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律師的筆記本10月12日下午9:46 · 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Eric Arthur Blair）影響最大的作品，自然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不過，除了這兩部小說之外，他的散文也值得一看，其風格冷澈、直率、又帶著淡淡的黑色幽默。雖然歐威爾不是哲學家或史學家，也不具備理論建構所需的概念工具，但我卻覺得他對時局與歷史的若干洞見，比許多思想家更具參考價值，儘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想法。. 在歐威爾留下的散文當中，有一系列對於二戰前英國時局的評論。這些隨筆寫於二戰前期，大約在1940年前後。當時英國雖然勉強免於潰敗，戰局前景卻仍屬難言。在「一局收秤勝屬誰」混沌不明的情況下，歐威爾對於「英國何以至此」作了一番思索。我認為，歐威爾這些戰時隨筆，跟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法國淪陷後寫下的《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堪稱相互對應之作。. 在歐威爾看來，二戰的爆發早已無可避免。至少到了1936年之後，戰爭的到來對於傻瓜以外的任何人都已經是顯而易見 (p136)。然而，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卻是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像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1938至1940年擔任英國外務大臣）這些政治人物，除了繼續維持無法維持的現狀，試圖把時間撥回1933年之外(p166, p184)，別無其他因應措施。. 問題是，凡爾賽條約所建構的脆弱和平早已不具備延續的條件，縱使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繼續用徒勞無功的綏靖政策討好納粹，也不可能避免戰爭。哪怕是英國主動歸降（實際上等於是拱手把部分國民送進集中營），也只是讓納粹德國得以運用英國的資源，來構築對抗美國與蘇聯的霸業，戰爭終究還是會爆發。. 不過，歐威爾無意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政治人物。他用冷澈銳利的筆調點出讓人不快的事實：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無疑支持他。所以說，英國人不要逃避責任。說到底，大多數英國人就是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did not want to pay the price either of peace or of war, p148)。最後才會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 於是乎，英國就在這樣「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的軍備不斷壯大。另一方面，英國陸軍的水平卻還是跟1918年一戰終結時相差無幾(p162)，最終釀成1940年的西線大敗。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經迫在眉睫的1939年8月，英國商人們卻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It was about as sensible as selling somebody a razor to cut your throat with. But it was “good business”, p162)，歐威爾如是說。. 那麼，以英國人這副樣子，是如何撐過納粹橫掃歐洲的風暴？歐威爾認為，關鍵在於英國人的愛國情感仍然能在危機時刻起作用(p189)。這是一種宛如動物本能的心理機制，「就像面對狼的牛群一樣」(like a herd of cattle facing a wolf, p147)。就是這樣根深蒂固的情感，讓英國人突然在懸崖邊緣行動起來，救出困在敦克爾克的部隊，並積極防備德軍入侵(p148)，從而撐過了德軍開戰第一年的凌厲攻勢。不過諷刺的是：這種「愛國心」正好就是英國知識份子所鄙夷、並且極力想要消解的一種情感(p190)。.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這是一群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儘管在口頭上反納粹，但又不肯正面支持對抗納粹的戰爭，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p190). 歐威爾進一步指出，許多所謂「和平主義者」心底始終有一個不甚光彩的念頭：「等時候到了，俄國人會來幫我們打仗」(when the time came the Russians would do our fighting for us, p183)。換言之，與其說這是「和平主義」，不如說是「和平外包主義」。「納粹好可怕，打仗好危險，還是讓外國人上吧」。. 另外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不要誤會，歐威爾的意思並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從軍抗敵，他的標準沒那麼高。但至少，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可以作到：你可以少說兩句動搖民心士氣的話，可以少說兩句助長敵人聲勢的話。社會氛圍就是每個人的言行積累而成，少說兩句，對於社會就已經是一種貢獻。不指望你積極付出，只要「不要作」會削弱抵抗意志的言行就好。要知道，在敵人是極權主義政權的情況下，一旦敵人勝利，就勢必會進行清洗人口的社會工程。換言之，國家放棄抵抗，就等於是置一部分的同胞於死地。而且，還會讓敵人得以攫取本國的國家機器，直接指揮本國軍警來搜捕自己的國民。. 在歐威爾看來，如果納粹會認定英國已經趨於頹廢、從而可以安然發動戰爭，這些擁護和平主義的「知識份子」難辭其咎，最起碼也有部份責任(partly responsible, p156)。歐威爾在1940年更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masochism)，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風向。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也沒有比德國更有言論自由，諸如此類。最終就是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也沒有什麼不一樣，至少，兩邊「就是一樣爛」(“just as bad as”, p185)。. 當然，具有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歐威爾多慮了，英國最終安然度過了戰爭。納粹那種帶風向的手法，只對空虛的心靈以及缺乏精神免疫力的社會才有用。至於英國，畢竟還是英國。如果連英國都擋不住，歷史早就已經轉往另一個方向。那個方向走到盡頭，也許會是一個更加接近《一九八四》的世界。（以上引註頁碼參George Orwell ,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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