮赴京师下狱，寻赦出，以白衣从军讨贼。”[57]
此外开封府的情况，这里也可以提出来专门说一下。从崇祯 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李自成围困开封，一直到 九月十七日 黄河决口，水淹开封。
《豫变纪略》在记载从 九月十四日 开始“黄河怒发有声”，十五日“河口遂决”，十六日“河水大至”之后，水淹开封的大致经过情形之后，专门有一段话是交代这次黄河决口责任者是谁的话，不妨原话摘引一下：
“世传开封之陷者不一，有谓贼决黄河灌之者，非也；有谓官军决河灌贼营者而误陷者，亦非也。六月壬子（十四日），水仅满壕，城固得其助也。至于九月，兵民饥饿，不能出城门，乌能一至河干乎？盖开封之陷，天也。”[58]
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黄河这次决口既不是李自成流贼的责任，更不可能是守城明军的责任。就是一次自然灾害，所以郑廉才说“开封之陷，天也”。最后水淹开封的结果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明军都不愿意看到的。就李自成方面，本来已经围困开封长达四个多月，眼看就要得手了，结果洪水一淹，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自己的军队都被淹死数万人，“黎明水至城下，东北贼皆溺死”。至于开封方面，当然更不会放水来淹自己，更何况到九月份，他们都饿得力气也没有，根本不具备条件出城去挖河。
至于说是开封之外的明军来决河灌城，也是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此说可信，这么大的行动绝不可能保密，郑廉不会不记载下来。由此可见所谓明军决河之说同样站不住。
另外在崇祯 十五年八月十七日 ，《豫变纪略》里有这样一条记载“甲寅（十七日），开五门，放妇女，凡三万余口，任其所之”。[59]
在《大梁守城记》和《守汴日志》里也有相同的记述，见刘易安的《大梁守城记笺证》一书：
“（崇祯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开五门，大放妇女。”（这一条是《大梁守城记》本身的记录）
“《守汴日志》云：‘先闻闯贼有令，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放出三万余口，任其所之。有持数升粮复进城者’于此可见起义军军纪严明”（这是刘易安摘引《守汴日志》和他自己的评论）[60]
由这一条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李自成和明军的战争虽然残酷，但还是有人道主义的一面，所以明军可以放妇女出城，而李自成也可以任由这些妇女逃生。后来满清攻杀各地，则绝不然，如围攻南昌，城内放一批人，就杀一批人。
开封府的情况也说到这里，由以上这些内容已经足以看到，曹树基所谓的“对于河南人来说，城破未屠者何其少”只能是不顾事实编造出来的谎言。
因为他的谎言里引用了还有一点史料价值的《豫变纪略》，我们才长篇大论如此分析。至于他引用的大把大把清廷爪牙编写的地方志，十句里倒有九句是在撒谎，基本只能当做笑话来看了。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了，如商水县的情况，曹树基引用满清顺治《商水县志》说“崇祯十四年‘ 十月初四 日夜，闯贼自项(城)抵商……乡民死义者甚众，男女数万，尸骸枕集，血流成渠”。
而实际上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豫变纪略》的记载，李自成在围城的时候，就已经网开一面，只围三面，放开一面，平民基本上都走光了，“贼围城，缺西北一隅，人皆遁”[61]。甚至县令姚文衡和生员王承统还有一段对话，说贼网开一面，是不是也有仁慈之心啊？王承统回答说这不过是要老百姓都逃走了，好削弱守城的力量而已。从这个事实来看，哪来的什么“男女数万，尸骸枕集，血流成渠”。
再如曹树基引用民国《太康县志》说“太康县，崇祯十五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破城，‘男妇被屠十余万人，尸填街巷，城内外井水尽赤，屠戮之惨世所罕见’”。
所谓民国，其实当然不过是照抄了满清时候官修的地方志而已。归德府一个府城，不过军民几万人守城，太康一个县城哪来的十几万人？尤其可笑的是曹树基其人本身拼命压低明代城市人口，他为了压低明代城市人口常常有许多荒谬可笑的结论，如把江西的省会城市南昌的常住人口定在了4万，赣南的经济政治中心的赣州常住人口定为数万，以便压低满清屠城屠杀的人口数字，他还曾经把明代最发达的大城市之一的苏州人口定为了十万，后来实在太荒谬，才勉强改到了50万。就这样的一个人，为了渲染崇祯时期的人口损失和所谓李自成的残暴，居然又能把满清地方志里所谓太康一个县城屠戮十几万的记载当宝贝引用上来！究竟说此人是没有头脑好，还是没有心肝好？
此类清朝官方修的地方志，记载荒谬不值一辨，就不再一一分析了。、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李自成在河南地区的情况而言，河南本身是所谓流寇祸乱最严重的地区，曹树基尚且需要如此撒谎夸大，才能渲染所谓流寇杀人造成的损失，其它地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2、张献忠以及崇祯时期四川地区的情况
张献忠在众多官史野史的记载中都是残暴无比，但这里有许多夸大的成分，其杀人之规模和满清还是不在一个等级上。
在河南，《豫变纪略》里唯一提到的屠城记录，也只有一个商城县（别和商水县混淆），就这个商城县还是县令主动撩拨的结果。张献忠有一爱妾，貌美善饮酒，一天喝醉，策马狂奔，从人追赶不及。一直跑到商城下，被巡城者抓获。从人随后赶到，在城下再三苦求，愿意出重金赎回，保证只要放还，永不犯商境，利诱不成又继之以威胁。知县固执如犟驴一般，死活不答应，反而把此女杀了，尸体丢了回去，然后“贼大怒，破其城，屠之三日而后去”。[62]
其它攻破的城池大多以笼统地“死者甚众”“惨杀甚厉”含糊描述，杀的也当是士绅乡宦居多。
在湖广武昌等地，即便是清廷的御用文人彭遵泗在他写的专门栽赃用的《蜀碧》中也承认张献忠在当时并未滥杀人
“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改府曰天授，江夏县为上江县。铸西王之宝。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和之。以周文江为兵部尚书，张其尊为前军都督，李时荣为巡抚，谢凤洲为守道，萧彦为巡道，陈六驭为学道，给伪敕印，各予赏赐有差。开科取七十八人，补二十一州县，诈收人心，未若入蜀之酷烈也。”[63]
此外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也有张献忠在衡阳不杀一人的记录“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64]
按史料鉴别中的反方向原则，这类痛恨仇视流寇的文人记述中承认流寇并不滥杀人的记载真实性要远比渲染夸大流寇屠杀的记载大得多。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四川了，本来讨论四川屠杀只要集中在崇祯十七年之后，大部分史籍中也都承认四川大量人口损失是在崇祯十七年之后。
但曹树基的人口史里却有这样一个论断，他说“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口死亡，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65]
我们知道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入川时间是在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的三月，八月攻占成都，而他真正开始大规模屠杀（假如存在的话）的时间，综合各种史料对照考证，是在顺治二年到顺治三年这段时间。
而现在按照曹树基的这个说法也就是他认为在崇祯时期，四川已经死了百分九十三以上的人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骇人听闻，前所未有的论断！
会不会是我们理解错了曹树基的意思呢？会不会是他的意思是从崇祯初年算起一直到张献忠死的时候，也就是顺治三年末的时候，总计死掉了685万人呢？
不会，因为他后面有一个表11-1，是所谓的“崇祯年间的中国分省人口估测”，这个表格中有一行是“四川（含播州）”，里面清清楚楚写着，崇祯三年（1630年）人口是735万，崇祯十七年（1644年）人口是50万。
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论断，按照常理，曹树基应该列出大量证据，长篇大论加以证明才对，如果证明成功，也不失为他在历史领域，中国人口史领域的一大发明，一大成就了。
但遗憾的是，他半点像样的证明都没有提供。他在四川人口损失这个标题下的篇幅仅仅只有一页稍多的内容，与之对比的是论证河南人口损失的篇幅四页半。
其论证过程更是诡异，一共五段内容，其中四段内容是在说张献忠屠蜀，引用了一些满清史料里所谓张献忠屠杀记载，然后说 “估算的结果，四川人口可能损失了90％。”[66]
也就是这90%的比例，他是依据张献忠屠蜀的记载而来的。不妨就假设张献忠屠蜀是真的，那他似乎也是连其发生在什么时候都不清楚（其实不是不清楚，从他其他地方的说法来看，他完全知道这时间是在顺治时期，他是故意装糊涂）！即便从崇祯十七年三月算起，到张献忠被杀的顺治四年正月（这传教士记载的阳历正月，农历为顺治三年十一月左右）。把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这一整年也算做崇祯时期（实际上当然是笑话），那也有整整两年是顺治时期的。他是怎么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损失都算到崇祯十七年前面去的？
当然他是不至于这种小学生常识都不具备的，于是他在最后一段话里做起了文章。这最后一段共十七行，其中十四行是在说万历时期四川发生过瘟疫旱灾，所以到了崇祯三年四川人口应该是所谓的735万人（这个数字本身是严重低估了明代四川人口，对四川人口数量后面会有专门分析）。剩下最后三行，他就直接来了一个乾坤大挪移了。
这最后三行里，真正实质意义仅仅一句话，就是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这句“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口死亡”。
就这样，百分之九十这个数据，他是从张献忠屠蜀（发生在满清顺治二年以后）的描写来推断的，而最后的结论他又拍脑袋把整个685万的死亡人口推到所谓崇祯时期的战乱头上。
曹树基的这种论证，你把他当小学生的作业，还是有些拔高了。他哪里有小学生的认真和严肃呢？纯粹就是彻头彻尾的忽悠！
这种论述居然也可以拿出来当成学术专著，研究成果？这是可以让人吐血的了。网络论坛上的讨论，有人如果用这种荒唐到极点的方式来论证，都要被人耻笑得抬不起头来的。
原因很简单，明末清初大量人口损失是铁的事实，无论如何篡改粉饰，都是无法回避这个事实的。那要掩盖推卸满清的罪行，唯一的办法当然就只能是把人口损失尽一切可能推到崇祯时期。
而如果是放在崇祯以后满清顺治时期，即便这个黑锅能扣到张献忠身上，但说来说去还是满清入关以后的人口损失，还是让他觉得不满意不舒服，而且要论证人都是张献忠杀的，也比较麻烦。所以索性来个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让他痛快的办法，把四川人口损失一股脑推向崇祯时期。
结论既然是他事先已经预定好的，那对曹树基来说，当然只需要拼凑材料来附会这个结论就行了。不过令人佩服的是，他实际上已经连拼凑都谈不上了。事实可以不要，逻辑也可以不要，总之拿出一大堆字来，把结论夹在其中，就行了，就可以俨乎其然当成是所谓的学术成果了。
当然我们不能学曹树基的样，他仅仅是一句话，就得出骇人听闻的论断，但我却不妨对事实进行更详细的分析，看看这个骇人听闻的论断，有没有半点成立的可能性。
我们把崇祯时期四川的所谓战乱尽可能列举出来，结合《荒书》《蜀警录》以及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简单说一下。
崇祯十七年以前，流贼进入四川大概有四次：崇祯三年一次，崇祯七年一次，崇祯十年一次，崇祯十三年一次。
看上去次数似乎挺多，但实际上每次都是旋进旋出，并没有对四川造成多大的影响。比如崇祯三年这次，按《荒书》记载是“为官兵追杀，未尝深入，还奔陕西。”。崇祯七年这次，“是时贼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攻城略地为巢穴也”。
剩下两次规模相对大的是崇祯十年李自成入川和崇祯十三年张献忠入川，但这两次也都是始终处于明军的追击之中，整日奔逃唯恐不及，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出了四川。沿路的城镇百姓都是听见流寇来就预先逃走。至于成都这样的大城，无论李自成还是张献忠也都打不下来。
在崇祯十五年，四川还有摇黄土匪盘踞地方，官兵去平乱，因为缺饷而哗变抢劫民间的记载，但这次兵变很快就得到平息。“四川总镇刘镇藩遣部将王朝阳出仪陇县讨摇黄贼，缺饷，兵鼓噪，掠民财，焚屋奸淫，但不杀人耳。九月，总镇旗鼓守备杨展抚叛兵于广元百丈关，以展为参将统之”。[67]
曹树基还提到所谓旱灾、瘟疫。而实际上四川发生的自然灾害无论涉及的区域面积，严重程度还是持续时间同样远远低于陕西、河南。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明代卷》的第十一章自然灾害一节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关于旱灾，重点说的就是陕西、河南。比如陕西的情况，“崇祯元年(1628年)、二年，陕西半数以上的地区出现特大旱灾。从崇祯二年至七年，各地区的早情连绵不断。”，崇祯八年，西安、延安、榆林、临洮出现特大旱灾，并波及其它四府。“崇祯十年至十二年，每年约有半数的府遭受特大旱灾。崇祯十三年，陕西再次发生全省性的特大旱灾。次年，早情持续。”[68]
河南的情况，“从崇祯七年(1634年)开始，河南全省转人一个新的干旱期。崇祯十一年至十四年，除汝宁府外，河南各府连续特大早灾。崇祯十三年，汝宁府也出现特大旱情。这一过程与北方其它省份的情况一致。”[69]
而对四川的旱灾则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不信者可以自己去看其人口史明代卷的第412页，在合并介绍南方旱灾的时候，提到了苏南、浙江、江西、南直隶、湖广，就是没有四川。
瘟疫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对河南和陕西的瘟疫，他用了整整两页半的内容引用各种满清修的地方志来介绍，而关于四川则只有一句话，“按照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次鼠疫还传人了四川、贵州、苏州、松江和浙江北部地区。具体细节尚待研究。”[70]
总之我们可以把所有能造成人口损失的因素都考虑进去，流寇、土匪、旱灾、瘟疫有一样算一样，无论哪一样，四川都远远不能和陕西、河南相比，甚至根本不在同一个等级上，就是和湖广相比都差了许多。
那么陕西与河南这两个战乱、灾荒最严重的重灾区在崇祯时期人口损失了有多少呢？按曹树基自己的估算，陕西他说是26％，河南他说50%（这个估算尤其是河南本身就是被他掺了大量水分，严重高估的）。
既然四川的自然灾害和战乱与同一时期陕西等地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那曹树基惊世骇俗的结论，四川在崇祯十七年已经损失了90%以上，只剩下五十万人（这还不够当时成都城内的人口数量），究竟是怎么脑补出来的？
我只能佩服葛剑雄和曹树基的胆量，别人要造谎，要作假，也要顾忌一下基本的情理，也要注意一下不能自相矛盾得太厉害。他们则似乎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顾忌，完全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能洗白满清的屠杀罪行，只要能栽赃给明朝，什么荒谬的结论他都可以得出。
“清兵入关与南下过程中遭遇到的抵抗，很难与明代末年的战争相比，最有力量的抵抗发生在若干城市当中。清兵入关以后的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是据点式的，而不是全局性的。”[71]
这段话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说清兵入关后对人口的破坏是据点式的，另一个层面是说崇祯时期的流寇与明军的战争对人口的影响是全局式的。
这第一个层面的错误，我们放在后面详尽分析。这里先说第二个层面，流寇之乱对人口的影响当真是全局性的么？
“熟计半年来，强寇愈剿愈横，所在攻城掠野，大率皆由兵民从贼做贼，是以党类日繁。民从贼，多起于饥寒；兵从贼，多源于缺饷。”[72]
流寇作乱，原意不在杀人，而在于温饱图存。其攻城略地，动机主要在于劫夺财物，造成的人口损失，除与官兵相斗之外，就是攻克城池后泄愤或加杀戮。到后来势力壮大，为招揽人心，则更有不准滥杀之纪律， 其对人口之破坏才是真正据点式而非全局式。
从涉及规模来说，流寇横行所过，其主要杀戮之对象，多为达官贵人、乡宦绅士之类，即有滥及平民之时，也非常态！对普通平民，流寇又不要求他们剃发易服，避而远之或顺而不抗，都足以保全性命。这和满清杀戮之对象重点就是平民，凡不剃发者，穷搜极刮，必要斩杀一空，也是截然不同。
明亡以后，满清之禽兽统治下，官修地方志把人口损失的脏水尽数泼到流寇头上，此为爪牙鹰犬之本色，自不必奇怪。
民间文人著作也多竭力渲染夸大流寇所谓屠杀，其原因无非有两个。
一则流寇杀戮多为文人官绅，地位尊贵者。用现在的话说，是掌握话语权的阶层受流寇之害最大，因此其对流寇之恨痛彻心扉，诉诸笔墨，对其惨杀情形，往往竭力渲染，多所夸大。
二则入清之后，文人痛心于明亡，泣血悲啼，明亡两大敌，一为流寇，二为满清。满清屠刀时刻悬于头顶，对其滔天之恶，多不敢直斥抒愤；而流寇已经是死老虎。愤懑郁积之下，只能全部发泄于流寇了。
但即便如此，把明季各种记述加以对照鉴别，从其矛盾抵牾之处，或相互揭穿之处，也可以窥见端倪，流寇之杀戮实不能及满清之万一。
比如陕西是流寇的发源地，祸乱最大，时间最长，与明军胶着往来攻杀次数最多，又是连年大旱大灾。
孙传廷的奏疏里这样描绘陕西的情形： “方臣叱驭入关时，秦遍地皆寇，而问兵无兵，问饷无饷。”[73]
卢象升也说“今转盼已五月矣，贼党数十倍于兵，又秦中残破已极，灾荒异常，从贼者如归市，向后不惟贼未可尽，恐多兵乏食，散之不能，铤而走险，天下事更不忍言耳”[74]
但即便在自己奏疏里极力渲染夸大流寇危害情形的孙传廷，在奏疏里透露出来的一些关节，也能说明流寇的破坏和满清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有些地方，他直接交代部分流寇并不杀人放火，如在《报流寇自蜀返秦疏》中说“镇平县差人在内乡县探报贼情， 二月初二日 ，据报县官说，四大营贼闯塌天、老回回、扫地王、兴世王俱在裕州、唐县、泌阳县，后有河南抚按两院统领祖、左二将官兵马，俱在裕州驻扎跟剿，其四营贼并不杀人放火，俱在裕州讨招安，不知真假。”[75]。
而在流寇确实杀人放火的地方，又如何呢？在《题被灾地方蠲免钱粮疏》中，孙传廷表彰一些地方官员时说：
“扶风县知县宋之杰，委署之初，盖邑官舍民庐，无复存者。本官代庖数月，劳来有方，未几而百堵俱兴，市肆如故，邑治渐有可观。”
“平凉府灵台县知县敖浤贞，方履任时，贼犹居城内。本官受事于城外南堡。及贼渐引去，本官召集居民，缮葺城垣，置备守具，殚竭心力。厥后大寇屡犯其境，竟能固守。”[76]
也就是扶风县也好，灵台县也好，这些都是流寇破坏的重灾区，但知县履任之后，收拾整顿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内，就“百堵俱兴，市肆如故，邑治渐有可观”。如果是象曹树基之流鼓吹的流寇是比满清屠杀更厉害，是对人口全局性的破坏云云，那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满清屠杀后的山东地方，根据前面引用过的《明清史料》中的档案记载， 满清灭绝性质的扫荡屠杀，造成了一年半之后的临清地方仍旧是一片废墟（其景象和后来一些人描绘四川被屠杀一空后的情形极为相似）。
正因为有这种本质性的区别，尽管陕西灾荒最为严重，流寇祸乱最严重，但结果曹树基也只能把陕西在崇祯时期的人口损失定在了26％，人口损失反而比其它清兵肆虐的各省要小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满清修的《明史.流贼传》有一段所谓李自成屠城规定的谎言，一向被许多人引用，曹树基更是当成宝贝，以此为据。
这段话如下“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免。献忠虽至残忍，不逮也。”[77]
也就是只要守城一天，就屠杀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守城两天屠杀百分之七十，守三天就全部屠杀光，而且屠杀之前，还精心布置，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如此情形，自然是残暴已极。
然而这样的谎言不过是清廷奴才和其后世的孝子贤孙用来愚弄世人的把戏而已！李自成的军队并无这样的规矩，这个规定倒恰恰是满清兽军自己的。只不过满清的残暴还超过纸面的规定之上，如扬州大屠杀，实际上扬州守城一天都不到，但照样被屠杀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满清不过是把自己的残暴栽赃到了李自成头上而已
李自成向北京进军途中，遇到抵抗最激烈的城市就是周遇吉驻守的宁武，众多野史中也说李自成屠城。如《平寇志》说，“贼屠宁武，婴穉不遗”[78]。《明季北略》也有相同记载[79]，连用的字句都一样“婴穉不遗”，也不知道是谁抄谁的？
但这回清廷爪牙修的地方志倒难得说了一回实话，乾隆《宁武府志》说“贼初破宁武，亦不甚杀戮，旋引兵而东。明日，贼别部在城中者忽树蓝旗，遂肆戕虐，被祸者数千人，其伪总兵尤世禄所为也。王珻作《节录补》而谓‘贼恨其久不下，屠杀一尽，血流成波。’亦失其实，盖但得诸传闻耳。”[80]
据顾诚说就是这被杀的几千人，也是尤世禄过去和宁武官绅有宿怨，属于个人报复行动。
另外保定在北京城破后还在抵抗闯军，从 三月二十一日 攻城，一直到 三月二十四日 攻克，不但没有所谓屠城之事，李自成还特地派人送命令约束将士不得滥杀。[81]
在这之前，如河南等地的情形已经详细分析过了，此处不赘。
正因为流寇不但不是象满清那样疯狂滥杀，甚至其势力壮大后对普通平民颇行仁义之事，这是痛恨流寇之文人官员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有各种相关记载存留于世。
如《豫变纪略》中说流寇“一呼百万，何怪乎其然哉？我虽非桀纣、民则视彼如汤武矣，平心论之，丛爵渊鱼，非我驱之而谁也？”[82]
李永茂在《枢垣初刻》的《襄阳再陷疏》中说李自成军队“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贼以禁杀课耕，张官设吏，簧惑民心，立定根脚”。[83]
张岱《石匮书后集》中说“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84]
在《明清史料甲编》崇祯 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的《援剿总兵左良玉奏本》里，左良玉说“盖贼之于民，抗则杀戮张威，顺则免死见德。百姓畏焰求全，何事不为贼用”[85]
左良玉说“贼之于民，抗则杀戮张威”，其实从一些史料来看，流贼即便对于不屈服于他们的人，有时候也并不杀。原因也正在于流贼还是可以沟通可以动情的人，而并非如满清统治者残暴至极，人性全失，
比如《平寇志》卷六记载“钟祥知县萧汉不屈死。汉有贤声，贼戒部下杀贤令者死，幽之寺中，戒诸僧曰‘令死，屠尔寺’。僧谨侍。汉曰‘吾尽吾道，不碍尔法’遂自经”。
对不屈服于自己的县令萧汉固然不杀，还周全保护。其中提到如果县令死了，就屠杀寺僧，看来也不过是恐吓虚语。因为萧汉自杀后，彭孙贻也没有说寺僧被屠。
明朝遗民李长祥的《天问阁文集》中记载北京城陷落后，时为翰林院纂修的刘理顺是河南杞县人。闯贼部下大多是陕西河南人，“有数百贼骑来下马言曰：‘毋恐，来此皆河南人也，同公里。公居里有殊惠。今之来，皆沐公惠者也。其来将拥卫公尔。”[86]
也即和你都是老乡，你在家乡的时候给老百姓很多好处，所以今天来是保护你的。
结果刘理顺“门内以死对，贼相向惊曰‘何至此？’，哭拜去。”不仅不杀刘理顺，还很动感情，哭拜而去，可见其善良本性犹存。
还有一则记载是城破后，北京芦草园四条胡同的妓女顾懿被一名贼兵掳去。一天乘贼喝醉了酒，把自己身上系的红丝带解了下来，缢杀了贼兵，然后自缢。还没有死，其它贼兵来，把她抓去见了巨贼刘宗敏。
顾懿回答“本不过妓，只是见京师忽然改变，不是旧时朝廷，甚愤不能平，欲死耳！”
刘宗敏说“你要死就自己死好了，为什么要杀我的人？”
顾懿说“就是想痛快一下，不考虑后果了。”（实欲取快，不思后矣）
刘宗敏大怒，下令把顾懿肢解处死，但还没有等执行，又把她叫了回来。感动叹息，赦免了顾懿，放她回去。（“当顾氏懿言己情，宗敏怒命凌迟，随呼之返，叹息，竟免顾氏。归又自缢死。”）。[87]
李长祥说刘宗敏“在诸贼首中最惨烈，而有时免杀、与杀人常称人意”。所谓最惨烈者，尚且能为反抗他们的妇女所感动，网开一面，其它不算惨烈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军纪败坏的是有一大把，但相比流贼而言，更不会滥杀平民。
明军有两种，一种是还能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军队，这些军队军纪还是有保障；另一种是已经不受节制的军阀队伍如左良玉等人。
军纪的保证要有前提，那就是必须有至少不让人饿死的军饷。否则即便带兵的将领官员有宁愿饿死的觉悟，士兵也不可能答应。
从一定程度上说，崇祯时期的明军和流贼本就是一体两面。明军领不到军饷，为了免于饿死冻死不得不抢掠民间财物。政府如果按法严惩，被逼之下就成为了流寇；如果无力去管，就成为军纪败坏的军阀队伍。
“崇祯二年冬十月，北兵薄都城了，诏天下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入援，兵哗于涿鹿，叛走丛薄。自成出与合。旬日间，众至万余，推高迎祥为首，称闯王”[88]
《平寇志》提及此事时，在“兵哗于涿鹿”之后还有“大掠良乡，如杞逮论死”[89]。也就是耿如杞因为不能约束军纪，被逮捕入狱，结果本来是勤王的山西军队反而化为流贼。
流贼骨干乃是明朝边军，这有许多记载。如曹应秋“大抵贼多边军，有良家子及武弁世职，故隐其姓名而称绰号”。
“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90]
至于后期明军本身又多是招安来的流寇，如兴平伯高杰本来就是李自成的部下，因为和李自成妻妾刑氏私通而投靠明军，南明时期先为汉奸后反正的李成栋也是李自成部下流寇出身。李定国、孙可望，高一功等人就更不必说了。
正因为军纪败坏的原因主要还是缺饷，士兵本身极惨极苦，不抢掠要么饿死，要么哗变成流寇。其危害民间也主要体现在对钱财衣服粮食的掠夺上，而不是杀人。明朝文人对武官军士一向贬抑，为了遏制军队抢掠现象，更不惜添油加醋，夸大其辞。其丑化军队不遗余力的程度，丝毫不会下于对流寇的描绘。在给朝廷的奏疏里，攻击之辞更比比皆是。
但明军无论如何都还是打着拥护朝廷的旗号，和流贼相比，忌惮更多，和地方政府决裂太厉害（实际上如左良玉、高杰等部因为缺饷不得已抢掠民间，结果明朝地方政府反而组织兵力来攻打他们，或阻止他们进城），对他们也没有好处。抢掠不过是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和流贼相比，更不敢乱杀人，这点在一些明末清初的史料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如欧阳直《蜀警录》中说崇祯时期“贼前行，兵即后至”的情况时说“贼固酷于杀掳焚劫，而琐细不取，兵则但不多杀人，其劫掳吊拷悉同于贼。且并敝衣小物，莫不席卷”。
明兵之所以连敝衣小物也要席卷，实在是因为比流贼更穷的缘故。（如《豫变纪略》所说“民间有贼梳兵篦之谣，意谓兵惨于贼也。”[91]，其实也是类似意思）
费密《荒书》中也说“四川总镇刘镇藩遣部将王朝阳出仪陇县讨摇黄贼，缺饷，兵鼓噪，掠民财，焚屋奸淫，但不杀人耳。”
明军的直接敌人，李自成等人发布的《剿兵安民檄》算是声讨明军最为严厉的文件了：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此檄。”[92]
如此厉声谴责，其声讨的明军罪行重点也只是掳掠民财，吸髓剥肤，对于乱杀平民则只字未提。
另外崇祯时期明军数量是当时各种势力里面，人数最少的。这点有卢象升《剿寇第二要策疏》中提到的情况为证。
“兵法十围五攻，明乎我十倍于贼，则围之；我五倍与贼，则攻之也。今贼且数十倍于兵矣。况彼依山负嵎，因民掠食。我裹粮千里，到处负庚。多寡强弱劳逸饥饱之数，事事相悬，而图幸胜于万一，即孙吴何以为谋。”[93]
卢象升说的贼数十倍于明兵，并非夸张。明朝当时关内真正能有资格算得上军队的，估计凑不满十万，有些传统史籍包括顾诚说到南明初期还有几十万乃至百万云云，其实都是把虚张声势的数字当做真实数字来计算。
崇祯十六年时，左良玉算是明方关内最强的军队了，但明朝政府给他的编制也不过才两万五千人。而他号称二十万乃至三十万，是怎么回事呢？《平寇志》中有一段话泄漏了天机：
“江南北流、土诸寇、叛兵、降将如白贵、小秦王、托塔天、刘公子、混江龙、管太山等俱冒左兵攻剽，水陆云扰，南都大震”[94]
也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流寇、土匪、叛兵都打着左良玉之兵的旗号，抢劫捞一票。
综合以上说，明末崇祯时期的战乱，虽然表面看上去时间长，过程反复激烈。但由于双方目的都不在于杀人，造成的人口损失规模相当有限。
流寇这方面，前期的时候，战斗力差，被明军穷追猛赶，疲于奔命尚恐不及，对民间的破坏主要是劫夺财物。后期势力变强，但为招揽人心，多有严令不准滥杀。明军这方面，崇祯前期，政府控制力还在，只要军队没有哗变，军纪都还尚可；到中后期虽然军纪败坏，但也主要是因为缺饷不得不抢掠民间，目的仍旧是解决军需，而非滥杀无辜。
所以，内战伤亡主要集中在两方军队交战的杀伤，以及若干城市据点争夺时造成的人口死亡，对人口造成的影响用曹树基的话说，才是据点性质的，而非全局性的。甚至以围城而论，也非如明清战争那般残酷，所以闯军围困开封，而开封城内还可以放百姓出城。
四、效仿曹树基也来统计一下所谓崇祯时期分府分省人口的合计
以下仅仅是针对曹树基之乱拍脑袋式数字作一矫正，所以只在曹树基本身的数字基础上进行判断，得出的结果本身其实还是大大掩盖了曹树基数字谬误程度。因为曹树基等人的错误不是一个点，一个区域的错误，而是整体估计上都充斥着随心所欲。比如对明代整体人口增长的胡乱推断，对城市人口的刻意缩小压低等等。
但这里为了便于和曹树基给出的崇祯时期人口损失做直接对照，我们暂且就在他的数据基础上进行推算。关于明代人口总数重新估计，后面会有专门部分详细论述
即便按照曹树基提供的错误数字基础进行推断，也可以看出其所谓崇祯时期人口损失的数字都是胡捏乱造，与事实差十万八千里。
按曹树基说的就算崇祯三年时北直隶人口是1039万。瘟疫损失人口，我们前面分析过，不可能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甚至更低，否则有名有姓的死于瘟疫的官绅名人不至于几乎一个都找不到），就算造成50万人的损失好了。
北直隶的人口损失主要是清兵四次入关造成的，实际上上在曹树基自己引用满清地方志里也透露了部分消息，如顺治《曲周县志》的“崇祯兵荒大疫之后，千家之村，人不能以百计，数十家之村，直比屋而尽耳”；康熙《阜志》的“又十五年兵变屠掠，虽地册粗存，其实田地已太半荒芜，无人承种矣”。这里所谓的兵荒，兵变都是指清兵入寇屠杀的情形，只不过他装糊涂，认为这些记载都是说瘟疫。
按我们前边估算，清兵四次入寇造成总人口损失八百万，集中在北直隶和山东两省。北直隶四次都遭到洗劫屠杀，而山东主要是后两次，则以前两次损失合计两百万，后两次与山东平分，则损失三百万，加起来就是五百万。
和瘟疫加起来合计损失五百三十万，考虑本来应有的人口增长，以千分之三计算本应增长到1083万人左右，则到崇祯十七年，还有553万人口，损失的500万人口是满清屠杀造成的。
曹树基定的崇祯三年山西人口是有1024万，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同样小于5%，此外山西还有流寇扰害的情况，人口损失也当在5%左右，山西的饥荒情况同样比较严重，造成的人口损失当在10%左右。总计崇祯时期的人口损失当在20%，减少两百万人口，则到崇祯十七年，山西尚有800万左右的人口。
河南崇祯三年，曹树基定为1673万人。前面我们分析过了，河南是流寇、饥荒的重灾区，此外也有瘟疫的记载。瘟疫损失仍旧定为5%左右，流寇造成的损失当在10%左右，灾荒造成的损失当在15%左右，则总人口损失在30%。损失491万人口，到崇祯十七年，河南尚有1146万人。
陕西崇祯三年人口，曹树基定为1000万。瘟疫和饥荒情况，陕西当与河南差不多，流寇损失情况，陕西交战激烈程度不如河南，没有类似水淹开封这样的大损失。所以瘟疫与灾荒合计损失20%的人口，而流寇造成的损失在5%左右。总计损失四分之一，也就是250万人左右，到崇祯十七年，陕西还有750万人。
山东的人口损失主要是满清屠杀造成的结果。以曹树基定的崇祯三年1482万人口计，满清屠杀掳掠造成至少300万人口损失，另外山东饥荒以损失5%人口计，孔有德等兵变破坏，土寇流贼以及其他瘟疫之类合算5%。合计损失人口在450万左右，则到崇祯十七年山东尚有人口1032万人。
曹树基把崇祯三年的四川人口定为735万，实际上南宋时期四川人口已经达到1400万左右。虽然有蒙元对四川的灭绝性屠杀，但明代经过移民，以及两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无论如何四川人口不会少于1200万。为计算方便，就取曹数据加个整数五百万，1235万。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这个数据调整，是因为后面辽东的情况同样调整，为保持和曹树基数据总数大致一样，所以这两个省一增一减微调一下，实际上明代四川人口总数远远高于一千二百万，我们后面有专门分析。
崇祯时期，四川虽然有流寇骚扰，但如前所述，基本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纵使加上一些局部的自然灾害以及瘟疫之类，也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
曹树基定的崇祯三年，湖广北部人口800万，湖广南部人口700万，按照流寇造成人口7%损失计算，人口损失一百万左右，到崇祯17年，湖广还有人口1400万
崇祯三年是3100万左右，曹树基引用清修地方志描述所谓瘟疫影响，说安徽、松江、苏州等等都发生几百万人死亡的大瘟疫，基本都属于无边夸大。其所谓的小袁营残虐毫州等地，前面就已经驳斥过了。
整个南直隶在崇祯时期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瘟疫影响当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即便以千分之三人口极低增长率计算，到崇祯17年，也达到3187万左右。
这些南方地区，崇祯时期也大多出于和平状态，自然灾害远不如北方，一些小的战乱也不足以影响整个人口增长。
按曹树基低估的数据，福建是880万，浙江是2360万，江西1930万，广东780万，广西350万，云南240万，贵州250万，在崇祯三年合计也有6790万。
这些地区曹树基全部按照零增长率来计算，实际上在14年的时间里就算按千分之三的人口极低增长率计算，也达到7081万的人口，总计增长近300万的人口。
这些地方尤其是甘肃，曹树基估计的人口也严重低于实际，但我们还暂且按照他的数据，崇祯三年是379万，崇祯17年仍旧按379万计算
东北在崇祯三年的时候已经被满清屠杀一空，所以满清四次入寇，都要掳掠大量人口，但掳掠来的人口，基本上也被摧残至死，这些已经计算在山东和北直隶里了。曹树基把崇祯三年的辽东人定在350万显然过高，这里算崇祯三年和崇祯十七年都是一百万比较适合。
以上合计，即便按照曹树基的口径，假设在崇祯三年时，全国总人口大约为19313万。此数据和曹树基在崇祯三年的数据扣除四川和辽东的不同之外，还有些微差异（他给出的崇祯三年表格里的全国人口数据是19251万），不过考虑到大体上相差不多，也就不必细究了。
再看崇祯十七年的全国总人口，把我上面所说的数据相加得到17728万。
相比崇祯三年时绝对减少了1585万，如果考虑前面把南方人口增长计入，则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损失为两千万左右。
其中属于被满清屠杀掉的人口有800万，另外1200万的人口损失，其中700万左右是灾荒瘟疫造成的死亡，流寇战乱造成了约500万左右的人口死亡 。
我们可以看到以绝对人口减少数字来算，崇祯时期满清四次入关屠杀造成的损失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把人口增长计入后占据的比例也高达百分之四十。
更不必说流寇祸害其实间接也是满清入寇导致边兵和勤王部队军饷不足变乱的结果。
另外再次强调一下，以上数据还仅仅是按照曹树基缩小的崇祯三年的人口数据来推算的。
本来承接上面部分，我们可以直接论述满清入关后屠杀数量，以及整个明末清初满清屠杀人口数量的估计了。但鉴于明代人口总量，和城市人口数量的估计本身就有许多问题要加以澄清，否则后续部分也难以论述透彻，所以当中有必要插入这一节来。
一、明代册籍人口的严重失实
只有明初洪武时期登记的人口数字和实际情况比较接近（尽管实际登记中仍旧存在欺瞒隐漏的情况）。洪武二十六年官方在册人口数字是6052万左右。[95]到了万历时期，官方在册人口就只有五千六百多万了。
关于明代晚期官方册籍登记的人口数字和实际人口之间几乎毫无关系这一点，前人已经多有论述。
“《明实录》所登录的户口数，也从一开始就出现变化无常，忽多忽少、无章可循的怪现象，根本不能反映客观实际。早在明前期洪武、永乐和宣德、正统以后已经是这样。对此，翻检一下当时的《明实录》就可以一目了然，毋需赘述。”
“到了明后期，户口登记制度更是‘今非昔比’，几乎毫无参考价值”
“尤其可笑的是数字连年照抄，毫无变化，甚至出现‘口半’的字样。可见到晚明户口统计已经名存实亡，绝大多数的年份没有户口统计，即使有统计数字的也是与实际脱节，年年‘抄旧’，毫无意义。王毓铨在谈到这种怪事时说：‘一户未增，一户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如或有生有死，则死亡口数不多不少正好相当。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怪事，但在官场中这都是典型的惯行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欲知全国人口实数，谈何容易。”[96]
那些户口不增不减或者减少的固然是照抄或乱编的结果，那些户口看似合理增加的登记就是可信了么？
不然，所谓照抄不过是实在偷懒，连把数字造的看上去不那么荒谬的功夫都不肯花而已。有些情况，如果负责登记户口的地方官吏不好意思那么干，就会让人口略微增加一个似乎合理的数字，但这实际上仍旧是在胡编乱造，，根本不能以此认为是实际人口普查的结果。
明末清初的明代遗民谈迁说“户口繁于国初减于今日，何也？国初给户帖，子女若干、岁减获若干、指田若干亩、屋若干楹、牛若干头？丝毫毋隐，否者立死戍，故版籍为盛。彻是以降，法令寝弛，势得以容其奸，凡登于版籍俱男不妇，主而不仆。虽详明之吏，不能家阅而户悉也……户口之不可问也，所由来渐矣。林林总总薮为私橐，安得严御如国初，顿洗其弊哉。”
王世贞说“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何也？”“然则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茅元仪说“天下户口不入版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故（黄）册不过纸上之霜，户（丁）皆空之影。”
何炳棣根据各种地方志的记载得出了相同的判断，明代官方册籍中的人口数字和实际人口基本毫无关系，都是连年照抄或者干脆在原有数字加以增减胡编乱造的结果。
“在上述各种情况的共同作用下，明代的人口数据离事实越来越远是无足为奇的。正如江苏南部宜兴县万历十八年(1590)的县志所说，所有当地户口登耗之数，完全都不可靠。格于明初功令，中央、省和地方官员不断照旧编审户口，但黄册越来越成为官样文章。只要一个地方能够或多或少承担同样的赋税和劳役总额，或者设法保证获得对原来定额的减免，户和口的数字就很少实际意义，变得可有可无了。户口登记纯属形式这一点可以从各种方志中找到证据，如表5。从15世纪70年代后数字多年不变这一点就可以反映出户口已同真正的赋税意义无关的事实。”[97]
“从府级范围内也可以证实同样的趋势。表6所列宁波府属五县的分类数字中，除慈溪一县人口持续下降外，其余四县的人口统计数在一代人中不是变化甚少，就是根本不变。到嘉靖三十一年(1551年)，全府登记人口下降到只及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45%。绍兴府有的县的人口登记数在永乐年间（1403-1424)就开始胡编乱造了。”[98]
“如果还需要更多明代后期黄册人口资料绝不可靠的证据，那就是清初一位官员上奏建议停止编造这种无用的黄册;他在明代的旧档中发现，在某些崇祯十五年(1642)的黄册中，户口竟己经预造至崇祯二十四年（1651)—明亡后的七年了!”[99]
从上面引用的这些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常识，那就是任何引用明代晚期官方册藉数字来估计明代全国或地方人口总数的做法都是扯淡。
二、对明朝人口年均增长率和人口总数的估计
1、以前学者估计明代人口增长率的方法及其错误
既然明代官方记载的人口数字绝不可信，那明代晚期人口究竟有多少呢？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挂着专家学者头衔的人所作出的估计并不会比一个初中生权威多少。
通常的做法是，以相对可靠的明初洪武期间的人口数字为基础，然后定一个年平均的人口增长率，再根据这个增长率推算到明代晚期人口总数有多少。
抛开那些依据官方册藉略微增减，把明末人口定在五六千万到一亿以内这类基本常识都不具备的估计之外。一般对明代人口峰值的估计从一亿五到近三亿左右。
根据高寿仙《明代人口数额的再认识》一文，认为一亿五的有何炳棣、王育民等人，认为两亿左右的有葛剑雄、曹树基、赵冈以及高寿仙自己，认为接近三亿的有国外学者黑德拉等人。
这些数字中间的差距，就在于不同人选定的年均人口增长率的不同。
那这个平均人口增长率是哪里来的？其实是随心所欲的。
有时候为了给随心所欲披上一层似乎学术的外衣，当然也会找一些似是而非的根据。
比如找一些地方上的明代官方人口记载里，似乎显得不那么荒唐的数字（不是年年原样照抄或减少，而是略有增长），然后算这个地方上的年均增长率，再通过一些调整，把这个增长率推广到全国。如何炳棣以及曹树基等人都是这种做法，其区别不过是选取的时间点或后或前。
但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自欺欺人，其成立的前提就是要证明这个地方上的前后两个数据都是建立在真实的人口调查的基础之上。
但明代除了洪武年间进行过相对严格的户口普查之外，后来根本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调查，甚至到了洪武26年的数据，官吏们就已经开始拼凑编造，永乐之后更不必说。地方官员为了博仁德美名，减轻劳役负担，对人口粗略的估计都不会登记入黄册之内。一年一年原样照抄或者不断递减的固然虚假，那些略有增长的也不过是地方官吏不想让数据荒唐得太过直白，其本质仍旧是胡编乱造的结果。明代的皇帝对官吏们的意图也心领神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本身就是何炳棣自己反复证明了的东西。又怎么能为了拼凑出自己想要的结论，自相矛盾拿来作为根据？
更何况就是根据一些的地方数据的估计，彼此之间还有相当大的不同，比如曹树基引用一些似乎显得合理的明代地方人口记载，估算“从洪武到永乐，到成化年间，河南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九”，扣除移民影响，定在了7.6‰。对江西之类定在了4.5‰。然后更普遍的南方，他主观认为增长率应该比北方低，定在千分之三左右。
最后对整个中国人口增长率定在了千分之4左右，总之宁取低，不取高，千方百计把数据压低下去。这中间的调整环节，个人主观意志大有操纵空间。
最后这炮制出来的结果其实质上就是预先认定某个结果是合理的，然后拼凑各种似是而非的数据论断往这个结果上死命凑。而这个预先的认定则是基于对清朝初期人口的判断而来。如果把明代人口定得多了，那满清的大屠杀规模之大就显露无疑，当然不行。而如果把明代人口定得太少了，那满清的所谓人口爆炸又太过夸张，当然还是不行。所以很大程度是先判定了满清初期的屠杀规模，然后在此基础上，去拼凑明代人口峰值的结论。
但话说回来，由于明代人口数据信息严重缺失，现在除了通过设定用平均增长率来推算之外也别无办法。即便可以建立更复杂的数学模型，但无一例外需要大量主观的假定，而这类假定很难形成共识，结果无论数学模型本身多复杂，多高级，最后的结果不会比最简单的平均增长率推算让更多人认同，还是白费力气。
所以这里，我要估计明代人口峰值，也只能通过设定年平均增长率来进行。但这个增长率究竟如何设定才比较合理呢？
明代官方册藉的记载既然完全是胡编乱造的结果，当然不能再拿来作为依据，一个明智的思路就是从农业生产力水平与明代相似或相近朝代的数据得到启发，同时这个朝代的人口增长率必须建立在相对可信的人口调查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观臆断。
根据这个思路，我们选择明朝之前的宋朝，以及明朝之后民国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作为确定明朝人口年均增长率的参考数据
2、北宋一百多年内的年均人口增长率
在中国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水平，民族关系，民生状况相对最接近于明朝的就是宋朝。
而宋朝由于其制度惯性，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力度，赋税的征收力度远大于明朝，因此对户口数据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了明朝，甚至要求地方政府每年都必须编制丁账：
“每年调查丁数时，都派户长等乡役到各家调查登记，县级政府在此基础上完成编制丁账的工作，此后逐级上报。绍兴七年比部员外郎薛徽‘岁终，县以丁之数上州，州以县之数上漕，漕以州之数上之户部，户部合天下之数上之朝廷。’”[100]
如果地方官员不能坚持做到每年调查编制“丁账”，还会受到抨击弹劾，这种对户口丁数调查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在明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除了丁账之外，宋代还有“五等丁产簿、税账、保甲簿和赈济户口统计”等不同的户口调查登记系统。根据吴松弟的研究，这些户口调查登记系统得到的数据汇总整理后，再通过“闰年图一地理总志”发布全国的户口状况（户数和男性人口数量，初期主要是依据丁帐）。
正因为如此，现在留存于史籍中的宋代户口尤其是北宋的户数，比较接近真实这一点还是有共识的，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对北宋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的估计其真实性也是有保障的，这和明代完全靠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确定的增长率数据是完全不同的。
吴松弟在对史籍数据整理的基础上，对北宋的人口增长情况有一个结论：“自太平兴国五年（宋太宗时期，980年）至大观三年(宋徽宗年号，1109年，北宋末期，距离靖康之乱16年)的129年间，宋朝著籍户数由642万户增加到2088万户，人口约11275万，年平均增长率达9.2‰”[101]
这个增长率其实还是不算高的，吴松弟对金国金世宗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估计是千分之十二，金章宗时期的估计也是在千分之七到千分之十二点八之间。
3、民国时期的人口年均增长率
我们再来看同样有比较可靠的增长率数据，在明之后民国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情况。
侯杨方著的《中国人口史》第六卷民国时期中有一段话：
“在第六章中，笔者利用20世纪上半期中央政府历次的人口普查与人口登记的数据，对中国人口总数进行了估计，认为1911年时的中国人口总数为4.1亿，1936年初时为5.3亿，1946年初时为5.2亿。由于这些人口总数也仅是笔者估计的结果，因此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只能是在千万数量级上达到的某种程度的近似。这一结果意味着1911-1936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0.27‰，1936-1946年为一1.33‰，1946年初至1949年底为8.00‰，1911-1953年间为8.24‰。这些平均年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吗?1911-1953年间中国人口总数(大陆)从4.1亿增至5.8亿，净增加了1.7亿人口，除了1936--1946年间中国人口呈下降趋势，其余阶段的中国人口均呈较快的增长趋势。”[102]
侯杨方虽然说这是估计的结果，不可能十分精确，但他依据的材料已经是宣统时期的第一次现代意义的全国人口普查，以及民国期间的户口调查登记结果了，其可靠程度比起明清时代官方册藉的数据要高出不止一个等级以上。至于进入新中国后的1953年的人口普查，其数据可靠程度更不必多说。
“普查的对象最为全面，为治下的不分民族、职业、年龄、性别的所有臣民；普查的过程历时最久，从宣统元年持续到了宣统三年清朝灭亡，共整整3年的时间;普查的方法最为独特，采取的是独一无二的户数普查、口数普查先后分别进行的方法。宜统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103]
何炳棣由于对此次人口普查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而完全否定宣统人口普查，也被侯杨方予以了有力批驳。
此外，侯杨方在后面用其他方法推算，也证实了前面对民国人口增长率的判断：
“笔者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得出了相同的结论，1911-1936年间的中国人口可能以10‰左右的平均年增长率增长，这一结果无疑加强了对这一时期人口统计可靠性的信心。”[104]
总之根据侯杨方的结论，从1911年到1953年之间，整个民国时期的人口平均年增长率是8.24‰。
而民国时期社会是个什么状态呢？前期是军阀混战，中期是国共内战，然后是八年抗战，最后又是大规模的国共内战。这中间还有夹杂无数的饥荒、洪水、瘟疫等等，总之是一个人民极度惨苦，民不聊生，战乱连绵不绝的时期。
可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内，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尚且达到了8.24‰，而1911年到1936年这个军阀混战的时期，更是达到了10.27‰的高水平，如果没有实际的数据考证，光靠曹树基之类拍脑袋想当然的判断方法，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样的结论的。
4、明代人口年均增长率的确定及人口总数的估计
以北宋的情况来推断明朝的情况，两个朝代相比较，明朝开国时的情况和北宋一样都是饱经战乱后天下初定，地广人稀。此后的发展北宋由于始终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边境不时有战争，而明朝靖难之役只有三年时间，对平民影响也不大，土木堡之变损失主要是军队，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过来。总体上全国一直保持在和平状态。另外明朝实行的是低税政策，老百姓的赋税负担远远低于宋代。
从上面所说，明代的人口增长率在同样的129年内至少应该不低于北宋，甚至许多时间段会高于宋朝。
但考虑到明代人口起点比宋代多，此外一些地区富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有减少人口出生率，从而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倾向。所以可以把明代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这129年的时间里人口平均年增长率定为稍低于北宋的水平也即8‰。
把民国和明朝相比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从人口密度来说，明朝远低于民国；从国内安定情况来说，明朝也远好于民国。
而且民国时期，以化肥、农药为特征的现代农业模式远没有能普及开来，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仍旧是使用传统方式进行耕作。现代医药体系尤其是抗生素之类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远没有普及。就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说，就现有记录来看，民国时期的中国人远低于明朝晚期的中国人。
这方面可以看吴慧的学术专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根据吴慧提供的数据，民国时期在最好的年份里，粮食亩产都只有290多市斤[105]，这个数字甚至远远低于吴慧自己承认建立在低估基础上的明代亩产量343市斤[106]。虽然民国粮食成品加工率高，但实际明代粮食加工的副产品如谷糠之类，也都是投入禽畜喂养或农业肥料上，最后仍旧会体现到饮食水平上。
有人或许认为高产农作物如玉米、番薯之类能为民国人口生存加分。但这种看法也是根本错误的。首先美洲高产农作物对人口数量远没有一些人想象的作用那么大。吴慧用详尽的数据表明，在清朝（和民国水平相近），按照玉米、甘薯等农作物的耕种面积，以及产量，其所能支撑的人口，绝对数量不过是五千一百九十多万而已[107]。也就是原先假设能养活4亿人口，现在就可以养活4亿五千万而已。在人口已经达到五亿的民国时期，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更何况，到明代晚期，美洲传来的高产农作物在中国已经普及了。
陈宝良在《明代城市生活长卷》中说“玉蜀黍，旧称番麦、御麦，就是玉米，从外国传入。我国关于玉米的记载，据说见于明正德时修《颖州志》（1511年)。颍州在皖北。在此以前，大概沿海各地，已有栽培。据各省方志记载，明代玉米已传入冀、鲁、豫、陕、甘、苏、皖、两广、云南等行省。”[108]
而关于甘薯的种植在明代晚期，也已经相当普及，张显清在其论文《明代后期粮食生产力的提高》中说：
“甘薯亦原产美洲。……，至万历后期，已成为福建、广东劳动民众的重要食粮。‘一亩种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闽、广人以当米谷’（王象晋《群芳谱·蔬谱》）。‘闽、广人收薯以当粮，自十月至四月，麦熟而止’，‘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七《甘薯》）。万历年间，闽人何乔远著《甘薯颂》，对甘薯救灾利民的贡献加以颂扬；徐光启总结出“甘薯十三胜”，即13项优点。”[109]
我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下明代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记载，实际上，玉米这样抗旱高产作物根据传教士的说法，已经成为明代北方省份的主要粮食品种之一了。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第一章《中国总述》里说“北方各省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和玉米”[110]
在第三章《北方诸省》中说“第二个省是陕西，位于36度，偏西；它很大，但干旱缺水，附近三省也一样；它盛产小麦、大麦和玉米，只产少量大米。”[111]
另外明代山西玉米的产量甚至都超过小麦了，按曾德昭的说法“我们现在谈谈山西，它是北方六省中的第三省，位于纬度38度，因多山，而使它收成贫乏;仅生产一点小麦，很少的米，但玉米产量很大。”[112]
玉米实际上是明代正德年间从沿海各地逐渐向内地传播，如曾德昭所说，到了万历天启年间，已经成为陕西等北方各省的主食，则其普及程度基本已经达到了现代中国的水平。
综合以上因素来看，明代晚期（崇祯二年之前）的人口生存繁衍空间其实还远大于民国时期，似乎我们有理由把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的人口增长率定得远高于8‰的水平，甚至明朝嘉靖元年到崇祯二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都应该定在至少千分之八以上。
但考虑到从满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实际上陷入了人口生活成本不断降低，消费水平不断下降，经济糊口化，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过密化内卷化的恶性循环的状态中[113]。
而明代，根据各种记载，在没有灾害和战乱的地区，即便普通平民都习惯于奢侈性的消费生活，这在江南一些人口最多的地区导致和内卷化相反的趋势，有意识的通过生育控制来降低人口出生率（按李伯重等人的说法，元明清时期，“生育控制在中国一些地方逐渐普及，成为这些地方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由此导致富裕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下降（但明代的四川可能是一个例外）。
因此，综合各种相关因素判断，仍旧把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嘉靖元年（1522年）的人口增长率定为8‰的水平。把嘉靖二年（1523）到崇祯二年（1629）这106年的时间里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定在4‰，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做法。
之所以把明代后期的增长率定在千分之四左右，一来考虑到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人口自然增长率会下降，另一方面明代嘉靖到万历期间，尽管本身人口密度高了，但仍旧有大量人口增多的记载。
如万历时期谢肇淛的《五杂俎》里说南京的居民繁衍越来越多，以至于房屋侵占官道：
“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繁，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尘肆，此亦必然之势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后，余地自多，弈世承平，户口数倍，岂能于屋上架屋，必蚕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爱此无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穰穰也？”[114]
而在安徽福建部分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已经增多到了所有房屋都“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就这样还是“无尺寸隙地”。所有的土地都被利用开发出来，从高山到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就这样还有一半的人要到外地去谋生。原话如下
“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边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设使以三代井田之法处之，计口授田，人当什七无田也。”[115]
也就是即便在南方一些人口高密度地区，其增长繁衍仍旧相当可观。
所以这段时期内的增长率定为下降一半也即是4‰比较合适。而且这种估计本身已经把这段时期内一些地区的自然灾害旱灾饥荒和部分战乱包括南方的倭寇之乱，万历四大征以及万历末期到崇祯初期的后金叛乱之类考虑在内了。
以洪武26年（1393年）为起点，这时候的全国人口是7270万[116]，以年均增长率为千分之八计算，过了129年，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人口应该达到了2亿0320万人。从嘉靖二年到崇祯二年（1629）这106年间，以年均增长率4‰计算，人口应该达到3亿1025万人。
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数据其实是按照最保守的估算方法来得到的，也就是在最最保守的估计下，明代在崇祯二年达到的峰值人口也应该是3亿多，如果不那么保守一点，则在明代已经达到了4亿人口以上的规模。
三、从粮食产量检验对明代人口总数的估计
根据上面所说，我对明代晚期人口峰值的估计至少在3亿以上，甚至可能达到了4亿以上的规模。
那么当时明代的粮食产量是否足以支撑这个人口数量呢？
幸好关于明代的耕地面积，以及粮食亩产量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研究了。
明代的耕地面积，在明朝初期洪武年间就测量过，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为推行一条鞭法，又一次声势浩大的展开了大规模的测量，应该说其数据是相当可靠的。
根据明神宗实录的数据，万历三十年，明代耕地面积为12254291顷，也即12亿2542万多亩的耕地。[117]
这耕地面积名义上是包括民田官田以及卫所田地的编制在内。稍有明代经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到了明代晚期，卫所制度废弛，绝大部分官田和卫所田地都已经转化为民田了，只是空存其名而已。
明代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不仅仅是耕地面积的简单增长，更是农业技术的飞速进步，劳动生产率的飞速提高。
一些方面的水平，已经超越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之所以如此也是满清时期中国各方面包括农业技术水平倒退的结果）
张显清的论文中说“农史专家据《沈氏农书》等农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浙西太湖地区水稻栽插密度甚至超过‘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著《中国农学史》(下册)第十五章，科学出版社，1984）。北方北直灵寿县试验的“亲田法”，高度密植种粟，其密度也高出现在的水平（耿荫楼：《国脉民天》）。”“在我国粮食作物中，甘薯最早应用无性繁殖，将无性繁殖技术推进一步。(《农政全书》卷二七《甘薯》)”
即以施肥技术而论，现代农业自然是使用化肥，但我国明代先人智慧无比，利用各种绿色环保，生态循环的手段，其施肥效果不会比化肥差多少。
张显清说“制肥、积肥的方法增多，肥料种类扩大，除人畜粪肥、绿肥及一切浸渍废物、河泥积尘等外，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其副产品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成了优质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除麻饼等外，豆饼、棉饼等的使用都始于明代。广泛使用多种无机肥是又一特点，明后期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农学家徐光启创造了一种由植物性有机肥料与动物性无机肥料、动物性有机肥料混合炮制的合成种肥——“粪丹”，“每一斗可当大粪十石”，是肥料史上的一大发明（《徐光启手稿》(存上海历史博物馆)）。宋应星、徐光启介绍的用骨灰蘸秧根，即磷肥在酸性土壤中的施用（《天工开物》卷上《乃粒》、《徐光启手稿》），也具开创性，早于欧洲用兽骨作肥料的历史。”
其他如耕田工具的技术革新，水利灌溉工具的进步革新，选育良种技术的进步等等数不胜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中后期，早熟稻种植才真正开始在中国深入推广，这被称为一次农业革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最惊人的变革之一。
张显清说“有的学者将早熟稻的广泛种植称之为一场农业革命；两熟、三熟栽培制度是‘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董恺忱：《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张显清对这场发生在明代的，中国农业史上最大革命之一，论述颇详。
“早熟稻自10世纪末、11世纪初，即北宋真宗时期由占城传入福建；至13世纪后期，即南宋时期，还未在南方广泛传播，栽种地区只局限于浙江、江苏(南部)、福建、江西等地；至明中后期，才在南方各省稻作区域普遍地种植。尤其是湖广(今湖南、湖北)江汉平原和洞庭平原的开发，修堤建垸，栽种水稻，使之成为稻米的重要产区和输出区。这里的堤垸‘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荒芜湖渚，先世所弗田者，皆尽垦’(万历《荆州府志》卷三)。由于湖广逐渐成为粮食的重要输出区，遂在我国粮食生产和贸易的格局上出现了由“苏松熟，天下足”向“湖广熟，天下足”转变。”
“稻田面积的扩大，两熟、三熟制的发展，使稻米产量大幅增加，成为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粮。据明末宋应星估算，稻米在全国食用粮中占70％。万历时在华传教士利玛窦也曾这样感慨明朝大米产量之多和劳动人民之辛勤：‘作为中国人的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118]
水稻也在北方部分引进种植，此外轮作制度的施行和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等等也都使得明代的农业生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些进步的基础上，明代中国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中对明代全国粮食的平均亩产量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南北方亩产加权平均后的结果是每明亩生产2.31明石原粮，明代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0225市石，也即约每亩2.362市石。每市石原粮按照134市斤计算，则平均每明亩生产原粮316.5市斤。明代的一亩相当于现在的0.9216市亩，相除一下，得到明代的亩产量是平均每市亩生产原粮343.424市斤。
吴慧自己承认这数字最多只适用于明代前期，如果是明代的晚期，这个数字是偏低的。他的原话是：
“343市斤／市亩，这个数字对明代前期来说，也许还可以，但对明代晚期来说，就只会有一定程度的偏低。因为在这亩产中双季稻的因素一点也没有考虑进去，而在当时是多少还有一些的(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说的水稻一年二熟，‘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类也’。)同时，在这亩产中，大豆产量是从低估计的。而当时有些地方大豆亩产还是并非这样低的。晚明推广的玉米、甘薯的因素未加计算则是偏低的一个主因。”[119]
实际上不是偏低一点，而是偏低很多，因为按照传教士的见闻，在明代南方，一年二熟已经是最普遍的情况（不是的倒很少见），甚至有些地方是一年三熟。
有些人比如闵宗殿根据地方志记载的统计，说明代种植双季稻的只有广东、云南、福建、江西、浙江等五省的15县，而清朝是12省159个县云云。
还写成煞有介事的论文，这基本上又是常识都不具备闹出来的大笑话，类似那些根据明代册藉户口数字来论证明代人口是一样的荒唐。明代地方志上这类记载同户口数字胡编乱造是一个性质，在田亩数量被朝廷丈量无法隐瞒的情况下，就尽可能压低本地区的稻谷产量，以便尽一切可能的少交赋税。当时的地方官员把这种做法视为自己的美德。而满清是屠刀架在脖子上来收税，地方官本身就成为驯服工具，赋税征得越多，越博得主子的欢心。清初两大案哭庙案、奏销案都是围绕征税演变成的满清镇压屠杀地方百姓的惨案。根本不同情形的记载，怎么能放在一起来比较？
这种情形下，传教士的见闻是唯一可靠的证据，因为他们是亲眼目睹，没有夸大或缩小的必要。
另外吴慧对明亩产量估算过低的因素远不止此，比如他把湖广两百万顷土地都当成所谓荒地或者所谓未耕之可耕地从所谓七百万顷中扣除，然后以此降低南方稻米产地的比例。这是对明代情况不太了解导致的错误。实则明代凡记载入册藉的耕地数字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未耕之可耕地，从多种记载包括明人笔记包括欧洲传教士见闻，当时基本是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都被耕种了。另外由于他计算比例的总面积本身是按照七百多万顷的不完全数据来进行，这也必然导致很大误差。
后面他在估算清代亩产量的时候，又对明代亩产量作了一个调整，调到了每市亩346市斤（只增加三斤，和不增加基本没有区别）。其基本思路就是把清代的相应数据做为上限，然后把明代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往下压低得到的结果。
这种估算是把需要证明的东西本身就当做证明的前提来对待了，其参考意义不是很大。
由于从头估算明代平均亩产量工作量很大，这里就用张显清提供曹贯一的数据“明后期，折今制，常年稻谷亩产488市斤，旱地麦粟亩产157．3市斤”同吴慧的数据综合起来，甄别分析一下。
曹贯一对稻谷亩产的估计情况比较符合明代的实际。如张显清提供的明代史料记载松江府每亩高者产稻米三石，低者一石五，按1:2的比例，合原粮稻谷为六石到三石，平均在四点五石；嘉兴府丰年每亩稻米加上同亩产的春花小麦四石五，平常是每亩合计三石，相当于原粮六石到九石；湖广地区中等田地米两石，合原粮四石；广东地区中等田亩稻谷原粮七石，好的可以到十石，低等的也能到五石。
以上提到一般平均水平都是稻谷原粮在四石（合稻米两石）以上，高的如广东可以到十石。事实上明人为了少交税，或者防止朝廷多征税，往往在各种记述中刻意压低本地的粮食产量，因此以上记述本身就是只会低估不会高估的。
综合各种因素，把更普遍的明代晚期南方地区正常年份平均定在每亩4石原粮是合理的，每石按130市斤算，则每亩的原粮产出也就是520市斤（合成品粮为260市斤）。现在再保守一点，再压低一点，则就可以按曹贯一的488市斤计算。
曹贯一说的北方旱地平均亩产157斤显然过低，这相当于只有原粮一石多一点。就按吴慧估计的明代北方“夏麦秋粟合起来还算它两石。如只种一季作物，产量就较高，亩产也算它两石。两年三熟也作同样的估计。”
由于同样一石容量的原粮，小麦、高粱、粟等比稻谷要重（小麦145斤，高粱142市斤，粟135市斤），所以按平均一石140市斤计算，则两石为280市斤
加权比例系数，考虑满清时期，已经打破了明代的卫所编制，尽管耕地绝对数量比明朝下降，但其南北耕地比例关系应该相对接近于明朝的情况，所以就采用吴慧提供的清朝时期南北耕地比例关系来进行加权平均，也即南方耕地占55.55%，北方耕地为44.45%。[120]（这个比例可能还低估了明代南方耕地所占的比重，这个数据可能把满清增加的新疆等北方地区耕地也算进去）。
尽管以上数据不可能完全准确，因为在明代的话，部分北方地区用水利灌溉的手段，也引种了水稻。另外这里的数据也没有考虑明晚期已经普及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但作为大概估计的话，也只能如此了。则平均亩（明亩）产量为
488市斤×55%+280市斤×44.45%=392.86市斤
折算市亩，把上述数字除以0.9216，则明代每市亩生产的原粮为426.28市斤。
这个数字和其他时代不妨对比一下，由于清朝难以有准确的数字，和民国时期的数字还是可以对比的。
吴慧根据农情报告和国民党政府农林部1948年统计手册等资料，列出了1931年到1947年各种粮食产量的数据表格，然后在此基础上，算出1931年粮食亩产量为270.9市斤；1932年是290.4市斤，1936年是292.26市斤。（这些年份都是气候最好，产量最高的年份了，其他年份灾荒之类，产量更低）
这些民国最好年份的亩产量比明代平常时期都低了一百三十市斤左右，然而这还算是好的。到了抗日战争之后，亩产量进一步下降、
1947年的亩产量是180.71市斤，包括大豆甘薯等之后，是192.5市斤，算上复种是240斤。（国外学者的估计要更低）
到了1949年，不算复种的亩产量是130市斤，算上复种的还是200斤不到
也就是明代晚期平均亩产量要高出民国亩产量最高峰时期将近百分之五十，比建国前的年份高了一倍还多。
但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事实上，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即便吴慧自己严重低估明代亩产量的情况下，这都是事实。
民国到建国初期的亩产量不仅低于明代，甚至还低于汉代国家稳定的时候。按吴慧的说法：
“促使有些同志不肯轻易放弃汉(以至唐)代粮食低产论还有一个大的思想障碍是，近代以至解放初期粮食亩产只有二百几十斤，汉(唐)代就达到(甚至高于)这个水平是不敢叫人相信的。把汉唐亩产说成只一百几十斤、宋代二百斤多一点、明清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左右，在这些同志看来矛盾就不突出了(近代和解放初比明清还有增长)。他们问:如果汉代亩产已经很高，明清更高，岂不是历史在倒退，近(现)时反而不如古代吗?”[121]
“从上表可以看出，近代的原粮亩产不仅低于清中叶，而且有的时候(如解放前夕的1947年)也低于汉代的亩产264市斤。这是一个不可讳言的厉史事实，不是把汉代亩产压低所能简单了事的。”[122]
“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水利破坏，灾荒扩大，农业生产衰退，产量递减，粮食不足，问题非常严重。土地最肥沃的东南产粮区，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遭到清军的杀掠破坏，户口锐减，耕地荒废，很长时间内元气总未恢复，粮食——主要是稻亩产的所以一下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后来东南地区人口又见增加，每人耕地面积缩小，水稻亩产虽有回升，但一般仍不如清中叶(有时接近于明)，每人占有粮食数量又因人口增长而减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入侵，接着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农业发展又陷于停滞。所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史不绝书的，不须多加解释。现在的问题是鸦片战争后粮食亩产这么低，是否明清、汉唐的亩产更低于此数?近代的粮食生产水平比之明清汉唐是一时性的逆转，还是生产仍在步步上升?”
“我从数字计算，坚定地相信这是生产的逆转面不是生产的上升。汉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国力大张，文明远被，明清是封建社会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经济又有空前的发展;而鸦片战争后则是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令人丧气的倒霉的时期。
“说这一时期农业生产量不仅比汉唐面且比明清还高，这怎么能算是合乎情理?难道亩产‘一百四十斤’反而能出现汉唐盛世，粮食储备充足；亩产‘二百五十斤’反而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粮食贸易繁盛，而亩产‘近三百斤’就偏偏是弄得民不聊生，‘粒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一年需从外国进口几百万担的大米、几十万担的面粉?
“只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指出近代史上这一段的生产的逆转，才是合乎情理的。因近代史上粮食亩产低落，而不敢相信古代的粮食亩产曾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不是理解历史的正确的方法。
“因近代史的粮食亩产低落，而尽往低处来计算古代的粮食亩产，这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的方法。
“正确估量汉唐宋元明清的生产水平，丝毫没有美化古昔贬低近时之意。近代史上生产的低落、逆转，是历史的耻辱的一页。我们要以洗雪耻辱的心情，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困难问题，力争在不长的时间里使我们的粮食生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最高点。而不能以低估历史上的生产水平来俯就近时。” [123]
这一段话说得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令人击节赞叹，拍案叫好。道理说得精彩极了，透彻极了。
可是吴慧为什么明知道这个道理，还要为了俯就满清的粮食产量，而去严重低估明代的产量呢？
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历史是会倒退的，民国粮食亩产量的历史低估，恰恰本身就是满清统治恶果延续的结果。
如果说太平天国失败，满清曾国藩等汉奸屠夫刽子手对江南地区的疯狂屠杀，尚且造成了这些地区在很长时间内元气不能恢复。
那么明清之际，满清更为疯狂的遍及全国的对各个地区进行的镇压屠杀，其造成的恶果又如何？再加上后续沿海迁界，镇压三藩起义，等等，其恶果又如何？
其造成以及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最为熟练，最为先进最有文化的人口大量损失，整个技术的断层流失，恶果又当如何？
我们从现有的资料，可以断言的是，明代是中国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1949年这段历史期间，亩产量最高，人均粮食产量最高，农业生产力最为发达的时代。
无论是粮食的总产量，还是粮食的亩产量，还是人均粮食产量，都只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打破了明代的记录
以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以这样一个耕地面积，在不发生特大连续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支撑三亿到四亿的人口数量是绰绰有余的。
明代耕地面积最高的记录12亿2542万多亩。民国三十年代粮食耕地占据整个耕地面积的比例是85%，而2004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例为66．17％（虽然和耕地面积比例概念有不同，但也可以参考）。
明代中国的经济比民国要发达，所以其粮食用地占据整个耕地面积的比例应当在这两者之间，设定明代的比例为80%是合理的。
则粮食耕地面积为9亿8033万明亩，而每明亩的平均粮食产量是392.86市斤原粮，则明代粮食峰值总产量当为3851.324438亿市斤原粮。
若以明代峰值人口3亿来计算，则平均每人拥有约1284市斤，也即 642公斤 的原粮。
若以明代峰值人口4亿来计算，则平均每人拥有约963市斤的原粮，也即 481公斤 的原粮。
这个数据和民国时期的数据，以及现代中国的数据不妨做一下对比。
根据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中的数据，1931年，中国人均占有原粮为627市斤。1936年算是民国最好的年份，人均占有原粮也只有672市斤[124]
以明代人口3亿计算，人均占有原粮是民国最好年份的将近两倍之多；以明代人口4亿计算，人均占有原粮也比民国最好年份多出了近百分之五十的水平。
尽管民国时期的成品粮占据原粮的加工比率要比明代高，所以比起明代来，成品粮的差距不会有那么大。但是由于明代对各种废物资源的利用效率是极其高的。加工成品粮的过程中产生的谷壳和糠之类的东西，最后还是会被作为家畜家禽的饲料或者农作物的肥料来处理，最后这些原粮产物仍旧会转化为居民饮食中的肉蛋淀粉等。
因此实际的饮食消费水平的差距就是人均占有原粮的差距。
在一篇题为《粮食生产增长潜力分析及激励措施研究》的文章中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由1998年的 412千克 降到2003年的 333千克 ，为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见表2)。”
另外在一篇题为《我国未来粮食供求预测》的文章中说“2015年我国人均直接消费原粮为 156公斤 ，占粮食总需求量的39％，加上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及损耗，人均粮食总需求量为 402公斤 ；2030年我国人均直接消费原粮为 130公斤 (往后将大致保持在此水平)，占粮食总需求量的32％，加上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及损耗，人均粮食总需求量为 412公斤 。”
也就是在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均原粮的需求量（占有量）应该保持在 400公斤 ，也即800斤左右的水平。
而明代按照峰值人口是3亿计算，人均原粮1284市斤，比这个水平多出了40%。按峰值人口4亿计算，人均原粮963市斤，仍旧高出百分之二十。就全国平均水平来说，明代的副食品肯定不如现代发达，因此就平均水平而言，粮食在饮食中占据的比例要高于现代，每个人平均的粮食需求在正常情况下也会高于现代。
以这些数据来看，明代的粮食生产力在没有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支撑三亿到四亿的人口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推算一下明代从事农业人口占据整个人口的比例。
按郭松义的说法，明代晚期每个粮农平均生产粮食6510市斤[125]。这里他说的粮食是指未加工过的原粮。
但他的估算是把明代的亩产量严重低估，把明代的耕地面积严重低估，然后再把明代的人口也严重低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由于分子和分母都被低估了，所以这个结果也很难说是夸大了，还是缩小了。我们只能自己再来估算一下。
“据《沈氏农书》和《补农书》提供的数据，嘉兴、湖州地区一位长年雇工可耕种稻田八亩，舍去春花小麦不计，每亩产稻米三石，共得24石。该长工同时管理桑地四亩，一亩桑地产桑叶一百个(每个20斤)或八、九十个，以每亩产桑叶80个计，值银八两，四亩可卖银32两，折成稻米32石。八亩水稻田、四亩桑地合计每年共可得米56石，这即是这位长工的劳动生产率”[126]。
张显清只说他每年可生产56石稻米，我们需要转化成重量。
一明升为1022.5毫升[127]，为1.0225市升，一市升大米约为1.5市斤计[128]，一石是 一百升 ，则明代一石大米的重量是100×1.0225×1.5=153.375市斤。
也就是明代一个劳动力能生产56×153.375市斤=8589市斤的大米。（注意这里是大米，而不是稻谷）。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明代农业工人的产量，不能代表普通水平。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情况。
“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於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
（吴慧在他的书的注释里也引用了这段话，但似乎有断章取义之嫌。他把“每亩收一石五斗”之后，加了省略号，然后直接和“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连起来，结果本来是田租收取少者四五斗，变成了亩产量少者四五斗了。）
松江算得上亩产悬殊最为严重的地区了（何良俊说“未有如”）。在西乡，每个劳动力产量（妇女和男性一起算）在36石大米以上；如果稍微勤劳的话，每个劳动力产量可达到45石以上。在东乡，每个劳动力产量在3.75石，相差十倍左右。
但在江南地区，类似东乡这样地势高，完全靠汲水来种水稻的毕竟不多。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地方，完全可以不种水稻，而是种如棉花之类需水量相对少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松江本来就是产棉大区）。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苏州部分呢里提到昆山县的情况时候说“窃惟三区虽隶本县，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专事纺织”[129]。
虽然不是直接说松江府，但昆山县这些田土高仰的冈身和松江府“东乡田高岸陡”是同一种情况，这些土地种棉花获利不会比水稻少，甚至只会更高。
更不必说如果到了万历时期，玉米番薯之类作物已经普及的话，明代农业工人的选择就更多了。
因此在明万历时期，松江府的每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完全可以按西乡的水平来算。但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南方在劳动力和土地相结合的情况下，上、中、下三个水平的生产率。
南方生产力最高水平，嘉兴、湖州地区人均产量8589市斤的大米
南方生产力中等水平36×153.375市斤=5522市斤。
南方生产力最低水平算3.75×153.375市斤=575市斤
中等偏上的产量可算（8589+5522）/2=7056(小数点约去)
一些地区可以根据各自情况在这些给出数字水平上下浮动。
明代的南方诸省有南直隶、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
湖广是明代中国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明代中期以后就流传湖广熟天下足，也即只要湖广丰收了，就可以养活全国人，因此这一地区农业工人每年产量定为7056市斤大米。
广东也是土地最为肥沃，气候最为有利，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前面说了中等田亩稻谷原粮七石，下等田亩也有五石，而松江西乡最高的也只六石原粮，因此也定在7056比较合适。
浙江是鱼米之乡，嘉兴、湖州就属于其范围，历来是粮食高产区，因此也定为7056比较合适
南直隶既包括南京周边以及松江、苏州等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也包括安徽等土地相对贫瘠之地，定为6000比较合适
云南、四川都是明代土地肥饶地区，比如关于云南，谢肇淛的《五杂俎》里说：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高皇帝既定昆明，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风俗言语，皆与金陵无别。若非黔筑隔绝，苗蛮梗道，诚可以卜居避乱。然滇若不隔万山，亦不能有其富矣。”[130]
再如四川，欧阳直的《蜀警录》中说“余蜀人，知蜀事即以蜀论。余生于万历四十八年，童时，见里中人烟颇殷庶，风俗颇淳厚尚气节，敦信义，崇礼让，励勤苦，亲亲长长，称诗说礼，任恤睦姻，比间相助。士大夫饬廉隅而修俭德，群弟子尽孝友而笃公忠，屏去华服珍奇，独推布帛菽粟，心无机械，目无干戈，人不知兵，家惟弦诵，陶然于和风甘雨之中，真不啻极乐世界。”
又说崇祯时期省会成都以及四川东部的奢侈风气“即如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错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削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131]
要达到这样极乐世界或者奢侈消费的水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不会低到哪里去，但可能这些地方农业技术略低于南直隶，所以可把四川和云南的生产率定位5700。
福建多是山地，居民捕鱼和出海贸易比较多，但明末已经普遍种植高产作物，加上居民勤劳聪明，技术比较发达，因此也可以定在4049。
江西人口众多，据传教士所说经济水平相对全国算是落后的，因此生产率定3500左右
广西为中国边远落后地区，少数民族比较多，生产力发达程度不能和其他省份相比，但处在南方，气候水源应该对农业还是有利的，可以定在2500
再算农业劳动力占据总数的比例，大致在人口比例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如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农业比例应该比人口比例低，反之则高。
南直隶为14%；湖广20%;福建4%；浙江12%；江西12%；四川19%；广西4%；广东7%；云南6%；贵州2%；加权平均
0.14×6000+0.2×7056+0.04×4049+0.12×7056+0.12×3500+0.19×5700+0.04×2500+0.07×7056++0.06×5700+0.02×575=5710
也即明代南方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产量相当于5710市斤的大米。
北方算生产力相当于南方的一半，那就是每年平均产量相当于2855市斤大米
曹树基的数据里北方人口比例大概在36%左右，虽然他的绝对数字和实际相差很大，但就南北人口比例关系而言应该和实际相差不远
北方商业人口比例不会比南方少多少（山西、山东、陕西等人口大省据记载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比例很大）。则人口比例大致可以认为和农业人口比例在一个水平上
再全国平均一下5710×64%+2855×36%=4682市斤大米
以上虽然是按照大米计算的，但仅仅是按照价值来算的，实物构成仍旧是包括了除大米以外的其他粮食，所以折算成原粮的时候，不能只按照稻谷的加工率来计算。
稻谷的原粮和成品粮的比率是1:2；把小麦以及秫、谷、玉米、高粱等都算进去。按郭松义提供的数据，这些从加工率从59%到90%不等。和稻谷平均算下来，按总加工率58％来计算。算下来，则相当于原粮8073市斤
这和郭松义说的明代晚期每个粮农平均生产粮食6510市斤，还高出了1563斤。
假设百分之十五作为成本支出（种子、农具等费用），则剩余为4682×85%=3980市斤大米
假设一个农户一家六口人有两个农业劳动力，六口人年均自己食用掉的粮食数量为6×3×153.375=2761市斤
那剩余粮食数量就是2×3980-2761=5198市斤大米。
这个农户是自耕农的话，只需要交赋税，按照赋税10%（实际上明代的平均赋税远远低于此），则自己还剩下4679斤大米。
一斤大米在2000年的时候为一元钱一斤（现在是两块钱一斤），则一年内明代一个自耕农家庭的收入相当于2000年的4679元人民币。以六口人算，人均年纯收入是779元人民币多。
如果算上其他家禽家畜饲养的收入，则人均年收入应该可以达到2000年的一千五百人民币以上。
这个水平，高于中国大陆八十年的水平，和九十年代中期差不多。（1990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是686元，2000年是2253元）。
正因为明代晚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生产原粮达到了原粮8073市斤的高水平，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才可能出现明代晚期记载的各种平民奢侈消费风气。：
如山东等地“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132]
才有山东人丁耀亢清初回忆的 “物力太厚天时丰，十钱斗粟羞为农。健牛肥马村巷满，鸣鸡吠狗桑麻通。”[133]
才有《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记载的崇祯改元前后的河南景象（我翻译成白话文了）
“老农穿着上好的丝绸衣服，骑着母马，去参加宴饮聚会，送上一百文的钱，就俨然是上客了。（岁暮，老农衣大缣，骑牝马，燕集进钱百，则俨然上客矣。）
“在家居住的士大夫，都建造楼台、园囿、池沼作为娱乐。近水的地方则修建河亭、游舫，蓄养歌伎，演奏丝竹乐器。花晨月夕，酣?不绝。风流吟啸，如同晋人一样。其间如果有朴实憨厚，不跟着时髦一起享乐放达的人，大家就群起嘲笑他太土老冒了（或有朴鲁不为放达者，则群起而非笑之曰‘伧’。）。”[134]
有了上面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来估算明代农业人口占据总人口的比例了。
每个劳动力年均生产原粮8073市斤，而明代每年粮食总产量为3851.324438亿市斤原粮，两者相除，需要农业劳动力4771万。
“明和清后期的人口发展趋势属于稳定型，清康熙到嘉庆中的人口发展趋势则应归于增加型。稳定型人口的各段人数比例是O—l5岁占26．5％，15－49岁占5O．5％，50岁以上占23％”
也就是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据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另外按照郭松龄所说，尽管明代南方有一些妇女也参加农业人口的记录，但总体上按照中国习惯还是应该排除在外的。他说“我们也将妇女排除在外，这在原则上没有错，照着中国的传统旧制，男子在外劳作养活家口，妇女在内主中馈，从事家务活动，不属于社会生产性劳动。在农业生产中，情况也是一样。”[135]
如果按此来计算，农业劳动人口应该是整个农业人口（包括老幼妇女在内）的四分之一左右、
但这点上，他还是过于主观了，从实际的记录来看，明代妇女直接下田参加农业劳动并不少见，所以常以夫妇二人合力能耕种多少田来计算，我们前面赖以计算的数据本身有从夫妇二人合力耕田的记载。
把妇女全部排除在外是和不合适的，当然全部计入在内，也不合适。合理的办法是取一个折中。则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比例定为三分之一左右比较合适，这也符合传统上壮丁和人口的比例定1:3。
因此总的农业人口（劳动力连带其配偶，以及老年父母，以及未成年儿女等）应该是4771万这个数字的三倍，也即1亿4312万农业人口。
以明代晚期人口最低估计数为3亿计算，农业人口占据整个人口的比率47.7%。也就是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脱离了农业。这个估计和明代晚期人自己的记载也是完全吻合的。如果以明朝人口4亿来计算，农业人口占据整个人口的比率大约为36%的左右
这个水平可以和英国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比较一下，黄宗旨在《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文里说“英格兰在17-18世纪的200年间总人口增长了210%（从411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一半，从70%减少到36.25%。换言之，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粮食”[136]
不过他的说法有些含糊混乱的地方，这里的农业人口究竟是说直接参加农业劳动的人口（家属不包括在内），还是包括家属？
从情理上看，应该是包括家属在内的，否则他的说法就没有意义了。就算全民人口都是农民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三分之一的人为另外三分之二的人提供粮食而已（成年壮丁为老人孩子提供粮食）。黄宗智的表达不严谨，他其实想说的意思应该是到1800年，英国包括老弱妇孺家属在内的农业人口只有总人口三分之一强了。
总之，明代晚期的农业人口比例大概和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水平相差不多，是可以肯定的。
也可以现代比一下，虽然人口普查宣称的中国现代城镇人口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多一点，但在一篇新闻里说“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35%”，这也就意味现代中国，农业劳动力和其家属在总人口中占据的比例也不过就是35%左右的水平，这个比例比明代的47.7%或36%（以总人口4亿来算）还是要低的。
我过去的文章里引用过许多明代南方农业人口不足一半的记载，其实在明代晚期的北方呈现同样的情形。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里就引用了大量这样的记录，不妨摘录一下。
“山东地区:如衮州府济宁州，‘当河槽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故‘民竞刀锥趋末者众’（康熙《济宁州志》卷二，风俗，引旧志。——抄自明代地方志）；又如郓城县，到明代后期，‘里中无老少，率习浮薄’，‘逐末营利，填衢溢巷’（崇祯《郓城县志》卷五，方舆志，风俗），又如峄县，在‘弘、正以前，人情简朴，务稼穑’，但是，自嘉、隆以来，却出现了“民弃本业，好游惰”的现象（乾隆《峄县志》卷一，地里引外史氏语，即万历时兵部侍郎贾名葵）。又东昌府博平县，在天顺、成化时，‘犹淳且厚’，‘丈夫力耕作以供斌，妇人勤纺织以营衣经生’，换言之，当时专门从事工商业的人还很少，但是，自嘉靖中叶以来，却一变而为“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 （康熙《博平县志》卷五，民风解，也是抄自明代记载。又万历《东昌府志》卷二，风俗:‘博平县……地狭小饶，什五市贩’）馆陶县，则‘俗争弃农矜贾’，临清州也是‘人仰机利而食’，“工组帕慢，备极绮丽，转鬻他方’（万历《东昌府志》卷二，风俗、物产。）又济南府泰安州民，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浸淫于贸易之场，竞争于锥刀之末’（万历《泰安州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济南府武定州，到明代后期，从事工商业的人越来越多。邢侗说:‘频年贫者，转徙渔盐之利，富者多挟货贸数计之布至千百出都城塞上，或贩梨枣，买舫锰下江东，争逐什一。农事不讲久矣’（万历《武定州志》卷二，地理志上）”[137]
“山西地区，如太原府，其民‘玩细忘远，靡事农桑’（万历《山西通志》卷七、物产。又崇祯《山西通志》卷六，风俗同），如平阳府，其民‘服劳商贾’（同上书卷六）；又潞安府的长治，万历末知府赵乔年说:这里‘民率逐于末作，克利如鹜，而又俗善商贾’（《味蘖斋文集》卷一，兵部职方司郎中张公墓志铭。）；汾州府，民‘多商贾’（同上书卷六），‘罔事本业’（万历《山西通志》卷七，物产。又崇祯《山西通志》卷六，风俗）。‘无实之实，有实之名’。其中汾阳‘闾阎生计得之田土者十三，得之贸易者十七’（顺治《汾阳县志》卷二，人民志，风俗。——这也是抄明代的地方记载，顺治时期，山西正是被满清屠杀一空的地区，后文我会提到）”
“陕西地区:如西安府三原县，其俗十七服贾（成化《三原志》卷一，风俗），泾阳县，在明中叶时‘民逐末于外者八九’（雍正《陕西通志》卷四五，风俗，引康海《康对山集》——康海是明代正德时期的官员），‘大约泾之饶，原不出干土，故民亦不甚爱士，跳越险阻，跋履山川，有数十年不归其里庐者’（康熙《径阳县志》卷三，物产——同样抄袭明代记载）；又富平县，其‘地沃丰收，又兼木棉布丝之利，人十九商贾’（嘉靖《耀州志》卷四，田赋志，风俗），朝邑、韩城之民，也‘颇有挟资远贾者’（天启《同州志》卷二，风俗），其中朝邑‘耕不足，则贾又不足，则散而糊口于四方’（万历《续朝邑县志》卷一，地形志），又巩昌府徽州之民，‘农与逐末相半’（嘉靖《徽郡志》卷一，舆地志，风俗）;阶州则其民‘不务本业’，而‘齐随其地采柴熬盐、铸铧，煮攀，甚且入厂盗矿，计日见效，以为生理’（万历《阶州志》卷三，贡赋）。”
“北直隶地区:如真定府冀州南宫县，原来只是‘事耕织’，后来，随生产的不断发展与繁重赋役的逼迫，‘多去本就末，以商贾负贩为利’（嘉靖《南宫县志》卷一，地里志第一，风俗。）又广平府威县，‘地饶习戂，细民弃本事末。’（嘉靖《威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138]
这些记录里，凡是满清时期地方志的记录，都是抄自原来明代地方志的记录，这类满清地方志内抄袭明代的很多，一些人无知，会直接把这类描写当成是满清情况，拿来粉饰满清统治，是很可笑的，对此后面我还会提到。尤其是在说苏州人口一节的时候.
山东、山西、陕西、北直隶等等基本北方主要省份了,按这些材料的描绘，许多地方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陕西泾阳县、富平县之类）的人口都脱离了农业，从事工商业活动。
以往许多人引用这些记载，都会说这肯定是夸张，包括韩大成，他在引用这些材料后，就胆怯地说“可能还有不少夸大”，但从我前面的分析来看，这些记录都是对当时社会情况的真实再现，并无夸大。明代确实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脱离了农业活动。
六、明代西方传教士看到的明代人口数量和农业生产情况
我这里引用的传教士都是明代来华，亲眼目睹过明代中国情形的传教士的记载，他们不比那些道听途说的人，也不比那些后世只凭纸面描写而妄自揣测的人，因此他们的证词应该是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
1、曾德昭的记录
首先引用的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记载，他原名奥伐罗·塞默多(Alvaro Semedo)，在1613年来华，而后在中国各地传教，曾经在杭州、嘉定、上海、南京、西安居住过多年，行程遍及中国南北。在大明生活了22年之久，1637年从澳门返回欧洲，途中写了《大中国志》，1649年又返回广州，曾经为南明永历帝宫中人员举行宗教仪式，后来死于广州。
其对已经处于连年大灾，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时期的明末中国情况的记录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我曾在流往杭州(Hamchen)的南京( Nanchim)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等待数量惊人汇集起来的船只通过。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数一数往上航行的小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不是运货的。”[139]
“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不仅村庄，连城镇都彼此在望，有些地方河流甚多，屋舍几乎连绵不绝。”[140]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绝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141]
“它（指南直隶应天府）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村落彼此相接，由 3英里 接 3英里 不断。虽然现今因皇帝不驻跸于此而人口减少，各处仍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142]
“中国人体质好，身体壮实，他们是艰苦的劳动者，他们的上等土地用技术开耕，收获丰富，而较差的土地，不管多小，(无一尺未开耕的土地)靠辛勤劳作，他们也终于使它有收成。”
“我路过河南(Honum)，看见有人用三块铁犁，即犁头耕地，走一趟就犁出三条畦。又因土壤宜于我们叫做Feazols即菜豆的种子，他们把它放进一个固定在犁的顶端的容器，即方盘内，这样，豆种随犁头前进缓缓撤播地上，像谷物随磨斗转动落入磨石。所以耕地和撤播来年期望的谷种，是同时进行的。”[143]
盖略特?伯来拉在嘉靖时期因从事非法走私活动并有海盗嫌疑，被明朝政府抓捕，关押在福州监狱里，后被释放，他在《中国报道》记叙的就是其留在中国时期的见闻。关于嘉靖这次葡萄牙人被抓捕，《明史》里也有记录，牵涉到的就是有名朱纨的事件。下面是伯来拉记述的嘉靖时期明代人口之多的情况。
“这个国家靠海的地方人烟稠密，因此你每走一里都会看见一些城、镇或客栈，丰足地供应各种物品，致使他们平安地在城镇生活，但住在外面的却很穷。到处人太多，你可以多次在一裸树下看见成群的儿童，而本来会认为那儿是根本找不到人的。”[144]
“国内人烟稠密，没有一尺土地没有开垦；我们在往福州的路上没有看见什么牛群，只看见村民耕地的牛。拉犁只用一头牛，不仅在这个省，在别的牛群多的地方也一样。这些村民耕地技巧好，我们则要用气力。”[145]
3、克鲁士《中国志》
克鲁士1556年也即嘉靖三十五年前后在广州，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中国志》的最后一章《一五五六年中国人受到上帝的惩罚》得知，他说到的上帝的惩罚是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1月发生在陕西的八级（或九级）超级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这时候他肯定在广州，这一段可以证明：
“我在广州城向一位富有的中国商人打听国内发生的天灾，他不能用口把情况告诉，就给我一封他收到的信，里面谈到所发生的事，叫我抄录一份再还他。但他又不相信我，便自己抄写，把抄件留下而把原件给了我。我在一个通晓两国语言的人帮助下，把它译为葡语，其大意如下:山西(Sanxi)和山东(? Sanito)的大老爷向皇帝上奏称这两省发生强烈地震，白昼变得暗若黑夜(他没有说延续了多久)。”[146]
（这也说明无论这些欧洲传教士如何记载大明的富庶繁华，但他们骨子里都是抱着对中国的敌视和嫉妒仇恨，因为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异教徒，所以才把中国发生的灾害，幸灾乐祸说成是上帝惩罚）
摘录的主要是克鲁士关于明代人口、农业和饮食方面的记载。
“我也要在这里给读者们一个必要的警告，让他们能想象到中国的事物有多伟大，也就是说，尽管遥远的事物常常听起来比实际的要大，现在却刚好相反，因为中国比听起来的要大得多，看到它给人留下一个和听到的或读到的极为不同的印象，这由我本人和其他人在眼见中国事物后所证实。
“这必须要眼见而不能靠听闻，因为耳闻不如目睹。这种情况有似舍巴女皇(Queen of Sheba}之对待所罗门(Solomon)，当她听说他的智慧之名时，她想亲自去证实一下，便从她的国家赴耶路撒冷，在听到所罗门谈许多事物，眼见他的宫室和政府后，她说:‘赞美那爱抚以色列和立你为它之王的上帝，我所看见的远比他们向我谈到的你伟大。’读者对于我在这里谈的中国事物应有同样的感受。”[147]
“靠近印度方向的第’一个省是广东省，省城是广州城，省名即由此而来。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148]
“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广东省包括的海南，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因为海南人烟稠密，海岸线有五十里格长，但广东海岸的陆地比〔海南的〕要长许多里格，或者更多。”[149]
“郊区很大，人户众多，乃致有的葡人认为它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的相比，但我和另一些人觉得它要小些，尽管它比城内要大，房屋要多。它人烟稠密，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进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着叫让道给挑东西的人。”[150]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151]
“在河边观赏那数不清的船，来的去的，扬帆的划桨的，是一件很偷快的事。稻田一望无际，远看似好多张帆的船只是穿过陆地，到你朝船走去，船也朝你驶来，你才看见庞大的船身(除帆外先是什么都看不见)，也才看见船驶来的宽阔港湾。”[152]
“中国是一个耕地差不多全部开垦出来的国家。因国家人烟稠密，百姓众多，人们是消费者，极好吃喝、穿戴及其他家庭消费，特别是他们是大食客，所以人人都劳动谋生，努力得到好吃的食物，去维持他们的巨大耗费。此外，这个国家中懒人受憎恶，人人讨厌，不劳动者不得食，因为一般没有施舍给穷人的习惯。”[153]（引者注：关于没有施舍穷人的习惯应是克鲁士的误会，可能呆在中国时间还不够长，否则会知道中国也有施舍穷人的现象）
“如我所说，由此在印度的若干地方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引者注：前面一段话是说印度和占城等地有大片荒野，人们不想耕耘，因为那里的统治者 暴 君尽可能强征搜刮一切财物，从而无法多劳多得），而在中国则不一样，人人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不宜于谷物的山地，生长着极好的松树林，可能的话也在树间种植豆类。”
“在干土和硬地上，他们种植麦和豆，在既多又开阔的水淹低地，他们种植大米；低地有的一年两收或三收。只有在气侯严寒的高山上，不宜于种植，没有开发。这个国家不丢弃任何不管怎样破旧的东西。狗骨头和其他动物的骨头，他们用来制作玩具，代替象牙在上面雕刻，镶嵌在桌子、卧榻及别的漂亮家具里。他们不丢掉任何品种的破布，凡是用羊毛织成的粗细破布，他们就制成细纸。他们用树皮、根茎和破丝绸造纸，在丝绸纸上写字，余下的则用来卷在丝绸幅一中”
“人粪都得到利用，用钱收买或交换蔬菜，同时他们把粪便从屋里运出去。因此他们用钱或值钱的东西，使他们的厕所清洁，尽管臭闻全城。他们背着粪经过全城时，为避免臭气，他们把粪装在外表极干净的桶里，尽管桶没有盖，仍显得国家和城镇的清洁。有的城市，这些桶常常有盖，免得熏人。人粪用来施在他们的菜园里，他们说施肥后蔬菜可得到生长;他们把粪搀合泥土，在太阳下烘干。”
“和使用人粪相同，他们在各种事情上都用巧劲，不用蛮力，他们用一头牛犁地，把犁制作得可以很好地开耕，虽则畦不及我们的宽。”[154]
“这个国家有各种行业的工匠，各种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而所以如此，是由于人口无数。而鞋子是消耗最多的商品，鞋匠就比其他行业的匠人要多。广州有两条很长的鞋匠街，一条卖高级的丝鞋，另一条卖普通的皮鞋;除这两条街外，城内还分布有很多工匠。”[155]
“既然如我们所说土地都得到充分耕种，人们尽管是大食客和消费者，仍然勤于谋生。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极其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也有大量的上好麦子，他们用来作面包，那是从葡萄牙人学来的，从前他们食用的是用同一麦子做成的讲。有很多法国豆、和其他豆类，有大量牛肉和类似牛肉的水牛肉，有很多鸡，鹅和数不清的鸭。无数的猪，猪肉是他们最爱吃的，他们把猪肉制成非常奇特的腌肉，当葡人到印度去进行贸易时，就把无数的腌肉运去那里。中国人重视猪肉到把它给病人吃的程度。他们也吃蛙，蛙是养在门口的大水盆中出卖，售卖的人要负责剥开。在极短时间内他们能剥一百只，他们是从背面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
“鱼非常之多，有好多品种，都很好，市场上从不缺鱼。有很多螃蟹和牡砺及别的甲壳类，都很好，这些在市场上有的是。市集通常设在城门，及犬街的牌坊下，还有如我们先前已提到的在沿大街的有顶盖的过道里，但在这里不卖鱼和肉，因为专一有售卖它们的街道，除非是可以到处售卖活的。”.
“菜园里有很多蔬菜，如大头菜、萝卜、白菜，及各种有气味韵菜，蒜、葱等等，极其丰富。也有很多水果，如桃、西洋李及我们没有的一种李子，核长而宽，他们用来制成果脯。有很多坚果而且很好，还有很多栗，既有种的也有野的，又大又好，野的比我们的要好，因为他们把壳都去掉，我们的却没有。”[156]
“虽然有专门开设饭馆的街道（引者注：大概类似现在大城市里美食一条街之类，整条街都是饭店），城内所有街巷几乎都有饭馆。这些饭馆里有大量烹调的肉食。有很多烧煮的鹅鸡鸭，及大量做好的肉和鱼。我看见一家馆子门口挂着一整只烧猪，任人选择哪一部分，因为整只都清洁地做好。把做好的肉摆在门口，几乎吸引了过路的人。在门口有一盆盛得满满的饭，红红的，做得很好。”[157]
“广州沿城墙外还有一条饭馆街，那里出卖切成块的狗肉，烧的煮的和生的都有，狗头摘下来，耳朵也摘下来，他们炖煮狗肉像炖煮猪肉一样。这是百姓吃的肉，同时他们把活的狗关在笼里在城内出售。值得一观的是在城门口，进出的人喧嚣，有的带狗，有的带乳猪，有的带蔬菜，有的带别的物品，人人都叫嚷让道。”[158]
“这个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卖肉、鱼、蔬_菜、水果及各种必需之物，因此各种必须物品都经过他们的家门不必上市场去了。”
“这个地方在距海二百、三百、四百里格的内陆，有大量的海鱼，以致每天所有市场充斥鲜海鱼，那简直是奇观。但是如果看到他们怎样以下述方式惊人的勤劳去养鱼，那就不足为奇了。要知道的是，在二月末、三月及四月的一部分，大涨潮的时候，大量的海鱼在沿海的河口产卵，因此在河口育出无数的很多品种的小鱼。为了在这个时候捕捞这些鱼仔，沿海岸所有的渔人都汇集在他们的船上，集中的船是那样多，遮盖了海面，都挤在河口。总之，来自海上的船看见它们还以为那是坚实的陆地，到接近时才发现那是什么，惊讶有那么多的渔船。我听说共汇集了两千艘船，或多点少点，我不能肯定，因为我知道没有人相信我的话。但既然人口那么多，当地的船也不会少，这对那些到过中国并在那里居留过的人说，并非不足信，主要因为沿海县份有无数多的渔人。那末，这些渔人捕捞到大量这种小鱼，放入用桩和结实线网围成的水塘，在那里把鱼养到渔季结束。”[159]
“中国人是大食客而且使用很多盘肴，他们同桌吃鱼和肉，贱民有时把鱼、肉煮在一起。同桌用的盘肴，都摆到桌上，让人人可以吃他爱吃的。高贵和文雅的人在交往、谈话和服饰上颇有讲究。百姓则比较粗俗。”[160]
4、马丁·德·拉达修士的记录
《出使福建记(1575年6月至10月)》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这是万历三年（1575）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派遣使者到福建和明朝官方通报消灭海盗林凤的事情。
马丁·德·拉达修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他的相关见闻记录。
“（中左所附近）那个港的入口是壮观的。除了大到能容纳大量的船外，它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它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来令人惊叹，因为船多到数不清。”[161]
“为我们离镇的屋舍已不远了。赶来看我们的人群是那样多，使我们无法跟他们打交道，不仅在这儿，也在我们途经的一切城镇。来去的时侯，人们都拥塞在我们居住的馆舍和街道，尽管我们一直住在大房院里，有许多院子和房间，我们也不能关门闭户。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强行把他们赶走，但赶走后他们又爬上院墙，聚集在邻近房屋的墙头和屋顶，有时他们留下来看我们到夜晚。”
“我们万分惊异地看到沿河两岸有许多城镇，彼.此相距那样近，简直可说那是一座城，而不是许多镇，不仅这里，我们还发现赴福州的整个路上(约六十里格)人烟都是那么稠密。他们说中国其他地方情况也一样。唯一例外是广东(Q uemton)省，葡人在那里进行贸易，因地处贫瘠而多山的区域，人口不那么密。我们途经的那些城镇，当地的居民开耕土地达到连巉岩，石山都播种的程度，尽管看来在那儿得不到什么收成，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62]
（拉达只去了福建，没有到过广东，才这样说，实际上广东人口密度只会比福建大得多。在其他到过广东的传教士笔下，福建才是因为山地太多，土地相对贫瘠，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而类似福建这样的省份都人口稠密到让拉达目瞪口呆，沿路村镇的人口都稠密的可以和城市相比的地步，可以想象明代中国人口多到了什么程度）
“兴泉道派来护送我们到泉州的。他们这样的队护送我们，擂鼓吹喇叭、号角和短号，一直不停送我们到达泉州，整个旅程用了两天，始终如此。从同安到泉州是三十里格，如我前面所说人烟更稠密了。”[163]
“我们在礼拜二离开泉州，走了六天，礼拜天抵达福州，约四十里格旅程，途中经过很多城镇和大地方。该地区尽管山石崎岖，大部分道路却很好，路面宽阔。”[164]
（以上是拉达的《出使福建记》，下面是他的《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把这个国家叫做大明，因为那是它的本名。”[165]
“尽管不可能精确地计算这样一个地大人多的国家人口，他们书里也缺乏记载，但仍可从有记录的税户籍及其他事情上，得到一个无穷无尽的人数概念。”[166]
“士绅的人数接近税户，这是我们旅经各地发现的。有的纳税户是按六、八或更少的人数纳税，尽管他们户内人口更多；他们好些人都这样告诉我们的。例如有个叫夏苏(Jca一sin)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人的税。因此登记的纳税人口远远〔少于应纳税的人口〕。”[167]
（拉达这里说的税户，应该就是明代晚期册藉如黄册之类登记的户口数字，从拉达自己的见闻来看，也证实当时官方册藉户口数字已经和事实相差甚远，不说相差十倍，也在五六倍左右）
“它们的名字。但这些不包括其他百姓，如仅制盐者的七城，书籍中记载它们的村子数量难以置信，据说有1，177,525个村，那怕平均每村不超过三十户，人口也超35,000,000。由此可见这个国家的人口有多么多了。我们旅经的所有地方确实拥塞着人，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其他这么多人口的国家。”[168]
（“制盐者的七城”或是指那些从事制盐业的地区，灶丁之类，拉达的数字来自他购买的明朝书籍请人翻译后得到的结果，可能明朝政府对盐业的管理稍微比一般户籍要像样点，但如果从事盐业的人口就在3500万人以上，这也大到难以想象了，但无论如何明代人口在三亿以上是最低限度的估计了，不可能比这更低。）
“我们不能确实知道现在的皇朝统治了多久，因为我们得不到它的编年史，但他们说现在统治的皇帝叫万历(Bandic) ,他是第二十位，统治了三年，约三十岁。他们说赶走鞑靼人后又过了大约二百年，如果我们加上修长城前诸王统治的二千二百五十七年，那么可看到这个国家除短期受鞑靼统治外一直完整地不被外族控制，这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若这个历史是真实的，那他们在洪水后不久就有了皇帝，而且他们从此后始终没有被异族掺杂。”[169]
“以他们的吃食而论，他们不是大肉食者，据我们的经验，他们的主要食物反倒是鱼、蛋、蔬菜、汤和水果。我们看见的类似我们的东西(除开其他很多不同的品种而外)是:鱼、小麦、大麦、米、豆、玉米和boiona。还有母牛、水牛，他们说内地也有羊，我们也看见猪、山羊，及像我们有的一种鸡，另一种鸡肉是黑的，更好吃，再有阉鸡和黑尾鹉。我们没有见任何野物，因为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荒地，但他们说内地是有的。我们看见猛禽，也看见鹅和大鸭子，及大量的鸽子和斑鸡。水果有黑白葡萄，但我们没有见葡萄酿的酒，我不信他们知道怎样用它酿酒。也有许多品种的橘子和柠檬、大佛手柑、梨、苹果、野梨、桃、李、桑、坚果、栗、枣、南瓜、黄瓜、西瓜、白菜、小白菜、大头菜、萝卜、大蒜、葱和该国特产的其他很多蔬菜和水果。他们有大量的糖，而且他们制造很多上等蜜饯。”[170]
(再一次提到“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荒地”，而实际上福建多山地，土地贫瘠，这样的地区尚且没有荒地，明代人口之多可想而知)
“就我们所见，他们的农田是靠灌溉的，河流水渠处处皆是。他们把桶安在大水车上，轻易地灌溉庄稼，那怕在山头上也灌溉。我认为他们很少让土地休息，因为当我们到福州时，我们看到所有土地都是如下所说那样耕作的。稻米有的尚未移植，有的刚移植，有的长得老高，有的长得饱满，有的则正在收割。当我们返回时，看见类似的情况，在头一茬庄稼收割的，别的谷物己种植，而有的地方正在收割。”[171]
（这个记录证明，明代晚期，一年二收乃至一年三收的早熟稻的种植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连福建这里多山地，水利灌溉不易的地区都普遍如此。按拉达亲眼所见，是所有土地都是如此。闵宗殿等人不动脑筋去根据地方志表面的记载，断言整个明代中国总共只有十五个县种植双季稻，正是基本常识不具备的情况下，闹出来的大笑话。）
“最后，土地是很肥沃的，物产丰富而人口众多，但百姓是异教，因此遭受不信上帝者的苦难。荣雄永归于上帝，愿上帝使他们阪依并认识上帝自身。阿门”[172]
（这一段话再次暴露了这些思想专制落后的西方教徒，骨子抱有的对大明中国的敌意）
5、《利马窦书信集》摘录
《利马窦书信集》罗渔翻译，光启出版社民国75.6[1986.6]年出版，
《四、利氏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 罗曼 先生书——一五八四年九月撰于肇庆》
一五八四年是万历十二年，可以看看当时利玛窦眼中的明朝中国是什么样的。这些记录出于利玛窦本人的书信，属于价值最高的原始史料，比后来那本金尼阁篡改后写成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翻译本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更能反映利玛窦本人对明朝的直接观感。
“中国土地的肥沃、美丽，富有和中国人的智识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如把他详细写出，那就需要几大册”
“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此外也有麻类及其他东西制成的衣服，也是我们一般所没有的，他们用高粱与米酿成的各种酒类；因此，即使很穷的人，买五毛钱的酒，也可足一天之用，而不习于喝水。”[173]
“特别要提到的，麦子与稻米以及其他蔬菜，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每年收获两次；他们听说我们欧洲要让田地休息一年才能播种的事，无不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他们一年不仅两次，也有三次收成的事，特别是麦子，它不象稻子那样，需要很多的水，这方面归功于照顾与播种的得法和土地的耕耘良好的关系，他们耕种似乎比我们更好。”
（再一次证实了，在明代粮食作物，一年两收三收已经是最普遍的情形了。）
“中国天生好奇与乐观，它整个看来象一座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陆地上充满着果树、森林、蔬菜，大部分整年一片青绿，充满着广大的良好田地和丰盛的庄稼，各处全面淡水河流分布其间，大部分都能航行船只，大运河还可通航到北京，人们也可以由陆路前往，那需要三个月，总之，水陆两路，任人自取，好象一个大威尼斯。这些河流真是非常的宁静，两岸的树木成荫，真是柳暗花明，处处一片青翠，至少广东的情形是如此。[174]
（这说明，当时明朝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环境生态也保持得非常好，和后来满清的破破烂烂是决然不同的。）
“整个中国就象是由一位数学家所策划，是用圆规所测定，各村各镇有其位，……因为小农庄与小城市，既是如此众多，我可以说全中国就象一个无比大的城市。”
（人口密集到了连农村几乎都如同城市一般，以至于利玛窦说整个中国都象一个大城市）
“人们都说，他们可与罗马人的工程相比美。这些少许我所见到的真是太美了，街道修得笔直，铺地砖，牌坊处处有，比罗马城还多；由于这些牌坊，使城市变得更加庄严，显出国家治理得好，工程伟大，其上镶有大理石的碑文，刻上精美文字，似乎比我们的要好得多。王府很多，但建筑比不上我们欧洲的结实，他们仅仅外表好看。”[175]
“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最幸福的土地，物产丰富，盛产各种金银与各种宝石，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果树百花到处都有；所以这土地上的人既不相信，也不希望伊甸园，他们视自己现世所有的土地就是人间天堂了。
“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以便见官员或朋友、或接客时用；平常都收藏起来。若没有好看的衣服，就不便接客或晋见官员。……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样，但外观都很好看，头发上有许多饰物。正象西班牙人的妇女一样。人人都留长发，只有和尚例外。”
“中国土地是很清洁健康的，记得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瘟疫和传染病，所以充满各处的是白发老人，虽然这事我们可以归功给良好的政府；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176]
“可以参与北京内阁的大官称为‘阁老’，其权之大如皇帝一样，他们的权威似乎比皇帝还要大。”
“只有一种金属铜币——制钱，其余全是光亮的银子，全中国都有，无论再穷的人家都有一些，他们不作别的美梦，也不希望别的东西，只希望有银子。他们不知道利用金和银去做善事；有多少人不知道我们人生高尚的目的——那就是爱天主及救自己灵魂。”[177]
“有人曾来告诉我们金银的产地，并给我说，要设法争取那里的银矿，可以获利很多，并想与我们组成公司，这样我们就会致富了。这种银子贪求欲，迫使他们用尽方法去经商，设法去赚钱；因此由于人工和天然财富的增多，就变成很富有了。阁下了解得很清楚，每年自印度、葡萄牙以及日本，进口多少银子，常是一船船装运回去，来澳门的船，也是要去中国的，还有经过苏门答腊和爪哇，全都汇集到广东，那是中国的一省。……另外，中国幅员广大，在它的内部就有很大的生意，即足以致富了，因此，出现的是，那里的河流常常是航运频繁，船只如林。我向阁下供认，我要叙述的事，若不是我亲眼见过，无法使人置信：一路港口连续，若是去广东，再去别的市场，连里斯本及威尼斯二大港口都没有如此大的装运吞吐量，在这里，一言以蔽之，可以买到任何人所想要的东西。一些邻国如日本、交趾支那、暹罗、马六甲、爪哇、摩鹿加及其他无不来中国贸易。”[178]
6、《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这很有名，也是最普及的一本了。不必多介绍，只说一点，这本书真正的作者其实是金尼阁，一个比利玛窦还要愚昧的教徒，因此书中他篡改了很多利玛窦的记载，以及用他愚昧狭隘夜郎自大的观念对中国的风俗和人民进行了攻击诋毁。这不过是再一次证明了，当时西方人所处的思想状态，文明程度还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明朝中国。
这本书真正的原名是《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文译本才被改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其作者一种愚昧的心理状态。
这里和上面一样，仍旧只摘录和中国当时人口以及农业有关的部分。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在这个王国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可照样在中国找到。”[179]
“作为中国人的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别是豆类等，不仅用来作为人食，而且还作为牲口的饲料，生长的种类无限繁多。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180]
（再一次证实了明代中国一年都收的粮作物已经是最大程度的普及，一年两收，一年三收是普遍现象。）
“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南京省、山东省的许多著名城市。除去城市外，沿河两岸还有许多城镇、乡村和星罗棋布的住宅，可以说全程到处都住满了人。沿途各处都不缺乏任何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都非常便宜。”
第三节、明代城市人口数量的估计
一、对明代城市人口密度的基本估计
对明代的城市人口数量一直存在严重低估的问题。至于低估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把满清的城市人口当作一个上限，然后认为明代的城市化水平一定要低于满清，在此基础上拼凑数字（李伯重、曹树基之类就是如此）；有的是把前面说过的形同胡编乱造连年照抄的明代部分官方册藉数据当作可以参考的数据；还有一种是分不清现代城市和古代城市区别，不动脑筋的把现代城市人口密度套到古代上去。
1、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的区别
这几种类型当中，以最后一种最具有迷惑性，也最值得予以针对性的澄清驳斥。
在一些人不动脑筋想当然的概念里，现代城市高楼大厦林立，各种基础设施完善，而古代都是平房或者最多两三层楼，排水供水之类也落后，所以无论如何现代城市的人口密度也要远远高于古代城市。
在这种逻辑之下，只需要把现代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列举一下，然后以此作为人口密度的上限，再乘以古代城市面积就行了。
比如在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排行榜中，印度的孟买最高，每平方公里达到2万9650人，其次是印度的加尔各答，每平方公里23900人，第三，第四名是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城市，中国的上海排在第10名，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是13400人。
若按照这些数据来说，古代城市人口密度应该最多不超过一平方公里一万多人才对，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抱有这种观点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区别的常识。
古代城市也有不带城墙的。其原因多种多样，一种是政治原因，比如蒙元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就下令摧毁地方城墙，并不得再建，到元末才改变。宋朝前期为防止割据再现，也不鼓励地方修城墙。还有经济原因，如没有资金修筑；或者国家太平安定，没有修筑的紧迫性等等。
但典型的中国古代城市和西方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城市，都是有城墙的，城墙的目的是保护市民安全，有盗匪或外敌入侵的时候，城墙就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我们讨论范围所涉及的古代城市，其实指的是以城墙包围起来的区域为核心形成的一个包括部分墙外区域在内的人口高度集中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当然只有墙内人口过度饱和的时候，才会产生市民大量溢出到城外的现象。
而现代城市没有围墙的限制，几百平方公里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包括市区郊区都算在城市面积里。即便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市区而言，除了居民生活区之外，其工业用地，商业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占据的比例之大都是古代城市无法相比的。这种区别就造成了人口密度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引用一下贝纳沃罗著的《世界城市史》一书中对西方中世纪城市的描述：
“为了防御外来侵略，每个城市必须有一道城墙，随着城市的扩展，又需要设置新的城墙。城墙的建立，耗费了公共事业支出的绝大部分。”
“应该尽量推迟新城墙的建造，直至旧城墙内确实不再存在多余的空间”[181]
考虑到西方中世纪城市和中国古代城市的相近性，这些描述也完全适合于同时期的中国城市。
正因为这种城墙包围保护城内人民财产生命安全的特点，所以在古代，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在城内挤出一切可能空间来居住，西方是如此，中国则更是如此。不到人口极度饱和，很少会建造新的城墙。（中国明代晚期则是溢出城外的市民人口太多，想造都没有办法造了）
古代的交通除了依靠人力，就是依靠马骡，而现代社会已经有了汽车等更为便捷的交通工具。
城市产生的原因本身就是商业需要或政治需要，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内集中高密度的人口（非农人口占据绝大部分），集中供应消费物资，减少运输分配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性。
古代交通手段的落后，也是导致城市人口更加密集的一个因子。举个例子，古人跑 五公里 需要的时间，对汽车来说，足够跑 20公里 甚至更多了，那意味着从交通运输的角度，现代城市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其实只相当于古代25平方公里的范围。
当然决定一个城市人口密度的有许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地理条件，人口繁衍状况，绝对人口数量，消费水平等等。城墙也好，交通也好，仅仅是众多因素中的两个而已。但这已经足以让中古时期的一些城市，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人口密度达到甚至远远超过现代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贝纳沃罗提供了一组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数据，其中人口最多的米兰和巴黎约有20万居民，而当时巴黎城墙（1370年建造）内包围的面积有 440公顷 [182]，即4.4平方公里。
也就是每平方公里有4万5454人多，比现在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孟买都多出1万5千。
还有一篇资料里说15世纪的热那亚，城内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公顷770人，也就是每平方公里7万7千人以上
另外如贝纳沃罗说中世纪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公元762年后建立），其城市是半斤 2.5公里 的一个圆形，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居民以上[183]。则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5万0955人以上。
而实际上中世纪的西欧和明代中国相比还落后一大截，无论人口繁盛程度还是商业繁荣程度都不是一个等级上的，明代中国的城市人口的密度必然还远在西欧之上。
2、以明代上海为例估算当时城市人口密度
我们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找到了一则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18章《郭居静神父和徐宝禄在上海》中有一段话，提到了明代上海城市的规模和人口数量。
“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四周有 两英里 长的城墙，郊区的房屋和城内的一样多，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听了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即使乡村也是人口过分拥挤。城市周围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看起来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一座大花园城市，塔和农村小屋、农田一望无际。在这一片外围有两万多户人家，与城市和近郊人口加在一起共达三十多万人，都属同一片城市管理”[184]
（说句题外话在当时的西方传教士看来明代中国的农村就如同花园城市一般，这和清代农村都是污秽破烂可做一个对比）。
也即两万家在城墙内，两万家在城墙周边，还有两万家分布在这一片的外围。每户人家平均五口人，计有三十万人。（注意！利玛窦这里说的三十万并不是当时上海县的全部人口，而仅仅是在城墙附近区域有三十万人。当时整个上海县的人口无论如何已经在百万以上了。实际上明洪武二十四年，上海县已经有五十万人。虽然万历元年，把上海县的三个乡划分出去建立了青浦县，但上海县剩下的区域人口仍旧会在百万以上。而之所以要划分新县，也只能是人口增多的缘故）
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这批西方传教士都精通几何算术的，他们的数字概念都相当清楚，对上海城墙和人口数量的记录又是他们亲自到实地观察后的结论，所以这里的提到的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按照利玛窦的记述，上海这座明代不很重要的城市，光是城墙内就有两万家，十万人口的数量，城墙附近也是两万家，加上再外围一点的区域总共有六万户，一共三十万人。（全县人口则估计应该在百万）
那上海的城墙面积究竟有多大呢，利玛窦说城墙总共有 两英里 长， 一英里 是 1.61公里 左右，也即城墙的周长是 3.22公里 。明代的城市一般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越是小的城市，城墙形状一般越是规整。但上海城墙形状属于中国古代比较少见的圆形。
《中国城市地理》一书中说“上海市的嘉定城、青浦城、上海城，浙江省嘉兴城，河南省罗山城，安徽省合肥城等，都是圆形或接近圆形的城市。北方地区的一些小城寨也有圆形的。从全国城市的分布看，圆形的城市多在南方，北方甚少。”[185]
这段话里所谓上海市，是按照现在的地方建制来说的。明代嘉定县属于苏州府，而青浦、上海、华亭（附郭县）属于松江府。
在崇祯三年出版，由方岳贡和陈继儒修纂的《松江府志》的卷一图经里，有松江府各县城的图，除了府城（华亭县）的城墙是方形的，其他上海县、青浦县、金山卫的县城全都是圆形。
尤其是上海县城的图，其城墙几乎就是一个圆规画出来的标准圆形。[186]
由周长 3.22公里 ，可算得上海城的半径是 0.51248公里 ，由此可算得上海城的面积为0.825平方公里。
在0.825平方公里的城墙内，居住着10万人，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2万1212人的规模。
许多明人的笔记里都记载明代城市拥挤的情况，棱次栉比，屋屋相连的，街巷狭窄。0.825平方公里就是82. 5万平方米 ，我们就算假设有四分之一强的面积22. 5万平方米 是用于城墙内的公共建筑和道路，那也剩下60万平方米可作为居住面积。
城内一共是两万户人家，则每户人家就算只考虑全部都是一层楼的平房，那户均面积也是 30平方米 ，人均居住面积是 6平方米 。
这和近现代中国城市来对比一下，根据一篇新闻报道中的说法“有关报告显示，在大部分城市，1978年的人均住宅面积只有 4平方米 左右”[187]。则即便以平房计算，上海城墙内人均居住面积也比1978年中国城市高出百分之五十了。
而实际这种算法还根本没有考虑二层三层楼房，按明人谢肇淛的观察，在当时安徽一些农村地区都已经是“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188]，在南直隶和浙江一些工商业城市内楼房只会更为普及。
实际在南宋的杭州，就已经有这样的记载“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189]
甚至嘉靖时期明代边远的甘州城内楼房都有二三层，威尼斯地理学家赖麦锡记录曾经亲自到明代的肃州和甘州城经商的波斯商人谈话中提到
“房屋构造，与吾国相似，亦用砖石，楼房有二三层者。房顶天花板涂漆，彩色互异，极其华丽。漆工甚众。甘州城内某街，悉为漆工之居也。”[190]
再以扬州为例，《扬州十日记》里有这么一段描述“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匐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
扬州城墙在地方志中的描述“厚一丈五尺，高倍之”[191]，也即高三丈，等于现在的 10米 。这至少是三层楼房的高度。楼房和城墙在同一个高度上，才可能出现“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这种情况。以此来看，扬州城内普遍都是三层楼房左右，否则不至于紧靠城墙的地方都要修建楼房。
另外《上海市沿革地理》一书中说“上海县城初筑时，只高一丈五尺，也有其他文献可征。《同治上海县志》卷十一历代兵事，记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将萧显登东门外石匠家楼穴壁窥城中，古时民房最高只有两层，从二楼壁间就可窥视城中，可见城垣低矮。”[192]
其引用县志这段记载的用意是说上海城墙低矮，但反过来说却提供了民房为楼房的证据。石匠不过是身份卑贱的工匠，无论财产和地位都无特出之处，尚且居住楼房，则其他平民也可想而知了。
另外其说“古时民房最高只有两层”，显然与事实不符，即我们前引材料，就足见其谬了。这个石匠的楼房可能是有三层，才被萧显选为登临窥城的地点。此外石匠属于非农人口，其楼房就紧挨在城墙之外，也可见当时墙外人口其实也是属于城市人口范围内。
保守起见，以大部分市民为二层楼计算，则户均面积也达到了60平米。
上海在明代还算不上一线发达城市，《利玛窦札记》中也说“保禄的老家上海在南京省（南直隶），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城市，被称为县或县城”[193]。
1978年中国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无论如何，建筑工程方面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越400年前的明代了，因为城市化以及人口繁衍众多，全国城市的人均面积尚且只有4平米，那么明代当时在全国只能算三流城市的上海达到这个水平的3倍，人均居住面积12平米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总之，利玛窦札记中给出的明代上海城墙内的人口数量是完全可信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其本身来自欧洲城市人口密度最大的意大利，但仍旧会惊叹明代“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
利玛窦的记载还可以得到明人记载的佐证，陆楫（1515—1552）是明代嘉靖时期的上海人，他在《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说：“吾邑僻处海滨，四方之舟车不一经其地，谚号为小苏州。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
仅仅流动商人数量已经有数十万人，城市居民在十万以上是不成问题的。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再把明代上海城每平方公里12万人的人口密度和近现代上海人口密度比较一下。
直接拿现在整个上海市来和当时城墙内的人口密度相比，自然是不合适的，但拿出某些特定的市区来进行比较，还是完全可能的。
根据《上海历史地理》一书，1936年的时候，全市人口381万，其中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最高。22.60平房公里的范围内，居住着118万969人，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万2255人。[194]
1942年的时候，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法租界（实际上1941年，日本就废除了上海租界，这里应该是指对应的区域），每平方公里8万3599人。[195]
1945年后，人口密度最大的老闸区，面积为0.95平方公里（比明代上海城墙内的面积稍多一点），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4.2万人。新成、邑庙两区，每平方公里10.9万人。[196]
也就是1945年的上海老闸区，其人口密度已经比明代上海城墙内都要高出两万人了。
我在网上查到的现代中国20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区，其中上海黄浦区，排名第一，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万1667人。仅仅是1945年老闸区人口密度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这进一步证明了，认为现代高楼越多，城区人口密度越高的观点不过是想当然的错误。也进一步证明了，明代上海城墙内达到每平方公里12万1212人是完全可能的。
这里之所以要用如此大的篇幅来论述明代上海的面积和人口数量，是因为下面我们对明代各城市人口的估计都要以上海的人口密度作为一个参考标准。
当然因为明代的上海是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利玛窦说“这一地区生产米和棉，棉可做成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人。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他省份”[197]。
其城市主要给商人和工人居住，不会有那些省会城市或政治中心城市大量的公共政治建筑以及园林建筑，考虑到这点，在估算其他明代大城市的人口时，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适当调低人口密度。
3、明代城市的基础设施是否能容纳高密度人口？
曹树基还提出过一个所谓明代城市人口密度不会太高的理由，他的原话是：
“大约有100万常住人日的京师，如何建没合理的城市道路系统?如何排除积水和生活污水?如何处理垃圾、粪便?如何解决饮水、食品和燃料?可以说.现代城市管理中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在当年都发生过。我相信这不仅是京师一城的问题，以后的北京城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例如，关于城市给水问题，西安城是这样解决的: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丙子)诏修西安城中水渠，引龙首渠水注之，覆以石甃以障尘秽。计十家作渠口一，以便汲水。旧西安城中多苦水，渠成民获其利。”,（《明太祖实录卷244》）’
“这种类似于现代的自来水工程，在别的城市并不多见。从今天的眼光看，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城市卫生系统，居了了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无异于一个大垃圾场。浊水遍地，蚊蝇滋生，各种传染病频频发生。相对乡村的空旷、清洁而言，城市的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如果再考虑到因外来人口流动引起的病原菌输人等问题，我们对（明代）大城市中人口的低增长也就完全能够理解了。”[198]
曹树基这里代表了一类人的看法，想当然的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基础设施方面必定落后。但可笑的是，他自己的话里就自相矛盾的引用了足以反驳他的证据。
（1） 城市供水排水问题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要解决城市给水问题是不在话下的，明太祖下令给西安城修建相当于现在自来水系统的供给居民饮用的水渠就是例子：
“开西安府甜水渠，初西安城中皆鹾卤水不可饮。至是曹国公李文忠以为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凿渠甃石，引龙首渠水入城中，萦绕民舍，民始得甘饮”[199]
西安在明代并不算特别发达的一线大城市，也并无特殊的政治地位。西安都能做到的事情，其他城市更可以做到。
只不过不同的城市自身条件不同，有的城市内本身就有充沛的清洁水源，当然就不需要额外修建引水渠。有的城市可能在建城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好了，当然也没有必要再特别下令罢了。认为只有西安才能享受这种待遇，其他明代城市就没有条件做到，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有一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在沈志华著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情：
“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查看沟砖被侵蚀的程度。经过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200]。
要知道明朝修建的下水道已经使用了五百多年了，结果苏联专家按照现代标准来衡量，居然还是完全能够胜任城市的需要。这种城市基础设施的建筑水平和建筑质量，即便和现代人自己修建的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某些现代城市三天两头就需要重新回炉改造下水道与之相比，岂非要愧死？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南京市文物局组织编纂的《南京明城墙》一书中介绍了明代作为城市水利设施的涵闸、水关，不妨摘录部分内容：
“通过这些涵闸的水流，经过连接闸头并穿过城墙铺设的涵管，通向城内。有的涵闸、涵管为铸铁，还有一部分为铸铜的涵闸、涵管。铜质涵闸分为上下，合为一套，每套重约六吨。……据中国水利科学院研究，明初南京的铜水涵闸，如此形制尚属首见”[201]
“玄武湖泄水口的武庙闸，……在闸口下方安装了两套双合铜水闸，每套闸方形，边长 1.3米 ，厚 0.5米 ，呈上下阴阳状。……上合正中有一直径 9厘米 绳孔的铜纽，以铁索连接地面的绞关启动。在下合闸的下方，铺有铜质或铁质的涵管，内径 0.95米 ，用以启闸后通水。”[202]
“武庙闸的工程设计，独具匠心，弯曲的进水槽减缓了入闸口湖水的流速，高达数丈的闸槽以及幽深的隧道，至今仍异常坚固，而隧道里一把随水流不断旋转的绞刀，能切碎随湖水而来的杂草，使水路不被堵塞，可见六百年前的水利设计已经相当有水平”[203]
在2010年的时候，还有这样一条新闻《赣州宋代排水系统至今仍造福，羞煞“城市内涝”》，新闻中说：
“ 6月21日 ，江西赣州市部分地区降水近百毫米，市区未现明显内涝，‘没有一辆汽车泡水’。这都得益于以宋代福寿沟为代表的城市排水系统。广东省一位城管局局长承认，城市排水系统做得最好的是江西赣州，‘这个系统也是古人留下的’。( 7月14日 《中国青年报》)”
类似新闻里也有同样内容“ 6月21日 ，赣州市部分地区降水近百毫米，市区却没有出现明显内涝，甚至‘没有一辆汽车泡水’。此时，离赣州不远的广州、南宁、南昌等诸多城市却惨遭水浸”
以上这些铁的事实，岂非证明中国宋朝、明朝的古人在建造城市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才华和智慧决不是如曹树基之流想当然认为的那样落后，非但不落后，甚至其坚固可靠程度，先进合理程度还超过了现代的广州之类大城市！
（2）环境卫生和水源清洁问题
关于明代城内环境和水源清洁程度的问题，是不是如同曹树基不动脑筋信口雌黄所断言地那样“无异于一个大垃圾场。浊水遍地，蚊蝇滋生”，“城市的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呢？
“这是中国成语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两个城市中的一个。它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它位于一条平静的清水河上，或者可以更恰当地说是位于一个湖上，和风轻拂。这里人们在陆地上和水上来来往往，像威尼斯人那样；但是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204]
苏州是人口众多而闻名，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地方，城内的河水按照利玛窦的描述，仍旧是“清澈透明”。而到过现代江南古镇的人都知道，河水发黑发臭的不算少见（过去一段时间是很常见），河水浑浊不堪更是司空见惯，清澈透明是想都不必想的。
而明代苏州的河水居然能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保持清澈透明，这卫生环保工作，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只能是比现代做得更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再看一看曾德昭对杭州西湖的描述“其中筑有优良的宫庭。覆盖着青草、植物和树林的美丽山峰，围绕这些宫庭；潺潺流水，从一头进水，另一头流出。水之清澈令人乐于观赏，湖底细沙纤毫悉睹。湖上有铺石道路，任行人随意玩乐通行;备有小艇，供休歇宴乐”[205]
现代西湖，我是去过的。湖水当然不算浑浊，甚至比大部分中国城市的河湖要干净得多。但要说清澈到能“湖底细沙纤毫悉睹”的程度，那就还差了十万八千里的程度了。曾德昭在明代杭州居住了十年左右（1620年到1630年），对西湖的描写完全出于亲眼目睹，非道听途说夸大其辞者可比。
明代的西湖能清澈到这样一个程度，环境卫生的水平，可见是远远高于现代人的。
另外卫匡国的《鞑靼战纪》里有对明代绍兴的描绘，他称绍兴为“全中国最美的一个城”：
“这个城的幅员不及其他许多城，但整洁和秀丽为诸城之冠，它四周清流环绕，乘船游河可饱览它的秀丽景色。城内街道整齐宽大，两侧铺设白方石，一条可航行的运河穿越城中，河岸有相通的铺设；市场、桥梁及牌楼也有同样的白方石组成（我没有在中国别的地方看见这样的东西）。总而言之，我没有发现中国有比它更整洁的城。”[206]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对绍兴的描述“这个城镇尽管不是省城，始终算是该省的重要中心之一。它以商业贸易也以坐落在一湾清水湖中一座岛上的独特位置而闻名，在这方面它使人想起威尼斯。它也以学者辈出，并且是大批知识阶层的荟萃之所而负有盛名”[207]
现代的绍兴，我也去过，尤其是鲁迅一条街，基本算是保留了清代的风貌。当然和整洁秀丽，是扯不上半点关系了。前面那条停泊着乌篷船的河流，基本上属于“清流”的反义词“浊流”的典型展示。河面本身浑浊脏臭，还漂浮各种令人倒胃口的垃圾。
而明代的绍兴城，居然是全中国最整洁，最美的一个城，居然是“四周清流环绕”，“一湾清水湖”，与现代绍兴城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然卫匡国说“没有发现中国有比它更整洁的城”，也是因为他游历不遍，见闻所限的结果，否则他会发现类似绍兴这样整洁的城市，在明代其实很多。
所以，曹树基所谓的“大垃圾场，浊水遍地，蚊蝇滋生”，其实是满清的所有城市以及现代中国部分城市的写照，和明朝的城市基本不沾边。除了北方包括北京，因为沙尘暴导致灰土遍地（沙尘暴是自然原因，现代北京都饱受其害），几乎所有传教士记载的明代城市都是整洁秀丽，乡村都如同美丽的花园一般。
中国的城市真正变得脏臭不堪，丑陋破烂，如同垃圾场一般，是在满清统治中国之后的事情。当品性高洁的人被杀戮殆尽，整个民族最有活力最聪明的精华被彻底肉体消灭，活着的人被剥夺了一切作为人应有的廉耻和尊严，所有老百姓都如同猪狗一样活着的时候，城市又怎么可能干净起来呢？
（3）垃圾、粪便处理问题
至于曹树基煞有介事问的“如何处理垃圾、粪便?”
其实在一些明朝中国呆过的西方人的记载里也有明确描述：
如被明朝政府抓来的葡萄牙囚犯盖略特?伯来拉就说“这儿出售马桶里的粪便，尽管不缺牲口粪，在全中国人粪都是上好商品。使用肥料的农民从每条街收购这种肮脏的货物，买去施用于植物和树木。这种作法对保持城市清洁很有好处。”[208]
传教士曾德昭则说“他们的镀金家具和装饰，及妇女的珠宝，因需求和新奇，已为全世界所熟知，但这些物品并不仅从一个港口输出，而是经由许多港口输出，经常有大宗交易。国家虽然如此富有，人民勤劳，谋生的手段和方法很多，但他们仍不放弃任何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东西;贵重物品虽然充裕，他们仍利用牛骨、猪毛，及扔到街上的破布。”
另外罗马尼亚的尼·斯·米列斯库《中国漫记》里则说中国人“任何不屑一顾的废物，他们都不忍遗弃，一小块皮革、各种骨头、羽毛、畜毛，他们都象悭吝人似地着意收藏，(甚至)畜粪也要收集起来，然后巧妙加工，制成有用物品。”[209]
【尼·斯·米列斯库虽然是满清康熙年间作为沙俄使节出使到中国，但他的书里主要内容显然都是收集的明朝时期传教士见闻记载，他书中的中国主要是指明朝时期的中国，而不是满清，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他提到满清的称呼是“博格达人”，和中国人是明确区分的！其说的中国人是明朝中国人而非满清，这从下面这一条记录就可以得到证明：
“博格达人仍按他们的习俗着蒙古服。中国人从不剪发，任其生长，梳成发髻盘在头顶，用一种发网束住。”[210]。
其实该书中把中国人同博格达人严格区分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介绍中国各地情况，也都无一例外是介绍明朝而非满清时期的状况。
比如提到广西的时候，列举了明朝户籍中的人口数字后，说
“（广西）不久前同博格达人（指满清）打仗，该省几乎被夷为平地。在这里推选的最后的一位中国皇帝(指南明朝一一译者)，把耶稣会士带到该省，直至今天这里仍有许多耶稣会士。这里有许多中等河流”[211]。
显然在尼·斯·米列斯库看来，明朝的中国才是中国，而满清则是博格达人。所以他说南明的永历皇帝，是最后的一位中国皇帝。】
由以上这些史料可以清楚的看到，明代中国在城市的粪便处理，垃圾的分类回收处理方面，其经济程度、环保程度、高效程度，远远超过了现代的中国城市。完全是城市和农业互相补益，资源循环利用，实现生态最优化，既用经济杠杆保证了城市的清洁，又为农业提供了高质量的肥料（比化肥更环保，肥力也不低）。而且完全无需政府刻意组织，农民为了利润能自发完成这种清洁工作。其超前程度，环保程度恐怕是将来五十年内的中国城市都难以企及的。
曹树基囿于浅见陋识，自以为是发出的似乎有力的质问，在铁的事实面前，不过徒然令人发笑，不值一哂而已。
（4）城市使用的燃料问题
曹树基还提到了燃料，恰好金尼阁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里就提到了明代城市的燃料，不妨摘引一下：
“木头、芦苇和稻草等等用于烧炉火，还用一种和比利时的里奥蒂安斯主教区采掘出来的煤相似的东西，他们叫它做‘Mui’，凡是我们用煤的地方他们都用它，烧起来并不产生带臭味的烟。老天对北方人更宽厚一些，北方的这种煤藏很多，质量也好。人们把煤从地下采掘出来后，广泛运往全国各地，价钱很低，这表明煤很充足，即使最穷的人也可能用它来做饭和烧洗澡水”[212]
看见没有？在明代的中国，煤已经被开采出来，并广泛运往全国各地，“即使最穷的人也可能用它来做饭和烧洗澡水”，这又是满清中国穷人所无法梦想的了。
从上述详尽的史料，已经足以证明曹树基所说的限制明代大城市人口密度的理由，当然是不能成立的。
4、其他
最后再指出曹树基在《中国人口史》明代卷里估算明代城市人口数字时提到的一个他作为参考的估算方法的可笑之处。
比如在太仓城一节里，他说“元代末年的太仓城中，太约每一里城墙，对应着0.7万居民。在苏州的例子中，明代初年的34里周长的城墙中，居住着大约30万人口，平均每一里城墙，对应0.88万居民。这是江南人口密集地区一般商业城市的人日与城墙的关系”[213]
也就是他直接把城墙长度的比例关系当作估算城市人数的一个参考，这种思维的古怪程度已经让人无法理解了，难道真是因为缺乏最基本的中小学数学常识的原因么？
只有认为明代的人是一维生物，才有这种古怪的估算方法，否则即便是学过小学数学的人都知道，应该是用面积大小关系，也就是城墙周长的平方比的关系来估算吧。
二、明代人口二百万上下的特大型城市
0、以前对李伯重、曹树基的批驳
其实杭州、苏州、南京这三座城市的人口估计，在我过去的文章就已经论述过了，而且是特别针对李伯重和曹树基的估算进行了针对性的驳斥。
当时主要是针对李伯重在《江南早期工业化》一书中说的这一段话：
“南京的城市人口，曹树基估计为40万，而范金民估计已经达到100万左右。我本人则倾向于曹氏的估计，认为应当在40-50万之间。但是曹氏估计此时苏州的城市人口仅有10万人，显然又过低。”
“苏州城市人口不应明显少于南京。因此我估计此时苏州城市人口可能在50万人上下。杭州的城市人口，向未见有人做研究。万历时‘城中百万蒸黎皆仰给于北市河之米，……必储米六十万石为二月之粮’。据此，当时杭州府城居民每年食米总量达360万石。江南城市人均食米量，男女老幼合计，每人岁食米以3石计，则推算万历时杭州府城人口当在百万以上。但是从明代史料中对苏、宁、杭三大城市的记述来看，明代后期杭州的人口不会超过苏、宁。因此我认为万历时代杭州府城人口，也大约在50万左右。三大城市合计约为150万，相当于清代中期这三大城市人口总数的60%。”[214]
这段话里唯一靠谱的估算就是根据消费粮食的数量来估计明代杭州的人口数字，但因为得到的结论是至少在百万人口以上。李伯重为迁就他对南京的估计，结果硬缩减成五十万，以便附会他预定的结论“三大城市合计约为150万，相当于清代中期这三大城市人口总数的60%”，目的不过是说明代城市化水平不如清代。
而被李伯重拿来当标尺的曹树基南京城市人口数字四十万,本身就错漏百出。
其论证过程如下，先是承认，在明代初年洪武时期，“南京居民的总数可能达到90万～100万”。然后呢，因为明代迁都，所以“户口减过半”，这样他认为人口就只剩下“20万～30万人”。
再接着他承认南京城市在正德以后有大发展，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之一，人口肯定增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繁荣的景象看，南京城市人口可能达到40万～50万人”。这个就是其全部论证过程，具体可见《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第307到第309页原文。
迁都后“户口减过半”这一条，不说引用的仅仅是晚明顾启元《客座赘语》中的一条孤证，就是承认这一条说的事实，那顾启元说的也是“减过半”，而不是“减大半”。
如果100万减少过半，那就是减少了50万到60万，剩下的还应该有40万～50万，然而到了曹树基这里，他似乎根据自己的需要，认定还只剩下20万～30万人口。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减少了“过半”，而是减少大半了。
这个数字还勉强可以说建立在相关记载根据之上。到了最后推断晚明南京“40万～50万人”，就纯粹是信口胡捏。干脆什么根据都不要了（确实是半点根据都不给，甚至连明人记载都没有任何引用，完全是他自己定了这么一个数字，不信者可见其原文）。
仅仅是因为晚明南京城市繁荣了，所以人口可能“40万～50万人”，也即两百多年里，只增加了十万到二十万人，很自然就可以质问，那为什么不是100万或者更多。
范金民推算南京一百万人口则是见于《南京经济史论文选》中《明代南京经济探析》一文：
“万历三十六年，丁宾称‘南京十三门内外人家几十余万’（几十万人家的话，就算保守估计三十万户人家，每家五口人，则人口也在150万以上），顾梦游说‘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崇祯末年，何栋如称‘留都数百万生灵’
“原来空旷异常的城西北一带，竟是‘僧寮尼舍，群取偏匿者不可纪极’。……洪武末年有人口70万，街道尚可容九轨，市河可供给舟楫往来，则此时人口定为更多，估计人口在100万左右，当无大出入”[215]
对照一下，显然范金民的论述比起曹树基来相对更靠谱一点，建立在阅读引用明人记载的基础之上，再辅之以合理推断【如“洪武末年有人口70万（实际在百万以上），街道尚可容九轨，市河可供给舟楫往来”】，而不是如曹树基拍脑袋想当然。
此外曹树基对明代晚期苏州人口的估计，更可以当笑话看。在《移民史》中，他的估计是只有10万，这已经没有评论的必要了，稍微对明代时期苏州了解的人都能看出这个数字荒唐到何等程度。
于是到了《中国人口史》他总算承认自己的荒谬了，又改了一个似乎更合理的数字50万。这样的著作谈不上什么研究，不如说是玩弄数字游戏更确切一点。
我当时得到的结论是以杭州为标准，每年食米总量达360万石，每人年均三石计算，人口至少在120万以上。南京是比杭州更大的城市，明人记载百万家，数百万生灵，则至少是在两百万人以上。苏州和南京差不多大，人口当在一百八十万左右。
现在来看，这个估计还是比较保守了一点了。明代的特大型城市有杭州、苏州、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其他人口数量应该都达到了两百万以上的水平。
用粮食消费数量来估计杭州的人口数量，这个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但李伯重说“江南城市人均食米量，男女老幼合计，每人岁食米以3石计”
显然过于高估了明代晚期发达城市的大米消费量。一石大米相当于现在的153市斤，3石米就是459市斤。
这个数字用来估计明代全国包括农民和小城市的居民在内的粮食平均年消费量或许合适，但用于估计明代杭州这样超级豪华奢侈，高消费的大都市就不合适了。
按照大量明代笔记的论述，明代晚期的市民在饮食消费上，已经颇为奢侈，喝酒吃肉，副食品消费的比例相当高。
如河南等地的就是和尚也都喝酒吃肉“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216]。
山东郓城县的百姓“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217]
至于杭州苏州这样的南方大城市就更不必说了，王士性的《广志绎》里说：
“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218]
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里说“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更是把明代晚期他能想到的副食品都列举了一遍“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苹婆果、黄鼠、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桔、福桔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桔；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桔、独山菱、河蟹、三江屯坚、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鰦。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219]
此外陈宝良著的《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里对明代城市的饮食也有一些介绍，不妨摘录一下：
“据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说，明朝人只喝牛奶，而不用山羊奶做奶酪或作为饮料。(《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4页)这种说法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同时也说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生活，只是管中窥豹，不可全信。其实，明代乳制品极多，市井组侩制成售卖，也很普遍。尤其是那些士大夫美食家，将乳酪制成多种花样。假若利玛窦吃过乳制名品‘带骨鲍螺’，就不会说上述这番话了。如绍兴人张岱自养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晓，乳花簇起尺许，用铜铛煮之，瀹兰雪汁，乳斤和汁四瓯，百沸之。玉液珠胶，雪腴霜腻，吹气胜兰，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显然所制乳酷极美.他制乳酷的方法很多，或用鹤觞花露入甑蒸之，趁热吃，极；或用豆粉搀和，沥成腐，冷吃，也妙。或用乳煎酥，或作皮，或酒凝，或盐腌，或醋提，无不佳妙。苏州人过小拙制成的乳制品‘带骨鲍螺’，被称为天下至味。其法，用牛乳和蔗浆藉，再经过熬、滤、钻、掇、印几道工序制成。”[220]
不仅奶制品，奶酪的制作精美程度远超现代中国，就是类似现代温室培养的反季节蔬菜，明代也不乏其例：
“冬季里吃嫩黄瓜，别有一番风味，这些黄瓜，就是莱农从暖洞子里培植出来的.明万历年间王世愁《学部余蔬》中载:‘王瓜，出燕京者最佳，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初即结小实。’”[221]
“城市民间日常所食蔬菜品种，主要有姜、芋、萝卜、胡萝卜、油菜、欢菜、芥莱、乌落菜、夏菘菜、菠菜、甜菜、白菜、觅菜、豆芽菜、生菜、窝笋、冬瓜、黄瓜、甜瓜、生瓜、香瓜、丝瓜、葫芦、菱白、胡姜、葱、韭、蒜、刀豆、茄子、天茄、甘露子、薄荷、紫苏、山药。在澳门，西方人已用洋葱待客，说明洋葱头也逐渐传入中国。”[222]
水果方面，同样极其丰富：“在广东，城市人以食用新鲜果品为主，虽有荔枝脯、橄榄豉、羊桃蜜煎(饯)、醋渍人面等干果，一般不登客席。时鲜果品的种类很多，有荔枝、龙眼、橄榄、槟榔、桄榔、椰、橘柚、菠萝、诃子、羊桃、山桃、蒲桃(葡萄)、夹竹桃、蜜望、宜母、人面及各种山果。江南松江，果品种类有万寿果(又称长生果)、江西橘袖、佛手柑、西瓜等。在北方开封城内，有果子铺，专卖甘蔗、草非、某子、白果、土获等.有南果店，专卖南方水果。有干果店，专卖蜜钱一类的干果。”
因此明代晚期类似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和现代城镇居民差别不会太大，我们就用一些现代粮食消费数据来估算一下明代的情况
根据杭州市政府2004年的一篇《杭州市全社会粮食供需平衡调查报告》中的数据
“居民粮油购买资料：（这次市区共调查居民300户，家庭人口为883人）从市区调查汇总的资料看，居民月购买粮食(折合原粮) 9236.18公斤 ，人均购买 10.46公斤 ；其中购自粮食批发市场(折合原粮)为 3849.88公斤 ，占41.68%。其中直接购买大米 5302.42公斤 ，人均购买 6.01公斤 ；直接购买面粉 79.47公斤 ，人均购买 0.09公斤 。”[223]
就算明代杭州粮食消费中，大米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人均 10.46公斤 全部算作是大米消费量。则每年人均 125.52公斤 ，也就是251斤，合1.7石大米不到。
根据李伯重自己引用的数据万历时“城中百万蒸黎皆仰给于北市河之米，……必储米六十万石为二月之粮”。
每年杭州城居民消费360万石的大米，以此计算明代万历时期杭州城也应当有211万以上人口。
那这个数字是否高估了呢？我们不妨再用城墙包围的面积来算一下人口数量。
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一书引用万历《杭州府志》说“(杭州)城有四十里之围，居有数百万之众。”[224]
四十里也就是 二十公里 ，假设杭州城墙为长方形，一边长 4公里 ，另一边长 6公里 。
在《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一书中，附有历代杭州城和西湖的地图，其中明代的杭州府城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杭州城基本是一个规则的长方形，西湖则在杭州城外。[225]
以上的估计应该还是适当的，则杭州城墙包围的面积是24平方公里。
这个面积是上海城面积的29.1倍，杭州城在明代晚期人口应该已经达到饱和了，如万历杭州府志说“今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
如果人口密度和上海一样的话，则杭州城内的人口数量应该为291万左右。
即便考虑杭州城内河道园林之类应该比上海要多，居民住宅也应该比上海更加豪华宽敞，就算人口密度小于上海的一半，那仅仅城墙内人口达到一百万以上也是完全不成问题。
而实际当时大量人口已经溢出到了城墙之外。比如城外的西湖周边本身是济最为繁荣发达的旅游业服务业区域，再加上其他方向的杭州城外市民（这些人虽然居住在墙外，但仍旧属于杭州城市人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共达到两百百万以上，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这个估计和当时人的记载也完全吻合。如王士性说“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又如宁、绍人什七在外，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226]
注意，这里的湖州市不是指湖州府的湖州，所谓湖州市和浙江驿就是指在杭州城墙南北的两个商业区，是杭州城本身延伸到城墙外的部分。光是这城墙外的商业区，就达到“延袤十里，烟火数十万家“的规模了，所谓数十万家，即便以20万家计算，也就有100万人口了。
“明人曾作有一首《北关夜市》诗，对杭州北关外夜市的买卖盛况作了记述。诗道:‘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至今.青苎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阴.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归人散醉襟，阛阓喧阗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12)夜市的出现，是明代城市商业繁荣的标志。”[227]
总之整个明代杭州城，墙内墙外市民都包括进去，达到两百万以上的规模半点不夸张，这才让王士性慨叹“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明代城市化水平之高是今天人难以想象的，这两百万人中绝大部分都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甚至主要就是第三产业。
城市的高度繁荣，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人口移民进入杭州居住、
明人李长卿说:“武林（即指杭州）生聚繁茂，盖以列郡之期会至者，殊方之惫迁至者，奚啻二三百万。”[228]
明代的杭州乃是当时世界顶级的高消费娱乐型大都市，其同时代的地位远超现在中国的上海，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2、明代苏州人口三百万左右
谈这一节，首先要明确一点，明代的苏州和满清时期的苏州以及今天的苏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切不可用今天的苏州，满清的苏州去衡量明代的苏州。
说到这里，明朝和清朝的苏州进行对比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到了清代,城墙外的居住区进一步扩大。康熙时,据孙嘉淦所见,‘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注释62）。不仅如此,阊门外的商业区已与枫桥镇连成一片,延绵20里之长（注释63）。当地的虹桥毁坏后,‘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注释64）。”[229]
他这一段话是说满清时期的苏州比明代更繁荣了，居住区和商业区进一步扩大了。孙嘉淦这段话的出处注释62是孙嘉淦著的《南游记》，关于阊门和枫桥连成一片的出处，他文中对应的引文注释63：“康熙(松江府志)卷54遗事:‘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虹桥这段的引文注释64是：《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桥梁（实为津梁）。
表面上看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一个是引用清人《南游记》的话，一个是引用康熙时期的《松江府志》，再一个是引用清朝同治时期的《苏州府志》。
当然如果了解一点时代背景，就会有些纳闷。孙嘉淦是康熙二十二年出生，康熙五十二年中进士，他的《南游记》写于其母死后丁忧之时，其文中自叙时间在庚子秋，那就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而康熙《松江府志》是在康熙二年修的。
李伯重把康熙五十九年的记录放在前面，康熙二年的记录放在后面，两者之间用“不仅如此”来连接，以表明更进一步的关系，这确实蹊跷得很，难道时间在这里居然倒流了？最后一个同治苏州府志，似乎时间顺序还对得上。
我们再去查一下康熙二年的《松江府志》，结果大吃一惊！原来“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的原文明明是记载明代苏州时期的情形，和满清半点关系都扯不上，却被李伯重张冠李戴到了清朝头上。
其原文出自卷五四《遗事下》。我把其相关背景摘录一下：
“崇祯乙亥（也即1635年，崇祯八年），好事者倡议扩城（指扩大松江府城），方知府岳贡，锐于有为，欣然从之，遂命衙官破土，民皆以为不便，……钱机山龙锡贻书止之”
这钱机山龙锡，就是赫赫有名的袁崇焕后台，曾经担任内阁大员的钱龙锡，机山是他的号。《明史》中说他崇祯四年后就“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其子请输粟赎罪，会周延儒再当国，尼不行。福王时，复官归里。未几卒，年六十有八”。
把他说得真是可怜兮兮的，崇祯死后才回故乡。然而从《松江府志》的这段记载来看，这厮分明早就潜回家乡松江华亭了，要不然也是在戍所待遇几和上宾无异，根本不是流放犯的处境，这才可能任意通信，甚至对家乡地方官员指手画脚。
康熙《松江府志》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崇祯八年的时候，有人提议要扩建松江府城，当时的知府方岳贡，也欣然采纳这个建议。结果触犯了当地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钱龙锡就成为了他们的利益代言人，给方岳贡写了一封书信要求终止修城计划。
“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这句话就出自钱龙锡给方岳贡这封书信里的内容，其上下原文是这样的：
“且市井商贾托业不同，水次贸迁，城外为便，使西城果筑，又当移居以就之。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未闻别议兴筑，何独敝郡偏于民穷财尽之时，倡此劳人动众之说？如民居必在城内，则自东关至华阳桥，阛阓亦四五里，南北两关，亦复栉比，又何独惜于此，而忍于彼乎？”[230]
钱龙锡反对修城的理由有三个，一个是修城就要花钱，钱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大户出。“即持议者之心，亦必知必及于大户也夫。此兴无故之役，以竭其膏髓，大户既穷，小民立槁，固不可为矣”。
怕要大户掏钱是一个理由，但最主要的理由还不是这个，而是城外居民实在太多了，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已经被开发利用
一旦要扩建城池，城墙所经之地的那些居民就要拆迁，这是他们坚决不干的。
还有一点就是涉及苏州的这段引文里说的了，城外从事商业贸易的市民这么多，你就算扩建了，你有办法把他们都包括进去吗？如果根本不可能都包括进去，那为什么要厚此薄彼？扩建城池又有什么意义？
正是为说明这一点，钱龙锡才拿苏州做例子，他说苏州城外的商业区，从吴阊到枫桥，绵延二十里，都没有扩建城池，凭什么我们松江就一定要扩建。
从这段记录来看，倒是可以看出明代晚期，城市人口大量溢出到城外，范围甚至比城内要大两三倍之多，已经是普遍现象了。那些扩建城池的固然是原本城内人口达到饱和，就是那些没有扩建城池，其市民溢出城外的数量甚至规模更为巨大，以至连扩城都无法包容进去，只能破罐破摔，索性不扩城了。
任何心智正常的人，只要他查阅过康熙《松江府志》原文的人，都不可能搞错。所谓苏州“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只能是指的明朝时期的苏州，和满清时期的苏州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扯不上。
李伯重对康熙松江府志内容既然是如此造假，把一清二楚明代苏州的情形安到了满清的头上，那么他引用的那个同治苏州府志又如何呢？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三《津梁一》里确实有关于虹桥的记述，虹桥在苏州城外，若按“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城外人口密集达到这样的程度确实令人惊叹。
《同治苏州府志》中同样清清楚楚记载着这段话是明朝的牛若麟写的！
在卷三十三的第十页到第十一页上，虹桥条目下清清楚楚，前面是记叙虹桥历次修造记录，然后是附有前人写的关于虹桥的文字，在第十一页上，明明白白写着【明牛若麟纪略】。下面牛若麟写的内容当中就有“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窦夫则望洋而叹”，只不过李伯重还抄错了一个字，应该是“负贩篓夫”，而非“窦夫”。
而牛若麟其实就是崇祯时期苏州吴县的县令，《崇祯吴县志》就是牛若麟修纂的，满清《同治苏州府志》不过是把崇祯牛若麟的记载抄录了一下，却不料让 李伯重 先生出了这么大的丑。
可是在这么短短一段一百多字的话里，引用三条史料，结果两条史料都篡改原意，严重造假，这就不是水平问题了，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都不具备的问题，李伯重大概是吃定了别人不会去一条一条查对他引用的史料原文吧，大概是吃定了中国学术圈向来是一团浆糊，一团和气，他再造假，再颠倒黑白，再伪造史实，再张冠李戴，别人也不会揭穿他吧。
李伯重这样一个有一连串耀眼头衔的人，所谓的“清华大学 历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为该学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位担任执委会委员的中国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国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
把这些头衔拿出来，乖乖了不得，真是要吓死人了！问题是这样的教授，基本的良知都不具备，造假毫无忌惮，他能培养出些什么样的学生来？
为了把明清混为一谈，甚至为了吹捧满清，居然能把如此彰明昭著的明代苏州情况的记载，放到了满清头上，而且还是他专门写明清苏州对比情况的段落里，这能叫人说什么？
你说他会连《康熙松江府志》原文都没有读过，《同治苏州府志》原文都没有读过么？
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你说曹树基没有读过，我倒是可以相信，而对于李伯重这样一个以研究明清江南城市经济为其主业的学者，这相当于一个连泛函分析都没读过的人就俨然以数学家自居一样荒唐。
读是肯定读过的，读过之后，还要如此恶劣的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把记录明代苏州的情形给戴到满清头上，这只能为了达到自己目的，公然造假，篡改史料原意的行为了。
其实有这种行径的也远不止李伯重一个了。满清修的地方志里的大量记录都是抄自明代典籍，明人记录，而现代许多挂着学者头衔的人，往往不管不顾，拿着满清地方志里记录的明代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情形，当成是满清时期的情况来论述。
一般人，谁有这个耐心，谁有这个心思去一一查照核对？、
所以我奉劝一般读者，对于国内明清时期经济史的著作，大量都是吹捧满清，贬低明朝的。你如果没有精力去查对其史料出处，或者考证辨析，那就不必拿他当回事，或者干脆当笑话。
大量挂着学者教授头衔的人，他们的对待学术的严谨程度，对待事实的忠实程度，其道德底线甚至低于一些网络上的历史爱好者。
充斥着大量弄虚作假，胡拼乱凑，张冠李戴的材料和数据。你表面上看着象回事，去一查史料原文，往往哭笑不得。对于观点不同，但至少不篡改史料的人，你可以去尊重。但对待这类毫无自律意识，整个学术圈内又毫无纠正督查机制，成天只知道明清合论，把明朝清朝混为一谈的学者，你就算想尊重又如何尊重得起来？
李伯重之类尚且如此，其他等而下之的就更不必说。比如还是这条史料“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大家不妨网上搜索一下，一些人所谓论文的注释里干脆把它写成出自康熙《苏州府志》了。这就是辗转抄袭，大概先是从李伯重那里抄来，冒充自己的直接引用，而非转引。然后呢一想，这明明是说苏州的情况，怎么能是《松江府志》呢，于是又自作主张改成了《苏州府志》。这些都可以当成笑话来看的。
满清所谓康熙盛世时的苏州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不妨看看康熙的自供。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康熙第二次南巡经过苏州等地后，他有这么一番议论
“又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231]
也就是康熙原来听说所谓“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结果他亲自去巡游一看（这所谓南巡，满清各地奴才鹰犬自然事先沿途粉饰准备过了），大失所望，苏州等地一片萧条景象，连商人贸易者也多是外地人，家给人足都做不到。于是他只好自我开解说是“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实际上如果真是习俗奢糜，那沿途各地更应该表面上是繁华热闹，花团锦簇的景象才对。这段自供可谓打了那些成天吹嘘康乾盛世的奴才一耳光。
再看康熙四十四年，康熙第四次南巡时候发的这两条议论，就更暴露真相了
“丁酉。召大学士等谕曰、观近日南方风景、民间生殖、较之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似觉丰裕。”[232]（二月丁酉）
“己丑。谕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安徽巡抚刘光美、江苏巡抚宋荦曰：向日因江南人情好尚词讼、因而倾家败业者、往往有之。迩来习俗、颇觉淳厚、词讼已减大半。生聚稍加殷繁。”[233]（四月己丑）
原来到了康熙四十四年，南方民间生殖才“似觉丰裕”, 生聚才“稍加殷繁”，那康熙二十八的苏杭等地，不是什么习俗奢侈的问题，而是一片贫穷萧条，在满清屠戮压迫之下人口都不多的问题！
而且就是到了康熙四十四年，大家注意康熙的用词“似觉”，“稍加”，以康熙喜好自我吹嘘的品格（最著名的如一天射死几百只兔子）来看，当时苏州等地仍旧相当穷困萧条，只不过人口稍微增多了一些而已。
至于康熙所谓的“向日因江南人情好尚词讼、因而倾家败业者”，更是颠倒黑白。造成江南人倾家败业的，恰恰是满清残酷到极点的屠杀和敲骨吸髓的剥削掠夺，而不是什么“好尚词讼”。后来屠刀之下，人都变成驯顺奴才了，满清之统治淫虐程度稍微减缓了，才人口多了一点。
明代苏州是时尚之都，工艺之都，人文之都，是全国的手工业中心，艺术文化中心，思想舆论中心，消费娱乐中心。在任何程度上，现代苏州的繁华和人口密集程度都不可能与明代的苏州相比。苏州可以说是明代中国的巴黎。
关于明代苏州繁荣情形，明人记述颇多，前面被李伯重张冠李戴到满清头上，实则为明代情形的“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众悉呼艇争渡,负贩篓夫则望洋而叹”已经能说明一定问题。
“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癌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駸駸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234]
关于苏州，人口之多，节日花灯烟火之繁盛，张岱曾经说过这么一个笑话：
“昔者有一苏州人，自夸其州中灯事之盛，曰：‘苏州此时有烟火，亦无处放，放亦不得上。’众曰：‘何也？’曰：‘此时天上被烟火挤住，无空隙处耳！’”[236]
说天上被烟火挤住，以至后来人想放，天上都没有空隙可容纳，当然是太夸张了。但从这则笑话里，也可以看出明代苏州人口繁盛的程度，以及苏州人自负至极的精神面貌。
张岱还描绘过天启时，他有一次到苏州游玩，正好碰上“士女倾城而出”男男女女都到荷花荡里乘船游玩时的盛景
“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摩肩簇舄（鞋），汗透重纱。”[237]
此处提到舟中丽人应该就是闺阁小姐之类而非歌妓，所以前面特地点明是“士女”。按说这些人本应该是最注意形象的群体，而到这个时候居然“摩肩簇舄（鞋），汗透重纱”，可见人群拥挤的程度，热闹的程度。
所有的“楼船画舫”乃至渔船小船都被搜刮一空，外地远方来的游客出数万钱想要租一条船都不可能，只好盘旋拥挤在岸上。
张岱引用袁宏道的话描绘其时景象“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
这些明人描写当然只能给大家关于明代一个苏州大概的印象。我为什么给明代苏州加了这么多头衔呢？不妨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说时尚之都，也就是明代苏州引领着全国的审美品位，引领着全国的服装时髦。扩而及之，乃至各类家具，古玩，首饰，器物，全国都要看苏州的风气。
这方面明代的记录很多，不妨随便引几条，比如王士性的《广志绎》中说姑苏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 [238]
也即凡是苏州人认为是高雅的，则四面八方的人也都认为是高雅的；苏州人认为是庸俗的，其他地方的人也都跟着认为是庸俗的。各种器具的审美品位全都由苏州人来引领，凡是苏州名家制造的器具，不惜金钱代价也要想法设法获得。
“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於富侈者争趋效之。”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239]
也就是所有想赶时髦，想比阔气的人，都以苏州为榜样。都认为苏州制作的服装样式才是华丽，不符合苏州样式，那就不好看。苏州制作器具才是美观的，否则就不珍贵。而外地人的越看重苏州的服装，苏州制作的服装就越加精美；外地人越看重苏州的器具，苏州制作的器具就越加精心雕琢
正因为苏州在明代就意味时尚，以至于当时人专门创造了出专有名词：苏样、苏意。据说苏意本是一个举人考进士的时候，某考官评点他的文章大有苏意，是苏东坡之意。不料以讹传讹，这个名词流传开来，成为代表苏州时髦的一名词，乃至皇宫里的后妃也都挂在嘴边。
说明代苏州是工艺之都也半点不夸张，套用句现代话来说，明代晚期苏州生产的都是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其工艺制品之精美华丽，艺术含量之高，经济价值之高，不仅同时代无可比拟，就是放眼上下五百年，也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240]
由简单的手工业产品上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并且每一个领域都产生了有代表性，名头响亮的大师级工匠，形成了巨大的品牌效应。让一向看不起工匠的文人墨客，士大夫都能顶礼膜拜，赞叹欣赏，这也只有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文高度荟萃的明代苏州才可能做到。
而且这些产品不是为观赏而观赏，都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张翰的《松窗梦语》中说：
“矧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币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寻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兹欲使其去厚而就薄，岂不难哉！”[241]
所谓“锱铢之缣，胜于寻丈”，“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足见这些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之高了。
至于文化之都就更不必说了，苏州是明代的文化艺术中心，文人才子的出产比率是全国最高的地区。
比如明代江南四才子唐伯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四个人都是苏州人，比如复社领袖张溥是苏州人（其家乡是太仓，但太仓当时属苏州府管辖，而张溥的重要活动地点也在苏州，复社万人大会就在虎丘举行），明末的通俗文学大师冯梦龙还是苏州人，明末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死于清初哭庙案）也是苏州人。
明代的苏州还是当时全国的书籍出版印刷中心，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引用万历时胡应麟的话:“凡刻书之地有三：吴(指苏州)也，越也，闽也”;“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州)常(州)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又说“吴会(指苏州)，金陵搜名文献，刻本玉多，巨铁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242]
可见明代苏州是当时三大出版中心之一，而且是其中出版质量最高的地方。
至于说明代苏州是“全国的手工业中心，艺术文化中心，思想舆论中心，消费娱乐中心”，这和上面几点重复，就不再一一详谈了，只针对一点谈一下。
就是针对李伯重就明清时期苏州丝织工业进行对比的说法，稍微驳斥一下，这是我以前在论坛讨论时就贴过的内容了。
李伯重说“苏州是明清江南丝织业中心之一，其丝织品加工业（主要是染色）也在江南首屈一指。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万历29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127）。顾炎武则说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128）。因此万历时代苏州织工人数当有数千人之众，殆无争议。参照一机三人的比例，此时苏州织机总数当在一千数百部之谱。到了清康熙初年，织机总数增至1500-3400部，织工达5000-10000人。道光时苏州丝织业已不如乾隆时之盛，但据海关税务使统计，尚有织机12000余部（129）。”
“如前所述，明代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可能在1, 500部左右，清代中期则增至12, 000部以上。因此清代中期苏州织机的总数比明代后期至少增加了七倍”
这段话错误明显，首先是苏州城和苏州府分不清楚。明代苏州府除了苏州城本身之外，还包括了吴江、常熟、嘉定、太仓、崇明等地区。而其中吴江、常熟，嘉定，太仓本身都是相当繁荣，手工业颇为发达的城市。
“仅仅是明代苏州吴江的盛泽（这还不是苏州城！）,‘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见李绍强《论明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一文）
“而到了李伯重笔下居然成了‘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甚至直接拿顾炎武提到的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来证明苏州机户数千人？这只能说是很昏聩，就是业余历史爱好者都不应该有这种错误，更何况专业
他所谓明中后期，苏州的织机总数大约在1500部左右，只能当笑话来看
史学界公认的事实是整个明代，南方的工商业比比方发达得多，而苏州府尤其是南方的工商业中心，是整个南方工商业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也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
根据清代的山西《潞安府志》卷8的记载，“明季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分为六班七十二号，登机鸣抒者不下数千家。绸品精美，有“机抒斗巧，织作纯丽”，“潞绸遍宇内”的说法。洪武中已在山西设织染局，主管皇绸派造。派造程序一般是‘具题者内臣，拟旨者阁臣，抄发者科臣’。@万历以后，也有皇帝直接诏造的情况。大致每十年明政府在潞安派造皇绸四千九百多匹。明末丧乱，受战争破坏，绸机废毁殆尽，以后清代虽然仍保留织机近二千张，但生产规模再也没有达到明朝那样的程度。”（见卫广来《明代山西手工业考察》）
也就是在明代山西的潞安府就有一万三千余张绸机，已经超过道光时期苏州的12000部了
而到了李伯重嘴里，明代丝织业只会远比山西发达得多的苏州府，居然只有1500张？
难道说北方的潞安府就有一万三千余张绸机，而境内仅仅吴江的盛泽一地就“衣被遍天下”的苏州府居然只有1500部织机？这是难以置信的。
这里我还可以再补充几点，即便仅仅算明代晚期苏州城内的织机也不可能仅仅只有1500张。
李伯重所谓的1500张是从明实录《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巡抚应天右佥御史曹时聘给万历皇帝上的奏疏里说的“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推算出来的，至于顾炎武的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其依据的源头也当是神宗实录里曹时聘的奏疏。
曹时聘的奏疏其用意就是阻止万历皇帝继续征收商税，其内容本身就自相矛盾，比如前面说
“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往者税务初兴民咸罢市”
后面说“吴民轻心易动，好信讹言。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驱之死亡者也，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243]
（这一点内容，本身也可以看出明代晚期资本家的无耻和贪婪，工人阶级的愚昧和无知。资本家为赚取更多利润，公然抗税，以罢业威胁煽动工人阶级起来闹事，对抗万历派去征收工商税收的人员。而官员则成为这些资本家的利益代言人，煽风点火，放纵鼓舞）
前面说苏州老百姓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丝织业，或者出资当资本家，或者出劳力当工人，若以此来算，从事丝织业的工人至少也在十万以上。
后面却说“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区区几千人，按照任何一种算法，连工人和家属都算进去，也不到苏州人口的五十分之一。那前面所谓的“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税务初兴民咸罢市”岂非成了笑话。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不难明白了。这些官员其实和那些抗税的资本家是穿一条裤子，一方面要渲染事态的严重性，要说明这个税收波及影响的百姓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是把整个苏州城的百姓都牵连进去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竭力缩小当时苏州丝织业的规模，如果据实说是几十万人，那不是更说明万历征收税收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吗?整个丝织业完全是暴利行业，这样一个暴利行业，仅仅收取六万两的税银，居然还叫苦连天，岂非是笑话？
曹时聘之类的官员这种自相矛盾，前后错乱，其实和明代户籍人口胡编乱造，等是一个道理，都是要竭力压低国家征收的赋税数量。他们只有为地方和行业的眼前那点利益服务，才能博取仁德的好名声。
从一些记载来看，明代晚期仅仅苏州城内的丝织业规模至少在十万人以上，明晚期朱国祯说苏州人“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244]
《镇吴录》有相似的记载：“东半城，贫民专靠织机为业，日往富家佣工，抵暮方回。”[245]
蒋以化说;“我吴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嗽嗽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旧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两资为生久矣。”[246]
这些记录甚至包括曹时聘自己的奏疏在内，无一例外的表明当时丝织业是把几乎大部分的苏州市民卷入进去的行业，而绝不可能是仅仅占据人口少则百分之一多则也不过几十分之一的数千人（算三千人好了）。
另外根据明代传教士的证词，也可以看出当时晚明丝绸产量之巨大，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
“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产丝绸，以至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着丝绸，而且还大量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墨西哥）和世界的其他地方”[247]
《利玛窦书信》里也提到“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丝绸很是普遍的。”[248]
再看樊树志《晚明史》里的一些介绍“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249]
如此庞大的本国消费量（无论贫富都穿丝绸），以及如此庞大的海外出口量（破坏西班牙本土的丝绸生产），都需要庞大的生产规模支撑才可能实现。而众多史料记载的当时明代丝制业生产的中心苏州府，苏州城内一半城市人家都从事丝织业生产，其规模只可能是以十万人以上计，而不可能是数千来计。所谓数千人云云不过是官员为了防止万历坚定收税决心的蒙骗之辞而已。
总之以上所说，都是让大家对明代苏州繁荣发达到什么程度有个基本概念，
谢肇淛《五杂俎》这样评价明代的苏州和苏州人“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其人亦生而辩析，即穷巷下庸，无不能言语进退者，亦其风气使然也。”[250]
李伯重引用的道光苏州府志卷10的记录说“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亦即城市人口占到全府人口的十分之八九。”[251]
明代苏州府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李伯重认为这个说法是夸大的，但从我对明代城市化水平的分析来看，这个说法可能恰恰是真实情况的记录。
满清修的这类地方志本身就大量抄袭明代典籍（只要不揭露满清黑暗丑恶），对这类性质的记录毫无编造夸大的必要（要编造也只能往抹黑明朝的方向去编造，而不是美化夸大明朝情况），只能是根据明代记载而来的。尤其是满清时期苏州府自己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城市化水平的情况下，还把这类明代记录收录其中，可见必有所本。
明代的苏州府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普及水平最高的地区，能有这样高的城市化水平是半点不必奇怪的，明代当时的农业生产率也完全能支撑这样的城市化规模。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收录的明代曹自守的《吴县城图》里说
“今生齿繁而利源薄，盖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阊阛之间，望如绣锦，丰宴华服，竞奢相高”[252]
前面钱龙锡在给方岳贡的书信里说“苏郡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未闻别议兴筑”[253]
其实这点钱龙锡是说错了的，因为确实有人提议过给苏州扩建新城。
曹自守说“阊、胥、盘三门外曰附郭，即以阊、盘为号，而胥固略之矣，然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往岁寇至，议者欲于城外更筑一城，俨如半壁，以附大城，乃迄无成”[254]
那为什么最后不了了之呢？《天下郡国利病书》里还收录了一篇刘凤写的《阊西筑城论》，其大意是如果要扩建新城，把枫桥到阊门都包括进去，那规模实在太大了，当中还有大河阻隔，还要先修桥，再修城，实在难办（“予诘之，城固善也，必傅之大城，则两端阻以大河，必为桥，桥之又城，乃可，而桥可易为哉”）[255]
总之和后来钱龙锡反对松江府城扩建的理由一样，不是城外市民太少，不必扩建，而是城外市民数量实在太多，要扩建的话，把周边密集的工商业市民都包括进去，工程量太大，有些不切实际（主要还是阔人不肯出钱）。
刘凤给的建议是不如两端各修一城，然后互为犄角，中间的市民被夹在两城之中，遇到盗匪之乱，两城也可以提供一定保护。
但后来大概是就算修建双城，这个规模也太大，这些提议只能成为纸上谈兵，不了了之了。
总之对苏州城的人口数量的估算，已经完全不能用城墙规模来衡量了，只能按照明代大城市本身之间互相比较来估计一下。
从各方记载来看，明代的苏州是比杭州更为巨大的一个城市，既然杭州城市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二百万以上，苏州城市居民（指以苏州城墙包围区域为核心，包括周边从阊门至枫桥绵延二十里的工商业市民居住地在内的区域）可能要达到三百万了。苏州可以和明代南京竞争当时世界第一人口大城市的地位
3、明代南京城人口三百万以上
我们首先来看明代南京城的面积，在《南京明城墙》里有一段话：
“以明代南京都城城墙整体概念来说，明代南京城的范围应该以最大的外郭来计算。而有的书籍在比较世界古代十大名城面积时，将其他一些古代名城用外郭长度计算的结果，与南京京城城墙（砖石）长度计算结果做比较，认为南京城的面积排在第六位，这是一个大错误。
“仍以所谓排名第一的隋唐长安城来说，这座城池的外郭周长 36.7公里 ，面积为84.10平方公里，而南京城墙周长 35.267公里 ，面积为43平方公里，排名第六。但是南京外郭周长达到 60公里 ，面积大约为230平方公里，显然明代南京城墙号称世界古代十大名城面积之首，当之无愧！而且像明代南京城这种规模格局和设计思想，在世界其他古代城市绝无仅有：有高山，有湖泊，有河流，有密集的的居住点，甚至还有农田。傍长江以通东西，跨江有江浦城接应而通南北，陆路通衢四方，水路远达海洋（如明代航海家郑和曾以南京为基地，率船队七下西洋）。可谓天造地设，非一般城池可以比拟”[256]
也即明代南京光是砖石结构的城墙就达到 35公里 之多，而夯土结构的外城（俗称土墙头、土城墙）更是达到 60公里 。外城虽然名义上是土城墙，但在城门附近以及重要地段，也都是用城砖包筑墙体，加起来达 20公里 之多[257]（宋代以前的城墙基本都是夯土结构，到了宋代火器攻城出现后才开始用砖石，所以南京外城比汉唐的正规城墙来不逊色）。
关于明代南京外城墙，利玛窦札记里有一段描述“很难确定这重墙四围的全长。当地人讲了一个故事：两个人从城的相反两方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遇到一起。”
“这座墙将提供该城如何庞大的一些概念，同时城是圆形的，所以比其他任何形状都容有更大的空间。这重墙内有广阔的园林、山和树林，相间者湖泊，然而城中居民仍然占有它的绝大部分”
由于明代南京城面积十分广大，就不能完全套用和上海城面积对比来估算人口数量的方法了。
但我们可以从明代南京人口密度的前后变化，结合南京城面积来对其人口数量作一个大概估计。
“初京师辐辏，军民居室皆官所给，连廊栉比无复隙地，商人货物至者或止于舟，或贮于城外民居。驵侩之徒从而持其价，高低悉听断於彼。商人病之，上知其然，遂命工部於三山等门外，濒水处为屋数十楹，名曰塌坊。商人至者，禆悉贮货其中，既纳税，从其自相贸易，驵侩无所与，商旅称便。”[258]
以此来说明，在洪武时期，南京城内人口一百万是已经饱和了，所谓“城中无隙地，市场必须建在城门之外。”[259]，以证明所谓“明代大城市的生态环境相当恶劣”。
而实际上，他连这段话什么意思都没有理解。这段话根本不是说什么南京城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没有空地给商人云云。
而是说当时南京城军民的房屋都是国家供给居住的，由于只能满足居住的需要，所以没有多余的空闲房屋来给商人储存货物。商人不得不把货物放在船上或城外找空闲民居，很不方便。这才有明太祖下令工部在三山门外濒水处建造塌坊，充当商人货物的仓库。
而曹树基显然对明代南京城缺乏一些基本的常识，南京城区包括了上元县和江宁县两个县的地域，《南京明城墙》一书中说“上元地域占城区的十之八九，江宁地居十之一二而人口稠密，当时（指明初）南京人口大部分聚集在城南地区”[260]。
可见南京容纳一百多万人口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明初大部分人口聚集在只占城市面积百分之二十不到的江宁区域。
另外所谓的城门之外，其实三山门是南京内城的城门，所谓三山门外不过是内城之外，仍旧是在南京城的城区里面。而曹树基缺乏此基本常识，不知道南京的城墙有四重之多（利玛窦不把紫禁城算进去，所以他算三重），这才误以为三山门外就是在南京城外了，这是在闹笑话。其实明太祖之所以要下令建造在内城外的濒水处，也不过是让商人便于搬运，就近储存而已，而并不是真的内城里面已经造不下新的房子了。
明初的南京人口说一百万不过是个大概，《南京明城墙》说“明初户口登记，上元、江宁两县47.32万人，如果加上京城军籍移民人数70.6万，当时南京城区人口应达百万以上。”[261]
从这段话提供的数字来看，当时南京城区人口应该在120万左右。
而这个时候，城区的人口密度应该还是相当低的，人口只是密集在城区百分之二十不到的面积里，大部分地方口空旷异常。
南京城区人口真正出现饱和倾向是在明代晚期，以范金民引用过的史料而言“南京十三门内外人家几十余万”，顾梦游“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崇祯末年，何栋如“留都数百万生灵”，“原来空旷异常的城西北一带，竟是‘僧寮尼舍，群取偏匿者不可纪极’。”[262]
以及西方传教士曾德昭的观察：“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仍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263]
甚至人口密度高到了居民房屋挤占官道的地步：“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繁，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尘肆，此亦必然之势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后，余地自多，弈世承平，户口数倍，岂能于屋上架屋，必蚕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爱此无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穰穰也？”[264]
而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描述，不仅是城区内的人口密度极高，就是外城之外的郊区都人口密集，相当于一座大城了：“利玛窦神父在南京三重墙外的一个郊区登岸，这个地方很大而且人烟稠密，堪称为一座大城”[265]
如果按照顾梦游的“百万家”的数字，一家五口，则有五百万人。真实的数字应该是丁宾的“人家几十余万”和顾梦游的“百万家”的中间值，则至少在六十万人家也即三百万人之上。
可以估计此时南京城的人口比明朝初年增长了三倍以上，连内城和外城总计23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城区人口至少在三百万以上，可能接近四百万。
城市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1.3万到1.7万之间。也就是上海城内人口密度的十分之一稍强。之所以如此，除了南京有大量公共建筑、园林、公共娱乐场所之外，也和市民居住面积远远大于上海有关系。
北京由内城和外城组成，整个城市呈凸字形，内城的面积大概为37.905平方公里，外城的面积大概为24.645平方公里，两者相加为62.55平方公里[266]。《中国城市地理》一书中明代北京城面积的数字是60.16平方公里，和我的估算也差不多。[267]
紫禁城连外围的城墙以及护城河算是一平方公里的面积好了，去掉各种办公衙门面积，就算58平方公里好了。
北方城市的生态环境要比南方城市恶劣得多，另外明代的北京还时常被沙尘暴困扰，在众多明人记载中都有大风扬沙尘，导致路上行人面目口鼻都灰黑的描述。所以明代北京人在冬夏风沙季节出行，无论男女都用长纱蒙面。
尽管如此，由于是首都，大量行政人员和军籍人员驻扎，再加上本地物产匮乏，全需要南方运输大量产品，各地商人涌入。游客和读书人也都往北京汇聚，其人口密度还是远远高于南京。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里说“北京城没有南京大，而人群壅塞则过之，总之，它配得上是 强大 君王的皇都。城墙之宽足容12骑并行”[268]
《利玛窦中国札记》里则说北京“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269]。
北京人口数量超过南京是根本不可能的，毕竟其城市面积仅相当于南京的四分之一。同样是首都城市，其人口密度是不可能达到南京的四倍之多的。金尼阁的说法可能是把人口密度和人口数量本身搞混了。
而且安文思的《中国新史》中说北京的房子都是平房“这里的房屋如果能象我们的房屋一样高，而且建筑在街道两旁，那么城市会显得更壮观，但他们都是矮房，以示对皇宫的尊敬”[270]
显然北京的居民住宅都是平房，并且大量达官贵人住宅面积肯定很大，我们假设北京是南京人口密度的两倍多，是上海人口密度的四分之一左右，应该比较恰当，则明代北京人口应该是在176万左右。
这和万历时吕坤说:“今京师贫民，不减百万”，可以互相印证。贫民尚且有百万之多，则加上城内的各种商人市民，工匠，军籍人员，达官贵人以及其仆役家属等等，有176万人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根据明实录，天启元年明朝政府对北京城做一次户口调查，曹树基就以此为据，推算北京城市人口在一百二十万左右（韩光辉认为总人口只有77万，曹树基认为应当加上军户得一百二十多万）。但以明代官员故伎，这种户口调查没有大量隐匿几乎是天方夜谭。
北京的人口数量虽不能和南方的大城市相比，但在妇女风气方面，似乎要比南方开放得多。
王士性的《广志绎》里说北京的妇女喜好旅游踏青，元旦、元宵、清明、三月东岳诞等等，逢节必定出游，一直游玩到中秋节以后。其情形景象“毂击肩摩”、“三五为群，解裙围松树团坐”，甚至“高冠大袖，醉舞驴背”。常常有妇女醉得厉害了，从驴背坠落下来，卧在地上酣睡还以为在家里（“间有坠驴卧地不知非家者”）[271]。其放浪形骸之程度，可以和现代妇女相比。
而且打官司之类，也都是妇女出面和官府交涉，“妇人善应对官府，男子则否”。俱王士性说，就算有男人出席，也被其老婆藏在身后，女人挺身立在前面。[272]
明代北京妇女还有更彪悍的表现，朱国祯《涌幢小品》里有这么一则记载，一个老太婆在道路上面叱吏部尚书为“蚁子官”，以至“从者失色”。
“宋栗庵太宰转长安街。一老媪面衣不避。隶人误以为男子。呵而触之。媪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余年。这些见了千千万万。罕希你这蚁子官。从者失色。无如之何。亟前行。老媪亦不顾去。太宰到部。笑语同寮曰。今日晦气。空受了老妇人一场大骂。同寮问故。语以状。又大笑曰。也不是蚁子了。听者俱失笑。嗟乎。此妇人眼界亦不小矣。”
这里提到的宋栗庵即时任任礼部尚书的宋纁(1522—1591年)，明代官员在路上出行都有仪仗队伍，其品阶高低，一目了然。老太婆显是明知其为高官而叱骂，又其路上独自出行，为一般平民妇女无疑。
（当然妇女能对高官如此叱骂，不但是北京妇女本身彪悍所致，也是明晚期普遍风气使然。
叶绍袁在《启祯纪闻录》里记载了好几件平民羞辱甚至殴打地方官员，政府反而惩罚官员的事情。如某县令，当地的百姓和生员因为不满意其表现（“腐儒登第，不善为政”），聚众到衙门里去羞辱，乃至殴打。结果叶绍袁评论是官员活该，最后因为群众不满意，这个县令就被撤职“为民父母者取侮至此，大可愧矣，邹令不久罢去”[273]
如看明代三言二拍之类的通俗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连生员都不是，不过是一个毫无势力背景的普通小商人，普通平民而已。结果吴知县和他会谈的时候，一口一个下官，“下官几乎得罪了”，“下官有处”，“下官何忍拆开”。）
把广州列入人口两百万人左右的特大型城市，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意外。
从一些嘉靖时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描述来看，那时候的广州，城市还并不十分壮观，只是人口已经很多了。
“谈广州城之前，我要先告诫读者。在雄伟的城池中，广州不及中国的很多城，房屋更远比许多城镇低劣，尽管它的人口比很多城多。凡是见到它同时又曾在内地旅行见到别的许多城的人，都如此说。”[274]
“有不少内部相当好的房子，但楼房极少，多半是平房”[275]。这点上看似乎还不如边远的甘州。
尽管城市外表不怎么样，但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按克鲁士的说法，内部的装修足以让他流口水了。而且他特意点明是老百姓，可见足以代表当时一般广州市民的水平：
“老百姓房屋一般外表都不好看，但屋内却令人惊羡。因为屋内通常白如奶，像光滑的纸张，铺有方石板，沿一拃左右的地面涂成朱红色或几乎黑色。楝木光滑而平整，构制精美，安置适当。好像擦亮的，或者涂上色，要么白色，有.的白色美观悦目，像锦缎闪光，差不多像金色，光亮到似乎应在上色时给它褪点色。确实，我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好的楝木。
“门口房间的后面有一个院，内有小树、亭子供休息`之用，还有一股小清泉。再往后，在妇女退入的房门前，是一条有顶盖的过道，面朝院子敞开，那里摆着精致的大柜，作为房子的间壁。他们在里头放有木头或泥土制的神像或偶像，这些神像的形态多少有些怪。”[276]
有趣的是，根据克鲁士的说法，虽然广州城并不雄伟，但它的郊区倒似颇为发达，同城市几无区别：
“郊区很大，人户众多，乃致有的葡人认为它的幅员可跟里斯本的相比，但我和另一些人觉得它要小些，尽管它比城内要大，房屋要多。它人烟稠密，人多到简直难以进入河岸上的城门。进出的人群通常都吆喝吵嚷着叫让道给挑东西的人。”
“郊区一排排的房屋跟城内的相似，街道也和城内一祥修得好并且是直的，大部分铺设整齐，有的很宽大，也有牌楼，但不多。城内城外有的街道都同样在沿房的一侧或另一侧植树遮荫。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派有专人看守，他的职责是每晚锁门，玩忽职守要严惩，每条街都有一名警察和一所牢房。警察的责任要么是交出晚上在街上为非作歹的坏人，要么是替他作赔偿。因此每晚街上都有守卫;相邻的人则划分为区，每晚组成六个区，也就是值夜。为表示他们的警觉，条条街上响一面鼓，通宵点亮一个灯笼。” [277]
从这个对郊区的叙述来看，无论人口稠密程度还是管理方式，其实就是市区，只不过放在城墙外面而已。不过他这里提到的“郊区的街道在尽头处都有门”有些令人费解，也许是把城区误写成郊区了。
无论如何嘉靖时期的广州，尽管城市建筑还不算雄伟富丽，但人口已经高度密集则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点也能从叶权（1522-1578）的《游岭南记》得到佐证，按他的说法，广州人家无论大小都从事商业活动，而且价格公道：“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利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阗，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278]
阊门是苏州最繁华的地带，清河坊是杭州最繁华的地带，把广州与这两个地方相比，则其商业繁荣，人口众多可想而知。
所谓“兼有夷市，货物堆积”是指广州的海外贸易，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就更趋于发达了，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城市，这点曾德昭的《大中国志》里有详细描绘：
“葡萄牙人每年两次带着货物来到那座也叫广东(Cantone)的城市(尽管它原名是广州府)。……它方圆足有 15英里 ，客商云集，因此它的人口比许多其他城市多。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人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100匹真丝，如天鹅绒花缎(Velvet damask)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halfe-damasks )、彩色单层线缎，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 12盎司 的2200块金锭；有7皮切(Pichi)麝香，重量超过35亚洛瓦（Arrova) ，每亚洛瓦重 25磅 ，每 6盎司 合 1磅 。此外有小珍珠、糖、瓷盘、中国木、大黄，以及各种奇特的镀金器皿，还有其他不太重要的东西，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279]
到了清初，一些人回忆中的没有被满清蹂躏过的明代广州，不仅是人口众多，其雄伟富丽足以和17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第一城南京相提并论了。
梁佩兰（1629-1705）在康熙三十年写的《金花庙前新筑地基碑记》中说：
“五岭以南，广州为一都会。三江汇其前，巨海环其外。山川清淑，气象开豁，天下省会，语雄壮者，金陵而外，无所复让。
“仆生长于斯，成童时犹及见吾郡声名文物之盛。绅士士大夫尚风节而谈道义，三公六卿、大儒名将，师师济济，出则桢干王家，处则仪型乡国。虽时际衰晚，而其人犹有先正遗风。至于郊园远近，园林梵宇，绮绣相错。时节嬉游，珠江桃坞。白云越秀之间，笙歌珠翠，毂击肩摩。极盛而衰，固其理也，四十年来，尚可仿佛承平之旧者，珠江南北独金华古庙存焉耳”[280]
写文章的时候，是康熙三十年，所谓四十年来，自然指从顺治到康熙的这满清统治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梁佩兰虽然身为清廷爪牙，但也不得不承认，他小时候看见的明朝广州的繁华景象“笙歌珠翠，毂击肩摩”。而到了所谓康熙“盛世”（实为康熙衰世），广州的繁华被扫荡一空，居然只剩下一座古庙残留半点明代旧日繁华之遗迹。
明朝遗民屈大均（1630-1696）的记录也可一观：
“广州有花渡头，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故名花渡头。花谓素馨也。花田亦止以素馨名也。盛平时，花多而价贱，十钱可得素馨升许，家有十余口簪戴皆足。今也人尽髡而彡，花无所著，亦渐以稀少矣。诸花户皆贫，芜其花田而弗种，即种亦不蕃滋，盖时为之也。”[281]
所谓盛平时，就是指明代崇祯时期，，那时候广州人不分男女，人人戴花。这也是生活富足之余，人民求美之心自然兴起。而到了满清时期，人都剃头“尽髡而彡”，人民如猪狗一般生活着，花当然也卖不出去了，花田只能荒芜。
“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晏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中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今皆不可问矣。噫嘻！”[282]
所谓壕水就是广州的护城河，因为广州城北面是山，所以只环绕东西南三个方向。所谓“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则应该是在城墙外和护城河之间的地方，形成一个繁华的娱乐场所。而“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则是护城河外的一大片地方都形成了极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但这个壕水可能是旧城的护城河，则这一带应该是旧城之外，新城之内的地区了。
万历晚期到崇祯时期的广州城之辉煌富丽，必然远远超过了嘉靖时期欧洲人看到的情形了。光从屈大均描绘的“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可以想见，其富丽壮观，甚至有凌驾于同时期南京秦淮之上的态势。
只是到了满清统治下的康熙衰世里，这一切都化为了乌有，所以屈大均才慨叹“今皆不可问矣。噫嘻！”。
以上可以给我们明代广州人口繁盛程度一个大概印象，那具体的城市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呢？
从上面引用的史料也可以看出，从嘉靖时期，广州城市人口已经溢出了城外，到了崇祯时期，似乎最繁华富丽，人口最密集的商业区、娱乐区都已经是在新城内了，则人口密度当已接近饱和。
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依旧可以看一下城墙内的人口数量可能达到多少，再对城墙外做一个估计，则对广州城明末居民数量，也可以有一个大体的概念。
明代一共修建了两次广州城墙，第一次是在洪武十三年修建，被称为“旧城”，第二次是在嘉靖四十二年修建，被称为新城。
第一次的情况是“广州府城后依粤秀，前临珠江。旧有三城，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以旧城低隘，请连三城为一，辟东北山麓以广之，即今内城是也，谓之旧城。周二十一里三十二步，高二丈八尺，上广二丈。（阮元《广州通志》）”[283]
一里相当于 530米 ，则旧城的城墙周长为11.13公里，另外《广州城坊志》引用《南海县志》里的记载，用丈为单位的城墙周长是“城周三千七百九十六丈”[284]，按照一丈等于 3.3米 来计算，则周长为12.53公里、
古代计量单位换算不一，难以准确，所以也只能取其大概了，折中一下，就算旧城的周长是 12公里 吧。
第二次修造新城的情况是：“外城创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总督吴桂芳[285]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固防御，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为门八”[286]
这段话有些令人费解，如果说新城的周长是3786丈，那这个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又代表什么呢？
所以只能设法去查图，在《广州历史地图精粹》一书里就有广州城墙的图形，其中的《广州府舆图》，旧城新城的外形还是比较清楚的。[287]
广州旧城的形状就象一个太阳穴凹陷，腮帮子肥大圆润向两边突起的一个人脸，东西两边的瓮城就如同两个耳朵一样。也可以说是一个梨的形状，只不过顶部比起梨带柄那段略微平坦饱满一些。
而新城就如西方人用餐时在脖子上挂的一块餐巾状的东西，挂在旧城下面。新城只有三条边，顶上的一条边是旧城南面的城墙。
《广州城坊志》中说的“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似乎应该理解为是新城三条边的长度再加上北边旧城被圈进去的长度，如若仅仅是三条边就三千丈多，那新城就比旧城大得多了，从图上看是不太可能的。
至于“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则应当是南面城墙的长度，假设新城北边旧城墙是一千丈，则东西两侧城墙，应该是各长831丈。
也即上下两边长都在 3.3公里 左右，而左右两边在 2.8公里 左右
由于形状并不能精确给定，以上数值也仅仅是近似估计，新城的面积也只能用最粗略的方法来估计，大概在9平方公里以上。
那旧城的面积呢？也只能近似看成是一个正方形来算，算作是9平方公里好了（其实从图上看，旧城应该新城大一点，但由于条件限制，只能如此估算了。）
则整个广州城墙内的面积应当在18平方公里左右，比苏州城墙区域还大4平方公里。那这个估算是否准确呢？
前面引用曾德昭对广州的描述里提到“它方圆足有 15英里 ”，如果把这里的方圆 15英里 理解成是半径 15英里 的一个区域，那就太大了，面积达到近两千平方公里，超出想象，显然是不可能的。合理的解释是当为翻译错误，或许指面积为15平方英里，就这面积也远远超过了18平方公里了。
因此明代晚期广州新旧城合计的面积在18平方公里以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估计。
如果广州城墙内的人口密度和上海相同的话，那仅仅城墙内的人口就可以达到218万之多。我们前面说过上海城内即便全部都是一层楼的平房，其人口密度也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人均居住面积也比78年城市人均4平米高出百分之五十。
所以即便到了万历崇祯，广州繁华鼎盛时期，城内依旧全都是平房的话，人口达到两百万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为了保守起见，我们还是假设广州的人口密度仅仅是上海城内的百分之六十，那人口也有130.8万之多。再考虑广州城市人口还应该有部分溢出到新城之外，则整个广州城人口当在180万以上了。完全可以和北京之类特大型城市相提并论了。
作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明代后期的广州富丽程度，人口繁盛程度能与其他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娱乐中心城市如南京、苏州、杭州、北京等相提并论，成为五个特大型超级城市之一，是一点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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