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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的艺术：废除警察城运动的启示

端传媒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717-international-cop-city/

2023年6月6日凌晨，在聆听了连续15个小时一边倒反对的公众陈述和抗议后，美国民主党主导的亚特兰大市议会还是以11比4的投票，通过了被行动者称为“警察城（Cop City）”项目的巨额拨款。

警察城（Cop City）在官方文件中叫做“亚特兰大公共安全训练中心（Atlanta Public Safety Training Center）”，是当地计划在南部森林区和靠近黑人聚居区兴建的训练警察和消防员的大型军事化基地，将先后借债投入9千万美金，占地85英亩。警察城项目委托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Atlanta Police Foundation，APF）执行，后者是全国170多个类似机构中规模最大的，在2014年弗格森抗议后迅速膨胀成商业保守派的主要游说平台。APF的董事会囊括了亚特兰大当地最主要企业，Delta、Chick-fil-A、Home Depot、UPS等的高管。

尽管项目经费被通过，“废除警察城”（Stop Cop City，SCC）和相关的森林保卫运动并未结束。紧接着的6月8日是运动的全国行动日，而6月24日到7月1日则是运动发起以来的第六个行动周（Week of Action）。对行动者们来说，重要的在于警察城永远不会被建立（cop city will never be built），而不在于它是否得到了拨款。“你们一建立，我们就烧毁”，也成为了新的行动口号，这让运动的议程和成败得以超越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势能不被任何党派所吸纳。

“废除警察城”可能是过去十多年美国境内激进社会运动的集大成者。“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反对达科塔输油管道”(NoDAPL)，“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等运动的元素穿插交叠其间，变幻出新的公共论述和实践方法。同时，这又是一场缺乏聚光灯关注，却又不断在有机延续的运动，其中展现的韧性和矛盾性也在挑战着社会运动成功失败的二分，刷新了对运动政治机会和生命力的认知。在普遍衰败的政治景观下，废除警察城点燃了新的范式。

废除警察城运动的漫长抗争

今年以来因传媒报道的增多才关注到运动的人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废除警察城”运动在2020年后“黑命攸关”的线下抗议低谷期就已经开始酝酿，目前不仅已经进行了两年有余，而且还有新的行动和议题在不断涌现。

2020年的“黑命攸关”和疫情成为美国大城市警权扩张，中右翼政客粉墨登场的契机。纽约、亚特兰大和费城相继选出了支持警权扩张的市长，亚特兰大的警察城项目则将警权升级推到了极致，不惜铲除森林、借贷30年也要完成项目的兴建。警察城项目利用了部分公众对治安变差和削减警权的担忧，得以在一个高度分裂的城市迅速强化种族和监狱资本主义。

2021年中，半公开的警察城项目细节被亚特兰大行动者发现，频繁而分散的线下抗议和针对涉及公司的破坏就已经启动。9月，市议会在持续的抗议下依然投票通过了方案，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的地块正式移交给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不过项目的推进还需要关键的资金支持。2021年末，在对一意孤行的政客的愤慨中，SCC已经发展成一个连接全城进步社区、学区、行动者、原住民网络的松散联盟，一部分行动者开始在南河森林中搭建树屋、营地，给树木安装钢刺，避免树木被砍伐。2022年，占领活动变得更频繁和广泛。同时，抵制活动蔓延到亚特兰大之外，为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提供服务和资金的机构被骚扰和攻击。供应链资本主义层层代理和外包的体制在降低成本和转移矛头的同时，也为SCC多层级的抵抗奠定了基础。Vice新闻的数据显示，截止2023年3月，以SCC名义进行的至少60多次商业破坏遍布美国19个州。

2022年末，以州层面司法部和警方为首的暴力机关开始加强搜捕和镇压，并给被捕者安上"境内恐怖主义“的罪名。也正是一波波的警方突袭，造成了发生于2023年1月18日的，运动至今最严重的悲剧——佐治亚州巡逻官在对峙中枪杀了人称Tortuguita（西班牙语小乌龟）的森林守卫者Manuel Terán。尽管警方坚称Tortuguita用自己的手枪开火在先，独立机构的尸检显示，Tortuguita身亡前高举双手，但依然身中14枪。

Tortuguita是近几十年美国警方杀死的第一位环境活动家。2021年，故意破坏达科塔输油管道的天主教无政府主义者Jessica Reznicek被重判八年监禁。这两起指标性事件象征着生态危机下，国家对环保运动政治打压的升级。讽刺的是，直到Tortuguita去世，SCC运动才获得了一些难得的全国性媒体曝光，其后的行动周也吸引了更多参与者。

SCC在过去两年融合了激进社会运动可能有的各种抵抗方式。占领森林、广场、桥梁和大学，搭建营地，组织篝火音乐会，烧毁挖掘机，破坏ATM机，设立团结基金，市议会内抗议，揭露警察基金会的黑钱操作，这些方法都在不同时间被不同团体所采用，很多策略都是对国家暴力的临场反应。频繁的不宣告地点的行动周，把暴力机关拖入了持久的游击战。

媒体关注和社运动力

在美国，虽然Tortuguita的去世短暂引起了关注，但Stop Cop City的媒体覆盖度和公众知晓度远不及OWS（占领华尔街）、BLM（黑命攸关）、NoDAPL（反对达科塔输油管道）等更为知名的运动标签。除了极少数的社论之外，美国少有大报对运动进行专门的深度报道。谷歌趋势2021到2023年的同期比较数据显示，SCC关键字的搜索热度不及BLM的百分之一，而且频次完全集中在亚特兰大所在的佐治亚州，这表明它仍然被视为一场地区性运动。

关于运动的核心资料基本在无政府主义社群内部传播，很多无政府主义书店里挂了悼念小乌龟的海报。但是在核心社群外，哪怕是经常关注社会运动的人，也很可能对此不明所以。在推特上，主要的SCC运动账户Defend the Atlanta Forest的关注者只有三万多人，甚至不及之前全国性社会运动的一个地方分部的影响力。 运动的两年间，除了纽约有零星的声援集会，部分城市为Tortuguita举办了悼念会外，没有多城市的快速响应运动，更别说国际辐射度。今年4月初，Angela Davis决定退回亚特兰大市议会授予其的奖项以抗议警察城市项目，这可能是SCC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同盟支持。由于同时反对两党，亚特兰大市议会又由民主党主导，在主流的政治舞台上，SCC没有任何同盟。

SCC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场平和安静的运动，没有情感冲击的影像引发公众的集体愤怒。运动占领的森林现场既不是地标建筑，也因为树木的遮挡而很难取景。占领树屋，森林巡逻并不能再现当年达科塔NoDAPL雪夜占领的悲壮感。因为行动地点分散，冲突的烈度也被大大稀释。

然而，缺乏国际甚至足够国内关注的情况下，运动反而持续了两年多，并且不断有新的战术方法。例如2023年4月末，当距离森林最近的公园Weelaunee People’s Park被清场关闭后，很多占领区和互助项目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更分散地转移到了全城各地。或者说，缺乏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反而成为了SCC持续下去的动力。

这个悖论后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这意味着运动不会有海量的负面评价和舆论反噬。烧车、炸毁自动取款机等针对资本主义机器的“直接行动”，在2020年“黑命攸关”运动高潮时期一度带来了极大的舆论抨击。所有运动中都有的机会主义劫掠，被保守派放大用来诋毁整场运动。无独有偶，有回溯研究发现，Zapatista也是在国际英文媒体关注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发展地更好。

战线小的优势也在于，运动的归档和时间线整理也相对简单和清晰。它成为很好的社会运动学习材料。事实上，将社会运动升级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宣传、解释和协调人力，如果扩大的规模无法和运动内生的力量相匹配，行动很容易在外部压力面前内爆。因而，SCC等于用一种有限的规模，来保障了运动的动力可以长期缓慢释放。

亚特兰大：新的抗议地理学

亚特兰大给不具备典型全球城市特征的地区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运动想象。纽约和香港，连带着全球南方多个首都和中心城市，在过去的十年，逐步塑造了运动城市的景观范式。它们的运动依靠发达通讯基础设施、金融资本、超高人口密度、庞大中产阶级、自由派媒体网络、政客和明星发言人，很容易窜上社交媒体头条。这些天然的运动优势，亚特兰大都不具备。

亚特兰大是个极端贫困又种族隔离的南方城市。贫困率常年在21%上下浮动，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百分之四十，儿童和有色人种贫困率更高。亚特兰大的常驻人口为50万左右，按照美国的标准也只能算是中型城市，单位人口密度只有纽约市和香港全岛的八分之一。都会区不大且分散，黑人聚集在市区，白人集中在城区边缘，亚裔和拉丁裔新移民围绕I85高速公路两侧分布，无法在短时间内动员起大量城市人口。

亚特兰大地处美国南部佐治亚州，州级政治依然受共和党控制，国家机器的暴力得以加速实施。截止到2023年初，已经有四十多位森林守卫者和抗议杀害小乌龟的参与者，被佐治亚州以“境内恐怖主义”的罪名起诉，其中有23人是在今年3月的一次大抓捕中被起诉。

讽刺的是，这条佐治亚的“境内恐怖主义”立法于2017年通过，本意是为了遏制白人至上分子对黑人教堂的私刑和袭击。立法通过后，白人至上动员和针对亚裔的暴力没有减少，而法条却被刻意扩大化，用于镇压和平占领的抗议者。按照佐治亚方面的司法解释，SCC参与者们违法是因为其通过妨碍州和全国政府的关键基础设施，试图强行左右政府政策。针对森林守卫者的起诉原因中，甚至包括了穿黑色衣服、使用防毒面具和与同伴一起使用吊床。

2023年5月31日，在向外界求助三个月后，三位主管亚特兰大团结基金（Atlanta Solidarity Fund）的行动者，Marlon Kautz, Savannah Patterson和Adele Maclean被佐治亚警方上门查抄并逮捕。TA们被指控参与洗钱和慈善欺诈等金融犯罪。成立了七年的亚特兰大团结基金是向本地被捕行动者提供资助的社运救助项目，是当时BLM和目前SCC的重要募款和支持平台之一。

对亚特兰大团结基金的起诉从根本上激化了以往的国家镇压模式。起诉原因中显示，基金在支持一个叫做Defend the Atlanta Forest（DTAF）的团体。尽管这个团体事实上并不存在，只是一个没有注册实体的推特账号，佐治亚检方表示DTAF目前是国土安全部定义的境内暴力极端分子。2020年后，极端右翼一直不遗余力请求政府将并不存在一个中心机构的“黑命攸关”运动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操作性极低的目标，却率先在“废除警察城”上实现了。

除了逮捕人数多，羁押时间久，起诉罪名更重外，佐治亚司法机关设立的天价保释金和DeKalb短期监狱（Jail）内的反人道待遇，也成为暴力机关摧毁行动者意志的渠道。当地的行动者朋友向我表示，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打压，是南部社会运动的日常。一些朋友因此考虑成为“社运移民”，搬家去东西海岸相对包容的蓝州城市继续参与行动。

不过，与以往运动常存的城市优越感（urbanormativity）不同，亚特兰大巨量的公园和森林覆盖率，也推动了新的抗议地理学的生成。城市和森林图景的交织，使抗议得以超越人造与自然常存的空间割裂，跨越种族、环保、原住民、酷儿解放等多个运动。森林阻隔了信号，也是天然的反监控基地，占领参与者被迫抛弃那种高度依赖线上实时连接的沟通方式，转而探索身体的、离线的、以及短距离的信息传递方式。

2023年5月的捐书筹款活动

由于国家机器残酷的镇压，SCC的动员模式更接近全球南方，也更容易得到美国以外运动者的共情。例如，运动一样发起了给被拘禁的森林守护者捐款和写明信片的行动。线上动员也高度仰赖匿名和去中心社交网络的传播，Mastodon中的左翼服务器，Signal、Telegram、Jitsi成为重要的节点。这与2020年“黑命攸关”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大家公开在社交媒体上进行Hashtag传播，甚少使用加密通讯工具。这两年据笔者的观察，美国运动社群，尤其是有色人种运动社群的Signal使用率和加密意识明显上升，这和激进社会运动的扩散息息相关。

无政府主义的低频复苏

目前，“废除警察城”的行动策略，都已经在既有的本地化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被实践过。这些运动策略被看作“很新”，是因为它们在过去的时日往往被强调中心化协调动员的社会主义左翼社群所遮蔽。

大批的SCC参与者都在过去的去中心化运动的锤炼中一路走来。Tortuguita在SCC前是去中心组织Food Not Bombs (FNB)的深度参与者。FNB起源于1980年代的波士顿，致力于收集与分享免费的素食。截止2021年，尽管不断被打压，全球已有数百个实施去中心化运作的FNB站点，其成员也常常身兼其他政治运动的关键角色。SCC的占领区有免费食物分发点，今年3月还举办了食物自治节，这些实践都让人联想到FNB。从历史角度看，FNB是80年代无政府主义低迷时期少数持续健康运行的激进社会运动之一。从运动结构看，它常常充当其他政治运动的粘合、协调和救济网络。这种无政府主义社群间的交叠、延续和互补，在占领华尔街和反对达科塔输油管道的运动中也得到了展现，很多本地小型书店、互助网络在占领现场都发挥着重要的向导、信息传递和食物供应功能。

SCC关于攀爬和抗议音乐的Zines

数人头的集会示威并不是SCC的关键所在，这也使其不那么需要媒体借力来存续。SCC贵在复苏和传播着一整套如何激进生活的尝试，包括如何运作亲和团体（affinity groups），如何匿名筹款和降低风险，如何不靠电力保存食物，如何搭建和维修水电设施，如何DIY一个本地太阳能通讯网络，甚至怎么用攀岩设备爬树，如何处理枪伤伤口等。参与者在营地的体验不仅仅增长了运动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更是掌握了一套可以在远离暴力机构的情况下共同生活的通用技能。

费城某无政府主义书店的海报

SCC的抗争也是疫情后无政府主义低频复苏的信号之一，尽管这种趋势很难用数据证实。它往往来自于一些细微的信号，比如“Mutual Aid”这类词汇逐步进入了非无政府主义社群的论述和实践，又比如本地无政府主义书店举办的DIY工作坊时常爆满。SCC是这些趋势中的小支流，既反对着国家和司法的暴力，也在拒绝一种目标和步调统一的运动组织形式。

韧性的艺术

SCC运动的持续当然也伴随着危机。亚特兰大被认为是21世纪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新落脚城市。在城郊，亚裔和拉丁裔人口比例一直在飞速上涨。但是，亚裔和拉丁裔聚集区在东北部，森林区则在东南的反向位置，物理距离成为了天然的参与屏障。移民社群因为长期的地理和居住隔绝，也更容易对废警主义心生怀疑而远离运动。目前看来，对SCC支持度最高的社群确实集中在东部、南部、市区和黑人大学城的贫困社区，也是这些社区的市议员就项目投了反对票。另外，运动的匿名性保障了参与者对外的安全和平等，但也同时增加了运动内部，尤其是亲和社群之间维持信任和互相问责的难度。与2020年西雅图国会山自治区（Capitol Hill Autonomous Zone，CHAZ）出现的情况类似，SCC内部也依然存在着跨族裔动员的一些障碍。

在警察城拨款已经被批准的现实之下，SCC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将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在可见的未来，这场运动依然不会有政治精英的支持，佐治亚共和党将之视作打击极左、收复选票的利器，而以市长Andre Dickens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则试图修补和警局的关系，继续扮演着沉默的帮凶。围绕6月6日的媒体报道基本都在预设一个盖棺定论的结局：项目经费已经批准，选址没有Plan B，抵抗运动已经失败，警察城市最终将兴建。SCC一方及时提出了关键的反驳，但它需要积蓄力量来扭转运动的落败感。

“废除警察城”恐怕已经适应了当下腹背受困的局面。当两年前警察城项目第一次被批准后，运动就已经面临过士气低迷和人员流失的挑战。最终，运动通过分散而多样的行动周议程拓展了议题，复苏了活力。同样的，6月末的第六个行动周也成为了积蓄运动势能重要的试验田，参与者们通过小乌龟的悼念会、公园派对、商家抵制等活动吸引了更多新人加入。同时，去中心的社区会议、被捕须知工作坊、食物分发、野餐会等还在定期举办；在警方对森林的严防死守下，距离森林不远的Brownwood Park成为了新的占领和活动区。选举动员方面，一个新的联盟正在推动警察城进入今年11月亚特兰大的全民公投，而市政府一次次百般刁难的回应，正在帮助酝酿新一轮的街头运动。如今，“废除警察城”不再仅仅着眼于反对一个既定的市政项目，它更是关于亚特兰大的政治格局，草根动员的边界，关于普通人在当下还可以如何用肉身抵抗嗜血的机器。

从1980年代末的ACT UP到2000年代的反战抗议，反建制运动的历史轨迹说明，抗议的持续并不总是需要一个理想的政治、媒体和地理环境。而2020年BLM后迅速倒退的公众支持也在警醒行动者，表面上的运动同道，比如看似坚韧的跨种族联盟支持，也可能是后期摧毁运动的一颗定时炸弹。对采用直接行动的激进社会运动来说，一些因素的缺乏似乎才是孵化坚韧性的条件。SCC的当下，是对这种矛盾性最好的说明。

[gravitysworm]

分化还是联合？时代夹缝中的美国左翼组织

媒体链接

对美国左翼来说，2022年不啻为收缩、失速与退守的一年。在区域战争、通货膨胀、堕胎权倒退、中期选举等层层叠叠话题的笼罩下，美国政治重新撤退到了两党的激烈鏖战。

2016年后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民主社会主义（DSA），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飞速发展后，终于在疫情后到达了瓶颈期。2021年初，DSA达到了全国正式成员数量94000多名的顶峰，之后开始了缓慢滑坡，直到现在停留在九万左右。这个规模和几年前每个小左翼组织几十到几百人，观点互相割据的状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左翼力量到达拐点由盛转衰的趋势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去纽约作为绝对的左翼大本营，美国普通城市的左翼散架似乎更明显。即使成员数量缩水不严重，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参与组织会议，更多的会员则只是交一个几十美金的年费。2017年，我曾对当时DSA一路暴涨的会员数提出了一些担忧，最终，这种忧虑也成为了事实。

进退失据下，美国左翼还反复栽在国际局势的立场上。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后，DSA的国际委员会于2022年2月中发表了一份声明，只谴责了北约的军事干预策略，却对入侵行为本身视而不见。可以想见，来自保守派、自由派和左派内部的各种批评纷至沓来，DSA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对其后续吸引有生力量造成了重大打击。

然而，从成员数量和外交立场出发对美国左翼的发展进行定性，又是有失公允的。针对DSA为例的美国左翼，或是所谓“西方左翼”的批评，经常将之看成一个统一的圈层。但是，左翼立场不能和少数进步议员和左翼学者的推特发言划等号，DSA并不能代表美国左翼生态，对外发声和动员草根的左翼也往往不是同一群人。哪怕看似相同的组织标签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延展，也会发展出不同区域生态下多元的社群，复杂的矛盾。

本文希望借助个体经验和与运动参与者的对话，从另外的侧面描绘美国左翼在困局下的境遇。美国左翼社群被围困的现实背后，也折射出不少更普遍的组织动力学上的问题，这对思考群众运动走向和去中心动员的利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教训。

美国左翼网络的沉浮

2016年秋天，特朗普上台之前，我转学到纽约，其后又定居费城，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参与美国东北部正处在萌发期的左翼运动。当时大环境风云飘摇，民主党的失误成为众矢之的，主流政党外的左翼思潮处在绝对的上升期。在我所在的高校，至少有四个正式注册的激进左翼学生社团，这还不包括黑命攸关、左翼女权组织和更无政府、反建制的反法西斯（Antifa）网络。2016年大选后的一年内，几乎所有学生活动中心的左翼公共例会都人满为患，闻讯而来的学生经常要站在门外旁听。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SA）是这股年轻人热情的最大受惠者。DSA在80年代是左翼圈子中染上道德污点的“保守派”，成员以老白男居多，被讥笑是恶意利用了苏联解体后挺苏左翼的崩坏而拉起了地盘。2016年前后，DSA因为帮助桑德斯竞选，其知名度一路蹿升，开始得到主流媒体的重点关注。这种媒体关注的倾斜也开始对其他更小，往往更激进的左翼社群构成了生存困境。于是2017-18年间，大量以前隶属于别的左翼组织的老成员开始纷纷加入DSA。还记得当年组织的内部邮件组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老成员心情复杂的“辞职信”，表示虽然不喜欢DSA的“温和”立场，但是后者的规模效应可以提供更多参与工人运动和推举激进派进入竞选的资源。

同一时期，DSA在选举政治上的成功也在强化这个策略的合法性。2017年，DSA成员进入了15个州的议会和市政厅。次年，这一数字暴涨到40个州，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也在DSA的助选下成为美国国会众议员，DSA旋即成为美国左翼在国际上最著名，也最有效的宣传平台。2018-2021年，尽管遭遇疫情带来的动员困境，DSA还是保持了极强的动员能力，只用了短短三年多时间，成员数量就翻了一倍。在选举政治层面，更多的DSA候选人进入地方政治场域。2020年至少36位DSA成员在地方选举获胜，内华达的民主党几乎全部被DSA推举的成员取代。

然而，进入2022年后，战争和接踵而至的恶性通货膨胀，推着摇摇欲坠的时代划向了别的轨道，左翼组织也不可避免受到了冲击。至少在美国，加入左翼组织不再是进步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潮流，而反而背负了幼稚冲动暴力的负面刻板印象。在我的大学，一所东北部私立高校，在2017、2018年极为活跃的反法西斯网络不再有动静，跨越学系，连接学生和教职工的重要沟通渠道就这样销声匿迹。

疫情像山脉一样隔断了两代人，高年级左翼毕业了，新人完全不了解曾经的社运历史。今年学校政治社团公开辩论时，左翼组织经常缺席，即使在场的时候也很难获得台下观众的支持，倒是保守派社团人气渐旺，不仅资金雄厚，还总有一大帮学生后援团。出于好奇，我一度查阅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也就是DSA青年分部在学校的正式注册人数，结果是三人。

绝望只有在特定的时点才会构成年轻人参与左翼政治的催化剂。当经济形势变得更为糟糕，以至于威胁到了个人的基本生计，需要长期精力投入的左翼社团并不会出现在年轻人的行动列表中。比起参与每周一次的政治例会讨论，大学生们忙于在职业展会上投递着改了几十遍的简历。

观念分层和去中心下的动员难题

大环境的衰败外，以DSA为代表的左翼组织面临的困境，还来自于快速发展期出现的组织协调和代表性问题，而这恰恰是其之前成功运作期的副产品。

和任何大型组织类似，DSA同样是一个层级体系，地方分部下有区域分部，大的区域下还要继续细分。在年龄层上，青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主要吸纳低收入的学生会员，其与总部之间就政党政治产生的分歧也早已不是新闻，前者不屑于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后者则还在积极介入地方选举。

除了区域地理上的划分，DSA在过去三年不断成立新的围绕具体进步议题的委员会和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不同的入会规则。比如，各个区域都有的劳工工作组吸纳了学生、学者、工运人士和工会代表，此工作组下还有多个结合当下工运的平行项目，例如餐厅工和物流工项目。

不论立场左右，当一个缺乏资金的组织发展到全国的规模，很容易出现分化、协调和对外发言的问题。在如今已成经典的“无架构的暴政”一文中，乔·弗里曼（Jo Freeman）描绘过自己所经历的女权社群的内部压迫。不论如何放权和去中心运作，进步社群内部总会有既定的结构和某种等级秩序，运动外的公众也经常期待运动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和发言人。在这种情形下，总有成员会被推上发言人的位置，总有立场会成为所谓的官方立场。

对DSA而言，同时维持多个层级和平行实体不仅困难，更容易令外人误解。一些观察者可能也已经注意到，DSA的国际委员会并不等同于DSA，它是DSA社群内的一个分支，需要已有的正式成员单独申请才可以加入。而很多进入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本就是组织中对DSA与民主党合作，走选举策略不满的成员，这些人也往往是更追求左派理念纯洁性的成员。同时，DSA下也有更支持美国以外群众抗争运动的党团（Caucus），比如“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因此，DSA就乌克兰的声明，更应该被理解成组织内部派系分歧的产物。

另外，在成功运作的选举背后，DSA却尚未探索出有效问责机制去制约当选左翼的后续言论和实践，这在去年发酵的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争议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鲍曼是DSA于2020年开始支持的纽约16区议员，被广泛认为是左翼立法者小队（The Squad）的一员。然而，其上任后立即表现出了亲以色列的立场，支持国会对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拨款，还于当年在亲以色列的游说组织J Street支持下会见了以色列总理。面对鲍曼的“反水”，DSA内部就是否要开除鲍曼的会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内爆，有人坚持划清界限，有成员则认为需要借此进行建设性改革。也有成员指出鲍曼已经是国会最激进的黑人议员，开除他会导致DSA进一步被“洗白”。

最终，DSA的领导层，也就是被称作全国政治委员会（National Political Committee，NPC）的16人代表团决定不开除鲍曼，而这又遭致旗下关注巴勒斯坦解放的BDS工作组的强烈反对。在3月一个公开决定中，DSA领导层以传播假消息等为由，宣布解散BDS工作组，其推特账户被即刻注销，所有工作组成员不被允许进入NPC。这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大量DSA成员的抗议和其他巴勒斯坦公民组织对DSA的抵制。这场刮了大半年的组织旋风，不仅暴露出左翼内部协调共识的混乱，也加深了外界对其民主决策和执行能力的不信任。

议题的争夺与对调

本年度美国两党政治和文化战争的结构性转变，对左翼组织的动员也很不利。在罗诉韦德被推翻后不久，堕胎话题迅速被民主党操作成了一个本党必争的议题。这导致今年的美国左翼难以逃离非两党政治的绑架，对堕胎做出更交叉性的阶级视角的分析。

而日常左翼所需要高度参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议题，却是过去的一年共和党面对堕胎议题反噬而主推的。换言之，左翼和自由派的议题差异进一步拉大了，这使得前者更难直接从后者吸纳到新的成员和关注度，很多时候是在和保守派单打独斗。左翼在经济问题上和保守派的对位，也容易让其看上去与缺乏同理心的右翼互为镜像。似乎激进左翼就是一股自由派外的极端势力，道德纯洁、不懂妥协、缺乏策略又推崇暴力。

让意识形态轴线进一步模糊的还有右翼对工人阶级议题的介入。由于通货膨胀和各类工人罢工在美国的蔓延，右翼在疫情后对劳工议题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各种似是而非、极具混淆性的“挺劳工”言论层出不穷。比如在反无证移民的话题上，除了经典的“本国工人阶级遭受移民劳动力冲击”外，右翼还会提出诸如“反对移民工人，是保护TA们不被美国垄断大企业剥削”的迷惑性论断。而美国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和食品加工行业中，对非正式和季节性移工的高度依赖和残酷剥削，又似乎确实在佐证右翼的一些意图不轨的批判。或者说，进步主义一方对移民和劳工议题的浮于表面的支持，给了右翼极大的可乘之机。

事实上，哪怕是在全盛时期，左翼组织在年轻人中的渗透力都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充分。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左翼组织往往呈现区域上的聚集性，蓝州蓝城的组织多而密集，而其他小城市和城郊的网络严重不足。数据上看，YDSA在全美有130多个学生分部，但是很多分部集中在主要城市。而保守派方面，仅极端保守社团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一家就有五百多个分部之多，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对标的左翼网络与之抗衡，更别说更多半地下的社团网络。

AOC中期选举前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左翼思潮流行背后组织性的劣势。相比右翼早就成熟的从草根到全国精英的人才和资金输送网络，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和各种金钱暗流（Dark Money）的运用，左翼只在过去几年才拥有类似的动员模式，而且因为资金不足，当选的左翼候选人和之前支持TA们的左翼组织的互动，也不够频繁和密切。很多时候，左翼组织被迫不停地寻找下一个要去支持的激进派，而难以有资源维系之前的关系。

组织韧性和区域动员

然而，危机当下，左翼的工作也并未停滞。抛开DSA受损的公共形象，其旗下各分部还在进行不少有意义的区域建设和动员，可惜这些地方性的努力常常被全国性的议题所遮蔽。

今年来，DSA在很多区域和议题去中心运作上都颇有建树，很多基于特定议题的工作组也确实参与和推动了最基层的动员工作。比如，DSA餐饮工人的工作组过去一年都在深度介入全美主要城市星巴克和Chipotle门店的工会运动，很多成员直接进入了门店工作。DSA的劳工工作组成立了一个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用于帮助旗下各分部继续推动本地的劳权斗争，迄今为止已收到每年四万多刀的定额捐款。一些DSA成员也同时参与其他左翼行动网络，比如没有单一纲领的Tempest行动组。之所以这些动员工作很难被劳工运动网络外的社会成员关注，也是因为如今的服务业工人运动和制造业的大规模罢工有不同的模式。特别在组织咖啡厅和快餐店运动中，组织往往被拆分到不同的线下门店，每个门店都有特殊的劳动雇佣情况和社区支持。而单独一个门店的运动，又往往被视为规模不够，得不到主流媒体的重视。

用于支持DSA全国劳工团结基金的义卖T恤

本次中期选举，DSA芝加哥分部联合工会和其他进步组织，成功推动了州宪法承认工会权，伊利诺伊也成为美国继纽约、新泽西和密苏里外，第四个州宪法保障集体协商权的州，这使得未来的劳工权相对独立于两党政治的波动和冲击，工人运动也得以有更多的余地发展新的议题和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DSA的各个基层组织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多议题的动员。例如，普渡大学的YDSA分部面对疫情期间参与水平的下降，就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动员方式。过去两三年，YDSA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会员，大力推行委员会制度，学生会员被打散到不同的去中心小组。这有效增加了会员数，但也吸引了大量只对特定议题感兴趣，而和其他左翼场域毫无互动的成员，一个环境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可能对女权工作组的情况一无所知。同时，打散后的小组往往人手精力不足，最终虎头蛇尾无法完成项目。从2021年夏天开始，普渡大学的YDSA选择了只同时介入一到两个有资源推动的运动，并按照组织分工来运作分部。这种基层组织上的探索、拉扯和实验，在许多分部都在默默进行着。

重重危机下，坚持在努力做事的个人并没有减少太多。不论人数多寡，每个组织总会有搭便车的人，真正投入做事的人都是少数，参与的不平等似乎是个超越意识形态的困境。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浪漫主义的消退也未尝是坏事，它让人看到退潮后每个组织内谁在真正做事，谁在消费热点，谁的劳动、怎样的劳动在维持着日常的运作。

分化还是联合，美国左翼的选择和教训

疫情后，面对本地参与机会的减少，我降低了参与典型的左翼运动的频率。对我来说，和左翼运动保持一定的组织距离，也并非不再相信左翼的理念，而是对组织化的左翼运动中不断生成的内部差异、人际圈层、情感内耗和本土主义倾向表示更多的审慎。究其根本，哪怕外在政治观念一致的一群人聚在一起，TA们的身份认同、人生经历、道德标准和处事方式还可能存在极大差异。适合一起日常合作，可以一起对话聊天，和看似价值观相近的群体这三者，并不一定重合。

一位巴西左翼朋友曾与我分享过他内心的纠结：过去三年，他会经常参与美国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组织的拉美讨论。在外宣上，PSL可能是北美最挺中俄政府的斯大林主义组织，以前抗议遇到举着PSL旗帜和穿着组织T恤的队伍，我总是出于本能绕道走。但这位朋友坦言，PSL的部分分部也是唯一会经常关注巴西议题，经常接待境外拉美行动者的组织，这些活动帮忙凝聚了不少拉美左翼。在我不多的本地参与中，PSL的一些成员也总是会出现在抗议士绅化和环境种族主义运动的一线。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我确实感觉自己和这些成员站在一个阵线。就像并不是每一个科技公司雇员都支持监控社会，也并非每个组织中的左翼都无条件支持组织的官方立场。

九月初，写作了无数劳工经典读物的艾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去世。尽管投身劳工和性别运动，她对工人阶级复杂人生处境和选择的关心，使其很难被归入任何左翼激进主义传统和现实运动条线。她70年代提出的课题，特别是对美国职业管理阶层兴起的理论，过于超前于时代，以至于相关讨论直到2016年大选后才被人拾起并广泛传播。很多左翼并没有和时代同频的奢侈，这其中大量是拥有多重边缘身份的个体，TA们对左翼政治的关注常常还夹杂着更复杂的，难以被目前运动组织共情和消化的维度，这也使得TA们更多在组织外围以独立的身份介入社会议题。在美国中心的运动结构里，苦难之间不仅不相通，还得按照等级编排次序。

这也不仅仅是美国左翼的问题。比如在巴西，左翼运动一样面临着无法容纳更多种族、性别、国别维度的困境。在被两党政治和高压政治所裹挟的地区，左翼要积蓄动力就似乎不得不做更多妥协，努力不割席和求同存异。那些不愿意妥协的边缘左翼，在这个过程中则慢慢被甩出正式的组织。在多重边缘中，个体总会面临更多的道德和实践困境：究竟是彻底斩断联系、独善其身，还是要在矛盾性中努力摆放自己，在不完美的运动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也是流动的，取决于每一个当下情境中的个人状况。那些曾在左翼运动中获益、成长、燃尽和受到伤害的人，也会把这些并不美好的反思带到其他斗争场景中去。有人在更小的本地组织做事，有人参与离散社群的活动，有人不依赖组织做行动，当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接触的社群逐步多元，也就不再需要左翼这个伞式标签来巩固运动中的认同，不再需要把自己绑在一艘大部分成员并不决定航线的轮船上。2016年后，美国分散的左翼力量因为DSA而聚拢起来，而如今，运动中的少数群体开始重新思考战略战术和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而TA们的选择才是决定未来激进政治的中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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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战争：美国堕胎权的社会运动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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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众早已有了心理预期，连各地的游行也已经提前宣布过时间地点，美国最高法废除罗诉韦德案的决定，还是在过去一周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冲击。作为全世界女权和性别解放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堕胎权从未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存在，它的倒退动摇了司法中立的根基，也在美国进步运动中再次撕开一个裂口，让我们得以再次窥见反堕胎运动背后的恐怖实力。在六月末游行的队列中，民众们高举着最高法院法官托马斯的头像加以诅咒，但更多人也意识到，最高法不是一个孤立的、隔绝民意的保守派小圈子，它背后是整个美国保守主义机器的合力，展露着草根运动通过中介组织向最高权力机关不断输血造势的能量。 

堕胎议题的党派化

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堕胎完全不是一个党派化的议题。一些有宗教背景的民权运动人士会反对堕胎，而反过来一些保守派人士可能会支持堕胎。七十年代初，纽约州主要推动和反对堕胎自由化的官员都是共和党人，民主党内部也撕裂严重。而民主党内则有很多其他经济文化立场较为激进，但反堕胎的天主教徒。在罗诉韦德案前，天主教徒的身份也被认为是决定堕胎立场最重要的因素，普通清教徒一般会选择支持堕胎。 

1973年后，由于当时的整体社会舆论并非一边倒支持堕胎，在保守主义者心目中，这是一小撮进步主义者不顾传统主义的主流民意，裹挟了美国政权来推动了自己的激进议程。于是，松散的右翼需要联合起来守卫岌岌可危的国家，需要通过议题重组的方式来建立反堕胎的统一战线。60年代以来，广泛的民权斗争已经让尼克松得以动员起其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罗诉韦德案终于成为这些保守力量集结的号角。自1972年开始，预料到罗诉韦德将通过，反堕胎机构在全国的地标周围展开了游行示威，并用寄送葬礼花圈等行为艺术威胁支持堕胎的地方官员。这和如今的社会状况形成了诡异的倒置，从进步派的视角看，同样是一群早就失去主流民意支持的保守派控制了国家机器。 

不过，这种统一战线的重组不是一蹴而就的。晚至1976年，隶属于政治福音派的美南浸信会还公开宣称支持堕胎，理由是“凡天主教徒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一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在整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叶前，支持堕胎的共和党人比例反而比民主党人要高，这个趋势要到1988年才扭转，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晚得多。要到了里根任下，天主教徒才大量皈依共和党，共和党内的其他宗教人士则开始转向支持限制堕胎。直到那时，人们今日熟悉的“宗教右翼”才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政治联盟。堕胎议题的政党化也是民主党持续划界的结果。九十年代开始，特别凯西诉计划生育诊所后，高院修改了堕胎限制但是重申了堕胎权，民主党也开始彻底拒绝反堕胎者参与核心党派活动。 

历史的悖论在于，恰恰是因为美国社会整体观念的进步，让堕胎真正与性别解放挂钩，它才逐步分野成为一个党派化的议题。保守派和其内部更极端的右翼条线，才得以拉开整个反堕胎的运动大幕。 

反堕胎运动的直接行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反堕胎运动一直以强悍激进的街头诊所抗议（clinic front activism） 而为人所知。在非暴力一端，右翼激进分子们会用身体和标语牌阻塞去堕胎诊所的路和大门，在诊所门口散发反堕胎传单，或是对提供堕胎服务的工作人员和试图进入机构的客户进行劝说和警告。在暴力的一侧，右翼行动者采取入室破坏、炸弹威胁、化学武器、器械攻击、跟踪绑架的方式制造恐慌。1977年到2015年，反堕胎人士共谋杀了8位医务工作者，制造了42起爆炸，186次纵火。

80年代主要的反堕胎组织之一“救援行动”（Operation Rescue）的口号充满着预兆性政治的意味：“如果你认为堕胎是谋杀，那就按照这是谋杀来实施行动”。“救援行动”擅长借用民权运动时期公开静坐的方式包抄诊所，禁止任何人进出，以逼停其营业。80年代中下旬，“救援行动”经常故意冲撞诊所和其他大型集会，导致大批成员被捕，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媒体的关注。当时还有很多独立的地方性组织以“救援行动”的名义自行发动抗议。以“西部救援行动”自称的组织在1988和1989年两年间，就组织了近400次诊所围堵行动。换言之，2000年后才为无政府主义阵营所推崇的“直接行动”、“去中心”话语和策略，在当时的反堕胎运动中就有极致的体现。 

面对右翼激进的街头战术，进步派们却走了并不那么高明的一步：他们试图通过立法手段来给右翼施加行动限制。比如以全国妇女组织（NOW）为代表的自由派利用了联邦的反敲诈勒索法案（Anti-racketeering Act），试图让法律禁止捣乱的右翼人士进入诊所范围。右翼当然不甘示弱，以万能的言论自由为依据，拒不执行命令和反向诉讼。最终，无数的案件雪花片一样被打到了最高法。 

1993年，妇科医生戴维·冈恩被反堕胎分子在他佛罗里达的诊所外枪杀，克林顿政府于次年通过了法案禁止围堵医疗机构，但其他抗议行为依然被允许。2000年，在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中，自由派主导的最高法终于以6比3认定，任何人处在包含堕胎诊所在内的任何医疗机构附近时，不能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其周边的八英尺范围内进行抗议、教育、分发资料和咨询。这个判例禁止了任何超近距离的街头诊所抗议，较有效地遏制了右翼通过激进街头战争的方式传播运动理念。但这一刻距离反堕胎运动集结已经至少过去了二十年，右翼已经通过诊所动员积累了大量进步派未能获取的经验，也为他们之后行动的变体打下了基础。右翼的诊所动员也并未销声匿迹，过去20年，他们不停在各州发动草根动员，试图让高法推翻希尔诉科罗拉多州案。2014年，在麦克库伦诉考克利一案中，最高法9-0判决马萨诸塞州计划生育诊所外强制设立抗议缓冲区（protest buffer zone）违宪，宣告了右翼街头诊所策略的复燃。过去两年由于疫情，堕胎诊所外护送病人、报告暴力行径的志愿者人数有所减少，这也导致2021年诊所暴力出现了剧烈反弹。 

新泽西一家诊所外的反堕胎人士和诊所护送志愿者，点击查看更多图片

进步派与宗教右翼的运动，经常互相作用与影响。如果说在种族、移民等别的社会运动领域，保守主义者经常采用反应性（reactionary）的动员，即以反对进步主义为纲领，那在堕胎领域，进步和保守的轴线是颠倒的，是宗教保守主义者在主动出击吸纳有生力量，包括年轻人的参与。在已经成为社会运动领域经典读物的《生命权运动家的生成》中，社会学者齐亚德·蒙森（Ziad Munson）展示了反堕胎运动的动员过程是如何一步步强化年轻人的保守立场的。高密度的社群活动，基于关系的一对一邀请和说服，让年轻大学生更容易加入反堕胎而非堕胎权的阵营。在作者接触到的反堕胎行动者中，绝大部分人在接触这个运动的时候，并没有强烈的反堕胎立场，甚至大都是支持堕胎权的。 

正如政治学者约书亚·威尔森（Joshua C Wilson）所总结的，堕胎权利运动一直以来都被保守派牵着鼻子走而处在被动防守的位置上，未能提出清晰的社会运动诉求。拿抗议缓冲区作为例子，主流自由派在坚持缓冲区立法合理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在自缚手脚，限制了进步阵营还击右翼极端行为的能力。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组织也一直反对采用抗议缓冲区来保护堕胎诊所，这使得堕胎权运动内部分裂更甚。 

我们从未进步过？

罗诉韦德案掀起的司法争议，也弱化了其他因素对怀孕个体堕胎自由的削弱。如果我们去检视美国过去十到二十年堕胎服务提供者遭遇的危机，就会发现把目前的司法倒退看作唯一的文化战争分水岭是极为不合适的。 

有研究估计，全国堕胎权下放到各州后，大概会有四分之一的计划生育诊所要被迫关闭。但堕胎服务下行的趋势，其实是过去几十年的常态。在美国主要有三类机构提供堕胎服务：私人堕胎诊所、计划生育诊所和普通医院，其中近六成的堕胎是在私人诊所进行，三成多在计划生育诊所，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在普通医院。根据非政府组织堕胎关怀网络（Abortion Care Network）的统计，2012年到2020年，私人堕胎诊所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堕胎服务机构关闭也不仅发生在保守州。比如俄勒冈是美国堕胎政策最为自由友好的地区之一，2017年的生育健康平等法案专门确立堕胎权和免费堕胎服务，但是自80年代以来，州内堕胎机构数量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 

与堕胎诊所缩减并行的，则是全国性反堕胎医疗机构，往往自称怀孕危机中心（Crisis Pregnancy Center，CPC）的地毯式扩张（点击此处查看数据库）。截止2020年，全美范围至少有2500多家CPC，它们往往由各个族裔的宗教保守派创办，而最集中的创建时间恰恰是九十年代甚至两千年之后。这些危机中心在官网上一般不会表露自己的宗教背景，营造出一种能为意外怀孕的低收入妇女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形象。由于财政实力雄厚，他们也确实可以提供免费咨询热线、婴儿尿布、超声检查、专车接送等服务。等客户抵达诊所寻求帮助，员工会大肆宣扬堕胎的不良后果，恐吓客户一旦堕胎就容易得乳腺癌，抑郁症，终生不育和猝死。 

除了从富裕宗教人士和保守派基金会获得援助外，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堕胎医疗机构还有不少“创新”的经费来源。多方媒体智库的深度报道显示，至少有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歇根等十个州政府打着支持贫困妇女的旗号，挪用联邦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来赞助所谓的“堕胎另类选择（A2A）”项目，而这些项目一般外包给CPC来运营。最著名的A2A项目“真正的替代选择（Real Alternatives）”源于宾州，使用TANF经费来劝阻意外怀孕的妇女堕胎，目前已经成为跨州的反堕胎资金网络。而宾州也是最早挪用扶贫基金用作反堕胎宣传的州，相关的操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 

另一块经费则是在州法律的允许下，售卖“选择生命”定制车牌的利润。“生命肯定”、“选择生命”等是经典的反堕胎标语。2000年，在保守派组织“选择生命”的政治操作下，佛罗里达成为第一个允许销售此类车牌的州。此后，“选择生命”不断炮制相似操作，截止2019年底，全美共有33个州可以购买反堕胎车牌，还有很多州正在等待上线，而每个地区都有单独的募款和行动小组。机构表示仅仅通过车牌就已经获得2800万美金资助。反观堕胎权一方，目前只有四个州有“支持选择”，也就是支持堕胎的定制车牌，且销售业绩不佳。

佛罗里达州的“支持生命”车牌模版 

相比因为新冠疫情而陷入财政紧张的堕胎诊所，CPC数量近些年来稳中有升。纽约时报的多次深度调查就发现，对于美国亚裔外的大部分少数族裔来说，她们住址附近怀孕危机中心数量都超过了计划生育诊所。即使在自由化程度极高的纽约州，这些反堕胎诊所的数量也超过了堕胎诊所的数量。 

除去交通住宿和诊所内的花费，堕胎还包含一系列的医保不涵盖的隐形成本。计划生育诊所和私人诊所稀少，预约等待时间较久，医疗人员工作负担重，服务态度差，周边无配套日托中心等因素，也是一些没有医保的工人阶级女性选择去怀孕危机中心碰运气的原因。讽刺的是，在笔者所在的美国费城，市内怀孕危机中心的谷歌评分要显著高于其他堕胎诊所。因此，即使在法律得到承认的年代，即使在传统上所谓的蓝州蓝城，工人阶级少数族裔能够免费低价获得堕胎服务依然是一种奢侈。 

并线的文化战争

很多分析及时地指出，高院对堕胎权力的打压背后是全面的文化战争，试图以法律原教旨主义驳回已有的一切靠隐私权得以成立的平等法案，特别是同性婚姻。一个保守化的高院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保守派法律精英培养体系。以联邦党人学会为主导的保守派法律人圈子自80年代至今向地方和最高法输送了无数的法律精英，包括现任的六位高院法官。前任大法官斯卡利亚也为无数案件撰写过反堕胎的意见书，其生前一度表示自己非常看重联邦党人学会成员对自己从业的看法，包括这些成员们怎么在午餐会中谈论自己。 

诞生于耶鲁哈佛芝加哥法学院的联邦党人学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在美国高校中有超强的渗透力，有法学院的高校基本都有其学生分部，为学生提供社交活动、实习机会和职业生涯发展建议。其学生组织和从业律师组织网络是动员结构中最重要的社群，是法律学生向保守司法精英步步进阶过程中的两类中介机构。 

在州级地方层面，对跨性别权利的打击方式，越来越接近反堕胎运动的模式。出台反跨性别和反堕胎法案的州高度重合，为跨性别群体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和诊所受到频繁威胁。那些同时支持跨性别和非二元堕胎权的堕胎诊所则受到了两面夹击。在诊所动员的策略上，反跨运动也在复制反堕胎运动的经验。比如反堕胎运动常常会把支持堕胎的诊所和医生照片挂在网站上方便人骚扰，这也是延续自90年代右翼分子把堕胎医生照片贴在街头的策略。如今，反跨运动家同样收集了全美境内的跨性别诊所和从业人员信息，并做成了地图可视化项目。 

从全国到地方层面的新右翼最为关注的，恰恰是文化宗教维度上的保守主义。反而在经济和劳工层面，右翼会和传统的左派有更多共识。左右的分歧从是否支持普通工人的权益，转变成支持哪种身份群体的劳工权益。贫困妇女、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的经济权益需要被牺牲，来增加白人男性工人阶级的福利。 

这也呼应了为何如今的极端右翼组织越来越多出现在线下性别运动的现场。6月初，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爱国者前线”（Patroit Front）的三十多位成员在全副武装后，从十多个州赶到爱达华州试图攻击当地的年度酷儿骄傲游行。同期，“骄傲男孩”则在加州阿拉米达县骚扰了一次跨性别青少年的活动。在这些极端右翼看来，只有传统白人家庭的价值才能维系美国的国际地位，“强大的家庭造就强大的国家”也成为抗议里常用的右翼口号。支持持枪的极端右翼往往囤积大量军火，给手无寸铁的进步派集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 

重拾堕胎的社会运动维度

由于罗诉韦德案的奠基性地位和其与隐私权略微牵强的勾连，美国关于堕胎的讨论，相当强调法理和程序性，也不太汲取别国的经验，这与东欧和拉美通过街头运动和跨国网络争取文化改变的模式截然不同。比如在墨西哥，不仅有相当多的女性诉诸于非正规堕胎渠道，在部分地区堕胎逐步合法，国家层面堕胎非罪化后，女权运动家们也一直在用街头宣传、客厅会议等多样化的方式，推动普通人观念的更新。而在阿根廷，多年的性别运动推动下，2020年国会终于通过了堕胎自由化的法案，而且是以尊重女性和性少数生殖自由的方式定义堕胎行为，比美国的司法判例更进步。 

六月在美国多地爆发的示威游行，号召参与者选择绿色着装，也是受到阿根廷堕胎抗议的启发。2003年，阿根廷的“全国合法、安全、免费堕胎运动”（the Campaña Nacional por el Derecho al Aborto）借鉴了70年代“五月广场母亲”运动中白丝巾的传统，将白色改成绿色象征健康与希望，这个抗议标志很快传遍了拉美的女权运动。目前，全世界主要地区的堕胎权运动，都已经采用绿色作为象征颜色。在罗伊诉韦德废除消息走漏的时候，就有美国的运动家指出，自己应当放下资本主义帝国中心的傲慢，更多学习拉美等地水滴石穿的运动经验。目前，经历新一次左翼粉红浪潮的拉美，也是全世界堕胎权进步最快的地区。2022年初，哥伦比亚的堕胎权也有了质的飞跃。 

一个逐步极端化的共和党，已经再次把争取堕胎的运动拖入了草根动员和街头战争。一部分左翼正在将堕胎权的斗争和更广泛的种族解放联系起来。美国历史上曾以优生学的借口强制绝育少数族裔和原住民女性，而保守主义也经常利用这种堕胎和种族主义藕断丝连的关系。反堕胎人士声称为了保护弱势黑人的生育率和家庭，自由堕胎不能被允许。然而，历史的另一面也同样鲜明。奴隶制时期，黑人女性通过堕胎甚至杀婴来不让后代继续受到奴役，就是一种绝望中弱者的反抗。而19世纪中叶有记录最早的一波反堕胎运动，就是关于如何提升白人女性低迷的生育率。文化战争背后的种族根源决定了只要精准划定狗哨的范围，堕胎和反堕胎，避孕和反避孕势力就是同根同源的白人至上。尽管过去十年美国的反堕胎运动一直都很注意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做名义上的切割，但煽动白人种族被有色人种替代的“大置换”阴谋论，一直都是其运作的暗线。 

另一些左翼则已经加入对等的线下游击战。六月至今，全国多地的怀孕危机中心都遭到涂鸦和砸窗等骚扰，部分地区的警车被破坏，主干道被路障阻断。线下伏击难以达成建设性的教育，但却带来痛苦的警示：这场持续的文化战争中，没有绝对安全和性别友善的蓝州蓝城和蓝色堡垒，每一个社区都值得去好好动员和捍卫，资源丰富的社区也需要持续扩大根基，来应对未来每一次政治灾难。除了推动堕胎权在全国真正获得独立立法，堕胎权的街头运动导向，也是独立而不可被耽误的维度。 

参考文献： 

Fetner, Tina. 2008. How the Religious Right Shaped Lesbian and Gay Activ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ollis-Brusky, Amanda. 2015. Ideas with Consequences: The Federalist Society and the 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wis, Andrew R. 2017. The Rights Turn in Conservative Christian Politics: How Abortion Transformed the Culture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nson, Ziad W. 2009. The Making of Pro-Life Activists: How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Work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de, Melissa J. 2019. Birth Control Battles: How Race and Class Divided American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son, Joshua C. 2013. The Street Politics of Abortion: Speech, Violence, and America’s Culture War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Law Books. 

Ziegler, Mary. 2015. After Roe: The Lost History of the Abortion Deba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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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山后美国右翼的暗流与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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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2年4月名利场杂志的一次采访中，被誉为黑暗启蒙运动NRx的创始人Curtis Yarvin总结到，“自由主义的最大基石是相信无法阻挡的进步趋势，而我反对的恰恰是此”。在沉寂一段时日后，Yarvin在疫情后重新站上了激进右翼哲学向导的位置。2021年至今，写作《乡下人的悲歌》的J.D Vance已经一路右转扶摇直上，成为家乡俄亥俄州参议员预选的赢家，而他五年前抨击的Trump则转而成为了竞选盟友。同时，指责觉醒主义（wokism）为“邪教”，又自诩为自由派和中间派的保守派John McWhorter，还在纽约时报上孜孜不倦地更新专栏，他用非裔的身份为自己争取到很多论述空间。台面上行动的背后，以Yarvin门徒Peter Thiel为代表的硅谷保守派金童们则继续发挥着财政中枢的作用，为高校右翼在资金上输血造势。 

自从媒体和公众频繁关注到美国的“另类右翼”、“极端右翼”，“激进右翼”、“新新右翼”现象，已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分析也不再把共和党看作一个自成体系的党派，而是视为一场团结了各条线右翼的社会运动。美国不同的右翼保守主义力量，尽管存在内部冲突和斗争，谁都无法单独作为右翼的发言人，他们却都是美国右翼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伯克利、夏洛茨维尔、反封锁抗议、QAnon、国会山暴力等标志性事件和动员的洗礼，在2022年中回望已有的组织积淀，这波沿袭自60年代新保守主义与里根新右翼资源的新兴右翼势力，已经从亚文化小树苗长成了屹立在文化战争潮头的苍天大树。更关键的是，这颗巨大的树冠下开始容纳越来越多的观念旁枝和寄生物，使之在巨大的进步主义冲击下不仅得以幸存自保，还能不断吸纳新的信众。正是这种看似破碎的网络，赋予了这场运动组织上的韧性。 

激进右翼行动网络的复苏

2021年初震惊全球的国会山暴动后，美国极端右翼承受了铺天盖地的公众谴责和媒体声浪。然而拨开这些舆论的迷雾，我们会发现极端右翼并未因此付出太大的司法和组织性代价。 

对国会山暴动的审理已经陆陆续续进行了一年多。截止2022年初，已有700多人有被捕经历。然而与被捕规模相比，后期真正被判决有刑期的人数只占到80多，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在监狱服刑。依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倾向于给出一个比检察官推荐更低的刑期。在监狱服刑人中，刑期中位数仅仅是45天，最长是Robert Palmer的63个月，著名的QAnon牛角帽萨满Jake Angeli被判41个月，这与很多不得不在监狱度过一生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呼应。 

也正是因为有限的法律后果，激进右翼在网络层面并未受到严重打击。根据反诽谤联盟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激进右翼的线下行动频率虽然较之2020年有所缓和，但依然维持在高位，也远高于2020年以前的所有年份。 

极右翼的游击战术使得幕后的人员网络可以藏匿在团体外壳内，随时金蝉脱壳。例如，新纳粹组织Identity Evropa（后称American Identity Movement）于2020年末解散后，核心成员转而加入Patriot Front、National Justice Party (NJP) 、America First等替代性组织。即使经历国会山暴动后的打压，Patriot Front依然是极端右翼的中坚力量，擅长用线下快闪的方式破坏进步运动的宣传，而这种快闪模式一度是Identity Evropa的标配。NJP是2020年新成立的组织，集合了许多参与2017年夏洛茨维尔集会的行动骨干。Tony Hovater，已经解散的Traditionalist Worker Party的创始元老之一，成为了NJP的二把手。夏洛茨维尔后元气大伤的The Rise Above Movement则分裂出一个媒体小分队，现在成了NJP活动的宣传员。相较于向左翼学习运动策略，如今的极右翼已经进入了自我互相借鉴的阶段，解散的组织将经验继续传递到新一代行动者。 

费城被Patriot Front宣传完全覆盖的BLM壁画，相关报道

对极右翼组织再生更有指标意义的，是年轻右翼主播Nick Fuentes主导的America First运动及其松散的白人至上网络Groyper Army。2021年，极右翼武装组织Proud Boys成员数量和凝聚力因为政治审查暂时陷入过低谷，Groyper Army的参与者却在稳步上升，吸引了包括Identity Evropa前负责人Patrick Casey的支持。2020年，Fuentes组织了第一届America First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AFPAC)，创造主流保守派年会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CPAC) 外的另类选择。参与了国会山集会并发表演讲的Fuentes也并未受到法律制裁，得以在最近一年继续运营其网络。AFPAC于今年2月举行了由社交平台Gab资助的第三届年会，有一千多名参会者，2016年以来活跃在公共舞台的极右翼们几乎悉数到场。 

AFPAC是Fuentes与川普保守派交恶的直接产物，前者和Groyper Army也常常在公开场合挑衅他们称之为“伪右派”的川普主义组织，尤其Turning Point USA不够“美国优先”和反犹反黑。激进右翼出现这类激进左翼圈内更常见的分化，反向证明了右翼网络的成熟，每一条线都可以独立运作，内部分歧不再是秘而不宣的丑闻。 

美国优先运动的激进立场也让Charlie Kirk领衔的Turning Point USA（TPUSA）看起来温和理性，从而得以有效地强化自己在各大校园的统治力。目前，在保守基金会和石化行业支持下，迅速扩张的TPUSA在全美1400多所大学和高中都建立了正式分部，拥有25万名学生会员，一些校园不集中的地区则组建了区域行动中心，进行社区招募工作。基于其对中学校园的渗透力，TPUSA成为目前文化战争中的关键组织，为不满教科书和学区负责人学校的家长们提供可操作的行动工具包。复制几年前Professor Watchlist的思路，TPUSA创立了School Board Watchlist网站，公布美国各个学区采纳反种族主义课程的情况和所有负责成员的联系方式，多位代表因此收到持续的人身威胁。 

校园右翼的重要旗手Nate Hochman讲述自己从觉醒主义转向右翼的心路历程中提到，自由主义的校园氛围压抑而不允许真正重要的辩论，而他刚对保守主义产生兴趣，就有联系人前来招募他进入运动的核心。在很短的时间内，Hochman就得以参加重要的保守派会议，和他仰慕的右翼偶像和同龄人见面，这种右翼社群的团结感是他在进步社群从未体验到的。这并不意味着进步主义一方做的不够，而更多体现了右翼高校网络的特点，看似低调边缘，实则掌握着巨大的资金和制度支持，能分到每个参与者更多的机遇。 

TPUSA这类未被定性成仇恨组织的团体在保守派文化战争中的影响力，也反过来让更极端的右翼组织得以更快潜入社区。在短暂的沉寂后，Proud Boys和Three Percenters，两个主要极右武装组织的成员在2021年末开始重新活动，在威斯康星、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等地的学区中参与抗议和选举。 

泛右翼媒体网络的展露

如果说线下组织层面上的游击保证了动员核心不被触动，那么媒体空间泛右翼思潮的传播则呈现出四面开花的态势。在另类右翼刚刚崭露头角的阶段，右翼发言人们往往聚集在一些专门的右翼社群网络，比如社交网站Gab和Parler、视频网站Rumble、Telegram和Discord群组、私人架设网站、广播电台、暗网等等。由于推特为主导的大平台围剿，很多右翼账户还不得不四处流亡和使用加密货币。在这个阶段，激进右翼往往需要通过线上游戏，死亡金属等亚文化文化渠道来招募到感兴趣的年轻受众，再引导其吞下“红药丸”进入右翼的媒体宇宙。 

然而，近两年互联网平台环境的改变，为右翼创造了占领舆论的新契机。首先，音频播客平台的崛起带火了一大批右翼节目。和往年分布式，依赖于超链接和口口相传的频道节目不同，如今的大小右翼播客同时在Spotify、苹果谷歌、Castbox等主要平台上线，比以往更容易吸引到立场摇摆的围观群众。2022年初针对Spotify平台上The Joe Rogan Experience包含假新闻的争议，进一步成为了右翼抵制取消文化的号角。最终，Spotify选择了不下架节目，与极右翼有更直接联系的节目也一直都能正常收听。 

这些播客的发起人们善于互相引流，并推荐播客平台外的右翼账号。过去一年成为Fox做上宾的匿名账户Libs of TikTok（后来被爆出是房产经纪人Chaya Raichik）就是靠播客右翼们的推荐起家。毫不夸张地说，右翼保守派播客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完整的小星系，从公然叫板左翼的America First With Sebastian Gorka，到访谈类节目Jack Murphy Live，再到科技与哲学导向的Other Life，都有着各自稳定的拥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Substack为代表的订阅式平台的影响。Substack支持独立写作者以邮件订阅的方式定期推送内容给读者，读者也可选择不订阅直接查看和评论博客，其按月付费模式为博主和小说家提供了新的财力支持。疫情以来Substack已经吸引了超过一百万付费用户，大有复兴博客写作的势头。2020年末开始，大量保守派、新右翼和反疫苗人士瞅准风口加入Substack，平台相对宽松的内容审查也使得相关频道得以快速积累人气。例如，黑人保守派知识分子Glenn Loury的谈话节目一直是右翼集结的大本营，Amy Wax和Jordon Peterson都是节目的常客。Loury节目开设Substack后，几乎每条节目文字更新都能引发热烈的讨论。被看作哲学灯塔型人物的Curtis Yarvin在2020年中以Gray Mirror的名字开设了Substack专栏，他好几篇博文已经被视作是新右翼的宣言。4月末，Libs of TikTok也宣布入驻Substack，表示将为读者提供付费的精品内容。 

这种邮件订阅宣传的复兴，不得不令人联想到50年代以来右翼早就轻车熟路的直邮策略（Direct Mail Strategy）。1970年代中期美国竞选法修订，大额捐款限制增加，被誉为政治直邮创始人的Richard Viguerie利用自己的咨询公司创建了巨大的潜在保守派散客数据库，通过定期大规模发送恐慌性信件，有效获得捐款辅助了里根竞选。如今右翼对邮件列表的执着，是类似的小额定向捐助思路，也是和自身优势传播项目的完美对接。 

根深蒂固的家庭与宗教保守主义

美国的右翼运动在成功的议题企业家操作外，还仰赖于日益宽广的群众基础。用“宽广”来形容，是不仅仅指代数量上的优势，更是群众背景的越发多元化，管理层与工人阶级，移民与少数族裔，世俗与宗教社群，工厂与科技公司中都有保守主义的拥趸。 

2021年以来，由于餐饮等服务业的严重人员短缺，劳工在集体谈判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从医护罢工到部分亚马逊仓库工会的组建，劳权行动的总体趋势向好。但罢工势头的强劲，并不自然转向运动参与者对各个进步主义维度的支持。与皮凯蒂笔下的婆罗门左翼群体相对的，是近世代工人阶级右翼的涌现，那些在本土维度上支持自身工人族群权利，却在其他跨国和文化维度上趋向保守的工人阶级群体。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美国的企业家、职业管理层和劳工阶级都是最保守的群体。社会学者曾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发现，美国工人阶级对经济再分配的支持度还不如欧洲的企业家。在文化上，美国的移民群体也更容易恪守传统家庭观念，导致移民工人哪怕在经济上支持再分配，也容易在文化维度上倒戈向保守派。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高达两成的工人阶级持有文化保守主义观念，其中移民和少数族裔工人的比较很高。 

宗教和家庭保守主义为美国的右翼运动保存着最后的精神火种。正如历史社会学者Melinda Cooper所勾勒的，特朗普主义代表的与其说是被损害的工人阶级，不如说是美国二战之后家庭保守主义的再现。家庭保守主义所要捍卫的是异性恋家族维系的小农场或小企业精神，其对立面是有上市大企业撑腰的进步派多元觉醒文化。在Yarvin借用开源软件术语的政治理论中，多元主义是一种伪装成去中心意见市场（巴扎）的中心化暴政（大教堂），也只能通过根本性的政权改变加以推翻。小微企业和巨兽型资本不啻为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内战，而前者选择了以激进反建制的面目出现。 

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迥异立场，也解释了为何激进右翼的论述似乎颇为维护至少是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其讽刺其知行不一，不如说它只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工人阶级主体性想象。按照Cooper的总结，家庭保守主义心目中的理想“工人”和小企业主的形象差距并不大，他应该是一位自给自足，得以养活核心家庭的男性小创业者，比如有自有车辆的长途司机。他不是福特制下拿着大企业工资的工人，当然也不存在工会一说。这倒是与零工平台对旗下工人的描绘如出一辙。事实上，对硅谷等科技大公司的关注可能扭曲了公众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认知，Cooper指出即使在当下，美国的建筑行业都依然由家族企业、裙带关系和无数外包工所主导，这些被压榨却看上去独立盈亏的外包工人，可能才是激进右翼所维护的工人原型。 

这种经济层面维护和复归传统白人核心家庭的动力，也部分呼应了如火如荼的文化战争中跨性别议题的核心位置。跨性别友好的教材被视作批判种族理论的毒瘤，维护酷儿孩子的家长和老师被反复骚扰威胁。维护传统的性别角色背后是对特定经济模式的拥护，只有白人女性的性别角色继续被锁定在家庭，对女性身体劳动的无偿榨取才可以持续为小企业资本主义的运转提供动力。工作的单身黑人女性，多元成家的少数族裔酷儿都是对这一模式的巨大威胁，经济模式和性别、种族的文化战争永远搅合在一起。 

与家庭保守主义复兴一体两面的是宗教右翼话语的进击。受2020年疫情影响，很多州暂时关闭了室内宗教集会场所，没想到反向刺激了保守基督教运动的滋长。很多宗教右翼组织的集会转向户外，创造出更多露天祈祷的仪式。在国会山的暴力开始之前，游行集会是由一场公开祷告开始的。到今年国会山一周年的时候，右翼组织在集会中为入狱的“政治犯”祈祷，极大提升了动员的可见度。无独有偶，American First运动也将自己打造成白人保守基督徒们的互助网络，而高校右翼组织中的基督天主教徒也越来越多。右翼宗教仪式也具备了跨境传输的能力，在年初加拿大卡车司机的反疫苗抗议中，同样出现了宗教色彩浓厚的抗议剧码。

翻转的轴线：左翼与保守主义的纠缠

右翼所能团结的对象甚至已经超越了保守派的范畴，而扩大到在任何维度上持有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体。个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倾向不一致本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虽说传统上，宗教信仰和右翼政治形态走得更近，世俗化更可能是左翼和自由派的标签，但基于美国2016年的数据却发现，政治和宗教立场一致的情况只发生在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中。然而，之前对意识形态光谱不一致所做的分析，本身就预设了何为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标准，将那些不符合传统左右认知的观念强行归类或者解释成逻辑缺陷。 

随着局部战争与新冷战的蔓延，政治的光谱已经被进一步打乱。自成一体的左右意识形态外，本土和国际，保护和自由的维度变得更为关键，甚至超越了左右分歧的重要性，所有的立场都要附上社群和地理的边界才能挑明争端。这种意识形态光谱的翻转和重构，也催生了更多以往难以想象的跨光谱联姻。3月底，自称为劳工民粹主义的左翼和宗教保守主义者联合推出了以“激进主义”为主旨的期刊Compact，试图将反自由主义凝成一股麻绳，但结果却是无限放大了排外仇女恐跨的呼声。究其根本，正义的路径和维度是更狭窄的，当左翼试图和敌人寻找共识，被吞噬的永远是自己。 

当然，并非所有左翼都愿意栖身在宗教保守主义的帐篷下为自己的反建制观念鼓与呼，但Compact的推出和其激起的社会讨论本身，也在打薄已有的进步运动根基。进步主义运动一度建立在激进左翼必须与自由派策略性合作的前提之下，而这个基于以往社运动员经验的前提正在迅速自我瓦解。渐渐的，传统左翼发现自己才是光谱上最孤独的缝合怪，周围的战友们皆在离自己而去。 

俄乌战争下大量避重就轻的西方“左翼”，则让已经混沌的意识形态斗争又多了新的裂隙。聚集了大量美国左翼年轻人的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在发布谴责北约不谴责俄罗斯的官方声明后，不仅激怒了自由派，也失去了越来越多乌克兰和全球南方左翼的支持。关于何为战争下正义立场的争论又引发新一轮左翼内部的站队和争论，进一步耗尽了本就不多的动员能力。 

在错乱的版图里，右翼也得以继续吸纳中间的孔隙与模糊地带。在四月末的一篇博客里，Yarvin提出了称之为“深层右翼”（Deep Right）的概念试图取代“新右翼”（New Right），因为它“听上去不那么高调，略微积极又带点危险，与深层政府（Deep State）互为镜像，听上去有点意思又不弯弯绕绕。”从“另类”到现在的“深层”，概念的刷新也是在同样的内核之上创造更多模糊地带的手段。等人们带着好奇前来溯源新概念的生成，动员的队列早已经行进了好远。

[gravitysworm]

游戏零工：没有游戏，不似零工

两年前给多数派写过类似的题目，这篇侧重点不同，材料也更齐全一些。端传媒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220-game-on-labor/

越是传统工作瓦解的年代，靠打游戏赚钱越是个诱惑人的口号。过去两年，作为学术流水工，出于对主流职业路径的怀疑，也为了弥补青少年时期因为阶层性别地域等限制而被剥夺的游戏时间，我把中国通过玩游戏赚钱的各类零工：代练、打金、私服、直播、短视频、陪玩、租号、卖号、博彩等做成了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 

依托社交网游的庞大积淀和高度管制下暗流汹涌的灰黑产业，中国是全球游戏零工名副其实的地表中心。近两年，《堡垒之夜》的火热和疫情的居家办公效应也盘活了欧美的网游市场，Discord上组建起各类提供陪玩代练交易的电竞公会，E-pal等游戏陪玩平台也慢慢涌现，但其顾客多为离散亚裔社群，劳工数量也无法与中国市场匹敌。根据各大平台发布的用户数据测算，中国的游戏零工群体少说也有六七百万，不输于外卖、快递、网约车等平台经济的劳工规模。但虚拟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中产阶级同情心的缩水，游戏和灰色经济的属性又让劳动权益问题似乎无从着眼。已有的从反996到工作时间表的中国技术工人反抗话语，国境线外游戏开发者的工会运动，往往基于争取稳定工作时间的诉求，也与游戏零工的工作体验难以对接。 

游戏零工似乎站在了一个微妙的路径分叉上，一边是新经济下制造算法产品的创意劳动，一头是算法垄断的平台资本主义。游戏零工既不那么接近游戏，也不像普通的零工，ta们更像那些失业的人、打黑工的人、实习生、无偿家务工、性工作者、监狱劳工、无证移工群体。ta们都是挑战劳动定义的劳动者。 

游戏零工的生产链

遍布全中国，聚集在中小城市的打金工作室一度代表了中国游戏零工的公共画像。老游戏玩家大都记得，打金就是在MMORPG游戏里打出金币和装备，再通过交易平台转换成美金等通用货币。坊间盛传本世纪初的中国有过十万全职的金农，如果再加上无数层层加码的中间商、客服、翻译，这个数字还可以翻番。2006年前后，被工作室控制，没日没夜在屏幕前为欧美客户打魔兽世界金币的内陆男青年们，一次次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登上英文报章的版面，完美充当着中国盛世下血汗工厂的注脚。 

这种种族化的国际形象固化后，使得后续游戏零工的发展成了一条鲜有人梳理的暗线。海外关于打金的学术分析，也往往在MMO年代刹车，并以中国打金逐渐衰落，相关业务随之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等地作为故事的结局。但结局之外还有延续性的展开。过去十年，随着国内游戏社交市场的扩张、通讯网络的进化，可计件量化、外挂横行、男性主导的金农组织模式渐渐被直播、陪玩等内需驱动、服务导向、有更多女性参与的模式所取代。内部阶级不平等的加剧和平台经济榨取模式的标准化，也让中产和海归持续剥削中下阶级劳动力的游戏服务业模式变得更为可持续：总有无数人希望用金钱来做时间的交易，不管是做饭、购物还是游戏的时间，都可以统统外包给更不值钱的人类。 

爆款网游和风投也在协力构建出陪玩陪练等新的电竞工种，而每一种新的工作都会带来进一步的衍生性零工。女性陪玩的供需矛盾养肥了男变女的变声器产业，而难以辨认原声的声卡则需要专业的调音工作室和调音师。零工间的竞争一方面鼓励了外挂和接单脚本的使用，另一方面也刺激出新的营销型兼职，比如专门为陪玩代练定制宣传图的美工。宣传图包括罗列个人信息和服务单价的信息图，“存十（单）送一”等优惠的“存单”价格图，或是在自己用户名后加顾客ID的“冠名”价格图，陪陪和打手可以在各个平台和战绩图并置做推广。我通过闲鱼认识的一位兼职美工，每月靠给其他陪玩做图可以获得一千多收入。 

不同游戏零工之间尽管差异明显，边界却极为模糊。大部分人同时从事或是从事过两种或以上的服务，“可代（练）可陪（练）”甚至成为一个圈内的固定词汇，全程直播代练单也愈发成为业内防外挂的规范。在我接触到的零工中，有人做完陪玩转当了主播，也有人被直播公会压榨转做陪玩；有人开直播间是为了宣传或吐槽代练陪玩经历；还有人拿代练的账户和人陪玩，同时还在B站直播。游戏零工的迭代和互相转化，使其得以卷入越来越多难以融入正规就业市场的人口。 

公会、工作室和转单群

与“困在系统里”的隐喻有所不同，数字平台的算法霸权并不足以解释游戏零工的生态圈，算法甚至是相对没那么重要的一环。对游戏零工们的控制形成了一种分散的网状格局，这里头有工作室、公会、自诩为公会的各种非正式发单转单群，和各类大小平台，每个相对独立的组织都还存在内部层级和多头控制，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试图在本就不高的现金流里分一杯羹。 

集中雇佣游戏零工的游戏工作室的转型，最能说明多头控制的强韧。如今线下工作室依然广泛存在于中国三四线城市和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大多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以民居形式存在，凭外观很难辨认。在我短暂居住的上海棚户区附近，我曾找到一家在招人的陪玩代练工作室。我提出去实习，老板说必须住宿，床位租金900元一个月，不过当我自报性别后，就马上被拉黑了。线下工作室的生命也往往极为短暂，人员流动大，隐形成本高，运营超过一年的很少。打高校电竞的K曾在中部某电竞省会开了大半年的小型陪练工作室，电脑和租金只是显性成本之一，除此之外要安装吸音海绵避免邻居投诉，每三天还要烧掉五百多电费，毕竟这是个和比特币矿工们抢显卡的行业。为了稳住打手，工作室定期组织聚餐唱K团建等，也在不停打薄利润。 

数字零工平台的兴起，让不少苦于收支平衡的工作室找到了一条另类生路：转单发单。由于路径依赖，很多客户习惯于通过淘宝等大流量电商下单，工作室接单后，一些单子转给旗下的发单群和职业打手，剩下消化不了的直接压低价格发到平台，等着没有资源人脉的零工以极低的价格接单。极端情况下，工作室可以完全线上不雇佣任何打手，仅仅靠兼职客服和阿里的流量赚取差价。为了避免顾客发现，工作室会以安全为名阻止打手私下联系客户。 

在陪玩领域，数字平台的流量一般反超大工作室，但工作室也并未因此消亡，反而与平台默契地形成共生的关系。正如直播平台的公会，网约车平台的车队，家政平台下的各种地方中介，平台即使处于相对强势，也需要工作室为自己提供稳定的劳工和标准化的服务。这时候，工作室在平台上运用多开脚本、抢单软件、买号、刷单等方式集中养一群大号，从平台接到的单子再转给自己控制的线下劳工或是线上群组。由于大量工作室垄断了算法排名，普通陪玩接平台单变得很难，一些人权衡利弊后还是会选择通过转单群接单。尽管单价往往已经腰斩，单子也转了三手甚至四手，源源不断的群订单缩减了平台单常有的接单间隙时间，也省去了劳工和客户沟通订单报酬等环节，最后计算出的时薪并不比平台低。 

与其说零工们被一两个垄断平台非人性的算法所压榨，不如说ta们被一整套涉及到各方人力的网状结构所制约，逃离了平台还有工作室，在不同实体间的流动很难突破这个人机混合渗透的体系。 

从网吧到家庭作坊 

网吧一度是中国网游与游戏社交的中枢。如今，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区域已经难觅网吧的踪迹，但下沉市场、工业区和城中村依然聚集着大量网吧，它们提供的不仅是青年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也是部分游戏零工的工作场所。尽管2015年后，《王者荣耀》的霸榜让手游零工也成为庞大的社群，《英雄联盟》、《永劫无间》为主导的端游单价要高出许多，而处在鄙视链顶端的《Dota2》凭借少而精的中产玩家后盾，是平均单价最高的端游。不想被工作室束缚的部分游戏零工，特别是靠技术上分的那些，依然倾向于网吧的高配置来接单。 

在昆山日结聚集地边缘的一家网咖，经同为游戏陪玩的网管介绍，我认识了长期蜗居大厅的全职打手L。L一般在网吧过夜，偶尔去周边的日租房洗漱休息，吃饭就是送到座位上的网吧餐点或是周围的黄焖鸡，再加一瓶东鹏特饮—这里的大神们都知道怎么薅平台补贴羊毛让实付金额变成个位数。L本在昆山一家工厂操作机械，坐班太辛苦一气之下辞职。L接《英雄联盟》的陪练和代打技术单，因为玩游戏多年，靠个人人脉走私单，加上打单效率高，高段位一把可以拿30以上，平均一天到手500块。扣除每天近100的网费和包夜，L还能存下一半收入。由于打单收入比之前到手的工资加五险一金还要多，家人至今以为他还在厂里上班。不过L在整个系统里算是顶级的职业玩家，可以逃离大小中介的抽成。我把他的打单小视频发给别的代练陪玩，总是被说技术太好，学不了。 

游戏技术并非唯一的门槛，网吧空间的男性气质也让女性零工难以融入。即使有勇气驻扎，这类空间对女性的排斥也以无数微妙又尖锐的方式展开。比如在我参与观察的网咖，理论上有分性别洗手间，但女洗手间因为长期无人光顾而早被男人们征用。大神们也习惯了如厕不关门、忘记冲水和烟头乱扔。网吧会员群里充斥着各种性别主义的笑话，会员们自称兄弟，默认没有女性存在，连我自己在群里用的也是男号。这里有女会员吗？我有次忍不住问值班的网管，他扫了一遍后台密密麻麻的身份资料说目前上机的有一个。不知是不是巧合，那是网吧包间最角落的一个座位，藏在99台机器的矩阵里。 

在竞技网游的世界，高价技术单背后不仅是不断被建构的“游戏技术”，还要人脉、资源和技术硬件作为支撑。同样经常在网吧接单，L能靠一堆主播朋友帮自己宣传陪练，S因为本地没有玩游戏的朋友，也不认识其他零工一起组三排五排，只能孤身一人接代练平台上的二手三手单。体校学格斗期间接触代练的R已经接单五六年，早期单排接平台单，常遇到坑人队友掉分输掉保证金，一天打六小时才净入账30。后期有了人脉和车队，收入才有点起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被挤向娱乐陪玩的位置，不仅是因为社会对女性承担情感劳动的期待，也是她们长期被玩家社群排斥，难以运用自身游戏资本的结果。 

X是我遇到的唯一接纯技术单的女代练。X高中开始打各类竞技网游的排位，她也是唯一一个自称有游戏天赋的女性。为了最大程度避免和顾客沟通，X主要依赖于一口价卖出自己手打的《英雄联盟》高段位外服号。市场上，卖现成的代练号比提供定制代练服务偏宜很多，又因为日韩服务器严格的封号规定，X一个账户只开出60-100元的价格薄利多销，平摊下来时薪只有10元。X说她只是赚零花钱，也不打算从事电竞工作，即使这样，还是不断有顾客质疑她作为女性，为何不去从事别的工作。 

在网游的世界，男性性别本身就是最坚固的护城河。自诩懂得网游潜规则的玩家可以轻易列举出各种男性忘开变声器连麦的车祸，但鲜有人关心相反的需求。淘宝变声器的评论栏，充斥着全中国各地女玩家们心酸的感言：换了男声后，联机时无端的骚扰和恶意才终于消失了。 

各种作用力下，几乎所有的游戏零工女性都是全天居家工作。居家接单有时是出于疫情风险和社会治安的考虑，但更多是主流就业市场排斥的结果。疫情期间从美容、零售、媒体等行业离职，长时间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困境，频繁出现在女性零工的叙述里。一位美甲店倒闭转行陪玩的零工把陪玩行业比作低学历女性的“一扇天窗”。游戏搬砖是所有行业的蓄水池，对弱势性别而言尤其如此。游戏服务业对女性身体的榨取模式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家庭生产的模式，与工业革命前后靠家庭编织赚钱的女性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 

零工社群、互助与诈骗

线上线下平台经济的关键分野，除了前者缺乏后者在物理空间的可见性和集体行动，还在于线上工作空间的高度延展性。专门的游戏零工平台仅仅是游戏零工经济的冰山一角，因为游戏社群的边界难以通过网站和平台的性质界定。从QQ、微信群、YY、贴吧、虎扑到闲鱼、转转、知乎、豆瓣、小红书，零工们散布在一些看似与游戏不相干的电子场域里。 

比如在豆瓣和小红书上，有大量帮人“代肝”《原神》、《幻塔》、《明日方舟》等二次元和养成类游戏的用户，女性占到了极高的比例。与专注于排位练级的传统上分代练不同，代肝、代跑暗示着花较长时间跑地图获取游戏素材或是代刷每日任务，是一种更赤裸裸的时间交易。从收入回报看，这也是一种极为低廉，近乎自我剥削的重复性劳动。职校在读的W抱怨说一开始想赚钱，但接了一段时间就感觉“本末倒置”，十分后悔。后来他“抬价格也不想接了 ”，在食其家签了时薪20元的服务生，至少能包一顿员工餐。

小红书上的《Sky光·遇》代跑

即使已经在低价徘徊的代肝，也面临着进一步贬值的风险。闲鱼上的一位《原神》代练透露，她刚开始代肝一个需要连续上线几天才能拿到的特殊武器时，出价是80元，但没多久就涌入大量低价竞争者，把平均报价拉低到了50块，而游戏中的木材价格，更是贬值了三分之二不止。除了价格战，零工间还会互相借鉴和抄袭宣传帖，被拷贝的一方经常反倒处于点击率的弱势。和日结的季节性波动类似，暑期常常是最差的游戏订单季，各种学生党加入零工大军和全职党争夺有限的客源，代练陪玩价格砍半都不少见。为了最大化曝光量，有人甚至跑到各大应用商店下通过评论游戏app来接单。 

但竞争和合作的边界也未必清晰，零工间的合作行为也比比皆是，同平台互相刷单刷流量、跨平台互相推广业务是最常见的形式。比如圈内黑话中，游戏陪玩们互相下单来刷单和提现，被叫做“下反（返）”，而相关的聊天群则被取名为“下反交流群”、“下反互助群”。有时候，群名前还会加上“狮子座”、“天蝎座”或是各种表情符，让人误以为进了占星交流群。 

然而类似外卖骑手的纯互助群非常少见，毕竟大家都隶属于不同平台、公会和工作室，斗争矛头很难统一。在游戏零工的辞典里，“互助”以一种多义和杂糅的方式展开，很多时候，这只是私人游戏公会或工作室的下游语音厅或接单转单群。“赚钱”、“刷单”、“互助”、“交流”、“唠嗑”、“粉丝群”，竞争与合作、逐利与反抗交织在一起，难以剥离出纯粹的互助意义。有个陪玩表示自己有很多同行的互助群，在我多次确认核实后，发现她所指的群是平台官方拉的陪玩管理群。另一位则表示，她唯一和其他陪玩有日常互动的平台，居然是某个男老板建的自己点过的所有女陪玩的群。 

我接触到的绝大部分游戏零工都表示，线下并不认识任何从事同一服务的朋友。有几位甚至表示见不到同行是好事，“认识了也是竞争者”。当我想把一个女陪玩拉到自己建的一个互助群里时，却遭到了对方接连几百字的嘲讽，说我对“和谐美好人人平等善良的法治社会”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一个产业的雪球滚的足够之大，总有蜂拥而至的骗局。互助有多宽泛，诈骗也就有多泛滥。虚假转账、情感勒索、钓鱼式发单、提现跑路、帐号找回…...公会坑主播，工作室骗代练，顾客和陪玩互相欺骗，陪陪之间也互相伤害。在电竞氛围浓厚的地区，警方的反诈骗宣传会专门加上“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可能就是诈骗”，在湖南等电竞大省，连“可能”两字都省略了。 

跑单大概是普通代陪最常遇到的低水平骗局：客户说打完游戏算钱或补钱，游戏一关就删好友消失了。这类“白嫖单”亏损金额一般从几十到上百，劳工往往也就在下反互助群发个骗子的截图，让其他人注意。但真的遇到上千的诈骗，也极少有人报警或起诉。游戏公司联合警方打击的多是金额重大的跨省外挂和诈骗团伙，个人的小额诈骗很难得到处置。R因为在线工作室群被查封，近6000元保证金拿不回来，去户籍地派出所报案，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立案。另一位女陪玩在下反群找人提现却被骗5000元，因为对方账户绑定了别人的身份资料，维权程序繁琐，遂放弃报警和起诉。 

为了控制成本，零工们也不得不做一些灰色地带的尝试。由于顾客使用不同的终端和服务器，不是所有单子陪玩都有现成软硬件可以接，陪玩行业高度依赖租号平台。但租号行业的一些惯例，比如两小时最低租用时间等，则经常让陪玩的打单成本居高不下。一些人选择购买价格低廉但不长久的黑号，三四十可以买到正常几百才能拿到的号，这些账户要么是直接扫号器盗号得来，要么是黑信用卡买来的。各类数字灰产的蓬勃，背后也是劳动剥削的缩影。 

打压下的流窜和逃离

2021年秋天，紧接着游戏防沉迷禁令和对游戏租号的打击，陪玩产业又被整顿了。9月7日，各大平台下架了7款与陪玩有关的软件。这几乎是这个行业每年必定要经历的动荡，只是这次震级看上去更大一些。 

中国的法律框架下，涉黄永远都是最容易的说辞。任何与女性服务业相关的工作，都会被滑坡论证打上软色情的烙印。不管是我接触的普通玩家、男性陪玩，还是游戏公司的雇员，很多都默认了女性陪玩和直播的“擦边球”属性。潜台词是，一个女性不可能仅仅靠游戏赚钱，如果她赚到了，那显然是因为游戏技术外的原因。公众期待也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女性纯打游戏赚钱，一定是不合格的从业者，于是更多女性需要依附于软色情维持收入。 

比心官宣将下架陪玩业务的当天下午，陪玩相关的微信和QQ群开始被提现交易的广告所占领。我焦急地问了一圈之前认识的陪玩们，大都觉得有备用方案，影响不大。没过两天，淘宝就出现大量代下载比心客户端的商品，花几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下载链接。而微信、抖音等账户和群组的教程，则转而开始鼓励劳工和工作室把流量导到皮皮等替代性平台。那些暂未下架的平台用“陪练”、“开黑”、“大神”、“组队”等字样绕过风口，而比心旗下的语聊应用也变得更火爆了。比心也还在继续运营，关闭一部分陪玩技能的同时，更强调对退役电竞选手的扶持。这也暗喻着对游戏陪玩的再定义：从女性气质的陪伴和娱乐，转向男性荷尔蒙主导的游戏技能分享。 

在中国生活过几年的玩家和零工，大都形成了地鼠人格，知道怎么在锤子砸过来的时候进行完美躲避，并在错综复杂的网络洞窟间穿梭游走。W告诉我，反沉迷出台后，他闲鱼上少了好多青少年顾客，但后来大家发现，平台只监管虚拟物品交易，只要把代练物品类型改成游戏“实物周边”，就能正常接单了。“对零工来说，不同游戏平台间积累的人气如何转移呢？”我在学术会议上反复被问到这个经典的零工经济问题。我回应说打压有影响，但许多劳工也会把客户从平台带走。发单和接单人不会真正信任任何平台，总是留着些后路有备无患。 

今天是为国争光的EDG，明天就是催人上瘾的海洛因，对于游戏的论述本就是一体两面，变脸何其容易。使用多个平台、账户、手机、游戏、服务器和加速器是再正常不过的潜规则，唯有劳动的肉身只有一具。 

遥不可及的边玩边赚

2021年初以来，随着币圈资本入局游戏，边玩边赚（play to earn）经济和游戏金融（GameFi）趁着元宇宙的东风在迅速崛起。以往被英文媒体血汗工厂论调污名化的打金，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的创业风口。截止到2021年12月，市面上已经有500多款具备加密电子钱包功能的网络游戏。 

几个月前就弯道超车赶上DeFi（去中心化金融）规模的GameFi运动，沿袭了自由主义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的理念，认为游戏内世界的全面金融化，将和小额借贷与数字支付类似，惠及到以往被排斥的发展中国家边缘群体和非裔美国人。疫情危机下，菲律宾、委内瑞拉与墨西哥的新打金农民们也不负众望地加入到这场滚雪球游戏，只是ta们并不清楚自己不经意间成为了新未来工作序幕嘹亮的证词。通过挪用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理念，以往形象不佳的工作室和公会模式也得以旧瓶装新酒。YGG、HumanDao等玩工中介组织，正将自身打造成提供专业游戏启动资源的科创企业。不出意料，GameFi宇宙由白人和亚裔男性所主导，一个集成了硅谷剥削特质的“去中心”复制品。 

各类资本热炒的区块链打金游戏并不为中国游戏零工们熟知，日益严苛的加密货币管制、动辄几百刀的原始成本和英文教程界面也让人望而生畏。哪怕努力克服经济、技术和法律限制，鱼龙混杂的链游宇宙也不断诱人踩雷：部分游戏还没上线，Discord运营社群已经诈骗横飞，可疑账户不断用机器人私信群友“空投奖项”。况且，即使在一度暴涨的游戏代币价格面前，《Axie Infinity》为龙头的区块链游戏的平均每日所得，也远比不上一份普通快递日结200元上下的报酬。创投圈眼中的发展中国家新工种，只是进一步自证了全球劳动分工体系的惯性和韧性。在这个系统里处于半边缘过渡地带的中国，工人们既不足以爬到食物链的顶层直接获取巨额利润，也没法只靠消化这个体系的零星残渣过活。 

在这个疫情远未消散的季节，整个世界似乎都要被Web3的火山灰给吞噬了。与此同时，“真实”世界里一份稳定的工作，依然是游戏零工们难以触及的现实。有人两份零工的收入只够每天吃两餐外卖，衣服是拼多多上的30元两件；有人离开陪玩之后不幸去做了教陪；有人在南方小城靠代练养活自己和无法工作的家人；有人见证了经济下行，之前出手阔绰的客户也手头吃紧，月收入不断缩水。中国的边玩边赚还在依赖人工服务的无序堆积，而顶端是中产玩家的余钱，一个在慢慢裂解的泡沫。那些对未来游戏零工的畅想，听上去越发像个漏洞百出的骗局。

[gravitysworm]

脆弱的同盟：黑命攸关一年后的困境

媒体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62409

7月15日，“黑命攸关”（BLM）的全国性协调组织就目前燃烧的古巴抗议局势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美国几十年的干预伤害了古巴人民，包括古巴有色人种的自决。这则声明立即引发了舆论反弹，大量中间派、保守派和另类右翼媒体将之解读为“黑人运动与古巴共产主义政府合谋”，大量网民留言要求帐号管理者将“不实声明”删除。而进步派这头，则是一片尴尬的沉默。

这已经不是黑命攸关第一次因为对国际事务表态受到抨击。今年更早些时候，BLM还因为声援巴勒斯坦而被再次频繁打上“反犹”的标签。但BLM对BDS运动（BDS，Boycott，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发起于2005年，倡议对以色列进行抵制、撤资和经济制裁，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的支持由来已久，“反犹”的论述也早就固化成保守派用来污名女权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惯用策略，其有效性在过去几年已经大打折扣。相较之下，古巴问题涉及威权、种族、移民等多个矛盾面向，是个左翼更难抉择和发声的场域，也就更容易被右翼劫持成为反运动的武器。

与其他左翼组织更复杂的声明相比，BLM的表态确有简单站队问题，也正如一些进步派评论所言，这很容易成为美国中心的文字游戏，本质上与工具化他国的美国当局并无不同。但借由古巴问题对BLM合法性的攻击，远非就事论事，更别说引发就国际团结进行的建设性反思。这折射出自去年以来，右翼在种族平权问题上娴熟的翻盘策略，以及这场史无前例的抵抗运动在当下所遭遇的媒体关注消散、同盟者倒戈、运动势能流失等问题。尽管针对黑人的暴力并未消除，制度性的成果远未达成，大规模社会运动出现的可能性却在持续走低，国际连结浮于纸面。

舆论倒退与脆弱的跨种族同盟

舆论支持度的倒退已是BLM推动过程中的最大阻力。根据538网站的调查统计，从去年到今年三月，全体美国人对BLM的支持从六成缩水到了一半，同期对当地警察和执法机构的信任度则跃升了13个百分点到近七成，这导致对警察的信任要高出对BLM运动的信任两成。事实上，这一舆论上的“死亡交叉”趋势，即民众相对抗议方更信任警方，早在去年盛夏就出现了。只不过沉浸在运动“成果”中的人们，忽略了公共舆论上的微妙递归。

在一些更长远的政策问题，比如警察系统改革上，民众的支持度也在消退。去年夏天的抗议把削减警费 (Defund the Police)的口号推到了舆论焦点，但无论何时，支持警费转移到其他社会机构的人口数量一直都没有超过一半，哪怕黑人社区对此也态度暧昧。目前，全国范围内削减警费的支持率仅为18%，哪怕黑人的支持率也只不过28% 。纽约市长选举的过程，进一步证明了警察系统改革的迟缓和公众压力的消失。面对谋杀、枪杀、偷车和仇恨犯罪率的大幅上升，选民开始向往社区安全而非平等，绝大部分候选人也都努力和削减警费的倡议保持着距离，市政厅外左翼的占领运动依旧，但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黑人群体对BLM的支持一直都在接近九成的超高水平，人口总体的支持趋势也低估了其他族裔支持率的缩水。一年来，拉丁裔和亚裔对黑人问题的看法并未发生大的进步。特别对亚裔来说，不断发生的仇恨犯罪让他们和非裔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对白人而言，其对运动的支持度则完全倒退到了去年弗洛伊德被杀害之前，仿佛这一年多的暴力与抵抗从未发生过一样。

2020年，BLM在全球各个城市迅速蔓延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普通人之间跨种族支持同盟的涌现。去年夏天，美国总人口的6%都参与了至少一次支持种族平权的线下集会或抗议。由于杀害弗洛伊德影像的冲击导致白人种族愧疚感的蔓延，抗议者中的六分之一还是共和党。不同的调查均表明，白人在当时的参与者中占据了一半，拉丁裔和亚裔的参与度也比其自身在美国的人口占比要高。弗洛伊德之死也为各个族裔打开了反思自身特权和在种族资本主义中特殊地位的窗口。一时间，各种线上讨论和跨种族支持活动纷至沓来。社会学学者Dana Fisher带领的调研团队一度乐观地表示，相比2014年的BLM、2016年后的女权和反枪支暴力游行，2020年的BLM是她们见过的种族最多元的运动。然而现在看来，这种动员在激活已有运动社群的同时，在普通公众身上却未能带来长久的实际效果。与去年普通人主导的抗议场面相比，今年还在持续的运动基本都是核心组织在支撑。

这给社会运动分析带来了新的谜团和困境。既往的学术研究在社会运动的舆论影响上并未达成普遍共识，一些做出显著公共舆论效果的研究数据往往跨度几十年，并不能排除是人们代际更替的自然变化；一些研究只发现了抗议对个体态度的间接影响，比如改变普通人的政治效能，而非对问题的直接立场；另外一些则发现同样的抗议，对不同人群和在不同接触媒介下的影响是相反的，比如亲身经历抗议和阅读媒体抗议新闻的影响相反。BLM的经历则象征着一种新的机制：街头抗议在短期似乎带来了显著的正面效果，但其效果过了仅仅一个季度就大打折扣。

从反封锁到反批判种族理论运动

BLM动力的受阻，也为保守派提供了机遇。20世纪以来欧美社会运动的发展不断表明，左翼在明面上的社会运动，常常成为右翼学习的契机和私下动员的关键节点，右翼运动，特别是1970年代以降的新右翼的核心也常常聚焦在其共同的敌人（"what they are against"），而非自己创设的议题，这使得学习其意识形态敌人的策略成为更破切的需求。

比如1920年代以来，保守派女性一直都借鉴禁酒和女权运动的经验，比如集体写抗议信和自办媒体来推行支持种族隔离的社会政策；1970年代美国富人针对房产税的抗议，借鉴了之前左翼福利运动要求政府出面保护社会普通大众利益的话语；英美激进右翼则学习了左翼的艺术抵抗，比如音乐表演、制作独立刊物等。偶尔，进步一方也会反过来借鉴保守派的话语来为自己求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比如1980年代后美国男同性恋运动中，有部分组织吸收保守主义话术，以性少数家庭为国家节省福利开支为由推动议题。然而，这样的策略不仅让男同成为性少数群体中的既得利益者，还使得运动被保守派议程所吸收。

在更晚近的运动中，另类右翼会采用激进左翼的方式进行快闪类行动，右翼学生社团借鉴左翼学生组织的行为艺术；反移民运动改编女权关于身体自主性的话语抗议无证移民；反跨运动则会学习进步派冲击计划生育诊所的行动，来冲击支持跨性别群体的小商铺。疫情以来的各类社会运动，保守派似乎都慢了半拍，但正是这个微妙的时间差，让保守派的运动得以暗中窥伺蓄力，培育出颠覆议题的生命力。

BLM的街头运动暂告一个段落后，保守派开始以各种方式瓦解和扭转已有的运动势能。其最成功的议题操作莫过于在去年7月通过福克斯打响抵制批判种族理论 (critical race theory, CRT) 的议程，短短大半年就让CRT成为了新文化战争的鳌头（见思想周报的总结）。尽管政治格局看似是民主党的阵地，今年来共和党在田纳西、爱达荷、亚利桑那等近30州推动了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和讨论CRT的法案。CRT的概念由Kimberlé Crenshaw提出，是1970年代法学领域用于解释后种族主义社会白人至上主义持续存在的理论，后来逐步被其他学科所借鉴。在保守派立法者心目中，他们打击的并非一个特定的学校课程，而是教育领域任何试图揭露种族主义现象的努力，这些实践被解读为制造社会的种族对立。

除了立法斗争，反CRT运动的焦点在地方学区的代表会议上，这些会议一般每月举行一次，是普通家长提出关于学区教育诉求的重要渠道。在保守派智库和律师的支持下，反对CRT的家长经常与学区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出现严重争执，不少会议陷入混战。更多的诉讼被发起，试图驱逐已有的支持平权的成员。抗议者还试图不断向当地公共部门索要教育记录，试图瘫痪行政体系。另外，一线抗议往往在城郊的学区展开，这里保守派势力更强，参与过BLM抗议的人口比率也低，进步派经验不足，容易营造反对者一手遮天的假象。

被白人女性主导的学区会议。图片来源：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it-isnt-just-conservative-parents-opposing-critical-race-theory-in-schools/ 

查阅各类媒体资料不难发现，很多保守派女性站在了反CRT运动的前线，围堵学区会议的学生家长中，白人女性占到了绝对多数。核心组织之一“拒绝左转” (No Left Turn) 的创始人Elana Yaron Fishbein已经成为新的运动偶像人物。毕业于宾大社会工作系的Fishbein，声称自己孩子所在的宾州Lower Merion学区因为BLM抗议而恶意夹塞多元性教学，她因此愤而发起了运动。这对应了保守派运动史中，白人女性往往通过强化自己家庭教育者的刻板印象，构建起自身在学校场合发言的合法性。男性为主导的立法过程背后，是白人女性在协调具体行动的执行。史蒂芬·班农视这些被称作城郊妈妈 (suburban moms) 的参与者为保守派草根布局，重返国会的关键。由于社会运动对女性身体与地位的规训，她们的参与不被认为是具备暴力威胁的，因而也获得了更高的道德合法性。

为了夸大实际的舆论支持，反CRT运动延续了保守派历史悠久的人造草皮策略，通过建制输血来制造民间运动的假象。近来，美国全国涌现出一百多个组织声称要抵制公立学校的种族和性别平权教育，绝大部分并非草根家长创办。它们往往互相引用、导流，然后由福克斯网来进行传媒放大，像极了911后反穆斯林网络兴起的过程。例如，一个看似是纽约普通家长们发起的项目"预备学校问责" (Prep School Accountability)，被发现背后是维护企业与保守派利益的著名游说公司Berman and Company。此公司负责人Richard Berman名下创办有各种伪装的社会运动组织，多年来专注于打击劳工、环保、动保等多方面的运动，被运动家们称之为人造草皮行业的漫威反派金并 (Kingpin)。这也从侧面证明保守派行动网络的高变异性，同样的组织会在不同时期投资不同的保守派议题。反CRT运动的资方之一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同时是近些年来的反跨先锋组织，另一个资方FreedomWorks则介入过反气候变化和奥巴马医保议题。 

疫情以来的保守派运作方式也存在高度延续性。为了扩大反CRT项目的影响力，Berman and Company伪造了家长的推特帐号，并租用涂刷过的车辆在纽约的各种预备学校前经过，福克斯则将之拼凑成报道，声称“一群受够了的家长”决定行动起来。建立新组织、租车巡游加伪造社交帐号的做法和去年的反居家隔离抗议如出一辙。

机遇窗口与运动联盟的未来

目前数据最完善的Mapping police violence团队和华盛顿邮报的统计均显示，与2020年相比，2021年警察针对普通人的暴力，以及专门针对黑人暴力的趋势都没有任何改善。为何相似的困境带来不了相似的抵抗？

在政治学者Geneva Cole看来，除了保守派的反击，公众压力的退潮，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弗洛伊德事件人证齐全，天时地利，动员结构很难被复制。今年夏天，全国性媒体对黑命攸关的追踪已经趋向为零，即使有报道，也往往采用间接甚至负面的论述。除了对BLM古巴表态的声讨，在七月，媒体提及BLM最多次的事件，居然是极端右翼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负责人因为焚烧BLM标语被控有罪，这些报道与BLM的核心诉求并无太大关系，反而助长看客的猎奇心理。

去年疫情肆虐期间的居家工作，让更多人有闲暇深度跟踪新闻、线上沟通和出门抗议。吊诡的是，正因为美国多地解封重开，对日常生活的回归让出门旅行和再就业等短期需求盖过了抗议的诉求。尽管在社运数据库中，今年上半年的抗议次数比起去年同期并没有显著下降，种族和警权为主题的抗议比率依然很高，两个时期抗议的规模却大相径庭。今年五月爆发了全美对巴勒斯坦的声援集会，得益于20世纪黑权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与巴勒斯坦的国际团结历史，许多BLM运动家也全情投入。但尽管如此，全部社运参与人数只有去年五月单纯与弗洛伊德相关的抗议人数的四成。

数据来源：https://countingcrowds.org/2021/06/14/pro-palestine-movement-of-2021/ 

留给种族平权运动家们更重要的主题，还有对运动同盟更审慎和长远的考量。普通人的同情容易瞬间爆发，又转瞬即逝。特别对白人男性为典型的优势群体来说，以“反思特权”主导的运动传播方式往往划入表演性的自我感动。研究也表明，自认为是边缘群体同盟的运动参与者，多数认为自身是独特的具有反思性的例外，将与弱势群体的朋友关系脑补为一种政治立场，并倾向于以过来人的身份对运动指点江山。比起与边缘群体并肩作战，在社交场合搭建一个支持正义的人设才是许多人成为同盟的动力。

当潮水退却，BLM需要重新甄别和搭建真正的同盟。不过乐观地看，恰恰在实践的低谷，清晰的动员骨架才会凸显出来。 

[gravitysworm]

未来工作夹缝中的医疗照护

这是为去中心关怀社会项目ReUnion及其剧场游戏写的稿子，媒体版本请点击。

历史学者Gabriel Winant的著作《下一次转型》(The Next Shift) 的开头转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私人集团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UPMC)离奇的“裁员”故事。2013年，面对劳资纠纷，理应至少雇佣八万多人的UPMC突然宣布旗下已经没有任何正式雇员。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合同运作，这些雇员已经纷纷被转移到旗下的劳务外包公司。相对之前将近20美金的时薪，一些不稳定合同工的工资换算成时薪不足7美金，缩水了一半以上。

UPMC的故事不仅反映了美国的现状，也日益成为全世界照料产业劳工的缩影，ta们数量庞大，劳工待遇却停滞不前甚至节节滑坡。崛起的精英和中产阶级需要购买更多的医疗照护服务，但市场需求的飙升却伴随着劳工权益的进一步缩水。在全球步入老龄化，20多亿人口需要照护的今天，人们谈论着养老、育儿、健身和精神健康的不可或缺，却极少因此溯源照料劳动由谁承担，照料劳工自身如何生活。正如Winant总结的，“照护劳工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循。ta们照顾着别人，却无人来照顾ta们。”

照料工作的增长与贬值

照料产业的膨胀与劳工待遇的停滞，似乎构成了一个略显矛盾的循环因果链。通常来说，更抢手的工作应该与更高的薪资待遇绑定，但照料劳动似乎违背了这样的趋势。

例如，过去十年美国职业中增长最多的就是医疗照护领域的劳工，数量总和于2017年后已经超越了生产性行业和零售业。这些职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医生护士、月嫂家政，还有诸如紧急救助、心理辅导、运动康复、临终关怀、甚至整理收纳等一系列的长期和临时工作。除了数量占比极低的部分医生和新兴咨询师，这个产业中的劳工共同面临着低薪的困境，八成人年收入不足30,000美金。事实上，在美国增长最快的职业中，没有一个年收入超过31,000美金，远低于全国收入中位数，也不到女性劳动者的平均薪酬。2015年的数据显示，职位增长最多的家庭护工九成为女性，一半以上为有色人种，其中位工资仅为13,300美金，四分之一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下。

中国的数据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尽管传媒与中产不断惊叹家政照护行业工资的上涨，事实上这种涨幅并未跑赢通胀率。与许多朝阳行业同期相比，市场化照料行业的薪资增长十分有限，不仅收入低于全行业平均值两成多，待遇有普遍增长的也都集中在家庭教师、宠物护理等中产知识性工种，这些工种待遇的上升冲淡了其他劳工的困境。公众对市场化照料劳动工资上涨的敏感，只是进一步折射出对进城务工群体的污名，以及低薪服务业工资理应维持低价位的预设。相对而言，金融、电子游戏等技术领域工资的快速上升则被视为理所当然。

照护的高需求也在催生产业内部的地位分层，这种分层将缺乏文化资本的移民、育龄妇女和老年劳工进一步压缩进食物链底端。在对本世纪初以来郑州纺织业女工职业迁移的研究中，社会学者董一格描画了流入城市家政行业的前产业女工的不同命运。多为本地人的幸运儿可以做工资最高的月嫂，大部分移民工人则被迫在薪酬更低的家政岗位上徘徊。而一旦与自己家庭内的无薪照料劳动冲突，所有人又被迫涌向最不稳定的小时工。Adia Wingfield的著作则表明，在美国，医疗照护产业的发展伴随着职业内部深化的种族和性别隔离，黑人和女性去往经济效益更差的公立机构，占领着低阶职位，还要被迫承担组织中无薪的平权工作 (Equity work)。

传媒往往以猎奇的眼光聚焦所谓的高端家政，用高学历、会英语、新式教学、金牌管家、家庭整理等标签洗刷公众对市场化照料劳动的刻板印象，中介平台也以此为卖点试图提高旗下劳工的议价权。殊不知这种承认既有性别、种族、阶级分工的逻辑推演只会进一步加深对照料本身的污名化，仿佛只有照料与其他高技术、高审美任务和工种混搭的时候，它才可能获得更高的综合定价。

未来工作版图下照护的多重隐形

个人照料产业的膨胀也是去工业化和后福特制就业趋势下最关键的一环，产业工人队伍萎缩后，一个男性劳力养活一个核心家庭的家庭工资 (Family wage) 制度瓦解，更多女性和移民进入照护产业，工会力量衰微，工资随即下跌。

在特定老工业区，从美国宾州到中国东北的铁锈带，医疗照护甚至养生诈骗经济的发展也构成了当年产业工人阶级衰老疾病的苦痛症候之一。大量中产家庭出逃，留守的产业工人要么转型为待遇更差的照护工，要么在慢性工伤和精神疾病中老去，等待前者的服务和照料。Winant针对美国的分析也显示，越是历史上的重工业区，向医疗照护行业转型的程度就愈剧烈。

中国某城锈带的家政中介

相对经历了家庭工资全面崩坏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美国有色人种和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待遇落差没有这么剧烈。在中国，特别对于青年务工群体而言，从工厂工地的巨兽中逃离到自由无保障的服务业和零工领域，似乎不算一个被迫和糟糕的选择。但阵痛烈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以照护为代表的低薪服务业领域不存在剥削，而只说明对不曾享受福特制的劳工而言，社会从来都是无依之地，ta们甚至没有一个过去的黄金时代可以缅怀。

不管是机器换人还是幽灵劳工，主流劳工和政治辩论中围绕自动化影响的话语，在无意中扭曲了当代工作转型的趋势。机器换人的讨论多关注自动化导致工厂劳工永久失业，幽灵劳工则是围绕人工智能无法解决的最后一英里问题，指出机器会创造出负责情感沟通、维护数据和算法的新工种，比如数据归类标注、在线约会代理、自动驾驶维护等。后者虽然补充了前者线性取代的偏见，却未能勾勒出自动化对工作结构的重塑，特别是对各种低薪工作分布的影响。

数据显示，1980年代末是美国产业结构的拐点，此后自动化开始不成比例地影响到低收入劳工福利，不断拉大精英和底层劳工间的差距。追踪美国私营部门工作质量的指数JQI，自1990年以来都在稳步下跌。欧洲1980年代以降，在自动化替换了大量劳工的同期，餐饮、照护等传统低薪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比例一直在大幅上升。又比如在中国大城市，2017年后女性为主的低收入岗位占比一直在提高，疫情更让这个比例迅速涨到了四成多。新出炉的数据也显示，中国最缺工的职业中，餐馆服务员、保安保洁员、家政服务员等低薪服务岗占据了前十，因而这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冲突。在可见的未来，机器不仅将创造出更多人机互补的新工种，也将继续变相鼓励低薪服务领域的无序扩张。

截至2021年初的美国私营部门工作质量指数

从职业分层的历史看，一个工种是否属于高技术、高工资的类别，与这项工作是否容易被机器替代，是否创造更多社会价值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工种从业者的特征与工种被精英垄断的难易程度才是关键。一项职业一旦涌入大量的女性和少数族裔，这项工作的薪酬就会自然贬值，这在医疗、教育、编程等领域的发展史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而一种工作越不能通过大学文凭垄断，离家庭和再生产越近，不管从事的人是否是女性，都会被定义成低薪的劳动。

最大的讽刺在于，被定义为高技术的编程、金融交易，以及被认为是白领的文书等劳动反而容易被机器学习和操作，而照料孩子、清洁厨房等所谓的蓝领低技术工作则由于工作内容的多变和直觉性，短期内不可能被机器所取代。前者的缩水将劳工挤向后者，蓝领职位工资的下降又提升了采用机器的相对成本，从而反过来阻碍了服务业的自动化。企业以自动化换人为噱头，又可以进一步吓阻劳工争取更高的福利。这就导致高技术部门自动化的使用和服务业低薪工作的蔓延形成了互相激发的恶性循环。

医疗照护劳权斗争的矛盾

在新冠疫情与工作的讨论中，作为物流的必需性工种和劳务空间流动的受阻与重构得到大量的学理关注。的确，外卖和快递平台们在疫情下成为了就业蓄水池，而亚马逊、京东等电商巨头也以此为契机扩展着自己的仓储和运输帝国。

然而从劳动力数据看，物流的增长只是整个未来工作版图中的一块，并不能涵盖整体的趋势。在欧洲，尽管电子商务导致物流行业从业人数增长将近50万人，可以吸收掉不少流失的制造业岗位，但同期职位方面增长最多的依然是个人照护 (Personal care) 类，数量高达300万人。同理在中国，物流近年来每年新增180万左右的岗位需求，但对家政、医护的需求，则一下跃升到了3000多万，大城市的缺口尤其严重，这远远超过了快递外卖等领域现有和预测劳工数量的总和。

物流吸引更多注意力，背后也是社会和学界对男性主导行业偏爱的折射，这些职业尽管多属于蓝领，在公共场合的能见度确实更高，与社会生产面向的互动结合也更为紧密。这些行业的罢工和维权，也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去年以来全球物流劳工都面临着更高的劳动强度和权益的侵害，因而也引发了频繁的自发性野猫罢工与工会斗争。

然而同期，从韩国到津巴布韦，医疗照护从业者的抗争却未能获得同等的关注。人们对照护从业者的关心局限在赞赏ta们危难中的无私奉献，而不是呼吁提高其劳动待遇。在美国，照护工人在20世纪的劳工运动史上扮演着中坚力量，ta们在原子化的工作环境下推动了跨区域的联合和跨国立法。但在新经济下，互联网巨头的争议吸引了大部分目光，与亚马逊罢工和工会运动同期发酵了一年多的各地护士工运只得到了地方性和独立媒体的跟进。

在一些特殊情境下，照料劳工的命运还会被其他社会正义运动误伤。例如1960年代，美国兴起的残障权利运动中，以Rolling Quads为首的高校组织支持残障消费者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庭护工，包括自己的朋友。这虽然提升了残障人士的权利，却不经意间传递了护工是低门槛低技术工人的形象，也不幸帮忙推动了家庭照护领域的灵活用工。本该联合起来的少数群体，却陷在雇佣关系中走向了利益的对立面。

哪怕不存在与其他运动的利益抵牾，照料劳动与服务对象的高度关联也让劳工的诉求经常面临道德两难。今年来缅甸医护的罢工是其中最凸显的案例，一边是等待救助和照护的病患，一边又是需要合力抵制的军政府，摇摇欲坠的医疗系统和民主体系的安危相互矛盾，医护们不得不在内心撕扯中参与每一步行动。然而，即使不是每个劳工都会遇到如此极端的抉择，ta们的日常抗争也会面临遗弃照顾对象的指摘。

尾声

只要人们依然将工作视为维系生活、定义人生价值的根本手段，自动化和社会对失业所做出的政策反馈，就将源源不断地输出以照料工作为代表的低薪劳动。传媒对自动化和新兴职业的热捧，模糊了社会上大部分人工作谋生的趋势和现实。在技术和社会偏见的双重挤压下，未来最主流的工作不是写字楼里的白领，也非维护自动汽车的质检员，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互助与照料。这种互相照护以何种组织形式和意义存在成了绕不过的母题。这既可以导向一种反乌托邦的未来，也可以成为我们重新思考工作和关怀的起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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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英国优步立法背后的零工分化

媒体版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480239 

近日，经过五年漫长的法律拉锯，英国高法一致判定Uber司机属于工人，几万名司机有望享受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还可以追回之前平台少给的收入，这成为欧洲零工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立法。英国的立法进步，纵然抵消了全球零工待遇衰退的大趋势，却也暴露出目前零工运动过于强调争取正式雇员地位的归类斗争 (Classification Struggles) ，而在其他层面陷入泥潭的窘境。同时，以优步司机为参照系所做的进步性立法，也难以覆盖全球零工经济下多元化的劳工，很多人的劳权问题并不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回应。

英美零工法律定性的分化

与英国优步司机阶段性胜利呼应的，是今年美国加州Prop22正式施行后低薪服务业劳工逐步恶化的处境。Prop22是以Uber和Lyft为主的硅谷公司主推的一项加州立法公投，用于推翻更早以前将所有零工视作正式雇员的AB5法案，去年11月在美国大选日得到了58.6%的多数票通过。Prop22将数字平台劳工定性为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s），适用于不同于正式工的劳动条款和保护政策。尽管疫情下的零工多被视为必需性劳工，零工平台却以成本高企和保护零工灵活性为理由，拒绝将平台劳工纳入普通雇员的范畴。很多平台劳工也坚信AB5会让自己失去在多个平台灵活接单的机会，从而投票支持了Prop22。

围绕Prop22的动员过程，显示出Teamsters等传统工会和NGO在平台巨头组成的联盟前的绝对弱势。在去年投票前，支持一方获得了2亿多美元的捐款，其中平台公司自己捐献了四分之三，其余由各种警察工会、少数族裔商会、甚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 和散户零工贡献，这个金额是反对法案一方募款的十倍，也打破了加州历史公投筹款数的记录。当劳工组织者在疫情下一户户敲门试图获得更多居民对零工的同情，科技公司只需要通过app向所有劳工和顾客群发动员邮件，就能促成对劳工运动的降维打击。上月，SEIU工会联合四位平台劳工向加州最高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认为Prop22违宪，但此番努力暂时被法院搁置，未能力挽狂澜。

Prop22于年初正式实施，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其对劳工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零工领域，辐射到广泛的服务业。连锁超市Albertsons就决定解雇几乎所有长期聘用的送货员，改用合同工，而在有Prop22加持的加州，该超市索性不再雇佣送货员，而是把业务外包给了去年刚上市的外送平台Doordash的劳工。同时，一些与硅谷有密切合作的游说机构、咨询公司和行业协会，比如由科技集团领导层组成的TechNet，和零售行业大佬起头创办的劳动力创新联盟，利用风口游说全国的传统零售、医疗、教育集团来更多采用灵活用工的模式。Prop22背后的执行团队则打算将新法条的原则发扬光大到其他州，去年末，他们获得了纽约州NAACP官方的背书。

除了动员游说组织抵消劳工运动的成果，回顾美国零工立法的斗争会发现，平台还十分擅长钻法律漏洞。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全美地方法庭已经累计294次判决Uber司机在某个州是雇员，但是Uber通过上诉再迅速撤诉的方式，让法庭无法做出最终裁决，以惠及平台其他司机。在没法采用这招的情况下，平台则往往诉诸拖延大法。AB5原本于2020年初就应当执行，然而平台通过不停上诉和威胁撤出服务让加州法庭不断延后执行的死线，直到Prop22推出让AB5停摆，而最终新公投的通过也让平台幸运逃过一劫。对加州劳工极为不利的状况还在于，立法修订Prop22相当困难，需要加州议会八分之七的支持加上州长签字，如此高的门槛需要一边倒的公众支持才可能实现。

零工归类斗争的局限

加州和英国的立法都围绕对特定零工劳动关系的定性，是一种归类学的斗争。有中文分析文章已经指出，英国的判例并未把网约车司机和普通雇员画等号，而是将其归入第三类高于“自雇人士”（self-employed）、低于“雇员”（employee）的“工人”（worker）类别。“工人”类别是英国特有的劳动关系类型，和自雇佣人士比多了法定假日、年假和全国最低工资。享有这些固然让零工的待遇得到了决定性的提高，却也似乎给零工的法律斗争设置了一个隐形天花板，让其他地区更容易施行妥协性的立法。

事实上，按照法条的内容来看，Prop22也并非就是英国判例的对立面，而是给了全职零工司机一些最基础的劳动保护，包括保障按照驾驶时间计算的最低工资，根据工作时长提供四成到八成加州普通雇员的医保和病假，和约两年的工伤赔偿，这些措施也构成了最近主要零工平台在加州大幅提高订单单价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被认为进步的英国立法，还是保守化的加州立法，都有着将平台劳工视为第三种劳工的倾向。从这个面向上说，英国的立法趋势未必就能激励到其他地区的零工斗争，反而可能让舆论过于关注分类政治本身，而不是每一项零工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平台在法律层面的细微让步，也会让工会和NGO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与平台对峙更容易被解读成过激的举动。

英国立法相对加州Prop22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反而是劳动关系外，对工作时间的重新定义。后者对劳工的保护标准极低，不仅表现在补贴数额不足，而且反映在法条并未将等待订单和开车到接送点的时间算入工作时长，从而将实际的时薪压缩到当地最低工资的一半不到。然而，此次英国高法判定，优步司机的工作时间要从打开应用那刻算起，因为即使在接单时间外，司机的劳动过程也是被严格调控的，长时间不接单的司机也会被强制下线。

这种思路并非英国人首创。纽约市的大部分网约车司机虽然还未争取到雇员的地位，在2019年起已经受到当地最低工资的保护，其工资计算考虑到劳工车辆的空驶率。换言之，订单之间的停顿加长，说明供大于求，劳工接单困难，平台应当给予司机更多的补贴。纽约新政实施后的数据也显示，司机的工资有了普遍增长，平台的利润也未有影响。受到纽约立法的启发，今年1月开始，西雅图的平台司机也有了最低工资的保护。

此外，平台劳工司机还在疫情下争取新的劳动权益。去年3月，纽约上诉法庭判定Postmates必须为旗下劳工提供对标正式工的失业保险，推翻了下级法庭拒绝赔偿劳工的决议。几乎同时，Instacart在罢工威胁下做了妥协，承诺延长带薪病假时间和更改小费系统。年中，纽约和宾州法庭又为部分平台司机争取到了失业保险。

归类斗争外具体的劳权斗争策略，还可以直接运用到其他服务业领域。比如在英国的居家照护领域，不论是正式工还是零工，护工在不同客户家和加油站间奔波的时间，和在客户处留宿的时间均不计入工时。而照护领域的私有化，又迫使劳工增加签约的客户数量，从而延长了其通勤时间。英国优步的判决，就有利于这些劳工开展后续的独立诉讼，争取独立于自己劳工身份外的收入，特别是疫情下的防疫支出和工时补贴。

优步化背后的多元零工

英美的零工判例都基于对本国平台司机劳动过程的解释，这一定程度上让案件更有指标性意义，却无法顾及当代零工经济在产业、地域和具体工种上的多元性。

相比依赖于大工厂的制造业，零工业态和从业者的内部差异更高。Prop22之所以能通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是AB5立法者对零工经济过于大而化之的想象。一些特殊的自由职业者，比如专栏作家、翻译和发型师因为AB5规定而面临新的税务和工时限制。比如媒体机构为了避免正式雇佣自由撰稿人，不得不将其工作量压低到兼职的标准，导致劳工报酬减少。对这类情境的恐惧，是这些自由职业者支持AB5被废除的关键原因。一刀切的法条激化了零工内部的矛盾，最终让平台巨头渔翁得利。

去年，《销声匿迹》中文版的出版，已经让更多中文读者意识到零工不只是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而涵盖了从家政工、客服、家教、审查员到医疗人员的一系列跨国工种，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处境。即使是同一个零工平台内部，劳工的境遇也往往大相径庭，这和劳工的个体生涯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印度女性尽管被在线平台剥削，却因为从事零工得以提升家庭地位。在线零工平台跨国特征带来的这种复杂性，也让归类斗争和传统工会策略变得低效。传统工会只在一国内部维护工人权益，并不能解决隶属于在线平台的外国人的权益问题，而Upwork和Mturk这类平台恰恰是大量外国劳工的生计所在。

Care.com的搜索界面

一些学者还指出，英文媒体惯用的“优步化”（uberization）并非零工经济的普遍特征，而只是反映了公共舆论对男性主导零工领域不成比例的关注，这使得在城市空间不被看到的、非体系化的或是完全在线零工类型更加隐匿。研究家政零工化的Ticona与Mateescu就发现，网约车和外卖平台倾向用话术将旗下劳工视作伙伴和用户，但care.com等公司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提供官方税表，并强调家政工具备专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地位，从而吸引到中产用户。平台控制的核心在于定义劳动边界的权力，至于这种关系在法律和舆论中呈现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色彩，取决于工种、地域和劳工力量的涨落。

这次英国法官在判决书中，强调了标准化服务，比如统一定价是优步控制劳工的一大特征。但标准化服务存在与否，并非直接决定工作的剥削程度。在需要提供大量情感和创意劳动的零工领域，对劳工的控制恰恰在于劳工提供的服务是不标准、无法被量化的，从而可以进一步压低在社会经济上弱势群体的报酬。在几乎所有在线零工领域，不统一的报酬和拍卖竞标机制都让全球南方的劳工面临收入瓶颈。在笔者研究的游戏零工领域，一定的自由调价权损害而非提升了劳工的权益，因为在顾客面前的绝对弱势，让大量劳工在同行竞争下主动打折而非提升单价，而新手和女性受此机制侵害尤其严重。

对于人们熟知的平台服务而言，看似更严酷和集中的算法控制，有时候反而让零工有了统一的斗争矛头，这在针对亚洲平台经济的考察中都有所体现。研究者发现，直接隶属于平台的中国骑手相比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工人更有抗争意识，而印尼的线下交通平台化后也出现了更多的劳工抗议。相比之下，更隐形的零工平台多依赖零散和不统一的人工控制，容易消解掉平台劳工集体维权的动力。

因此，当优步化成为一种默认出发点渗透进立法的逻辑，它所能保护的必定只是某些工种下特定的个体，总有零工被代表和遮蔽。来自英国的喜讯，不该成为继续“他者化”零工的推力，而应是理解其内在分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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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工会背后的美国科技业运动图景

端传媒链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114-opinion-google-labour-union-explainer/ 

1月25日更新新闻: 10个国家的谷歌员工已经组建起了跨国工会联盟Alpha Global。

1月4日，谷歌母公司Alphabet员工组建工会成了科技界的头条新闻。由两百多位谷歌雇员，主要是湾区工程师牵头组建的Alphabet Workers Union（AWU），力图在科技业发轫多时的劳工运动中再添一把薪火。截止到10日，同意贡献出百分之一年度收入加入AWU的成员已经有近700名。被视为高薪白领的谷歌员工，近年来频繁介入各类种族、性别、移民和反审查运动，在公司内部建立起了小有规模的行动网络，而AWU成为了这些网络的自然延伸。1月7日，AWU就国会冲击事件发表了声明，呼吁YouTube封禁特朗普的账户，这也显示了工会将会延续谷歌员工介入社会行动的文化。 

AWU所采用的少数派工会（Members-only或Minority Union）模式，不需要半数以上雇员投票支持即可成立。它虽然无法和多数派工会一样可以和雇主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却拓展了动员人群和议题的边界，创造性回应了大科技公司内部难以发起工会投票的困境。同时，在既有身份政治和新冠疫情的联合绞杀下，科技业劳工行动的破碎性依然存在，未来的行动图景仰赖于领域内全职技术工人运动对外包和服务业工人的反哺。 

谷歌工会的推动力：行业变迁与行动扩散

AWU成立的背后除了有科技劳工们多年的组织积累，也得益于几股力量的助推。首先，全球科技行业的规模变迁提升了科技行业工会的必要性。一方面，体量精巧的硅谷独角兽们接连上演着通过IPO圈钱的游戏，另一方面，则是垄断性科技公司不断膨胀的雇员规模。2019年上半年，谷歌的总雇员数量首次突破了十万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已经超越12万人，仅仅湾区一地就聚集了2.5万人，已可以和很多大型制造业工厂匹敌。依靠大量仓储、物流员工的亚马逊更是有80多万稳定职工，早就跃升为全球雇员最多的企业之一。 

伴随着科技公司影响力和规模膨胀的是公司内部的官僚化和劳工待遇的分化。运营模式日臻成熟后，早期的理想主义褪色，公司很难再用创新的鸡血煽动员工卖命。经济社会学者Catherine Turco在一家中型科技公司的民族志发现，随着机构人员扩张，官僚化不可避免，早先看似民主的决策方式愈发失灵，员工对公司的不满逐步累积。相比其他大型公司，谷歌一度对劳工动员比较宽容，但近两年也接连报复性开除行动组织者，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并缩减了全员大会的议程。此外，技术劳工不同工种和人口间的分化也在加剧。同一公司内部，运营、测试、维护等“软性”技术岗位收入显著低于硬核编程岗位，客服等非技术岗位则不断被削减外包出去。近年来科技业的种族收入比一直在上升，性别收入比看似改善了，却被更大的资本所有权差异所抵消。 

激发科技业劳权运动的还有来自近邻游戏产业的启发。相比传统科技行业，欧美游戏行业的平均工资更低，性别种族分化更严重。独特的游戏预售模式，也使得游戏劳工不断承受着旺季赶工的压力。其中，处于整个产业链底端的是游戏测试员（QA tester），ta们负责处理游戏中出现的程序和翻译错误，不少测试员的收入仅仅飘过当地最低工资。纵观不同的数字劳工类型，游戏劳工的自组织有极高可见度，劳工对工会的认同度也是最强的，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加入工会感兴趣的游戏打工人已经逼近一半。诞生于2018年初的Game Workers Unite（GWU）是最大的跨国游戏劳工联盟，已于多个国家设立分部和组织工会，协助拳头等主流游戏公司的反性骚扰运动，而它最早的组织者就是一批行业中最边缘的游戏测试员和剧本创作者。 

事后看，GWU的成立对科技业的工人运动功不可没，因为正是GWU和美国电信工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CWA）的积极斡旋，促使后者于去年初推行新项目The Campaign to Organize Digital Employees，史无前例地将科技业和游戏业工人纳入工会运动目标。经过一年的发酵，谷歌工会也在GWU的协助下成功创立。因此，数字劳工的工会运动是跨行业扩散的产物。 

大型科技公司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少数派工会

工会究其根本是劳工集体行动的平台之一，而具体的工会组织方式在不同行业、同行业不同公司、同公司不同工种，甚至同工种不同时期间都可以存在差异。与大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会不同，AWU是绕过了正常法律程序的团结工会，又称少数派工会，它不被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认证，无法和雇主进行正式的工资谈判和签订协议。美国法律同时规定，这类工会只能代表加入的那些会员，而非全体员工。 

少数派工会在美国一度是非常普遍的劳工组织模式，1935年瓦格纳法通过，私营部门的集体协商和罢工被制度化，劳工运动被民主党所吸收，有着更激进劳工团结立场的少数派工会才逐步式微。此后，大部分劳工选择在公司内部组织投票，如果半数以上协商单位（Bargaining Unit）的成员投票支持，工会可以组建，且获得排他性协商（Exclusive Representation）权，必须同时代表会员和非会员和雇主谈判。 

省略了全员投票程序的少数派工会对雇主的强制力不足，但有着自身的优势。它可以采用更灵活、更草根、更互联网的直接动员方案，不拘泥于已有的工会运动条条框框。比如，AWU可以和谷歌已有的社运小组整合，更迅速地介入广泛的平权、劳工和政治运动，采取更对抗性的手段，也可以囊括很难放在一个协商单位的合同工人甚至外国工人。 

事实上，美国依托大工会的劳工运动向来有被批评过于官僚、保守、制度化，反而压抑了更激进的组织潜能和牺牲了非工会劳工的利益。曾有学者统计了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罢工数据，发现工会往往单打独斗，与社会运动组织结盟的情况仅仅占到四分之一。单一工作场合的工会组织也有可能扩大整个行业内部和产业链上下游工资的不平等。 

不过，CWA和谷歌员工们最终选择少数派工会的道路，大概并非看中其社会运动优势，而是和大型科技公司的集体行动困境息息相关。2020年组建了多数派工会的Kickstarter和Glitch（Stack Overflow的拥有者）都是小型科技公司，前者正式雇员不到200人，后者则只有30多名。简单、扁平的组织结构为劳工自组织省去了大量问题，线下找会议场地等过程也容易得多。对动辄几万人，多个办公地点的大型科技公司来说，别说发动三成雇员同意开展工会投票，绕过公司内部通讯将工会消息通知到全员都需要投入海量的精力。疫情下公司办公室关闭，很多硅谷员工索性搬到了租金更低的小城市，工会组织移到线上后沟通效率也受到了影响。 

80年代后白领，特别是金融、科技行业内部中层管理人员比例的增长也让劳工运动组织存在天然的阻碍。在大型科技公司内部，项目和工作组林立，很多人既是工人也同时是团队负责人，身份的模糊性、管理的破碎性和流动性让劳工的对抗目标很难统一起来。 

此外，硅谷对中印为主的移民劳工的依赖，也让全员动员要跨越公民权、种族、种姓上的多重隔离，这些隔离往往大过阶级团结话语的黏性。移民劳工参与社会运动代价过高，也让组织者陷入两难。一位工程师组织者曾向笔者坦言，他在做动员工作时会优先鼓励已经拿到绿卡的人，担心持有工作签的同事会因为被开除而被迫离境。 

少数派工会是谷歌技术工人在组织传统多数派工会的困境面前，所采取的一种弯道超车的创造性策略。过去十年，在德州、田纳西等对正式工会极其不友好的南方州，少数派工会也被一些传统产业的劳工所采用。例如2014年，大众汽车的Chattanooga厂工会投票惜败后，工人选择了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组建少数派工会，这一做法随后被南方多处制造业厂所效仿。与谷歌工会同属于CWA的United Campus Workers田纳西分部，就是该州20多所高校职工的少数派工会。  

因此，采用哪种工会动员模式不仅取决于行业类型，还受制于变化的制度和法律背景。谷歌目前的少数派工会路径，在未来也可能逐步向多数派工会位移。 

谁是技术业劳工？阶级排斥与破碎的技术工人运动

技术业劳工至少包含三类人群，最常被人提起的是以白人亚裔男性为主的全职技术雇员，第二类是被统称为TVC的临时、末端销售和合同工人（Temporary, Vendor and Contract），理论上帮谷歌打工却不属于谷歌。TVC内部又分技术工人和服务类员工，后者包含一系列与再生产相关的职位比如物流、餐饮、安保、清洁和日托中心家教等，这些劳工63%是非裔和拉丁裔。除此之外，第三类则是最不稳定的数字零工平台的劳工。对垄断科技公司来说，保证一个庞大的低薪非正式雇员队伍是机构存续的关键。例如，为谷歌工作的TVC劳工数目高达13万，超过了正规雇员的数目。

Silicon Valley Rising统计的科技业工程师和服务类员工的时薪差异

舆论谈论谷歌工会，反对加班和996的时候，常将科技公司员工与技术工程师划等号，也因此错估科技业运动的整体图景。在此次传媒对谷歌工会的描述中，大量报道声称这是谷歌员工，甚至大科技公司员工第一次组建工会，粗暴抹杀了服务业和外包工人规模更大，历史更久的抗争。 

硅谷的清洁工们是服务业劳工中最先组建工会的工种，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苹果和惠普等公司的清洁工们就加入了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2017年，加州脸书总部的500多位食堂工人成立了隶属于Unite Here的工会，距离不远的2300位谷歌食堂工人则在2019年末组建工会，这也构成了目前科技领域最大的集体协商单元之一。过去几年，主要科技公司的合同制司机纷纷加入了卡车司机工会。据Working Partnerships USA统计，硅谷范围内有14000名加入了工会的食堂工人、清洁工和安保人员。服务业外，外包科技公司也不得不面对工会的挑战。2019年，为谷歌供货的著名印度外包商HCL的匹兹堡分部也成立了工会，这被普遍视作美国科技领域第一个技术工人工会。 

非营利的科技业集体行动数据库每年总结科技业不同劳工行动的趋势。它的统计显示，过去九年间，科技业的劳工行动主要由其中更不稳定的劳工贡献，比如非技术工种的罢工。然而高技术劳工的运动，比如谷歌Walkout等却得到了更多媒体的关注。这不仅不说明打工人之间的联合，而只是再次印证了打工人之间在话语权力上有多么不平等。从劳工的组织历史来看，更不稳定的科技业劳工也是各种运动组织的带头人，与游戏业中的情况相同，是行业中最边缘的工人点燃了全行业的运动。美国技术劳工联盟（TWC）早在2015年就有科技部门的食堂工人深度卷入，试图弥合蓝领和白领技术工人间的隔阂，而直到特朗普任期内才有多地白领劳工的大量参与。 

从科技史的角度看，谁是高技术码农本就是科技行业话语建构的产物。数字劳工学者Lily Irani在研究中就指出，以MTurk为主导的幽灵劳工平台，为了维护其剥削模式，必须反复强调平台劳工所做的个体性的数据标注和编码是与传统码农不同的低技术劳动，殊不知编程也常常是相似的可以被打散的重复性劳动。 

这种对高技术、低技术的二元划分成为BPO外包行业和平台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科技公司通过不断把客服、审查、测试等“低技术”工作转移给外包公司和零工平台来节省用工成本和避免劳动纠纷。过去两年发展最快的莫过于数字媒体审查员的队伍，这也已成为菲律宾的支柱产业之一。科技公司也精明地利用了女性，移民、性少数、残疾人和文科生在正规就业市场的不利地位，把低报酬的职位套上高社会地位的外衣，让ta们感觉自己从事着一份和照料劳动冲突最小、又相对体面的工作。 

尽管谷歌工会超越了传统多数派工会的理念，在纲领上维护外包合同和服务业工人的权益，目前加入的非全职技术工还是极少数，要让后者有机融入技术工人的运动还有太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外包与服务业工人的运动本就相对独立和组织化，对全职技术工人的鼓舞激发要远超过能从对方身上获得的实质性支持。 

延续了一年的疫情也拉大了高技术工种和不稳定技术工人之间的动员距离，白领们纷纷居家办公后，科技园区停摆，平日为技术工种再生产提供保障的服务性工人被抛向更绝望的境地。从劳工行动频次也可看出，2020年全职高技术工人的行动减少了，不稳定蓝领的抗争则席卷了美国，从亚马逊仓储到Instacart罢工，科技业为了工资与生存的斗争变得愈发尖锐。讽刺的是，疫情下谷歌工会的成立，它不同以往的动员策略，在开拓运动想象力的同时，也不经意间强化了“蓝领工人为生计，白领工人为社会正义”的刻板印象。越是在这样矛盾的时刻，就越需要识别两类运动的内在勾连和一致性，重述前者激发与塑造后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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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背后的拉丁裔保守主义

端传媒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1111-opinion-latinx-in-us/ 

在各国媒体对美国大选结果的盘点中，一个逐步被人关注到的现象是部分拉丁裔选民的右倾。拜登尽管赢了多个摇摆州的选举，却丢失了拉丁裔聚集的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与4年前的希拉里相比，拜登在关键区域收获了更少比率的拉丁裔选票，在德州西裔聚集的边境地区甚至遭遇被翻红。尽管拜登和特朗普均得益于拉丁裔投票率的上涨，后者分到的蛋糕却更大。主流舆论中，拉美移民被视作终结共和党统治，对冲白人工人阶级保守派选票增长的关键。尤其在预测佛州等地的选举结果时，人们往往预设稳定流入的拉丁裔将为民主党带来更大的赢面。 

但事实却一次次打破观察家的预设。被自动归类为少数族裔的美国拉丁裔，比近年来同样趋向保守的亚裔群体更多地支持共和党。诸多数据都显示，2016年后，拉丁裔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更稳固而非松动。2018年中期选举中，知名共和党人Ted Cruz和Rick Scott就分别获得了35%和45%的拉丁裔选民支持。今年拉丁裔对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回弹到了历史高点。疫情中少数族裔更高的死亡率未撼动特朗普的拉丁裔基本盘，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认同他针对疫情的一系列举措。拉丁裔非但没有成为民主党蓝潮的一部分，反而经常成为政治版图中令人困惑的搅局分子。 

拉丁裔给人出其不意的困惑，部分来源于其复杂破碎的族裔认同。美国的拉丁裔来自于20多个政经背景迥异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墨西哥、古巴、波多黎各、萨尔瓦多等，近些年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增长最快 。在人口普查和主要社会统计中，拉丁裔并非与白人、黑人、亚裔、原住民并列的种族，而是一个单独罗列的祖籍和文化归属选项。很多看似属于拉丁裔的选民并不认同拉丁或西班牙裔（为囊括巴西裔，本文主要使用拉丁裔的称呼）的标签，也不认为自己属于美国已有的种族类型。更多认同为拉丁裔或西班牙裔的人又同时隶属于其他种族，比如高达四分之一的人是黑人拉丁裔Afro-Latinx（Latinx是社运人士倡导的Latino的性别中立版本），他们平均的意识形态比其他拉丁裔要激进许多，在族裔内部也常遭受种族歧视。拉丁裔社区的意识形态光谱宽广，既有顽固的福音派基督徒，也有the Young Lords以降的左翼反美激进主义传统。近年来，BLM等议题的发酵，让拉丁裔社群内部更加撕裂，也提升了分析预测拉丁裔政治的难度。 

和亚裔类似，抛开内部的异质性和对同一性标签的质疑，拉丁裔事实上已经成为一股可以被集体动员的政治势力。全美范围内，拉丁裔已经超越非拉丁裔黑人成为最大的少数族裔选民群体，他们将在未来决定进步政治的走向和前进速度。  

拉丁裔铁票仓的迷思

在美国的政治史里，拉丁裔并无统一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而总是依据历史情境而做出更利于自身族裔的选择。1930年以前，和非拉丁裔黑人类似，绝大部分拉丁裔都是共和党支持者。1930年到1960年代，共和党逐步成为富人的代言人，大部分少数族裔，包括西班牙裔因为罗斯福新政后新政联盟的建立而转投民主党。但60年代政党重组后，拉丁裔和黑人的投票趋势出现了奇异的政治分野。黑人不断逃离共和党的同时，拉丁裔共和党数量却因为保守派的不懈动员而稳步增长。自尼克松开始，尽管两党轮流执政，拉丁裔共和党支持者的数量一直都保持在三分之一上下。 

拉丁裔对共和党的稳定认同，源于六七十年代民主党的策略失误和共和党的乘虚而入。二战后，一小批由于入伍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拉丁裔男性精英开始组建最早的西裔共和党组织Republican National Hispanic Assembly。RNHA在尼克松当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全美拉丁裔保守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二战时期的军工联合体振兴了加州、德州、佛州等地的经济，人口的净流入让这三州的选举人票超过了纽约。由于拉丁裔恰恰聚集在这三个州，拉丁裔在选举政治中的重要性一下子被放大。 

相对民主党的傲慢，共和党面对黑人选民流失的挑战，花重金对西裔进行了针对性的宣传，栽培出一群具有草根动员力的拉丁裔共和党。这些人声称民主党予取予求，利用拉丁裔的忠诚。这种逻辑不无道理，只有两党都视其为摇摆选民而竭力争取时，拉丁裔才能得到最多的好处，因此，拉丁裔必须同时参与两党的政治。共和党成功的动员策略还让拉丁裔内部出现了极化。一方面，民权运动让不少西裔和黑人、亚裔、原住民建立起了种族团结，另一边，一些出身精英的拉丁裔共和党则开始美化西班牙殖民，通过强调自己西班牙后裔的身份来贬低其他少数族裔。另有拉丁右翼则强调对美国的认同基于其独立战争的历史，成为美国人就要铲除自己族裔身上西班牙旧帝国的残余。 

七十年代后，随着拉丁裔总人数的上涨，共和党做了大量吸纳拉丁裔精英的工作，比如七八十年代美国财政部司库有三个都是拉丁裔女性，可谓史无前例。拉丁裔与共和党的蜜月期出现在里根和小布什时期。80年代中移民政策虽然收紧，却同时给了无证移民合法化的途径，提高了里根在拉丁裔中的声誉。在小布什任下的八年，拉丁裔的支持率又一次冲到了四成多的顶峰。布什家族在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拉丁裔建立了稳固深厚的关系，其小政府的理念，以及911后对国家安全的重视，都得到后者的青睐。 

奥巴马主政时期，出于对其团结有色人种的信心，拉丁裔重新开始拥抱民主党，但即便是他表现最好的2012年大选，拉丁裔的支持率也只是区区71%。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的种族主义攻击也未能显著降低拉丁裔对保守派的支持，近三成选民依然把票投给了共和党。日益种族主义和反人性的移民政策并非没有刺痛到拉丁裔，但移民一个维度并不足以撼动已然坚固的政党认同。今次大选中拉丁裔的“反动”表现，更多只是其保守主义历史的延续。所谓拉丁裔是民主党铁票仓的论断，其实并不成立。 

拉丁裔的政治倾向与投票选择

吊诡的是，尽管拉丁裔政治认同分化严重，不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习惯了采用本质主义的话语去描绘拉丁裔的政治倾向。早在八十年代，与里根在初选相遇的西班牙裔保守派总统候选人Benjamin Fernandez就信誓旦旦地断言，拉丁裔将是天然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信奉个人主义，几个世纪以来都不信任中央政府，还从自己母亲身上学到了财政保守主义。”里根本人更是有过名言：“拉丁裔是共和党，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与同期美国共和党把富裕的东亚裔视为天然的保守派一脉相承。 

政客们的本质主义倾向也强化了公众对不同拉丁裔的刻板面貌，比如人们认为西班牙裔中投共和党的要么是反堕胎的天主教徒，要么是冷战背景下古巴反共移民后代，逢民主党必反。事实上，天主教也可以和左翼劳工运动有机结合起来。美国为移民农工维权的农业工会United Farm Workers (UFW)，就是西班牙裔天主教徒于60年代建立，组织的运动纲领中也常见天主教的元素。拉丁裔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都由古巴裔来背锅。早在古巴革命前，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就已经大规模支持共和党州长，墨西哥、尼加拉瓜、委内瑞拉裔中也有数量众多的保守派，不少在拉丁裔保守派组织任职。 

拉丁裔的政治倾向也确实和拉美政治有极大的关联。除了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外，每个拉美移民都自带了故土政治斗争的印迹，透过对这些斗争的记忆和重构来确认自己在美国的立场。20世纪初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等地的左翼运动塑造了早期拉丁移民对美国的灯塔主义，这种亲美倾向甚至反过来强化了对出生地右翼政党的支持。例如80年代，支持里根的墨西哥共和党人基本都同时拥护墨西哥的右翼基督教政党国家行动党（PAN），后者被拉丁裔保守派亲切地称作“墨西哥的共和党”。 

但拉美左翼政治也没有成为拉丁裔投票时的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第一代移民对出生国的记忆更深刻，更容易将拉美问题带入投票考量。相反地，已有数据显示，在美国出生的、千禧一代的和说英语为主的拉丁裔尽管价值观更开放，认同共和党的比例相对老一辈人反而更高。这一来显示其他美国本土的因素，比如经济利益在党派认同形成中发挥着作用，二来也说明在拉丁裔身上，进步、保守的标尺和美国民主、共和的党派界限并非重合。 

已有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显示，影响拉丁裔投票倾向的因素错综复杂，这不仅表现在拉丁裔多元的人口特质，模糊的身份边界，多重外部因素的相互干扰组合，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比如著名的2004年大选中，布什以41%-44%创下了拉丁裔共和党支持率的记录。这源于布什家族本身对西裔的亲和力，其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上的强硬态度，和拉丁裔对当时民主党推行同性婚姻和堕胎政策的不满。 

针对刚过去的2020大选，虽然尚未有严谨的学术分析，但初步的民调暗示，拉丁裔“倒向”共和党源自他们对疫情下经济状况的担忧，而非在文化战争上的站队，或是对民主党实施社会主义的忧虑。具体来说，各地共和党推行的重开政策相对民主党主倡的社交隔离，更能解决低收入拉丁裔生计上的燃眉之急，疫情前失业率的下降也让他们认为共和党更能处理失业问题。11月3日Latino Decisions针对拉丁裔选民的调查数据显示，疫情、工作和医保价格是各州居民最希望政客解决的议题，远超过移民改革、种族正义、堕胎、环保等话题。对很多西裔来说，投票是在均无法彻底代表自己的两党中挑一个不那么坏的支持，民主党无法指望凭借社会正义问题占领道德高地。 

右翼运动中的拉丁裔

丰厚独立战争与革命传统浸淫下的拉丁移民，早已越过投票箱，在更广的社会运动中锻造和重塑着美国精神。然而，和拉丁裔的高度参与不匹配的，是学界和传媒对拉丁裔保守主义运动的忽视。人们想当然地把拉丁裔的社运参与框死在支持移民一个维度上，预设移民一项就足够让他们忠诚于民主党，无视他们在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参与。 

首先，拉丁裔尽管同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由于殖民历史中的反黑主义和与非裔在就业上的直接竞争，族群中的种族主义程度一点也不低。与亚裔相比，拉丁裔，尤其是拉丁裔白人对黑人的排斥性更强。在几乎所有社会调查中，拉丁裔对黑人遭受种族主义的感知都和非拉丁白人相差无几，他们大都不承认黑人依然遭受着系统性的歧视。另一个反直觉的数据是，在BLM运动伊始，西班牙裔对黑人运动的支持率甚至连白人都不如，直到今年弗洛伊德之死，才让许多拉丁裔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的特权。借由BLM，年轻的拉丁裔进步派们也终于有机会对自身族裔内部反黑的历史进行持续的反思。 

可惜，这种族群内部的反省并未扭转大局。今年夏季在佛州，以Cubans4Trump为首的团体组织了多次反对BLM的集会。许多大城市的拉丁裔聚居区也出现了零星的反黑行动，曼哈顿Inwood社区的多米尼加裔和非裔起了冲突，芝加哥Little Village的墨西哥裔则武装上街骚扰黑人。在民调上，六月几乎所有族裔都站出来支持非裔抗争，可到了九月，白人和西裔的支持度经历了大倒退，非裔和亚裔的观念变化则不大，西裔又一次和白人站在了一起。 

另外，拉丁裔对保守政治的支持还仰赖于大量右翼组织的草根工作。成立11年的Hispanic Republicans of Texas是州层面运营最成熟的拉丁裔保守派组织，已经为140多位拉丁裔共和党人助选。Texas Latino Conservatives是今年新成立的组织，专注于培养下一代保守派行动者。德州以外，去年设立的Latinos for Trump成为了拉丁裔共和党们社区动员的首选平台，他们致力于扩大，而非仅仅维持拉丁裔共和党的基数。 

与四年前遮遮掩掩的姿态截然不同，今年拉丁裔保守派们更直接地在街头进行宣讲，一些拉丁裔聚集区随处可见Viva Trump的标语。Latinos for Trump也利用各种机会污名化BLM，声称其受到拉美共产主义政权的资助。组织的官方Instagram频道上贴满了各种支持者的合影、拉票活动现场照片、特朗普的新闻和推特。目前，页面的更新停留在11月7日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的声明上，不知未来何去何从，但可以肯定的是会有新的平台继续代表拉丁裔保守派的声音。 

拉丁裔甚至在极端右翼组织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近两年传媒曝光度较高的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的负责人Enrique Tarrio就成长于迈阿密的小哈瓦那，自我认同为黑人拉丁裔，他也是Latinos For Trump的区域负责人。白人极右翼通过吸纳少数族裔成员甚至负责人，也可有效还击外界的白人至上主义指责。 

拉丁裔政治未解的疑问

拉丁裔保守主义得以维系至今，还有许多值得深挖的维度。拉丁裔的高共和党支持率几乎完全由男性选民驱动，而且趋势比其他族裔更明显。纽约时报对摇摆州的选前调查显示，拜登和特朗普在拉丁裔女性中的支持率分别是59%和25%，但在拉丁裔男性中，两人的支持率居然只差8%。拉丁裔的投票性别差异是黑人的两倍，亚裔和其他族裔的四倍。除了根深蒂固的性别主义，基于中美洲移民的社会学研究还曾指出职业性别隔离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相比拉丁裔女性移民多在混合族裔场合工作，拉丁裔男性移民多从事城市服务业，日常沟通局限在和其他拉丁裔的互动上。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使得拉丁裔不同性别间的价值观相差悬殊。 

基于亚裔的社科研究也为理解拉丁裔政治提供了新的启示。政治学研究发现，促使二三代亚裔移民逐步靠拢民主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高校政治社会化的作用。通过与倾进步派的同龄人，特别是其他少数族裔的交流，亚裔年轻一代逐步与老一辈移民的保守主义、灯塔主义价值观脱钩。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低，这条高校社会化的通路对拉丁裔来说也许并不那么明显，但它至少暗示，少数族裔年轻人间更强的联系和沟通是打破政治精英分而治之策略的步骤之一。  

最后，与60年代拉丁裔共和党由几个州的退伍军人和职业精英把持不同，如今的拉丁裔共和党支持者在地域和人口特质上更多元，包含了大量的劳工阶级，而不同阶级对共和党的支持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相比追寻保守的家庭和宗教价值，德州边境小镇的拉丁裔劳工阶级对民主党可能威胁到石油产业更为警惕，他们的政治选择也因此更容易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跟换。其他调查也曾发现，过去十年在同性婚姻等社会议题上，拉丁裔和其他族裔的取向差别已经很小，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禁锢性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近日，历史学者Geraldo Cadava在采访中无奈地表示，似乎每过四年，人们都要被迫重新发现一次拉丁裔。当每次大选结果都在挑战公众对拉丁裔政治的直觉，人们就该更主动地放下其他未经审视的预判，去理解拉丁裔标签下涌动着的鲜活经历。 

参考文献 

Abrajano, Marisa. 2010. Campaigning to the New American Electorate: Advertising to Latino Voter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brajano, Marisa A., R. Michael Alvarez, and Jonathan Nagler. 2008. “The Hispanic Vote i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security and Moral Concer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2):368–82. doi: 10.1017/S0022381608080365. 

Cadava, Geraldo. 2020. The Hispanic Republican: The Shaping of an American Political Identity, from Nixon to Trump. HarperCollins. 

Corral, Álvaro J. 2020. “Allies, Antagonists, or Ambivalent? Exploring Latino Attitudes about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42(4):431–54. doi: 10.1177/0739986320949540. 

Menjivar, Cecilia. 1999. “The Intersection of Work and Gender: Central American Immigrant Women and Employment in Californ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2(4):601–27. 

Mohamed, Heather Silber. 2017. The New Americans?: Immigration, Protest, and the Politics of Latino Identity.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Raychaudhuri, Tanika. 2018. “The Social Roots of Asian American Partisan Attitudes.”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6(3):389–410. doi: 10.1080/21565503.2018.149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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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零工在中国

平时很少谈自己的研究，这次破例简单总结了下手头进行的游戏劳工调研，多数派版本见这里。

电子游戏作为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在中国却有着独特的发展脉络。它一方面包含着太多竞次、反艺术与恶意营销的元素，太多的游戏短视、无脑、重复和仇女。但从另一个侧面看，电子游戏在中国是更具大众和工人阶级元素的存在。一个以高性能3A游戏为主导的游戏市场，也必然会排斥更多只拥有低端安卓机和碎片时间的玩家。中国市场很难孵化出有想象力和毅力的工作室和开发者，却在分发、再创作和消费层面上卷入了更多的社会群体。 

网游、手游、页游为主导的游戏产业格局，发展多年的游戏公会制度，加上近年来4G、5G通讯的普及，催生了中国电竞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和商业化，也变相推动了直播、代练、陪玩/陪练、租号等二级市场中游戏零工的崛起。仅游戏直播一块，就有三百万以上的从业者。这些零工中的绝大部分类型在欧美社会都没有对应工种，但在中国，它们正迅速被主流社会所看见和承认。一系列经济和职业教育政策也在推动游戏零工职业的正规化。如今，游戏陪玩已经可以申请中国通信工业协会认证的电竞陪练师的资质。缴纳几百元人民币，通过笔试和操作后，陪玩劳工就可以获得平台的认证 ，从而有机会拿到更好的订单。 

这些零工超越了互联网研究中对数字劳工的二元定义。后者在发达国家往往指的是被公司变相剥削免费劳动的消费者劳工（Consumer labor）或玩工（Playbour），比如出于个人兴趣创作游戏模组的玩家。在全球南方，数字劳工则往往涵盖那些为微软索尼组装电子设备的制造业工人（见PlayStation War），或是在暗无天日的工作室里打工的类似奴工的游戏货币打金者（Gold farmer），这两种工人都在从事主流社会忽视的隐形劳动。但如今中国大量的游戏零工，却难以被归类到之前这些数字劳工类型里。ta们绝少仅有玩家的身份认同，是靠在第三方平台接单打游戏维生的兼职和全职工人。同时，ta们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可见度，处境也更接近外卖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等传统零工工人。 

中国游戏零工的意义不止于技术与娱乐行业内部的变革重组。在资本的涌入、传统服务业的危机和疫情所催生的失业潮前，游戏零工的出现成为一种扭曲的中下层生涯出口。并没有多少从业者真正相信其所许愿的赢家人生，但ta们还是留了下来，希冀在更大的社会衰退之前捡拾到一些风刮下的果实。 

游戏劳工与平台远程控制

过去两年，我开始参与式观察中国的游戏零工经济，特别是零工从业者的劳动过程和职业流动。与快递员等内部差异更小的零工类型不同，很难寥寥数句勾勒出一个典型中国游戏零工的画像，或者说“典型”这个词本就潜藏着太多的预设。它预设了游戏零工有统一的面孔，经历着类似的劳动控制。事实上，游戏零工与纯开发端外庞杂的游戏内容流通与再生产过程有关，根据不同平台和工种而存在分化。不同阶级和性别出身的劳工，与游戏平台、顾客的互动也大相径庭。有男陪练使用变声器装成女陪玩，希望因此能获得更高的时薪，却又面临更多隐性情感劳动和网络性骚扰。 

但除了少量在金字塔顶端的幸运儿，绝大部分游戏零工在经历迥异的劳动过程后又往往殊途同归，ta们不仅无法通过自由灵活接单实现经济自由，反而被更深地嵌入进平台的剥削逻辑里，这与媒体上常见的通过打游戏躺赢的宣传有极大出入。 

传统零工经济往往存在隐形远程控制（Remote control）的问题，劳工虽然看似具备自我支配工作的优势，平台的规则和算法却变相剥夺了这种自由。比如Alex Rosenblat研究Uber算法时候曾经发现，Uber通过高峰定价机制吸引司机到订单需求高的地区，等司机真正抵达目的地加价却已经消失。平台经济的远程控制在游戏平台得到了最为极端的展现，特别体现在对劳工日程管理的控制。一位与主要直播平台正式签约的英雄联盟女主播表示，虽然理论上直播时间随意，但为了保持稳定的观众群，直播必须每天固定时间段进行。为了避免与头部主播在黄金时段正面竞争，她的直播时间是晚上九十点一直到深夜，并没有太多调整的自由。又比如在陪玩平台上，每个劳工都有一个评定分数，定期登录是其中很重要的指标，不固定工作导致的排位下降会直接影响之后的接单。 

绝大部分游戏工人都只能专注于打一两个网络游戏，这不仅因为按照目前电竞的竞争性，玩家很难同时玩好两个以上的游戏，更因为游戏平台往往只和劳工签约一个游戏，在多个游戏下工作，也会影响劳工在单个游戏上的排位。然而，局限于少量游戏使得劳工的收入仰赖于游戏本身的寿命，单个网游热度的衰减就可以直接威胁甚至毁灭一大群劳工的生计。 

事实上，对普通游戏劳工而言，没有明星的光环加持，通过正常方式接单打单获得一份中产的收入极难实现，这就逼迫劳工另谋他路。最简单粗暴的策略就是延长工作时间，我接触到的一位西安的女陪玩为了赚钱而压缩休息时间，每72小时只睡7小时，忙碌时通宵不眠，这样一个月可以保证一万的净收入，最多的月份拿到了四万多。为了获得更高的时薪，很多陪玩甚至倾向于接通宵单，这些连续八九小时的订单往往会因为顾客疲劳而提前中止，也因此变相为劳工争取到更长的休息时间。再者，通宵订单的客户更可能是人在欧美的海外用户，主要是缺乏线下社交的留学生和金融白领，ta们接受更高的时薪，提供更多的打赏，还更可能是长期的顾客。一些劳工为了给这些海外顾客打单自费购置了网络加速器，租赁合适的游戏账户，否则无法顺畅连接游戏在海外的服务器。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分布就这样通过游戏应用形塑了游戏零工的劳动过程。 

对于代练陪玩等工作来说，劳工为了抵抗高额抽成绕过平台交易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脱离平台也不意味着管控的消失和待遇的提升。平台以外是更广阔的游戏灰色经济圈，无数的贴吧、QQ和微信群有着更波动和残酷的行业生态，这些生态圈相比平台，存在更明显的劳动分化，接单和打单的常常不是同一人，各种群组管理人和中间人都在抽走普通劳工尤其新人的收入，一些抢手的社区甚至需要缴纳高额会费和保证金才能加入。 

游戏零工与社会再生产的危机

尽量游戏零工可能来自各个地区和阶层，但大多数仍然来自二三线城市或农村的中下层家庭，大专学历或以下，与充斥着一线城市中产和海归硕博学历的正式游戏工人有着鲜明的阶级划分。ta们并非中国的最底层，而至多归属于底层以上中产以下的三明治阶级。但学历的瓶颈，中小城市有限的就业机会和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已经显著改变了这代人对社会流动和自身未来的预期。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把直播、陪玩、代练看作一份不错的过渡性“工作”，虽然零工意味着不稳定的工作时间、缺失的劳动保障和线下社交的中断，算上省下的通勤的成本，它的时薪和绝对收入都要超过很多线下的合同工甚至正式工。 

对自身就业前景的绝望，构成了进入和留驻于游戏零工行业的主要动机之一。来自常州的一位兼职代练员表示，除了游戏接单外，他白天在一家购物中心的游戏厅做设备维修，晚上在酒吧做安保到深夜，相比之下代练的收入已经是最高的。如果能有长期稳定的接单渠道，他愿意从事全职代练，反正“工作都一样，没啥前途”。 

相比在零工经济中自由度更大的男性，女性更可能成为全职的游戏劳工。尤其对在传统制造和服务业中受到广泛压榨的年轻女性来说，直播和陪玩产业成为了难得的经济安全港。在社会污名与家人的反对面前，很多人还是坚持选择了更轻松的游戏零工。一位受访者在从事全职陪练前先后从事过酒店前台和公司客服的工作，远超996的工作强度和日夜颠倒的加班让她决定成为全职游戏工。她不仅避免了去公司坐班，月收入也高了三四成。她和我回忆起自己的中专生涯，说当年的同班女同学不是在做淘宝客服就是在超市做收银员，相比之下她目前从事的陪玩是待遇最好的：“多亏我会打游戏”。另一位95后的南京陪玩有着类似的经历，全职打游戏前她在饭店和工厂换了很多份工作，最理想的时候也只能拿到四五千的月工资，而如今辞职后每天接单的月收入可以接近一万，已经是“小白领的收入”。对很多受困于传统行业的青年女性来说，虚拟世界的贩卖与物化比线下工作的异化更能忍受。 

中国学者在对深圳三和的田野中发现劳工阶级用零工来表达对工厂文化的排斥，而游戏零工的繁荣似乎象征着另一场紧接着的次生转型，当线下零工的压榨都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足不出户的线上工作就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捷径。游戏零工并非线上零工的首创，网络刷单、数据标注、线上翻译、在线问卷，都是曾被形容成躺着赚钱的亚类型，但以往这些任务只能提供正式工作外的零钱补贴。依托电竞制造的巨大需求，游戏让全职线上零工的理想第一次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 

当然，零工青年知道打游戏并非最终的职业出路。只有极少数成员可以通过积累人脉，晋升为非正式经济的管理层，比如游戏公会的负责人。在我的研究中，一位男主播靠着积累的知名度和朋友一起注册了旗下有一百多位游戏主播的公司，但这种转型也基于劳工本人较为精英的家庭背景和作为男性创业者的优势。 

全职劳工但凡工作满一年都会意识到，ta们吸引到的粉丝和顾客开始饱和，收入上升遇到瓶颈，很快就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打竞技游戏所耗费的精力也常常被游戏的娱乐性所掩盖，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业者要维持从前的反应速度高质量完成订单变得愈发困难。对需要花费更多情感劳动的女从业者而言，同时与玩家沟通与打出精彩的对局愈发不可兼得，大部分人都表示两年内就会试图转入别的行业。 

疫情与游戏零工红利的消失

二月以来，疫情给全球社会带来重创的同时也养肥了电子游戏产业。虽然线下生产的停滞短暂影响了游戏主机的供应链，多国的居家令让游戏产品的利润在过去半年迅猛增长，EA、Take-Two等大厂的股价一路飞升。但这种聚焦于游戏开发端的白领叙事，却掩盖了非正式劳工在疫情下更艰难的处境。 

以比心陪练为例，今年春天开始，每次登录系统，都会有大量的陪练给我发私信求下单，浏览页面可以发现ta们的日常接单量都非常惨淡。粗略查看应用还可以发现，由于疫情下涌入太多陪练，特别是很多在家网课赚零花钱的学生，目前劳工的时薪较去年缩水很多，前两年满眼可见的50-60币时薪被20-30币取代，提现时平台扣除20%后，劳工的实际收入还要低很多。如果不按照平台的规定来获得更高的“大神分”或是通过考试成为注册陪练师，大量的普通劳工甚至很难获得接单的机会。平台推出的人工派单大厅对劳工来说也极度不友好，不止一个人向我抱怨浪费很多时间试音也根本抢不到单，还要忍受顾客的坏脾气和性骚扰。为了获得宝贵的接单机会，大量劳工不得不调低单价、推出折扣来吸引顾客，这又进一步压低了平均时薪。时薪的断崖式下降导致兼职比例和劳工轮换率的上升，这与其他零工平台的发展历史也高度一致，不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将经济成本不断转嫁到普通劳工身上。 

面对平台生态的萧条，游戏零工们也想出各种办法来弥补收入的锐减。电竞资本的涌入让目前的游戏市场充斥着上百个互相抄袭的游戏零工应用，有劳工因此同时注册多个平台来提高接单概率。也有其他从业者使用闲鱼等非传统游戏平台来省下手续费。另外的劳工则想出了更有创造力的方案，比如将代练和陪练结合，用帮忙代练拿到的帐号同时接单陪玩，赚两份工资又不违规。但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对总体收入的提升作用有限。 

哪怕疫情好转，平台的生态已经很难复原。经济的逆行吸走了玩家手里的余钱，不少顾客甚至是负债打赏。习惯了一局五元的玩家，也很难在短期内接受一个翻倍的价格。对大部分游戏零工而言，零工游戏平台的红利正在慢慢消失，它不再能形成对线下服务业剥削的消极抵抗模式。年纪渐长的劳工们可能会被迫回流到ta们所厌恶的行业，把零工生涯看作一段人生迷茫期的插曲，同时又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试图去填补前人的空缺。 

不论生命周期多久，这批游戏零工正在不经意间挑战着生产和再生产的界限，工作与生活的划分。对于一个自动化统治的反乌托邦而言，游戏提供了Kathi Weeks所说的“生活抵抗工作（Life against work）”的可能性，但国家和资本的种种盘剥，又在制造工作反噬人生的悖论。 

未来，游戏零工的集体行动而非个人抉择也许会改变这场拉锯的结局。目前，被打散在各个工种、平台和县市的中国游戏零工们还没有太多公会和接单群外的互助社区，大部分劳工在线下也不认识任何同行。过去两年，全世界正式游戏工人们组建工会、状告雇主、跨国联合抵抗加班文化，但这些基于工作场所密切互动的斗争经验，也难以移植到零工领域。更直接的困境在于，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划界本身就是瓦解运动的核心法则。游戏零工需要更多的外界关注，也亟需更多游戏领域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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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修订发言稿）

这是7月4日在湾区文化沙龙做的分享的修订文字版本，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调整了口语化的表达，因为没有影像，所以还新加了一些讲座中没有的图片。澎湃版本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75114 因本人疏忽澎湃版本为最后第二稿而非本博客版本，但除漏了两个参考文献外，两者内部差别不大不影响阅读。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会梳理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我会分享针对这一波BLM的公众舆论和运动的三个主要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里我们也可以瞥见历史上黑人运动的遗产。 

社会运动与黑人解放的公众记忆

今天人们谈论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谈论运动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种历史视角，一种事后理解和记忆运动的方式。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同时是被传媒体系和学术研究过滤的，过滤过的事实会被印刻成历史成为一种公众记忆和政治论证的文本被不断唤起。 

比如1960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权力运动，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多影像记录和学术研究。唯一较为完整的纪录片是瑞典电视台记者拍的The Black Power MixTape, 记录了1967到1975年间和黑人权力运动相关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国上映，但因为有很多素材遗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没有素材，所以整个视角不是很全面。但60，70年代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愿意去深入采访黑人权力运动，所以连纪录片都是外国人完成的。而且当时瑞典的拍摄团队还受到了多方阻拦，被美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批评传播负能量，看不到美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美国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记忆僵化而存在极强的种族偏见。首先社会运动历史有很强的白人中心主义。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导的运动，比如新左派运动。同理，有中文翻译版的书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运动。还有大量研究是关注民权运动期间的一些运动，比如静坐抗议Sit-in如何影响南方白人的态度。这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在于黑人运动的成功要由白人来定夺。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导着历史叙事。新左派的回忆和论述被白人核心参与者所垄断。社会运动研究作为一个跨社会学、政治学的子学科，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也极为严重。且不说理论研究三大家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都是白人男性，几乎没有有色人种女性活跃在这个领域，她们一旦从事类似的研究，也会被学界的本质主义思维看作仅仅是研究种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广义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的社运研究者，也绝少有自己亲身参与运动组织工作的，研究和社运实践间常有巨大的脱节。 

前面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受制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运动历史档案上的偏见。白人运动和比较温和的黑人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更完备。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这本书讲述参与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对志愿者人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参与以后怎么开始思考改变社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参与政治。但麦克亚当之所以可以写这本对社运研究几乎是奠基性的书，正是因为自由之夏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然后档案资料非常齐全完整。黑人组织，特别是激进黑人运动的资料一个非常零散，二来很多掌握在FBI和CIA手里，即使资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比如当年黑豹党唯一做到高层的日裔美国人Richard Aoki，也是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那张著名图片中的东亚男性，2012年才被曝光其实是长期的FBI线人，他成功打入多个组织内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 

图右为Richard Aoki，他生前拒不承认和FBI有关

具体到50年代开始的黑人解放运动上，它历史呈现的问题就更为集中。我这里总结了五点。首先是以领袖为中心的记忆和分析，特别是在阐述黑人运动分歧的时候会调出MLK和马尔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运动都是这两个人的注脚。即使谈论别的组织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说到黑豹党就联想到Huey Newton，而不太关注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镇压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50-70年代FBI在胡佛任下违法的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简称COINTELPRO。这个项目跟踪民权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运动和激进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组织。FBI也直接策划了黑豹党非常有潜力的新星Fred Hampton和他保镖Mark Clark的刺杀。当时Hampton只有21岁，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跨族裔联盟Rainbow Coalition，邀请了各个族裔的激进组织加入。这场官方拒不承认的谋杀也是黑豹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镇压外，官方还通过伪造通讯等方式来对黑人运动各个击破，比如他们会伪装成其他组织的成员写信辱骂黑豹党，挑起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扬某人是FBI或者CIA线人，这种策略也被叫做Bad-jacketing。FBI的COINTELPRO项目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1971年有八个行动者潜入了宾州FBI的地区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个文档，这些行动者后来把文档全部公布给了主要媒体和国会，否则相关信息要晚几十年才会解禁。如今虽然FBI的监控和镇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它们旗下依然有专门的针对黑人激进派的监控项目，比如2017年泄漏的文价显示FBI把BLM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的一部分，但这个运动完全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在主流的论述中，黑人激进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暴力的，分离主义的，引发社会撕裂的。即使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Todd Gitlin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来都声称黑人激进派毁掉了民权运动族裔团结的改革成果。他们还认为黑人激进派背叛了民权运动，从而导致70年后代保守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兴起。但其实真的去看60，70年代历史，会发现60年代的运动在当时未必弥合了社会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战的图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而反而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黑人激进派在70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团结的工作。 

黑人运动历史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参与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Claudette Colvin 的人远远少于 Rosa Parks的，尽管前者才是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人。因为相比Colvin，Parks更符合抗争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个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当地的NAACP任职，所以当时NAACP有意把她塑造成领袖。但Colvin是一个让座后不久就怀孕了的15岁单身黑人女性，她的身体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当时哪怕在黑人社区也没有一个行动家愿意宣传她的事迹。另外，Angela Davis在很多不同场合也提到过无数普通黑人女性的抗争造就了MLK，比如当时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一开始是黑人女性组织发起的，而且搭乘公车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务业黑人女工，但后来的历史叙述更多强调的是MLK等人事后介入的组织工作，MLK也因此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社会学家Belinda Robnett的研究还揭示，民权运动时期绝大部分黑人组织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领导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层。所以组织内的排斥反向刺激她们去做更多协调、联络、教育的工作，成为了链接不同社区的节点。当时SNCC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办者Ella Bake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运动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养下一代行动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气质，她更亲草根行动的风格也让她在民权运动的记忆中处在更边缘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任何话题上都非常擅长的美国中心主义。除了越战外，历史叙述很少把美国置于全球运动和冷战的框架下看。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不够，而且既有的论述很多都比较第三世界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分析60，70年代国际主义面向下更复杂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六十年代的论述经常被置于一种简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说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运动都很非暴力，在体制框架内进行，也获得了一些民权上的进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一切都划向了暴动和骚乱。关于60年代这种二分法记忆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Framing the Sixties, 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两党政治人物怎么唤起60年代的记忆来为自己政党的议程服务。第二本书The Bad Sixties对80、90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发现主流文化界通过突出好的60年代和各种白人亚文化产品，来有效消解黑人运动的政治性。大家可能会一边欣赏黑豹党的着装，认为他们开创了一种时尚潮流，一边反对他们背后黑人自决的意识形态。第三本书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则反思了美国社会如何通过纪念民权运动来推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负担。民权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美国社会的自我净化和救赎，为之后的色盲政治 (Colorbindness)铺路。 

黑人权力运动的崛起和遗产

尽管民权运动时期就有了黑人权力的思潮，但是整个运动崛起还是在1960年代末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对主流民权运动和SNCC在选举政治上努力的失望，从马尔科姆·X到MLK和肯尼迪的被刺杀所引发的普遍绝望情绪是很直接的诱因。越战也为黑人激进思潮的传播创立了机遇，因为第一次黑人，尤其是参战黑人直观感受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屠杀的越南人命运是相连同构的。前SDS成员Max Elbaum在Revolution in the Air里引用过一个6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30.6%参军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加入一个类似黑豹党的激进黑人组织。 

人们事后回望60年代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即使是早期MLK这样的温和立场，美国社会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1966年其实只有28%的美国人对金有好感，说明民权运动在当年是绝对不具备舆论基础的。1961年五月底盖洛普针对刚开始的跨州Freedom Riders运动的调查，六成被访者都持反对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前后的舆论对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会反而对黑人运动更抵触了，认为非暴力抗争伤害种族平等的比例从60%飙升到了74%。1966年的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85%的白人都觉得民权运动伤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称的美国社会舆论因为黑人权力才走向保守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和理非而对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坚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动了黑人权力的崛起，而不是反过来的。

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之前和半年后的舆论对比

一般认为最早的黑人权力组织是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RAM），虽然当时并没有Black Power这个概念，但这个组织在黑人高校发展开始就一直强调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党更早接触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RAM活跃的时期还在民权运动鼎盛时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国家镇压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导致这个组织虽然实际规模很大，旗下很多分部，但资料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很多都来源于CIA和FBI的档案。比如后来根据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60年代CIA资料就显示他们被官方认为是当时最危险的组织。RAM也激励了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创办，前者在伊斯兰国度之前是RAM的成员。 

提出黑人权力这个概念的是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1966年March Against Fear中一场密西西比的集会上喊出这个口号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参与过Freedom Riders运动，受到前述提到的Ella Baker影响，也领导过SNCC，但60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经对民权运动的路线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大部分民权运动领袖十分恐慌。当时的NAACP主席Roy Wilkins直接说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MLK也认为这个口号“unfortunate”，让Stokely收回，后者严词拒绝了。这种路线分歧除了时代变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际问题。Stokely是1941年出生的，MLK是1929年，差了十几岁，所以Stokely回应的时候说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们年轻人可没有他的耐心。在金被刺杀前Stokely和他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Stokely在立场表达上从未妥协过。 

CIA解密档案中提到的1967年的Stokely发言，来源于：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823R000800050002-3.pdf

MLK与马尔科姆·X的不同，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经常被简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质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径，究竟是要求白人国家给自己赋权和法律地位，还是自己夺取和定义自由。Malcolm X最著名的话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时，黑人权力运动应该被看作一种网状的弥散式的结构，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些组织支持黑人分离主义和独立建国，还有一些组织会信仰革命社会主义，一些组织，像伊斯兰国度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资本主义，比如他们会支持黑人企业家创业。但黑人权力运动在整体的脉络上还是偏左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将之和民权运动区别开来。 

首先，黑人权力大大拓宽了民权运动的范畴。因为民权是相对自由较为狭窄的概念，后者还包括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党1966年起草的纲领性文件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费医疗、教育、廉价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问题，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也一直在实践各种社区医疗教育治安项目。这种激进社区实践不只是内部试点，也激励了其他族裔的激进组织，比如另外一个纽约的亚裔激进组织I Wor Kuen (IWK，义和拳) 就有12-point program，而且它们的纲领相对黑豹党的有更强的性别意识，可能是美国所有激进组织里面最明确提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 

IWK的12点项目全文，来源于：https://asianamericanactivism.tumblr.com/post/68946140266/i-wor-kuen-12-point-platform-and-program-i-wor

民权和黑人权力第二个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对于移民的争议是类似的，即美国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会，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权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了自决和独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支持黑人自决的激进组织是1968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国（RNA），RNA希望五个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独立建国，向美国索取每名黑人一万美金的奴隶制赔偿，等价于美国重建时期对黑人未兑现的许诺，同时请黑人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家。RNA计划定都亚特兰大，还选了当时在中国流亡的黑人运动家Robert F. Williams当临时总统，国旗则模仿美国的设计但是采用泛非主义的红、黑、绿三色。这些纲领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当时这样的思潮绝对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RNA成立初期全国媒体关注度很高，这个组织在政治打压下也一直存活到了90年代。针对RNA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学者Christian Davenport的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RNA在国家镇压和内部派系分裂前逐渐衰落的过程。 

RNA计划的国土范围，来源于：https://christiandavenportphd.weebly.com/republic-of-new-africa.html 

第三类分歧在于国际主义的程度。MLK自己当然也会说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权力运动真正建立了事实上的组织联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黑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故事，这段历史目前最完整的叙述来源于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这本书。黑豹党的信息部部长Eldridge Cleaver 60年代末逃避审判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受到新政府的欢迎成立了支部，对方还提供了办公场所。虽然BPP在海外只有这么一个分部，他们通过阿尔及利亚做了很多国际联络的工作，他还长期受到北越政府的资助。但随着时间发展黑豹党的分部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产生了很多理念和资金上的冲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纳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体系，还两次收缴了海外给黑豹党的大量资助。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视角比民权运动要宽广许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国际连结内嵌在当时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结构和美国国内对黑人运动的镇压里，这个外部条件的涨落还是很关键的。 

黑豹党党报对阿尔及利亚分部的报道，来源于：https://twitter.com/SanaSaeed/status/1279926765150928896

为黑人权力运动提供国际背景的泛非主义存在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义的色彩。当时海地起义军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国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团结。这在CLR James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宾》里面有很细致的描述。现代泛非运动大概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全世界激进思潮的传播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同一时期黑人激进派建立了很多跨国组织，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当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便利，但现代签证制度还没有建立，像美国是1924年随着颁布限制亚洲移民的Johnson–Reed Act才有了签证，所以运动家跨国迁徙和流亡某种程度上更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还提到那时候具备的所谓早期全球化特征，电报、万国邮政联盟、蒸汽船和铁路建设都有利于跨国人口流动。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伴随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权力运动对接起来，所以黑人权力运动里面不少人物后来也都参与了泛非运动，包括Stokely自己，他甚至为纪念泛非运动改名为Kwame Ture。 

牙买加人Marcus Garvey是早年泛非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14年创办了最早的泛非运动组织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又在纽约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奥克兰有个非常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书店叫Marcus Book就是以Marcus Garvey命名，这次BLM抗议他们书店也收到了很多捐款。另一个重要组织是1968年由加纳流亡运动家恩克鲁玛成立的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来1972年也有了美国分部，Stokely1969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长期负责这个组织。所以社运的国际联系并不一定是从欧美开始辐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区先发起然后通过国际移民传到了美国，这种边缘到中心的模式关注的人较少。 

很多泛非运动的人其实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区，Stokely也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动者和美国社会运动的互动远远早于民权运动年代。比如20世纪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建立和参与了激进劳工和族裔解放组织，他们在哈勒姆文艺复兴中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历史学者Winston James这本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里面分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相对美国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阶级意识更强，同时他们在移民到美国前对种族隔离的感受不深。这些人到美国以后接触到白人才开始有了黑人的意识，但同时他们相对本土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更愿意和白人激进劳工运动家合作。也就是说加勒比的黑人激进派从Marcus Garvey到CLR James成为了美国白人激进派和黑人激进派间的桥梁，可以把种族和阶级的议题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头。这点非常关键，我在后面谈到左翼运动的种族问题时候还会进一步解释。 

虽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权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以往的成员和后代现在往往还活跃在社运一线，或是就现在的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创办了非政府组织。所以如今各个城市的运动经常还能带上当年运动的特色。我这次讲座封面图片作者Emory Douglas前几年拜访墨西哥萨民解驻地，和行动者对谈艺术和政治行动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成果还出版了书籍Zapantera Negra。 

黑人权力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而庞杂。黑豹党、伊斯兰国度、新非洲共和国等组织获得了大部分媒体关注，但其实还有很多小的组织。因为我住在费城，所以分享下本地一个很著名的黑人激进组织MOVE。MOVE1972年成立，除了黑人自决解放的纲领外，还有很强的绿色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反对工业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们受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本来是很低调的，就在费城西边买了一排楼，组织成员过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78年的时候和费城警方对峙的时候，一名警察后颈被子弹击中身亡。为此费城警方坚称是MOVE方面开的枪，MOVE说他们的枪都是坏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扫射到死者。官方没有给MOVE太多辩护机会，重判了九个人谋杀，大部分人刑期判了40多年，媒体把他们叫做MOVE9。目前这些人要么在监狱去世了，要么2018年以后才被释放，最新的情况是一位被判42年的成员Delbert Africa今年一月才被释放，六月就癌症去世了。 

1985年的时候MOVE和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由于警察没法让成员离开住所，他们就索性出动了直升机向MOVE的住所扔了炸弹，炸弹当时引发了现场大火，造成6名主要MOVE成员和5个未成年人死亡，60多栋房屋受损。2013年的纪录片Let The Fire Burn是关于MOVE和警方的冲突，片名就暗示说当时警方意识到房屋着火后，故意让消防车不要实施救援，等着火把MOVE成员吞噬。最后这场屠杀没有一个警官被审判。这场悲剧一方面导致MOVE基本被摧毁，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权力思潮在费城的延续。这次费城BLM游行中，也可以看到关于MOVE的标语。 

1985年MOVE爆炸现场的浓烟，来源于：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the-lingering-trauma-of-move/ 

60，70年代任何社会运动都沾染了性别主义的色彩。黑人女权艺术家Michele Wallace写过一本当年争议极大的书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因为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权力运动内部性别压迫的书。她认为黑人权力运动的厌女情节体现在运动强化了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形象，要么是高贵的战士要么是年长的发言人，都是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而且很多运动组织本身一直在强调要恢复黑人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其实是对1965年一份著名的调查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的反击，当时这份报告认为黑人群体内部占四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家庭导致了黑人过多依赖福利制度，经济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份报告撰写人Moynihan本人其实写到了奴隶制以降的系统性歧视才是导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但后来这份报告完全被曲解逆练成为了保守派宣扬黑人“贫穷的文化”的证据。黑人权力运动针对这种污名化，等于是用一种同样扭曲的，牺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就很能反映问题。Elaine Brown写过一本回忆录叫A Taste of Power，她是1974-1977年黑豹党陷入危机时候的负责人，因为领导人Huey P. Newton为了逃避审判流亡了古巴所以指定她接任。当时黑豹党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创办者之一Bob Seale已经因为内部分歧退党，组织成员各奔东西，剩下不到100人。Elaine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实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包括拓展已有项目，增强和其他组织和政客的合作，极大延长了黑豹党的寿命。但后来大家在回顾黑豹党历史的时候，也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员的贡献。Brown在回忆录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即使女性作为领导人，也被认为伤害了black manhood甚至黑人这个种族本身。 

除了Elaine的回忆录外，The Revolution Has Come是黑豹党历史书里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一本。尽管鼎盛期黑豹党成员六成是女性，总部和绝大部分分部的性别分化和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后勤联络、教师和办报纸几乎都由女性操办，主要领导层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是女性，而且都是因为和男性成员有亲密关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职位晋升渠道是完全分开的。组织内部集权也很严重，不同意Newton的人会被开除。这本书里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组织发展后期，由于女性成员的贡献长期被忽视，她们不被上门来搜捕的警察认为是关键人物，于是长此以往组织里的男性都被抓走，女性终于得以填补空白进入管理层。这个和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催生她们成为社区层面的召集人的例子异曲同工，都是社会结构性歧视如何塑造女性运动家独特的政治抗争模式。 

当然并非黑人权力运动就格外排斥女性，事实上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里性别歧视是更常见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项目招募学生的时候，筛选女性参与者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外貌。后来McAdam做研究时候意外翻出当年的档案，发现负责人在审查申请者资料时候一直在评论女申请者的长相，很多人因为外貌被拒绝参与。这些都构成了后来女权运动和黑人女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左翼运动种的种族问题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话题，似乎BLM这类黑人运动更多关注种族，更少关注阶级的问题。前几天刚被清场的西雅图CHAZ占领区也出现了这个矛盾，白人抗议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议程嫁接进来，但一些黑人会觉得这些议题会妨碍BLM和黑人解放这个更紧迫的焦点，尽管TA们一般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是个更本质的底色。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存在，比如2018年末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以美国目前最大的左翼激进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DSA为例子，讲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这篇文章当时引发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左翼内部的白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种族和阶级在美国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缠绕，很多情况下甚至互斥的议题，这也是导致和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总体政治光谱相对保守的一个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黑人问题是对美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考验。”他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都细致地刻画了劳工政治的种族主义倾向，白人劳工往往认为自己的劳权受损都是因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杂志的Asad Haider在2018年出版的Mistaken Identity里，也总结到白人之间的族裔团结一直以来高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阶级团结。 

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敌人，通过歧视黑人来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逻辑一百年来都没有变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分析过爱尔兰移民对黑人的仇视，他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祖国愿意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国就被教育要仇视黑人，才可以成为白人。在《美国黑人的重建》一书中，杜博依斯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19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到内战再到20世纪初一直并行的两类劳工运动：一是黑人劳工获取法律承认，后来也成为民权运动的由头，二就是白人移民劳工争取土地和更高的工资，后来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种族隔离的工会比如AFL。这两个运动偶尔会有一些联合，但是总得来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不同时期，白人移民劳工，包括还有很多底层的白人都认为黑人压低了工资，抢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关于欧洲移民怎么变成白人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最早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据这个思路就有很多类似的文献。这些后来的文献，比如Working Toward Whiteness会更细致地描摹美国的欧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觉得自己总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美国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过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的工会试图让自己和本地白人劳工平起平坐，通过购买房产来和买不起房的黑人的区隔开来。另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移民法律，比如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国家的移民进入，导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劳工来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特别很多商家开始比较黑人和移民劳工的优劣，从而觉得“有些移民比别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龙老师在之前的讲座提过由于在正规就业市场被歧视，亚裔经常被雇佣来当白人罢工的工会打手。其实当时黑人被雇佣是更普遍的现象，因为黑人男性除了和亚裔一样工资很低外，也一直被认为更强壮暴力，同时身体更能忍受痛苦。20世纪早年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会打手都是由专业公司跨州雇佣，通过铁路统一运输的，所以雇佣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绝大部分工会的排斥，黑人劳工对白人工会存在怨恨，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反罢工的时候带上了一些报复的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9年席卷全美的钢铁行业大罢工中，绝大部分罢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组织者一方AFL正巧拒绝黑人会员。所以最后这场罢工变成了资方雇佣的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对战，非常有效瓦解了劳工的团结。这场罢工之后整个钢铁行业劳工运动一蹶不振，15年后才有新的罢工。 

关于美国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还可以参考Mike Davis的经典作品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历史上工会的种族主义让美国劳工运动一直都比其他欧陆国家保守和官僚主义，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美国工会的官僚化具体包括疏于培训草根运动家，排斥其他左翼组织，不愿意纳入女性主导的文书职位和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南方农业工种，不与民权运动合作等。 

一个例外是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一直是跨种族、性别和国界做动员的，这也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工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全世界劳工不分职业应当隶属于同一个工会，所以它们的信条叫”One Big Union”。但这绝对不是劳工运动的主流，IWW哪怕在鼎盛时期也只有15万劳工会员，而同时期AFL旗下一个大行业分会，比如钢铁行业的人数都可以有30到40万。IWW的组织现在还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会和罢工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组织的身影。但60年代开始，IWW开始直接介入民权运动，后来就更像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典型的工会。而且IWW是允许劳工隶属于别的工会的，所以其对旗下劳工的管理也更松散。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IWW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和可视化，推荐给大家。 

早期的美国共产党在族裔团结上构成了另一个特例。20世纪早期美国共产党曾经积极动员过黑人激进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20年前后有个黑人秘密会社叫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是当时一个记者和出版人Cyril Briggs创办的（这个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Claude McKay, 和Harry Haywood也是成员。这个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后来和美共有很多合作，最终甚至直接成为了CP的一个分部。Harry Hay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去苏联学习过，见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很多人。根据美共三十年代初的组织宣传材料，可以看到TA们有鲜明的种族立场，支持南方黑人的自决，和RNA立场接近。但很遗憾的是，从30年代后期开始美共就已经逐步弱化对种族主义的讨论，当时也以散布黑人分离和民族主义为理由驱赶了很多黑人激进派。直到1959年CPUSA正式放弃了美国黑人民族自决的口号。他们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黑人白人自动会团结起来。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共不但没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运动，白人负责人反而开除了Harry Haywood等一系列黑人成员。基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至少从组织成员来看形成了种族分化的格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1930年代美共的黑人自决宣传材料，来源于：https://wolfsonianfiulibrary.wordpress.com/2018/01/15/civil-rights-and-the-cpusa/

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历史经常把70年代说的非常不堪，好像除了尼克松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击外社会抗争全面停滞，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70年代中期美国的劳工运动才达到顶峰，而这个高峰的到来和黑人解放运动密不可分。60年代以后，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黑人激进派就开始自立门户。1968年底特律道奇工厂发育出来的劳工组织the Dodg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DRUM)领导旗下工人罢工，是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彻底关停了工厂的罢工。由DRUM发展起来的the 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是70年代最重要的黑人激进组织，卷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也动员了很多白人劳工。但从组织层面，出于对白人的绝望，这些组织都只允许有色人种加入。The League也是最早提出并为reparations募集到款项的组织，动员白人宗教组织拿到了至少20万美金的捐款，所以不该预设所有白人都本能排斥黑人权力运动的理念。到80年代纽约还成立了The National Black United Front，到现在这个组织还比较活跃。90年代末Black Radical Congress在芝加哥成立，曾经聚集起了很多黑人运动家、泛非主义者和学者，包括Angela Davis，这些人也试图和其他族裔的激进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60年代末民权运动消退以后，黑人运动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当黑人发展自己的运动组织后，因为社运历史的记录者往往是白人，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太容易被人看见。Michael Dawson在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里就很详细解释了黑人如何和白人左翼思潮渐行渐远，白人新左派也一直都不愿意承认黑人权力运动对族裔解放的作用，然后久而久之黑人激进派就被边缘化了。 

那总结下，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撕裂了激进主义运动。首先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遗产导致很多左翼认为阶级斗争优先，种族只是阶级的反映。很多左翼组织内部也无人读杜博依斯、法农等黑人思想家的作品。从美共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核心组织在分化中逐步远离黑人运动。再者，黑人激进派受到普遍的国家暴力，被迫转入地下。战后兴起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也很可能对左翼政治不利，因为左翼是非常依赖面对面社区动员的，但居住隔离导致左翼动员不到底层黑人，也难以建立跨族裔联盟。这些因素带来白人黑人互不信任的长期影响，不同族裔建立单独的激进左翼组织，这也导致黑人激进派愈发被孤立，在主流政治里处于边缘的地位。 

所以如今至少从选票的层面，自由主义的思潮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黑人政治，奥巴马之年也一度巩固了很多人的幻觉，目前为止黑人对民主党的依附性还是很强。同时因为长期的打压，黑人激进派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和半地下的状态，一般没法像白人组织一样会公开招募成员，很多社区也没有登记为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BLM运动让黑人运动有重新激进化的可能性，参与运动的黑人运动家一般都不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种族解放，核心运动家绝大部分都在其他左翼、劳工和LGBTQ组织任职。比如提出BLM口号的三位黑人女性Alicia Garza, Opal Tometi和Patrice Cullors都同时活跃在各类劳工和移民运动中，她们也在不同场合强调BLM是跨越国界的。 

目前，美国当代左翼组织的事实性种族隔离还是非常严重。很多大众也已经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们来往。这里列举四个比较主要，立场又不太一样的白人左翼组织。说白人组织不是说这些组织就没有有色人种成员，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组织内部有色人种成员也往往经历明显的歧视。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组织，有七万多付费会员。它曾经是相对保守的组织，是借着80年代很多更激进组织解体时候趁乱成立的。它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很久了，80年代的时候DSA没有支持民主党激进派黑人候选人Jesse Jackson的总统竞选，史学家一般认为是组织内部种族主义导致。这两年随着组织内部有更多新的成员，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内部种族主义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在美国的知名度基本是靠当选西雅图市议员的Kshama Sawant提升的，目前Sawant还在市议会任职，也积极支持参与了当地的占领运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个白人斯大林主义组织，经常持比较教条的立场，但他们对拉美政治的关注可能是所有组织里最强的。Redneck Revolt (RR)是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拥枪组织。所以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拥枪的都是红州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 

当前以黑人为主的左翼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2018年才成立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很大程度是为了回应DSA的种族问题，当然相比DSA，BSA的公开活动要少很多，成员都是匿名出镜。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它们也有仿照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包括废除警察军队和监狱。所以现在Defund the Police运动中确实是有希望彻底废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没必要否认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是一个2014年密西西比杰克逊成立的合作社网络。Huey P Newton Gun Club顾名思义是以黑豹党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拥枪组织。总的来说在美国的左翼政治版图里，黑人左翼会更偏无政府主义一些。因为一来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组织里，黑人肯定是被压迫的；二来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国家的监视和镇压。 

黑人解放运动与BLM2020

最后谈一下对目前BLM的一些观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BLM虽然由反警察暴力开始，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议题。虽然在中文网络上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本土，BLM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从民意调查上来看，BLM口号在2012年奥巴马任下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这和历史上所有黑人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众对社会运动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参与者不断动员、说服、制造领导权的结果。对比2016年和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的时候，YouGov调研的美国被访者只有27%明确支持运动，这个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今年没有中立这个选项了，所以很多人态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确反对运动的人也减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间派独立选民的意见变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动员起来了大部分中间选民，但基本没有让共和党选民改变看法。 

党派与BLM支持，来源于：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trumps-protest-response-144241692.html  

从皮尤归纳的分族裔的支持度来看，除了各族裔总体更支持BLM外，拉丁裔的观念变化是最剧烈的，直接从2016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77%的高支持度。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研究出来论证具体的机制，但个人总体感觉是这次全国范围的BLM通过把黑人的处境置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面前，从而极大促进了少数族裔之间的自我教育和团结。这里没有亚裔的对比数据，但之前有个单独的调查发现抗议下亚裔对警察的观感下降是最明显的。最近针对亚裔为何不支持黑人运动有很多辩论，我想说其实对拉丁裔来说，除了无证移民，很多人同样很难共情黑人的处境。这次抗议期间拉丁裔内部，特别是白人拉丁裔同样有反省自身的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辈有效对话这种讨论。所以其实亚裔也可以通过和拉丁裔的连结，来互相指认和创造性地面对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的问题。

2016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2020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这张图表是皮尤同一个调查里不同人口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亚裔的参与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给组织捐款上，亚裔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族裔。按照右图给出的过去一个月的抗议参与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亚裔的参与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们觉得亚裔参与度低还是因为亚裔总人数真的太少了，很难在抗议中彼此看见。当然这类调查经常只访问会说英语的亚裔，所以实际比例会低一些，但至少说明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 

Pew不同人口变量与BLM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运动跨种族的高支持度伴随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来去中心化具体是和三个子特征结合起来的，商业化、城市社区化和大规模监控。但凡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化的色彩，或者说更多企业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BLM的诉求。早期可能是耐克这样的运动企业会支持，因为顾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现在亚马逊、Spotify、Netflix这类互联网公司也加入了挺BLM的阵线。讽刺的是，亚马逊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续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绅化，对旗下服务业劳工的压榨、Covid19下对仓储和WholeFoods罢工的镇压都很能说明它支持BLM的虚伪性。亚马逊2018年的时候还被爆出将旗下一个面部识别软件Rekognition卖给警方。在这样的背景下，BLM运动内部肯定会有策略性支持商业公司的，也有反对被资本主义收编的激进派。这种运动内部的立场如何在一个去中心的结构下做协调配合，而不是拉锯内耗，对未来的运动是一个挑战。 

这次各地上街的人数很多，口号也很齐整统一，但每个地方的运动势能和诉求差异其实很大。因为像Defund the Police这种诉求落实肯定是要运动参与者和当地的市长、市议会、警察部门斗争和斡旋。警局的预算一般都是市议会批准的，比如不久前白思豪批准市议会砍掉了NYPD下一个财年7%的预算。还有拆种族主义雕像和壁画的话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还有一些历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还需要抗议者和社区负责人、各类社会机构进行协调。 

另一个去中心的因素，则在于不同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遗产不同，我这里举西雅图和我居住的费城的例子。这次西雅图抗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CHAZ/CHOP占领区。这个区域几天前已经被清空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宝贵的运动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西雅图可以成功实现占领而非简单的游行，和本地有几十年历史的占领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最晚从70年代开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组织过不少占领荒地和学校的行动。CHOP占领区有各个不同社运组织的力量，除了BLM的人外也有大量当年参与Occupy的社群，还有一些这次疫情下涌现出的互助组织。因为Occupy的白人占大多数，所以运动内部一直都有种族和运动路线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领的议程是否会干扰更紧迫的警察改革，这些争议直到占领结束也没有缓解。但总的来说，西雅图之前各个族裔联合抗争的历史对这次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生态就非常不同。这里有非常强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美国第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组织RAM当年总部就是在费城，其他黑人权力组织在费城也都有分部，当然还有MOVE。今次BLM运动里，西费城的行动者纪念MOVE爆炸三十五周年还特别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现在费城的社运还是受到当年历史很强的影响，诉求要比其他地方激进很多，比如这里的运动家是反对"Hands up, don't shoot”这种自我矮化的口号。虽然很多这类抗议吸引不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对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美国的黑人运动受到的国家监控是最严密的。这次各地的BLM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国民警卫队、FBI和军方都派出了无人侦察机和巡逻机，监控达到了军事级别。仅仅国土安全部和海关执法局就直播和录制了至少270小时的抗议人群画面，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门的档案。面对这种监控，我认为美国运动者做得还是很不够，很多消息发布和沟通都靠公开的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反而是Boogaloo等右翼运动更多用加密软件。目前电报上最大的BLM频道只有不到一万关注者，完全不成体系，这可能对未来的运动协调造成伤害。 

谢谢大家。 

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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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从抗疫到抗议：美国BLM香港化？

匆匆记录下目前美国抗议的走势，还有很多未解的问题，需要更多参与式观察。端传媒版本：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601-opinion-usa-protest/ 

以明州George Floyd被杀事件为导火索，5月30日，美国50多个城市都爆发了掺杂和平示威与暴力冲突的反警暴抗议，因为疫情中断的进步派社运终于全面回到了街头。在我所居住的费城，下午两点开始的示威游行从费城美术馆开始，一路途径中轴线市政厅一直到中国城附近。下午四点开始，我在中国城附近目睹抗议从和平示威逐步滑向暴力对峙，市政厅和我所在的路口都出动了大量全副武装的防暴特警和州警。警察将除了口罩外毫无防护的抗议者团团围住，即使在大部分参与者举止和平甚至席地而坐的情况下，依然释放了胡椒喷雾和多枚催泪弹。随后，部分商铺玻璃被击碎，雕像被涂鸦，警车被抗议者烧毁，到傍晚市区内至少有三处出现严重火灾。当日晚间，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费城、西雅图等城市都宣布了临时宵禁，来强行压制抗议的烈度。但群众并未退缩，很多抗议者在宵禁后依然在一些主要地标和社区聚集与警察展开拉锯战。 

和以往的大部分民权抗议类似，运动暴力的话题又成了无法绕过的绝对焦点。连MLK的各种历史发言，都成了左右派暴力意识形态论争的场所。保守派指责左翼背叛了金非暴力的遗产，进步派则反驳说金对暴力有更复杂的论述。民权运动暴力革命的哲学和记忆，又一次被当前的左右争论所洗白，变成阻碍而非促发运动的因素。 

对讨论运动暴力问题的执念，一方面反映了大众对完美社会运动依然报有信仰。进步派想要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论和暴力的情境性，来拼命洗刷和淡化掉暴力运动的道德污点，保守派则以之为契机来进行污名化，以至于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深得香港抗议镇压的精髓，想到了通过渗透运动来破坏团结。另一方面，对暴力的道德哲学层面探讨，当然是有效的让抗议去魅和日常化的途径，但这同时也很遗憾地遮蔽了很多其他值得讨论的社会运动趋势。其中最凸显的特征，即是这波抗议的零散去中心化。这种日益浓厚的香港流水化特质，似乎是疫情加速助推下的产物。 

已经延续了一年的香港反送中，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去中心化运动的理想模板。与2014年后香港抗议高度依赖数字媒体，很多独狼和小群体参与不同，美国由于成熟的社会运动社会，街头抗议往往高度依赖线下的社会运动组织。然而从2016年开始，美国进入一波新的抗议潮，各类大型抗议的个体化程度显著攀升。这一来表现在首次参加抗议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在升高，二来则是隶属于正规社会机构的抗议者数量在减少。马里兰大学Dana Fisher的社运研究团队对2017年后美国抗议者进行了随机抽样，她们的数据甚至显示，抗议者是否隶属于社会组织，是否认识在社会组织工作的朋友，都无法有效预测其抗议参与程度。这说明既有的社会组织虽然依然在抗议中发挥作用，但其动员力已经逐步衰落。 

这种抗议的去组织、个体化趋势在美国这波抗议中表现得也极为明显。在费城人群中环顾四周，找不到任何夹带社会组织logo的宣传，几乎所有标语牌都是手制，没有统一的样式规格。还有抗议者临时用包装盒甚至烤盘作原材料。由于疫情对老年人群体更大的杀伤力，线下抗议人群极为年轻，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已有的组织和政党联系相对较弱。从抗议单元来看，除了族裔较为多元和平衡外，三三两两的个体式参与极为突出。大量人口都是以家庭和朋友为小单位参与，全副武装的独狼单车党也不在少数。 

新冠疫情可能是这种无大台组织模式最显著的加速器。居家隔离让即使有组织经费和能力的机构，都难以事先集合成员，再召唤他们一起前往目的地。以前的拼车或者共同搭乘公共交通前往抗议现场的方式不再适用，抗议者因此被迫解散到各自的核心家庭或合租单元参与运动。这种去中心的模式确实也带来了可见的问题，游行队伍前后之间缺乏共识和沟通，信息传递成本变高，抗议者与警察的互动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很多。在费城，缺乏经验的抗议人群更被分工明确的三类警察：装备最简单的费城警察、宾州警察和重装防暴特警，分成了不同区块各个击破，即使是在一个街角的人群，彼此之间也出现了很多现场信息传递上的问题。一部分与警察成功沟通了示威路线的抗议者，并未成功将信号传递给后方的人群。后方示威者已经开始破坏警方车辆并大声呼喊口号，因为没有扩音设备，前方抗议者无法知晓具体情况，只能通过观察远处的浓烟和火焰猜测局势的走向，甚至等防暴警察未预警就扔出催泪弹，才开始慌乱疏散。 

费城中国城附近街区的抗议

这暴露出目前美国抗议的深层矛盾：这种无中心的参与模式，确实不禁让人想到香港。但同时，抗议模式的转型是被疫情下的现实倒逼出来的。人们有着足够的参与激情与激进思考，但在经验和物资准备上还远远不如香港抗议者。毕竟去中心并非去组织，社交隔离并非斩断沟通，前者的成功往往对后者有着更高的要求。这种临时生成的抗议诸众，无法有效驾驭流水运动的弊端，更遑论发扬光大其高度灵活性的天然优势。从目前多地的局势来看，城市层面的抗争还远未到动遍地开花的程度，抗议尽管存在暴力色彩，波及到的社区还相当有限，大部分还在警察限定的范围内进行 。这样规模有限的抗议尚且已经出现内部协调问题，当抗议面铺开后，相关问题必然会像滚雪球一样扩大。 

另外，以美国为主的欧美各国，在疫情前并未有大规模去组织化的群众运动，使用电报等加密聊天工具来动员抗议的情况也非常罕见。大部分抗议信息传递都是通过人数有限的脸书群组、推特活动海报甚至朋友间短信群发等实现，既形成不了大规模的线上讨论和投票，更完全无法保证匿名性。事实上，身份匿名在美国的社会运动领域，还不是一个普遍被人接受的方式。以戴口罩抗议为例，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大部分普通人都不会愿意蒙面参与抗议。在今天的费城游行中，很多带头喊口号的抗议者都会把面罩摘下，似乎戴着就会妨碍自己在人群中的威信。 

在美国的社会运动领域，蒙面长期被和激进派的身份绑定，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抗议后，蒙面黑衣人的形象就逐步变成了左翼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而2017年初伯克利校园内右翼演讲导致的暴力冲突后，“黑衣人”打砸抢破坏和平集会的刻板印象又被进一步固化。近年来，一些支持武装自卫的激进右翼组织也要求其成员蒙面戴头盔，使得匿名抗议的整体形象变得愈发非主流。 

香港的反修例运动看似有机会将自己的匿名流水抗争方式输出到美国，但实则难度颇大。归根结底在于发达国家的抗议者依然相信一种民主vs威权政体下抗议者权利泾渭分明的迷思，认为香港、中东等反抗威权的民主运动才需要匿名行事，在民主国家就得光明正大抗议。香港很多反对监控的策略，比如反面部识别、反电报渗透、手语传递和变声器具的使用，对美国的族裔抗争本是有用的资源，但这种反审查和加密的意识在今次运动中似乎完全没能展露出来。身居“民主国度”的意识形态傲慢，让缺乏经验的普通抗议者在国家机器面前往往极端脆弱，他们内心并不愿承认自己在街头遇到的挑战已经和香港极其接近。 

这种二元论，当然不只是美国抗议者独有。事实上，过去几天从中文媒体到推特，各个舆论场中占主导的声音都是试图对立香港民主斗争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当一种宣传机器以美国对黑人抗争的镇压来论证香港抗议的非法本质，另一种论调则试图通过支持光复香港的挺民主特征来污名化黑人解放运动的反民主特质。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试图通过二元论制造一个跷跷板式的结构，似乎身处不同“阵营”国家内部的群众斗争是一场零和博弈。横亘在中美帝国间虚假的意识形态沟壑正在掐断跨国运动学习的渠道。除了少量在疫情下已经有被边缘化危险的左翼组织，几乎没有人试图将香港的经验带到美国，也无人将黑人解放的哲学带到更广泛的民主斗争中。 

甚至美国本土已有的这些抗议，也依然存在高度本地化的特征，各地的经验和不足还未在组织层面得到反思和传递。各地人口变量、政治环境和抗疫政策的显著不同，让这波运动很难从一个大局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解读。比如费城抗议相比同级别大城市更为暴力，一来可以归结为本地数量更多的激进派和自治小团体。当地的族裔抗争本就沿袭了当年黑豹党和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的一些组织特征，又掺杂众多无政府主义元素。此外，疫情下费城当局大规模缩减社区项目来扶持警权的扩张，引发了众怒，也是人们走上街头的原因之一。因此，各地以George Floyd为引子辐射出来的运动议题和生态不完全相同。 

但美国相比香港的一个优势又在于，这种多元的运动生态等于提供了无数的抗议试验场，让人们可以实践和学习不同的抗议模式。这就需要抗议者一方面继续搭建本地的社群，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其他城市和国家已有的经验而避免重复造车。当疫情将撕裂的美国匆匆投入香港式的动员语境，后者将被迫一夜长大。

[gravitysworm]

疫情下的社会运动版图：收缩、倒挂与重启

澎湃“疫论”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62272 

如今回忆起来恍如隔世的2019年，曾是全球社会运动再起的又一个元年。然而，正当世界各地的抗议者用身体打造出新的国际连结和想象，新冠疫情却生生掐断了继续革命的燃料和动力。社交隔离压平病毒传播曲线的同时，也让去年刚刚聚拢起来的抗议的薪火变得难以维系。 

各类线上讨论中，新形势下的社会运动成了绕不过去的话题。如何在有限的网络环境下维持旧的运动社区，如何发起新的运动，如何面对无法上街和抵抗无用的焦虑和虚无主义？这不是一个理论家可以调用历史文献为今日所用的时刻，连奈格里都直言将“站在队尾”学习年轻人的斗争实践。群众运动在过去的一百年内，恐怕都没有面临过和现在类似的高难度挑战。再没有人头攒动的街道和会议礼堂，只有不停颁布的数据收集和紧急法案；没有疫情下跨边界的共情和连结，只有不断重启、升级和变异的病毒民族主义之战；没有属于劳工的传播渠道和罢工纠察线，只有硅谷控制的电子广场，和少得可怜的替代性方案，而这些方案往往率先被财力雄厚的法西斯主义者所征用。 

传统运动模式的收缩

严格的居家令下，依然存在可圈可点的社会运动。巴西数百万人加入的敲锅抗议（Cacerolazo）已经成为全世界运动学习的榜样，很快就被阿根廷、智利、塞尔维亚等国民众所借鉴。从亚利桑那到佛罗里达，美国各地每周都有针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升级边境和移民管制的抗议，移民组织和无政府主义者轮流在拘留所外泊车举牌鸣笛示威。旧金山等城市的组织者则利用车队集结的方式来向政府施压，促使其开放公共设施给辖区内的流浪汉。事实上，泊车抗议已经成为疫情下各国、各类意识形态组织的通用策略。波兰女权社群通过停车扎堆来抗议反堕胎立法的同时，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也采用类似的形式举旗游街示威。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各种封锁令面前，社会运动作为一种需要线下空间来展示群体力量的斗争过程，其在整体社会生活中的优先级已经被大幅置后。首先，大的群体抗议几乎全部主动或被动偃旗息鼓，特别是去年爆发大规模抗议的地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阿尔及利亚，三月末，本已经连续举行57周的反政府抗议因为新冠被叫停，而政府则趁机下令禁止了整整一年的示威活动。同一时间，匈牙利和菲律宾也通过了异常严苛的居家令法条来变相禁止任何集会。印尼下达社交隔离令后，公民组织联盟取消了针对综合就业法改革的抗议。在拉美，智利广场抗议的痕迹也已经被清理干净，只剩劳动节零星的警民冲突。 

其次，如果算上小规模的抗议，线下抗议数量在疫情下也经历了全面收缩。多个追踪抗议和冲突的项目均显示，三月末各国纷纷卷入疫情后，全球抗议数量相对三月初和历史同期水平至少蒸发了三分之二，很多新涌现的形式，比如阳台抗议的规模也无法和街道抗议匹敌。群众众包平台Crowd Counting Consortium自美国2017年第一次妇女大游行开始，每月发布国内社运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根据它们的最新估计，疫情蔓延前一月份美国的抗议次数有六百多，到了三月一下子跌到了两百多次，且大量均为线上筹款和请愿等对抗性极低的行动，总体参与人数也大幅缩水。四月份的数据回升到四百多起，但原因在于多了各地兴起的反居家令抗议。如果算上社会运动的季节性波动，线下抗议的缩水程度要比数字看上去更严重。由于春暖花开加上遇到妇女节和劳动节，往年北美的三月到六月是集会罢工最频繁的时段。前年的生命大游行和去年的第一次全球气候大罢工，都是选在三月举行。各地的骄傲游行，也一般都选在初夏开展。这些大运动的缺席让各地的小运动难以发展起来，也极大影响到社会运动组织的募款。 

很多抗议被迫搬到了网络。三月末，以色列的反内塔尼亚胡线上集会吸引了近六十万人参与。五月初，俄罗斯反对派号召民众采用Yandex.Maps和Yandex.Navigator抗议普金延长任期的修宪。用户通过在地图软件中签到登录，或者评论交通拥堵来线上集会。在美国，亚马逊员工组织了在线“出走集会”，抗议贝佐斯报复性开除罢工组织者。 

网络抗议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难以将规模转化成效果，对经济政治精英无法造成实质破坏。针对亚马逊的虚拟抗议并未对公司造成可见的经济和舆论压力。人们对商业在线工具的依赖，则进一步巩固而非弱化了监控资本主义的韧性。更多的数据点能被利用来监测用户行为，更多的隐私侵犯可以以抗疫为名大行其道。俄罗斯的Yandex抗议尽管吸引了大量自发参与者，政治讨论一天内就迅速被网站删空。 

街头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倒挂

社运的困境不仅表现在传统线下组织模式的失灵，还反映在运动动能和意识形态的倒挂上。传统进步派占据绝对优势的街头运动，如今被保守派乘虚而入占领了头条。由于进步派大都支持社交隔离取消了公共集会，占领实体街道的大都是将居家令视为政府剥夺个人自由的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有网络meme戏言，如今连“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让大家听政府的话”不要出门。看似中立的居家令迅速被党派和意识形态化，右翼垄断了异议者的形象。在巴西，右翼支持者组织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反封城示威，并频频攻击和平抗议的医护工作者。博索纳罗甚至还亲自出席了四月末在巴西利亚的集会。在加拿大，反居家令示威由各类反疫苗和极右翼网络组织，他们通过脸书的私人讨论组招募潜在的支持者，大肆宣扬5G散布病毒的阴谋论。 

这种意识形态倒挂在目前疫情最严重的美国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四月开始用“抗议”搜索英语新闻，清一色都是美国各州保守派反对封城、要求复工的示威集会。平日的大城市保守派集会，每次都能吸引人数更多的左翼团体前去干扰而不能顺利举办。疫情下，进步派把自己锁在家中，城市空间成了白人右翼的专场，没有停下围观的路人，也没有激烈的反对者，挥舞国旗站在城市地标前的几打人在镜头前仿佛烈士。事实上，民调显示全美只有十分之一人口支持抗议者的诉求，哪怕在2016年投了共和党的选民中，也只有17%支持立即结束社交隔离。但这些保守派中的少数活跃分子还是通过线下集会，获得了四两拨千斤的宣传效果。 

在此，真正的抗议规模和舆论趋势都是被扭曲的，反居家令抗议得到了不成比例的传媒关注。进步派的运动虽然相对式微，但远谈不上销声匿迹。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运动往往以城市和社区为单元，比如要求芝加哥政府提供房租补贴，没有一个更广的全国性诉求，这些诉求和已有运动，比如BLM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因此，和保守派有全国性媒体跟踪报道不同，进步派运动多只有城市地方媒体和社会运动组织自己的报道。而城市地方媒体又是在社交媒体大潮中影响力被逐步边缘化的平台。 

社运动员上的倒挂，不仅是美国传媒报道框架偏见与地方媒体式微的产物，也同时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左翼运动的数字动员短板，和对街头动员更强的依赖性。社会学者Jen Schradie在著作中专门谈到了这个看似反直觉的矛盾。与千禧一代数字公民的公众形象相左，进步派往往依赖于线下一户户的扫街地推，因为其动员对象往往并不具备使用新技术的知识和条件。保守派机构因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上动员对象种族、收入分部差异更小，在数字时代如鱼得水。Schradie的数据显示，在动员上做的最好的是Koch兄弟赞助的组织Americans for Prosperity，而排名倒数的无一例外都是激进左翼、工人阶级为主、采用去中心化的组织。劳工阶级的组织在脸书上的活跃度只有中产阶级组织的6%。 

这种数字动员的差异在反居家令抗议中再次上演。三月的蛰伏期间，早就形成跨地区甚至跨国网络的挺川、拥枪、新纳粹、另类右翼、校园右翼团体、前茶党组织者迅速建立了以州和城市为单位的脸书和Discord讨论群，并抢注了无数拥枪反居家令运动的网站域名。到了四月，在右翼智库的支持下，这些网络倾巢出动浮出水面开始动员各地白人工人阶级反抗居家令，并将自己的种族主义议程植入在看似中立的经济议题中。 

数字行动上的不平等不仅在于资源不对称，也存在于对技术的认知，表现在进步派草根组织更容易在新技术前望而却步。当右翼为了绕开监管已经纷纷加入区块链、加密和游戏社区，很多左翼组织还在使用传统邮件组和邮件订阅列表。当右翼在油管、苹果商店和Twitch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直播和播客生态，一些左翼组织的经费还依赖于线下搭台卖报纸。疫情切断了左翼互相联系的生命线，他们需要用更长时间才能找到适应新形势的对策。  

抗议的特权与罢工的困境

在各种线下运动模式中，疫情对劳工工作场所罢工的影响看似是最小的。就劳工在生产链条上的位置来看，疫情甚至开拓了部分工种，比如物流、零售和仓储工人的斗争渠道。由于整个社会对物流和外卖的依赖性增强，有效瘫痪经济网络的可能性变大了许多。这也是为何三月以来，亚马逊和沃尔玛仓储、Target零售、Instacart外送平台的雇员陆续进行了多轮罢工，还在五一节加入了总罢工，抗议公司疫情补贴和防护设备不足，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但另一方面说，斗争渠道的拓展并未抵消疫情下罢工所面临的其他劣势。疫情下还在坚持工作的服务业必需性劳工，多是低薪与无证移民、有色人种、单身母亲，她们负担不起失业的成本，更难以承担罢工的代价。虽然必需性劳工的罢工得到了广泛的媒体和政客支持，参与罢工的人数并不足以影响到公司的日常运转。 

疫情也让本就艰难的工作场所组织雪上加霜。以亚马逊仓储（Fulfillment Center）为例，罢工局限在纽约、新泽西等少数仓库员工受感染的州。每次罢工的参与规模也很有限，每个场所参与罢工的劳工数量都不会多于十分之一。事实上，在疫情前就高度自动化的亚马逊仓库进行罢工本就极为困难。劳工站位相隔较远，仓库内噪音又极大，即使面对面也无法以正常分贝进行沟通。更不用说每个进入仓库的劳工都会被没收电子设备，根本无法在工作场合和同事形成有效的连结。疫情下对劳工更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保持社交距离对仓库劳工进行的定位监控，也使得组织工作只能在下班后展开。 

相比同一场所工作的仓储工，物流和外卖劳工的斗争则更加艰巨。尽管Gig Workers Collective等劳工组织一直在积极动员零工和快递工人罢工，目前的努力都收效甚微。以Instacart为例，平台算法使本就地理上互相孤立的劳工陷入抢单的零和厮杀。为了获得出价高，超市货源全的优质订单，不少劳工开始使用第三方外挂软件抢下附近所有订单，导致其他人无单可做。嗅到商机的投机商则开始付费兜售外挂软件，或是索性自己做起二道贩子，把软件抢到的订单再转卖给普通劳工。交易另一端的顾客也让劳工获取优质订单更加困难。部分Instacart顾客为了争抢订单，给购物者加超额小费，等订单完成却又在软件中将小费归零。在平台、顾客和投机黑客的共谋下，经济风险完全被转嫁到劳工头上。 

尽管各地涌现出大量草根互助团体，比如各行业自救、社区派送服务和民间紧急救助金项目，这些网络只能进行事后的救济，而无法直接介入工作场所的正义。自组织不是工会，没有集体谈判的资格，它们极端本地化的特征也使得各地自组织除了网上互关外，其实鲜有实质性的往来。 

在劳工阶级收入锐减，传统罢工又停滞不前的当下，以停缴租金为核心的租金罢工（Rent Strike）成为被倒逼出来的另一种平行抗争形式。4月初起，从费城大学城到加州奥克兰，美国主要城市的中低收入社区几乎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租金罢工。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市，停缴租金和房屋贷款的请愿已经收集了近十万签名。不少罢工得益于已有的城市租客工会（Tenant Union）、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等左派组织，和无政府主义公社制作的资源手册，但疫情本身也催生出新的组织架构，包括以公寓楼为单元的小自组织和跨区域的行动网络。 

费城大学城附近的租金罢工宣传

租金罢工的独特性在于其处在社会生产链条的再生产一端，不仅使跨行业的租客联合成为可能，而且十分有利于失业者和女性的参与。女性从事更多家庭内部再生产，从而与居住社区邻里和周边自组织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她们更容易成为运动的组织核心。 

在美国语境下，租金罢工还有着另一层含义。美国的房屋所有权占据着阶级种族隔离和财富世代剥削中奠基性的一环。由于红线等歧视性历史政策和金融机构贷款不公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美国租房成本大大高于买房，有色人种聚居区房产价格远低于其他社区。社会学研究也发现，在很多大城市，房屋质量和租金价格往往是负相关的，低收入社区的少数族裔要给白人房东缴纳远高于平均数的租金。原因在于房东为了规避和平摊租客信用额度低、付不起租金的风险，给低收入者订立更高的租金，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掠夺的不平等。 

这样背景下的租金罢工，就不仅仅是为了缓解少数人交不起租金的困境，而是一种揭露种族资本主义运转体系的方式。为此，参与罢工的就不仅是无法缴纳房租的底层租客，还包括认同这一理念的所有租客，正是后者的加入可以让前者不用和房屋所有者单打独斗。正是因为租金罢工可能带来的连环性破坏，各地政府都在通过推出迟缴租金，延缓清退等政策，试图缓冲更激进的租客联合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房东自组织也卷入其中维护自己的权益。租客工会与房东联盟的缠斗，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才刚刚开始。 

自组织遗产与社运的重启

人们容易观察到社运策略同一时期在空间上的传递，却往往轻视其历史延续性。尽管新冠疫情史无前例，社交隔离下展现的诸种社运斗争策略，却鲜有完全的创新。例如，敲锅抗议之所以可以在拉美和其他西语国家大范围传播，源于这种抗争形式悠久的历史传承。敲打日用品的抗争方式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现代社运还没成型前就广泛存在的喧闹音乐（Rough Music）传统。现代的敲锅打铁抗议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民众就采用过击打炊具的方式抗议物价飞涨和食物短缺。90年代后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的反私有化和粮食运动中，敲锅抗议也是重要的一环。进入新世纪后，敲锅打铁抗议早已与食物的主题脱离。智利2011年学生运动和去年全国抗议期间，都广泛采用过这种方式，作为白天游行的辅助。 

租金罢工也至少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20世纪初，动荡的世界局势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曾经在多国引发租金罢工潮。1907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由妇女发起的租金罢工动员了至少十万租户，最终升级成长达三个月的暴力冲突。1960年代发轫的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和70年代的女权运动，在接下来十几年孕育出无数城市互助社和草根邻里委员会，它们组织居民集体少交水电费和租金，占领和改造空置的城市空间。1980年代，租金罢工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要剧码之一，这也是为何今年南非的租金罢工相比其他国家启动更早，组织更完备。这次疫情下纽约的罢工之所以成功，除了全球城市的独特优势外，也在于其贯穿整个20世纪的租金罢工传统。因此，与其说新冠疫情催生了新的运动模式，不如说它激励了人们在绝望中寻找和整合过去的斗争遗产。这种与过去的世界相连结的努力会为运动提供进一步的动力。 

疫情下的尝试，哪怕是失败的尝试，也在塑造着未来的政治图景。疫情对线下社运的噤声是暂时的，长远来看，社运网络和灾害中自组织的共生转化是亟待推进的议题。过往的愤怒不会消失，但只有更有韧性的网络才可以有效转化这些积蓄已久的情绪。十年前占领运动的网络，曾一度成为后来桑迪飓风后大纽约地区自治社区的骨架。而目前的社会运动面临着倒置的问题，因为疫情而创立的自组织联系，如何在未来的其他政治危机中被唤醒，被政治化，成为不妥协的武器，而不是矮化成修补体系的一块块补丁。这种未来导向的思考，也许是走出隔离期运动虚无主义的一条通路。 

（感谢马景超对此文写作的启发）

[gravitysworm]

疫情下的美国工作：居家办公、零工经济与自动化

澎湃“疫论·劳动”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98738 

发布以后看到最新消息，由于对劳工补贴和保护不够，Instacart平台旗下的代购员已经计划举行全国大罢工。

正文：

近日，为缓解新冠疫情导致的失业危机和全球供应链上的破坏，美国官方不断升级经济刺激方案的规模，最终拨款高达2万亿。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计划，是给每位纳税居民1200刀的紧急支票补助。推出这种略带全民基本收入色彩的项目，说明疫情所解锁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已经危重到盖过了党派的争议。疫情下横扫全球的居家办公社会实验，赋予一部分人探索新工作、学习、生产模式的同时，也让更多行业无法不出行的劳工面临隔离即失业破产的命运。初步调查显示，美国截至3月中旬已有18%的人口因为疫情失业或工作时长减少，这一数字还将随着疫情的深化而上升。疫情打碎的不仅仅是稳定生活秩序的幻象，也注定要促发更深远、长期的工作场所、公众心态和经济模式的裂解和转型。 

居家办公中的职业隔离

美国疫情的蔓延，让居家办公和视频会议成为了白领标配，也让低薪服务业的脆弱性在危机前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否可以居家工作，成了进一步撕裂阶层鸿沟的引擎。 

与中国一二月的情况极其类似，美国的酒店业、餐饮业、娱乐行业特别是小型本地企业在三月经历了大崩盘，直接受影响的劳工占到工作人口的十分之一。如果说健身教练和艺术家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还可以勉强通过网课赚点零花钱，餐饮业雇员却不存在这个选择。在主要城市下达封城令前，很多地区的餐馆和酒吧流量就已经跌到了谷底，大量合同工、小时工被解雇和停薪，绝大部分都没有带薪休假，近一半都没有医疗保险。美国私营部门中，只有30%的低收入职业可以修病假，相比之下高收入职业的比率为93%。即使雇员幸运被留用来处理外卖订单，大幅削减的小费也会让大部分服务生无法维持生计。通过虚拟小费罐（Virtual Tipping Jar）给失业的餐厅雇员募捐，是近日美国各地防疫自组织的核心项目之一。以城市为单位，餐馆劳工可以在共享文档上列出自己的基本信息、餐厅名字和电子钱包，接受顾客的打款。 

服务业的停摆迅速反映到了失业指标上。过去半个月，几乎所有州的失业补助申请数量都在急剧飙升。在纽约和新泽西，潮水般涌进的失业申请让两地劳工局的网站和热线一度停摆。在俄亥俄州，非必须场所的关闭导致政府两天内收到五万名失业申请，是往年同期的二十多倍，这种烈度早已经超越了2008年金融海啸带来的震荡。失业趋势如此惊人，以至于各州劳工部门在考虑推迟发布最新的数据。 

可以居家办公的人口集聚于高薪行业

低薪服务业的遭遇，进一步折射出居家办公的例外而非常态性。根据劳工部的统计，全美劳动力即使早就去工业化，目前也只有29%的非农劳工有条件居家办公，而那些没法在家工作的职业基本都集中在受到极大冲击的低薪服务业。居家办公人群的相对高薪、高教育特质，也意味着在种族上的职业隔离，白人和亚裔能够远程办公的比例高过非裔和拉丁裔。由于大量就业于科技工程领域，37%的亚裔可以远程工作，这个比例对非裔和拉丁裔只有20%和16%，而后者私家车拥有率更低，通勤时间更久，对公共交通依赖性更强，因此居家办公特权和接触病毒几率本就呈反比。再者，由于非裔和拉丁裔存款更少甚至很多人负债，即使同样遭遇灾难性失业，他们也会更快陷入绝境。 

在疫情发生前，美国全天居家工作的劳动力比例大约为5%，也即800万人。假设疫情让有条件的人全部选择远程办公，也只新覆盖到人口的不足四分之一。一些州强制规定半数以上人口在家办公，对很多人就意味着在家失业。传媒和硅谷所津津乐道的大规模远程办公实验，根本不能代表疫情下美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零工经济的雪崩

对比传统服务业的大规模停薪失业，处在传统雇主雇员结构外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则面临着收入骤降或劳工权益的进一步倒退。主要城市封城后，叫车平台订单基本消失。还在其他城市坚持接单的劳工，由于公司不负责医保和提供医疗防护，不得不自费购买价格翻倍的口罩和手套。餐厅堂食的关闭，也并未反向带动外卖需求的上升：大部分人都在本地超市的大抢购中囤积了足够的余粮。走投无路的餐厅已经要求外卖订餐等平台帮忙售卖礼品卡来维持现金流。 

此次疫情危机，几乎所有零工平台的主要应对策略，不是出台补贴劳工的政策，而是增减应用功能和算法规则，来试图改变消费者与劳工的互动模式，这和英国官方笃信的轻推理论和游戏化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跑腿平台TaskRabbit降低风险的方式，是直接把顾客的任务取消费用给免除。这虽然可以鼓励有症状的顾客及时取消订单，却让劳工面临白跑单和被恶意销单的风险。Uber和Lyft平台的方式则是粗暴把拼车功能直接拿掉，这降低了乘客间传播病毒的概率，却未必让劳工更安全。由于拼车比单人订单时薪高，为了获得同等的收入，司机必须完成更多的订单才能下班。考虑到上涨的订单需求和手下愿意继续工作的劳工数量不匹配，超市代购服务Instacart直接取消了低评分购物者获取订单的限制，来鼓励平台劳工在疫情期间多接单。零工平台们仅仅通过调整后台代码，就可以声称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3月17日通过的全国性紧急援助法案，强制规定零工经济平台应给予劳工最多14天的带薪病假。但在绝大部分州，网络平台劳工都没有合法的雇员地位。加州今年1月生效的AB5法案将Uber，Lyft和Doordash劳工视为正式雇员，但目前零工平台通过上诉等渠道，纷纷拖延执行这一规定。19日，愤怒的司机在Uber总部门口聚集，抗议公司不提供薪资补偿，这大概是各地宣布封城后的第一次线下集会。即使获得雇员地位的承认，如果减少的收入来自于订单不足、平台规则更改、或者在家照看孩子的义务，劳工也无法获得任何补贴。即使幸运因为感染获得两周带薪病假，由于绝大部分零工雇员要么没有医保，要么加入的计划自付额度很高，在天价账单前薪资补偿也是杯水车薪。 

但疫情归根结底，也只是既有并发症的显影器。即使在今年以前，整个零工经济的运行模式都已无法持续，低价便利与保护劳权成为跷跷板的两面不可兼得。算上油费保险等投入成本和等待客户的时间，所有零工平台劳工的实际小时工资都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随着时间推移，零工经济的相对收入也在下滑，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打多份零工才能过活。基于全美27个主要城市的网络零工平台数据显示，从2013年2018年，仅出行平台司机的平均收入就跌了一半以上，在一些城市的跌幅更是超过七八成。由于生活成本高企，小时工资停滞不前，全职工作已经无法维生，大量之前的全职劳工被迫找了别的工作，因此只有换成兼职。出行平台的劳工流动率也高得惊人，2017年一项研究曾估计只有4%的Uber司机工作满一年还在坚持。 

即使把小时工资压到最低，赶走大量全职司机和解雇内部程序员，Uber和Lyft还是只能靠一轮又一轮的风投过活，创办至今从未真正在账簿上盈利过。在社会学者、Hustle and Gig作者Alexandrea Ravenelle看来，多以灵活、就业共享共赢为卖点的零工经济，本质上是包装成进步的倒退（a movement forward to the past）。 

讽刺的是，零工经济在过去十年的崛起，本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资本主义自我调适的结果。估值10亿以上的科技独角兽公司们，试图把被主流经济结构甩下的不稳定就业人群吸纳到自己的盈利体系中，一边宣扬自己高效解决就业，为波动型经济带来缓冲区，一边用参与、自主、社区等进步派理念，把经济风险由企业转嫁给劳工。在技术民族志者Alex Rosenblat看来，零工平台是在把一种较高的职业地位和标签，强行与更低的经济回报、更高的职业风险相捆绑，最终打造出一种类似于用爱发电的自我剥削意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这类困境解决模式，终于在另一场危机的滩涂上土崩瓦解。 

疫情与加速的自动化

传统零工经济模式的破产促发的更深远的转型，还在于未来服务业中全面加速的自动化。与全世界机器人发展的核心地带中国相比，美国机器换人的规模本并不大，机器人的密度也远低于日韩。中国的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可以更方便地雇佣科技公司进行AI和大数据开发，隐私保护的不健全也使得面对疫情时，从面部识别到体温枪等各种自动化手段可以无障碍推广到全国。2月，中国浙江也率先采用了无人机来递送医疗物资。虽然制造业中的工业机器人众多，自动化在美国都市空间的入侵速度却并不高，因为城市经济长期依赖大量低薪服务业人口，来保证周边高薪金融科技白领的日常所需。各种服务业和移民工会，也会确保它们旗下的劳工至少有一份有尊严的工作，不会轻易被机器所裁汰。然而，新冠病毒的来袭，无疑改变了企业衡量经济风险的天平，使其进一步意识到都市人员流动的危险和自动化的优势。 

为了避免医护感染，美国第一名新冠病例就是由医疗机器人进行隔离治疗，病人通过机器人与治疗医师沟通。尽管社区传播并未因此被阻断，使用机器人的思路可能在未来被大规模效仿。病毒在金属、木制品等表面依然可以存活数小时至数天，但机器人比人类传播病毒的可能性显然是低多了。除了养几个维护机器的员工，企业也不再需要为机器人突然病倒而担忧。 

事实上，美国多数企业面对疫情的举措，从餐饮、银行业的应用交易和免下车服务，到健身领域的家用智能健身器，就已经体现出自动化取代人力的色彩。2月末，亚马逊在疫情严重的西雅图开设了第一家只有清洁工和管理员的全自动结帐超市，顾客的购买由摄像头自动记录和扣款，不需要结帐即可离开，最大程度避免了人群的排队聚集。亚马逊正试图将这项技术卖给其他零售商，让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加速取代目前美国社会尚存的350万收银员。 

年轻一代对机器换人接受甚至推崇的态度，也在推着自动化的浪头往前冲刺。以上述自助结帐技术为例，就可以看出不同代际对自动化的支持度呈现极大差异。商业调查公司CivicScience于2018年做过统计，当收银员和自助结帐台均存在的情况下，35岁以下的受访者只有不到四成会选择收银员，而在55岁以上的人里，这个比例却高达四分之三。 

刨除老年人学习新技术的陡峭曲线，千禧一代对社会交往模式的偏好也在重塑着美国未来工作的前景。传统社会学和管理学理论预设人们渴望更多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星巴克等美国咖啡店设置店内工作休息区，就是依据普特南式美国公共生活衰落、急需重建公共空间的假设。二十多年后，WeWork抱着同样的哲学在全球城市中扩张，希望新经济下原子化的科技和文创劳工通过在开放空间集体办公交友，重新回归线下沟通和公共生活。甚至SoulCycle这类健身俱乐部也曾打着白领社交而非锻炼的口号。 

但年轻一代的选择却打碎了这套理论。他们需要的不是真正的沟通，而是周围有陌生人一起孤独的感觉。比如社会学者David Grazian在调研美国多个WeWork共享办公空间就发现，大部分用户只是为了端着咖啡、抱着电脑在一边独自工作，对空间提供的啤酒畅饮、社交活动不感兴趣。在零工经济下，选择不沟通甚至成为了一种可以单独加价的商品。2019年，Uber推出了新功能“安静模式”，乘客可以让司机不和自己主动说话，但只有单价更贵的Uber Black和Uber Black SUV才能开启。 这完全倒置了整个服务业依赖于情绪劳动加成的逻辑，主动减少而非购买情绪劳动服务成了一般大众更主流的选择。如果普通劳工能够提供的人际沟通都成了负资产，无人驾驶看上去才是更自然的未来。 

Creator的汉堡机器

也许正是因为年轻人群对自动化的高接受度，越来越多的城市消费空间冒出了机器人的身影。早在2017年，创业公司Creator就在旧金山开设了第一家全自动汉堡店。因为节省了人工成本，门店卖的汉堡单价更偏宜。2018年，Cafe X推出了机器人咖啡师，每个机器人每小时可以做一百多杯标准意式咖啡，现在它们在圣何塞和旧金山机场都设置了分店。机器人调酒师虽然还未普及，但已经出现在赌场、邮轮、自动驾驶汽车等处。不出意料，这些高自动化的服务业公司受到疫情冲击较小。Creator针对此次疫情的声明，也反复突出了其自动化流程减少病毒传播风险的特色。 

对人工的需求当然不会在短期消失，而只是在不同工作间流转。因为疫情和自动化减少的传统服务业岗位，会逼迫更多人加入更无保障的零工经济大军。Instacart计划在未来三个月招募30万代购员，来替居家办公的人群采购超市物资。消失的零工经济岗位，又会进一步将人从城市空间的前台推向幕后。换言之，在都市空间和其他人直接沟通的工种变得稀有，在电商仓库操纵监督分拣机器人，在电脑屏幕后分析处理软件的职位又会陆续增加。近日，由于网络订单暴增，亚马逊仓储中心新招募了10万人，很多是因为疫情而濒临失业的劳工。与此同时，因为太多的人工审核员轮班休息，各大社交平台的删贴机制均出现故障，对机器自动审核的依赖导致无数帖子和账户被错误封杀。机器依然需要人工来调控，但随着劳工从城市公共空间褪去，剥削也变得更为隐蔽。 

目前，美国官方的紧急救助方案与无条件的UBI存在着根本性区别。不像UBI的无条件发放，支票补助只囊括了符合标准的纳税人，按照报税额度确定资格，这虽然针对性排除了高收入群体，却导致因为种种原因不报税的人难以拿到补助。依赖复杂的税务系统也将极大延后支票的发放，导致更多人在补助到款前就资不抵债。在共和党推出的一个前期方案中，低收入群体甚至只能拿到中产一半的补助额。 

不像每月按时发放的UBI，美国纳税人的支票补助有且只有一次，总体救助计划也以本年末作为期限。官方依然将当前的疫情比喻为例外状态，而非长期不可逆的总体型质变。然而，即使疫情退散，需求回弹，美国的城市经济也很难再复原成过去的样貌。被取代的服务业劳工只有一部分还会回归岗位，零工经济在不可持续的资本积累模式下也将进一步自噬。人们对人际沟通和公共空间所自带的风险将有不同以往的预判，这种预期将进一步重塑这个社会工作场所的政治。

[gravitysworm]

自动化，意识形态与幽灵工作的崛起

“全历史”的转载链接

从卢德主义者砸烂自动纺织机器那刻开始，机器取代人的阴影就一直盘踞在工业社会的上空。人们不只惧怕机器从智能上赶超人类，更惧怕它们即使不超越人脑，也足以大规模取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力。杨安泽另类的竞选过程让机器换人不仅跻身政治论争的焦点，甚至划向了一种新的身份政治。然而，机器换人飞速上升为公众谈资的同时，也同时掩盖和压缩了对自动化导致的其他社会危机的讨论。 

自动化与劳权的倒退

在书籍《正常人之战》中，杨描绘了因为机器和人工智能引入而导致各个阶级的劳动者，包括高薪高技术白领相继失业的社会前景。杨在书中将这种反乌托邦式的社会解体崩坏过程称作“The Great Displacement”，意味着被机器所淘汰的劳力注定会遭遇一辈子的结构性失业，不可能通过社会已有的帮扶项目和职业培训转行进入新的领域。 

通过将自动化视作最大的威胁，杨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左非右，只向前看的未来主义实干家，连他近日成立的非营利组织名字都叫Humanity Forward。这种话语一方面试图粘合重整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塑造新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却也不经意制造出一种压倒式的反乌托邦话语：机器大规模取代人力是一个线性、均质、可预测，类似于多米诺骨牌式的过程。既然机器才是关乎社会生存的终极敌人，其他社会问题似乎只能成为这场历史浩劫下零散的注脚。这种单向度的描述，忽略了自动化下意识形态的角力，和其不经意间制造出的各类并行和次生危机。 

历史上，关注机器换人问题的学者主要隶属于左翼，比如霍布斯邦把卢德运动看作欧洲激进劳工运动的先声和有机组成部分。但当代的自动化与劳工论争，却吸引了各个领域，不同学科与政治立场的人士。右翼加速主义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积累进一步模式跃迁的机遇，甚至认为机器才是资本主义最终形态本尊。另一个极端上，左翼加速主义者兴奋地推出了异女权主义（Xenofeminism）和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宣言（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认为自动化将加速后性别、无工作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自动化从未超越既有党派的阵营，或许恰恰相反，各种意识形态得以打着看似中立的自动化口号来论述自己版本的故事。 

事实上，机器换人的反乌托邦式场景，激发全民基本工资讨论的同时，也早就被各类反劳权的话语所吸纳和利用。机器换人一直都是保守派反对提高传统服务业，特别是快餐行业最低工资的理由之一，支持者认为一旦强制提高工资，企业就会用机器取代劳工。这种话语也成为了新经济下很多科技公司自辩的护身符。社会学者Alex Rosenblat 在研究网约车公司时就发现，Uber等公司擅于具象化自动驾驶等取代司机的恐慌，将之转换成合理化劳工剥削的借口，和宣传自己解决劳工再就业的素材。Uber虽然从不承认旗下司机的劳工性质，却一直宣称每月可以为市场解决两万就业，其宣传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NAACP都曾经认为其为有色人种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而为其背书。比起解雇后领着失业救济的日子，被技术公司的算法禁锢在一个低薪的行当，似乎听上去成了那个不那么坏的选择。 

一刀切的机器换人预言，很容易使得对工作有无的恐慌，挤压掉对工作好坏的讨论。在想象的大灾变面前，似乎只要创造出一些工作，让失业率数据更好看，就是值得激赏的举措。这使得大部分人忽略了另一个问题，机器使得很多人失去曾经的“好工作”之外，也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大量低薪和不稳定的“坏工作”。  

幽灵工作的崛起

Mary Gray和Siddharth Suri在《幽灵工作》中，描绘了与自动化失业并行的另一种孪生现象：由技术瓶颈、程序漏洞和算法缺陷等所带来的低薪隐形劳动。作者将之归纳为“自动化最后一英里悖论”，全自动化看似近在眼前，实则遥不可及，每个新算法都会带来新的对人工的需求，使得全自动化的终点线不断往前推延。2005年成立的亚马逊著名“网络血汗工厂”MTurk是幽灵工作最早的代言人，创办初衷就是为了识别海量人工智能无法归类的图片。比如与谷歌合作的一个早期项目招募了来自世界167个国家的五万名劳工标注了32亿张图片。后来，更多的项目开始涌入，涵盖文本分析、应用测试、数据审核、水军招募等，大量实验团队也入驻平台招募廉价被试。稳定时期，MTurk平均能招募到10到20万活跃劳工，任何时间点都有二千到五千的工人同时在线工作。这些劳工不受美国联邦最低工资和工会保护，平均时薪不足两美元，大概只剩时薪一美元的监狱劳工可以为其垫底。 

MTurk上一个训练AI语音助理的任务截图

但MTurk只是隐形劳动力大军的冰山一角，大部分技术公司都偷偷雇佣着大量帮算法打工的劳力。比如Uber长期依赖Figure Eight等公司招募的外国临时工来审核旗下司机的资质和交易的真实性，其百分之一的订单都经过了后台人工查验。成立于2007年的Figure Eight原名CrowdFlower，是业内著名的人工辅助机器学习公司，为所有硅谷巨头提供高定制的数据分类、标注和审查服务。其最主要的服务并非开发算法，而是大量招募低端劳动力来处理从超市小票到街景照片的一系列数据。谷歌与美国军方合作的军用无人机项目Project Maven，也采用了Figure Eight的标注服务来提高其无人机目标的精度，而被雇佣的底层劳工对此并不知情。 

自动化换人的前景，也常常给科技公司带来巨大的同辈竞争压力。即使客观技术条件尚未达成甚至永不可能达到，很多公司也急着向外界宣传自家算法的高精尖，这使得为AI所付出的人工劳动变成技术行业需要极力遮盖的丑闻。  

劳工学者Benjamin Shestakofsky在一家致力于在线交易匹配的科技公司长期蹲点后发现，尽管第三方平台看似可以用算法来代替本来由线下劳工操作的任务，他的整个田野过程见证的却是公司对人工更强而非更弱的依赖。公司为了保证效率，反而不得不重新雇佣客服、审核员、数据分类员，甚至给分类员写分类指示的协调员等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人力，来处理顾客和公司内部遇到的技术问题。公司最核心的服务，对外宣称的客户订单自动匹配，实际上是由远在菲律宾的六十多位工人面对一个电脑界面手动匹配完成。 

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Kiwibot有人工操控

另一个用人工取代机器的例子发生在硅谷创业公司Kiwi Campus。2017年，Kiwi Campus开始在伯克利校园内为学生提供机器人送餐服务，目前已经成功完成三万多订单，扩张到全美的十多个学校。根据官网的宣传信息，Kiwi机器人的送餐效率是普通外卖员的五倍。但2019年，新闻陆续爆出Kiwi机器人并不像官网说的那么智能，最多只是半自动。首先，因为这些机器人的运行速度非常慢，在实际操作中，公司依然雇佣人力负责把市区的饭菜送到大学城，而它们的明星雇员---机器人的平均送餐距离只有短短两百米。更讽刺的是，为了保证机器人不会在人行道上遇到突发危险，所有的Kiwibot都有远在CEO家乡哥伦比亚的劳工通过远程摄像头实时负责规划路线。这些工作人员每小时的薪酬是2美金，远远低于美国的最低工资，和MTurk劳工的报酬齐平。正是因为可以用低薪劳工而非机器，Kiwi Campus省下了开发和安装测距摄像头的成本，其成功根本仰赖于廉价的南美劳工，而不是看似迫在眉睫的自动化。 

传统服务业外，电子游戏业也在雇佣大量的隐形劳力，他们往往担任游戏质量测试员 (quality assurance testers, QA) 的工作，反复手动测试游戏指定任务区域内的技术故障。在整个游戏业产业链条中，QA是待遇最差，最易受市场波动影响的工种，绝大部分都是短期合同工。由于游戏业全球化程度极高，很多测试任务不出意外都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劳工远程完成。在美国，QA的平均时薪也仅是刚好飘过最低工资标准。 

因此，与其说是机器直接夺走了工厂劳工的工作，不如说机器成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新中介，使得劳工被迫在世界市场的规模内参与竞次。过去三年在中国内陆省份和菲律宾兴起的AI标注和审查员产业，也是这种竞次的现实映射之一。 

疫情危机下的幽灵工作

幽灵工作，甚至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缓解突发性危机的捷径式方案。全球扩散的肺炎疫情并不只带来网购、网课、外卖应用的兴盛，线上游戏的火爆，也促进了幽灵工作的默默扩张。普通的技术岗位工作，很多也仰赖于团队个体在同一个开放空间实时的沟通。因此，即使是硅谷的全面居家办公，也需要考虑到沟通成本增加的问题。相比之下，幽灵工作包含的是已被打散切割到极致的重复性小任务，几乎不存在与其他劳工协调的障碍，成为肆虐的病毒无从打击，甚至能被其反向刺激的行业。 

今年2月底某兼职网站武汉版的招聘信息

以中国为例，居家隔离期间浏览各家兼职招聘网站不难发现，武汉等城市版的页面上充斥着各种线上零工任务的招募，堪称中国版的MTurk。从较正规的人工语音转写、手机应用测试、百科词条编纂到刷单、刷评论等灰色任务，这些零工的发布者来自中国各地兴起的人工智能资源公司，它们宣称“在家躺着”也能赚外快做日结。而恰恰是那些最容易被疫情影响到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如今不得不依赖这样的低薪平台来勉强维持生计。类似趋势也极可能很快出现在其他国家。在美国，疫情的蔓延导致Slack, Zoom等线上协作工具的火爆，仅仅今年前两个月，Zoom就新增了两百多万活跃用户，超过了2019年的总和。随着学校陆续改为线上教学，激增的视频会议需求必定带来更多的技术故障，也需要更多的幽灵劳工提供幕后支持。 

当然，社会和政治论辩中之所以常常只能看到机器换人的论调，除了幽灵工作更难追踪、统计和监管外，也在于只关注前者，可以卸下很多棘手的民族主义和本地主义包袱。如果一地工人的失业和待遇下降与另一地劳工的命运相关，后者是否应当对前者负责？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或者说，选择性忽视后者本身就印证了这个时代主流政治运转的方式。进步与保守都是有界限的内部论争，外地和外国劳工的权益从来不在考虑范围。肺炎疫情已经撕开了制药、汽车装配、甚至电子游戏等产业全球供应链秘而不宣的剥削规则，但暴露出的现实，却并未唤起对底层劳工的关注，而更多成为政治实体和企业主张经济脱钩的理由。主流政治话语对国际劳权议题的忽略和回避，让坏工作进一步不受制约地跨越边境，而幽灵工作已经成为这场全球化位移中最典型的化身。 

参考文献： 

Bulut, Ergin. 2020. A Precarious Game: The Illusion of Dream Jobs in the Video Game Industry. Ithaca: ILR Press. 

Gray, Mary L., and Siddharth Suri. 2019. 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Roberts, Sarah T. 2019. Behind the Screen: Content Moderation in the Shadows of Social Me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senblat, Alex. 2018. Uberland: How Algorithms Are Rewriting the Rules of Work. First edition.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estakofsky, Benjamin. 2017. “Working Algorithms: Software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Work and Occupations 44(4):376–423. 

[gravitysworm]

从罢工打手到工会咨询：美国反工会产业的历史

为了平衡一下《爱尔兰人》写的….澎湃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263691 

上月，媒体爆出谷歌雇佣了一个反工会咨询公司，并在感恩节前报复性解雇了四名参与去年“集体出走”和工会组织工作的员工（这周又解雇了第五位）。这是今年即Kickstarter后，第二家解雇工会积极分子的科技公司。在一众垄断科技集团和独角兽中，谷歌曾是对旗下工人参与社会运动容忍度较高的公司，如今面对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的劳工自组织，也终于撕下了进步主义的假面。在美国，以咨询公司为明目存在的反工会组织是资方干扰劳工动员的标配，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百多年来反工会产业的演进。尽管和劳工运动的起落往往齐头并进，反工会产业上的公众关注和历史研究远远不及前者。媒体乐意八卦《爱尔兰人》中美国工会和黑帮藕断丝连的政治交易，却鲜有挖掘历史上反工会行业背后根深蒂固的政商黑网络。 

20世纪初的私人武装与罢工监视

自现代劳工运动伊始，就有了对应的反工会产业，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产业浓厚的社会运动属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是发达工业国家中唯一一个企业采用私人代理人和雇佣军解决劳资矛盾的国家，欧洲则一般只派出国民警卫队等正规军。这种民间代理人模式在美国其他社会运动中也很常见。社会学家艾萨克·马丁在关于富人减税运动的研究中指出，由于缺乏与工人阶级斡旋的经验，富人基本都是找代理人帮自己干脏活，这些代理人往往深谙社会运动的斗争方法，不少还是后来“叛变”到保守派阵营的激进无产者，他们从当时的女权和劳工运动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1850年由苏格兰移民Allan Pinkerton创办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是反工会的历史上绕不开的核心代理人。自成立伊始到19世纪末，平克顿雇佣的工会打手和间谍参与了至少70起关键的劳资冲突。其最著名的战役发生在1892年，受卡耐基钢铁的委托，300名平克顿雇佣军和罢工工人发生交火。卡耐基最终成功瓦解了工会，也间接导致钢铁工业的工会组织停滞了近半个世纪。平克顿的雇佣网络如此成熟，以至于当时国家能力还非常有限的美国政府都通过其来打击境内割据的匪帮势力。这段故事经过改编，最终出现在了荒野大镖客2的游戏主线剧情里。  

20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美国大城市和国际左翼无政府思潮的传播，迫使企业雇佣大量的私人武装，从而让美国的劳工斗争变得极为血腥。1909年，宾州Pressed Steel Car 来自16个不同国家的八千名工人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为名罢工。绵延近两个月的罢工成了移民工人、资方雇佣的同样多是移民的罢工捣乱者，和地方警察间的大混战。尽管最终IWW赢得了谈判权，冲突最终导致22人死亡。IWW这场带血的胜利也同时刺激到了美国政治精英和资方，间接导致十年后司法部利用帕尔默大搜捕对IWW进行毁灭性清洗。 

雇主得以有恃无恐地雇佣私人武装，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的默许态度。20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对雇主购买军火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导致私人雇佣军的装备逐渐达到堪比正规警察甚至军队的水平，甚至还出现了私人武装和军队合伙从同一军火商购买装备、互相分享军火商信息的情况。1912-1921年间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战役（West Virginia Coal Wars）中，雇主的装备精良程度就赶上了并肩作战的正规军警。 

与私人武装并存的是渗透到每个工人组织单位的间谍和线人。这些代理人不仅针对普通工人下手，还会挖掘工人的社会网络，从劳工的亲属朋友身上找到瓦解罢工的突破点。比如不少女性代理人会访问男工的家庭，向其伴侣哭诉参与罢工将如何毁灭一个家庭的未来。有时候，平克顿这类资深机构派出的线人可以一直被提拔到工会上层，直到真正罢工时才露出真面目。尽管1935年通过的瓦格纳法案判定公司雇人监视劳工属于不正当行为，各种违法监听和跟踪手段依然大行其道。当时国会针对劳工问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引述了一起惊人的案例：密歇根兰辛的一家通用汽车厂秘密雇佣了七个线人来破坏工会动员，最终除去这七个人，所有工会成员都被资方精准定点清除。委员会调查取证发现这七个人居然互不相识，因为通用汽车为了减少叛变可能让他们对不同的中介公司负责。 

方兴未艾的反工会产业养肥了一批野心家。被人称作First King of Strikebreaker的Jack Whitehead曾经是匹兹堡钢铁行业的熟练工，后来转而从事打击自己行业劳工的活动，直到1901年退休。仅通过成功干预一次罢工，Whitehead可以坐收一万美金报酬（约等于现在的三十万）。他是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调用异地人手来镇压工会运动的组织者，其使用常备军的做法也被后人所沿用。紧接着Whitehead成名的是纽约的James Farley，他在轨道交通业埋下了深厚的人脉，声称可以随时调集七千到八千人参与各类反罢工。1905年，他仅用不到一周就搞垮了纽约地铁工人罢工，并将成功经验复制到了芝加哥和三番。与前任Whitehead类似，Farley退休时的个人财产同样翻了几百倍。不过和Farley昔日的下属，真正的反工会之王Pearl Bergoff比，这些数字都算不上什么。直到1936年Byrnes Act判定跨州运送反罢工劳力为重罪，Bergoff在三十年职业生涯中干扰了三百多次罢工。早在1907年，因为成功扰乱纽约垃圾运输工的罢工，纽约市政府就一次性奖励了他2.4万美金。Pressed Steel Car冲突后，Bergoff身价暴涨，企业支付的酬劳一次可高达两百万。他用获利在临近曼哈顿的新泽西Bayonne盖了当地最大的一栋办公楼。 

失业大军，黑人劳工与精英学生：反工会产业的雇佣体系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企业对干预罢工的高需求催生出了成熟的打手和线人雇佣产业链。193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有专门镇压劳工运动的私人武装，估计人数为3500到6000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在纽约等工业密集的大城市涌现出数量匹敌出租车行的私人事务所，用于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人力为企业寻觅适合的代理人。纽约著名中介公司Berghoff Bros. & Waddell一手遮天，声称可以在72小时内纠集一万名社会闲杂人等。 

这些社会性人力能够被迅速调集起来，首先和当时的结构性和季节性失业状况息息相关。1870到1920年间，受机械化的大规模普及，冬季时段铁路停工，夏季木材厂停产等的影响，每年平均有70万劳工有好几个月都处于失业和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其中大部分是因为项目结束而被彻底解雇。这些没有稳定就业的劳力不得不在境内长途迁徙寻找零工。历史数据估计，当时美国一半的成年男性在十年内都会更换常驻地。因为交通不便捷，很多劳工抵达招工的新城市后才发现职位早已经招满，于是不得不再次上路或者露宿街头。 

这些剩余劳力成了反工会产业的绝佳雇工，他们走投无路，不怕受伤，容易取代。久而久之，主要大城市涌现出很多不成文的工会打手雇佣点，比如纽约的秘密据点之一是专供工人阶级男性居住的旅店Mills House，这里也是当时LGBT群体躲避警察追捕的场所。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圆环内，流浪汉聚集的Randolph街成了绝佳的招募地，而底特律的主要据点则是市区绿地Grand Circus Park。  

在正规就业市场受到歧视的南方黑人男性劳工，成了反工会中介们热爱招募的第二类人员。即使在罢工打手内部，黑人劳力的待遇都显著更差，为中介公司节省了大量食宿和工资开销。黑人男性介入反罢工，也符合社会对黑人参与违法暴力活动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黑人反罢工群体的出现，可以激化底层白人，特别是欧洲移民劳工的种族怨恨，有效阻止工人阶级跨种族动员的可能性。对资方来说，引入黑人男性简直一举三得。 

在纺织、洗涤、通讯等女工占比高的行业，女性劳力同样会被雇佣为打手。比如1913年，波士顿电话公司曾经用火车从全国贝尔集团旗下的公司调集了2000多名女性接线员，来干扰当地接线员工会的罢工。但总的来说，由于工会和反工会组织对男性气质同样程度的推崇，女性打手的使用只局限在特定产业。这种男性气质主导的现象，也可以解释历史上工会和黑帮间的勾结。 

发动劳工斗劳工，是20世纪初反工会的典型模式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模式。被掩盖的另一段关键历史，则是当时高校学生大量介入了反工会产业。相比处在社会边缘，移民或少数族裔居多的失业劳工，资方更喜欢雇佣有钱有闲的高校白人学生。即使是普通大学的学生，也往往来自极为富裕的家庭，他们的出身和工作经验的缺乏决定了其对普通劳工的诉求难有同情。1905年，一位治安官曾惊讶地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名从费城专程赶到纽约当反罢工志愿者的本科生。这名学生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穿着价值75刀的大衣（约等于现在的2200多刀）和6刀（和衣服比好偏宜）的靴子。当时从主要的藤校到州立工学院，都有大量男性学生定期参与反罢工的动员。不少高校的兄弟会和运动员组织甚至将反罢工宣传成了拓展男性气质的志愿服务。由于工业巨头往往担任私立大学的资方，学生志愿参与反罢工一般会得到校方默许甚至鼓励。相反，校园内出现的挺劳工话语则会被百般孤立。1919年，哈罗德·拉斯基在哈佛任教期间声援波士顿警察罢工，遭到学生群嘲和校方警告，很快就被迫自行辞职。 

当代反工会产业的转型

比较接近当代形态的反工会产业大约诞生于1940年代初。随着30年代末一系列立法禁止公然的反工会打手和间谍行为，企业雇佣临时工暴力干预罢工的成本高企，效率下降，还存在法律风险。同时，战后经济的复苏让低端流动劳力的供应减少，私人黑帮打手业务渐渐淡出。民权运动的爆发使得黑人逐步被主流工会所接纳，他们从反工会中介青睐的对象，蜕变为美国最支持工会的族裔。大学在非精英群体中的扩招，也使得校园文化出现明显的自由主义转向，招募大学生参与反工会的难度系数也大幅升高。战后的郊区化和“白人大迁移”也带来了不经意的后果：由于单位人口密度下降，只向男性开放的台球馆和搏击俱乐部大规模停业，强化男性气质的休闲娱乐方式骤减。连以往作为男性劳力重要社交场所的理发店（Barber shop），也被不分性别的美发沙龙（Hair Salon）取代。工人阶级男性被分散在各自组建的核心家庭，不再成群聚集在城市“街角社会”等待零工。 

面对既有招募体系的崩溃和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转型，反工会产业开始采纳更为间接和非暴力的模式，依赖风险咨询、信息操纵和法律漏洞等干预劳工动员，高薪的全职雇员也逐步取代了低技术临时工，整个行业的制度化、官僚化程度得到增长。相比劳资双方头破血流的械斗，会议室中的谈判和投票，工厂车间的层级结构和流言蜚语，更能决定当代工运的成败。二战后的十多年内，工会规避（Union Avoidance）产业快速成型，最著名的咨询公司莫过于总部在芝加哥的Labor Relations Associates（LRA），创办者Nathan Shefferman后来被称为工会规避之父。Shefferman曾是芝加哥西尔斯百货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因为30年代多次成功阻挠公司旗下工会加入AFL，西尔斯索性给了Shefferman一万刀启动资金创办了LRA。LRA在工业聚集地芝加哥、纽约和底特律设置办公室，20名全职雇员在全美接单，每年营收超过一百万美元。LRA开创了著名的Astroturfing策略“投不”委员会（‘vote no’ committees），即设置一个看似是雇员自行组织的反工会委员会来扰乱民意。 

LRA的成功为70年代后反工会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基础。70年代前，全美从事反工会的咨询公司只有区区100家，这个数字到了80年代暴涨到了一千多家，覆盖医疗、航空、零售等主要产业。80年代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一方面让工会更难赢得法律官司，另一方面则使得更多资方认为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天经地义。到了90年代，面对工会威胁时，三分之二的雇主都会选择反工会咨询服务，这个比例到新世纪上升到了四分之三。 

同时，由于整个产业对普通雇员来说都获利丰厚，吸纳有高等教育商科、管理学、心理学、劳动法等背景的毕业生，或者有大型企业管理层经验的中层领导进入反工会咨询公司渐成主流。《美国工厂》中福耀方面雇佣专业反工会咨询员在工人中进行反工会宣传，被认为是最有效率，又能一定程度维持资方温文尔雅形象的策略。影片当中展现的一系列反工会动员技术，比如精准报复工人积极分子、召开强制员工参加的闭门会议（captive audience meeting）、手把手向工厂中层管理者教授反工会的宣传说辞（talking points）、为工人许诺有限的好处和甜头等，都是当今反工会产业的标准配置。这种转型体现了战后美国工作结构的中产、白领化，也反映了管理学、心理学、组织社会学等建制性社科理论对工作场所的知识入侵。不论实际的效果如何，资方和反工会方均相信可以用更科学、量化的方式来控制劳工。这种对归类和数据的推崇当然也并非首创。比如，将工人按照介入运动程度不同进行分类，从而各个击破的办法，早在上世纪初就被United Railroads的管理层和间谍采用，他们给每个工人标注记号，一条线代表工会同情者，两条线是参与者，三条线是积极分子，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破坏了旗下工会的组织。不过和当年不同的是，当代反工会产业重分析外还讲预测。反工会咨询员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根据各种已有指标和模型，给客户做工会脆弱性评估（Unio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预测该企业员工组建工会的可能性，从而防患于未然。平日，咨询员们实时收集全国的劳工数据、法律条文，分析趋势、存档备用。在劳工庆祝斗争胜利的时候，他们的经验往往被悄悄作为反面教材写进工会脆弱性的评估报告。劳工研究学者Edna Bonacich就曾经指出，劳工研究学术期刊的最主要读者，就是反工会咨询行业的从业者。 

工会咨询公司Sparta Solutions的网站宣传画...

新经济下的反工会产业

互联网浸染的新经济下，由于行业内部形态差异更大，内部分化加剧，反工会咨询公司在次级市场上的分工也更明确了。一般一个咨询公司会横跨多个州，但把工作重点放在几类行业上，而不是像20世纪初的不少中介公司一样来者不拒。比如美国私立大学之间往往雇佣同样的咨询公司，来阻止旗下研究生建立工会。这次谷歌雇佣的IRI Consultants的强项则是在医疗行业。对咨询公司来说，在一个公司成功干预了工会，就可以将之写成个案来吸引同行业的更多客户，从而形成某种正反馈。咨询公司内部的全职雇员和兼职顾问也是术业有专攻，他们不仅在行业上有分工，有的甚至针对特定族裔和性别有技能加点，这种劳动分工使得客户可以获得高度定制的反工会服务。不过，面对反工会方频繁的骚扰，工会和劳工方面也相应推出了反“反工会”策略。网络上可以搜寻到大量Union Busting101的个案，工会网站上一般也会附加如何应对雇主的建议，有心人加以比对学习，不难总结出反工会组织的惯用伎俩。 

70年代后工会力量的衰落，除了制造业的转型和政治气氛，也要归功于日益精进的反工会产业。本文着重提及的咨询行业是介入反工会最深远的行业，但这绝不是当代反工会网络唯一的玩家。这个网络中还包括海量的法律公司、营销公司、游说集团、作为顾问存在的前政府雇员、商学院教授、行为科学家甚至心理咨询师。尽管美国的高等教育更加普及，不少专业的学生成分更为多元，私立高校的商学院、法学院以及与其形成裙带关系的大企业依然是维系精英再生产的坚固引擎，它们保证了反工会产业将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精英高校的毕业生们尽管不再把干扰罢工当作课余运动消遣，但他们依然可以将之视作一份稳定的白领职业。 

反工会行业不仅聚焦于帮助具体的雇主破坏员工的工会组织，而且积极参与政治，推动反工会立法。比如，2010年以后，美国多个州通过了禁止强制员工缴纳工会会费的法律，即所谓的“工作权益法案”（right-to-work laws）。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Janus vs AFSCME一案中的判决将全国所有公立部门工会置于“工作权益法案”之下。这一系列立法和判决的出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反工会行业积极的动员、游说，和全国层面上的周密协调。在Janus vs AFSCME一案判决出台之后，反工会行业的营销公司、广告公司蜂拥而上，发起“给你自己涨工资”运动（give yourself a raise），劝说、鼓励工会会员退出工会、不交会费。  

本世纪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反工会行业的前景看似愈发明朗起来。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最新出炉的报告显示，如今美国雇主每年花在反工会咨询上的资金高达3.4亿美元。2016和2017年，在四成以上的工会斗争中，雇主都有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自动化造成的空间性、结构性失业，让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资冲突不断加强，需要更多反工会从业者的介入。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之前没有工会的领域，比如媒体、科技和零工经济正在争取工会代表权。硅谷没法再用园区里的创新口号和平权标语来标榜自己的进步主义，数字垄断集团制造的劳工自主性幻象正在一个个破灭。 

更高的客户需求，更多的可用案例，和更强劲的算法技术加持下，反工会行业恐怕会以更戏剧性的方式延续其生命力。在咨询公司的建议下，谷歌就注意收集员工的日历数据，密切跟踪员工在公司内组织的多人会议。科技公司对雇员身体的日常控制将有效反哺到反工会行业。如果说非暴力化和制度化是这个行业的第一次范式变革，日常化与算法化也许会主导其下一步的蜕变。 

（张跃然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Feurer, Rosemary and Chad Pearson. 2017. Against Labor: How U.S. Employers Organized to Defeat Union Activ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ogan, John. 2006. “The Union Avoidanc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4(4):651–75. 

Martin, Isaac. 2013. Rich People’s Movements: Grassroots Campaigns to Untax the One Perc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Wilbur R. 2018. A History of Private Poli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Norwood, Stephen H. 2003. Strikebreaking and Intimidation: Mercenaries and Masculi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mith, 

Robert Michael. 2003. From Blackjacks to Briefcases: A History of Commercialized Strikebreaking and Unionbu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hio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