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政见的新项目“针尖”写的，也是对霍炬老师互联网已死论的回应和补充，难得配这么多图…）
当年轻人在智能机的各种社交媒体应用中切换时，他们大多不会想到曾经的网络并不是如今的模样。这两年，面对网络高速的集权化和寡头化，怀旧的情绪也开始悄悄滋长。老人们怀念论坛时期的公共说理，博客年代的内容独立，前脸书时代的数据隐私，如同怀念一个早夭的生命。
不过“老人们”口中那个年代，在更老的一辈人看来，也已经算是新鲜事物。如果说这代网民还有部分人对博客和论坛有着模糊的记忆，那么再往前的岁月可谓踪迹难觅。著名的Wayback Machine从1996年开始运作，但纪录下的内容也只是冰山一角。更早以前的互联网模样，很多只有在口述史出没了。
事实上，早期网络史上涌现过不少独特的项目，这些项目中所包含的对互联网的种种想象，值得今日深陷数字帝国中的我们重访并反思。
Usenet和Minitel：前万维网时代的平等主义
虽然如今的蒂姆·伯纳斯-李堪称去中心网络运动的旗手，万维网远非第一个进行去中心尝试的平台。万维网起步时，Usenet已经在去中心的道路上走了很久。事实上，伯纳斯李正是在Usenet上宣布了万维网的诞生。
图一：Apple II上的Usenet截图，今天没人可以忍受这样的界面了吧
由两位杜克大学学生构想的Usenet类似于后来的BBS和邮件组，但采用更开放的内核。与有着中心服务器和管理者的论坛和贴吧不同，它是一个不需要注册，完全去中心的信息交换系统。一个服务器发出的消息和文件，会被自动转发给别的服务器备份，最终连接起网络上的所有用户。Usenet是80年代互联网文化政治讨论最关键的平台。在谷歌保存的历史档案中，你可以读到对威廉吉布森《神经浪游者》的评论，也可以一窥当年地下摇滚圈的粉丝对战。
当然，Usenet并不是自由言论的天堂，很多不加审核的群组都涌进大量垃圾信息，这也成为SPAM的起源。另外，Usenet上围绕Linux等话题的骂战（Flame War），也可以被看作最早的网络巨魔文化。
另外值得一书的网络则是法国政府推行的Minitel网络。70年代在前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在科研上投入巨资，从而研发出Minitel系统：与电话相连，具备网络功能的家用终端机。只要家庭缴纳电话费，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台Minitel设备。于是，80年代连纽约人都需要在中央车站排队买票的时候，巴黎人已经可以足不出户订购各种服务。Minitel当然不只是一个订票终端，更是新闻网、游戏厅、讨论室和二手交易平台。
图二：一种Minitel终端，可以看到用的是AZERTY键盘
由于资费便宜，操作简单，Minitel实现了高度的大众化，90年代末有九百万活跃的终端。所以直到2000年以后，万维网用户才逐步超过了Minitel订购者。又因为网络非商用，每个终端都有平等的被访问的权利，也省去了网络不中立的烦恼。如今由于美国的网络中立性议题出现倒退，人们又想起了已于2012年关闭的Minitel。它的硬件已经过时，哲学却超前于时代。
行动者的实验室：早期的万维网政治
进入万维网年代，独立项目更是呈现井喷的态势。1993年4月，10位UCSD的激进学生创建了BURN!项目，希望借助互联网的革命潜质连接起全世界的抗争运动。与如今很多行动者的想法一致，这群大学生很快意识到，必须搭建自己的服务器，才可以有真正的数据独立，同时又可以帮助到很多别的团队。
图三：DeeDee Halleck，独立媒体行动者，BURN！的主要支持者，当时在UCSD传播学任教
很快，这些学生通过拼装废弃的电脑，制作好了原始服务器，并通过学校宽带发布了站点。在网站的背景介绍中，团队成员们写到：“我们的理念是直接参与报道，而不是被动接受商业媒体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提供信息，人们可以自行判断。我们创造了这个激进的社会媒体（radical social media），发布其他致力于改变社会的项目信息，最终推动根本的社会变革。”
BURN!团队将自己看作保卫互联网公共属性的行动者，避免网络被私有化力量所收编宰制。这种看法在早期的互联网上非常有代表性，人们普遍认为网络象征着公司权力外的另类场域，值得被珍惜和守护。BURN!始终恪守着这一初衷，也使其成为当时各个激进团队和争议站点的庇护所。在鼎盛时期，BURN!存放了另外20个网站和5-10个邮件列表的数据，开设了一个讨论组，提供了几十个激进组织的外链，并保存了大量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历史资料。虽然BURN!的网络于2000年被UCSD切断，他们的理念，成为了后来声势更浩大的独立媒体运动（Indymedia）的雏形。
几乎与BURN!的激进媒体运动同时，大西洋对岸的阿姆斯特丹也在实验他们的数字城市（Digital City）项目。1994年加入万维网后，阿姆斯特丹人迅速打造出了全体市民皆可参与的虚拟城市。市民可以自由进入“市政厅”、“图书馆”、“报社”等场所参观，新建住宅和商业设施，也可以在公共会议上与其他市民讨论社会议题。这种平等审议的模式之所以得以实现，与荷兰当时的本地文化息息相关。
图四：1995年的数字城市界面，每个八边形代表一个组织或者区域
早在60年代，先于欧洲自治运动，荷兰就经历了频繁的房屋占领行动。以无政府组织Provo为代表的社会团体，把所有权不明的房屋屋门涂成白色，邀请需要的人入住。到了80年代，各种之前弃置不用的屋宇已经被改造成音乐场所、独立电台和画廊。占领运动不仅将自治的理念推广给了更多公众，也培养出了最早一批具备实验精神的文化人。正是这些文化人积极参与到90年代数字城市项目的搭建中，其中一位还成为了虚拟市长。
如果说BURN!的行动是为了与主流信息环境进行坚决的对抗，阿姆斯特丹的数字城市实验则反映出行动者试图与普通人对话的努力。依托于基金会的赞助，虚拟城市运作到了2001年，最终因为资金不足而被迫关闭。
乌托邦设想与技术决定论
不管是万维网出现之前的Minitel和Usenet，还是90年代初的激进媒体项目，其网络从形态到内容，都比现在的数字空间来得平等和民主。在有限的网速和原始的界面下，网络只能承载得起人与人之间原始的信息与沟通欲望，还未能成为资本血拼的战场。
如今的另类媒体、另类社交网络、和去中心网络的尝试，在设想上未能超越三十年前激进学生们的讨论笔记，在实际传播上也没有Minitel和数字城市那般贴近普通人。而反观它们的敌人，却进化神速。为什么理想主义者总是在原地打转，任凭野心家们平地竖起高楼？
从自由软件运动到维基、从暗网再到最近的零网，都被捆绑上了强烈的技术乌托邦设定。创始人和早期用户们往往是教育良好、熟悉代码的极客，相信网络超越于现实，后者的问题可以利用前者解决。正如媒体运动研究者Todd Wolfson所言，这些人与线下日常政治的脱节，影响到了他们对技术前景的看法。往往正是对技术平台民主潜质的乐观主义，让用户们忘记了践行日常生活的革命。最终，美好的期待一次次落空，新技术一个接一个被体制化。
更何况，早期万维网那种繁荣的民主，往往是中产白人青年内部契约的产物，他们当年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多元社会的挑战。1993年，整个互联网上只有不到1000个站点，没有政治极化、没有过滤泡泡，每个新加入的独立站点，都自然可以吸引全网的目光。到了1996年，77%的美国成年人也还没有连上互联网。早期理想主义者的成功，建立在发展不均、资源稀缺、精英垄断的基础之上，与真正并肩战斗的国际主义相去甚远。
二十年过去了，发达社会的互联网话题已经被算法、隐私、和政治机器人所包围，而非洲等地的互联网连接率，还远未达到美国1996年的水平。古巴人依然在黑市和哈瓦那的wifi公园里秘密交换着游戏和视频，缅甸人的互联网资费依然是美国的成千上万倍。脸书的成功，在世界地图的映照下变得稀薄无比。那些处在主流互联网历史边缘的人们，会复制一条通往奴役的老路，还是会顺利躲开那些暗礁与乱流？如果我们无法完整讲述已有的故事，就无法阻止后来人堕入黑暗。
延伸阅读：
Crecente, Brian. 2017. “Cuba: Where Underground Arcades, Secret Networks and Piracy Are a Way of Life.” Polygon. May 15. https://www.polygon.com/2017/5/15/15625636/cuba-video-games.
Driscoll, Kevin, and Camille Paloque-Berges. 2017. “Searching for Missing ‘net Histories.’” Internet Histories 1 (1–2): 47–59. doi:10.1080/24701475.2017.1307541.
Mailland, Julien. 2017. “Minitel, the Open Network Before the Internet.” The Atlantic, June 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7/06/minitel/530646/.
Nevejan, Caroline, and Alexander Badenoch. 2014. “How Amsterdam Invented the Internet: European Networks of Significance, 1980–1995.” In Hacking Europe, 189–217. History of Computing. Springer, London. doi:10.1007/978-1-4471-5493-8_9.
Wolfson, Todd. 2014. “Activist Laboratories of the 1990’s.” Cultural Studies 28 (4): 657–75. doi:10.1080/09502386.2014.88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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