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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Lab會員專訪：綠腳丫讀書會的奇跡

在香港，一個孩子假如讀不起國際學校，而且家長也沒有錢幫孩子報各種補習班，他的成長會很受侷限嗎？

我們之前曾採訪過Good Lab會員Oh my kids創辦人Helen Lo，她們嘗試打破「需要400萬才能養大一個孩子」的迷思。今天，我們與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位Good Lab會員的故事，他是Kenny Or，綠腳丫讀書會的發起人。他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有足夠的想像，作爲家長，在香港是可以發掘足夠多的可能性，讓孩子快樂成長。

關於閱讀的想像

講到閱讀，你會想到什麼？

閱讀是不是只意味着讀書，只是語文層面的接觸和理解？

閱讀有沒有可能成爲培育環保理念以及世界公民的一種途徑？

Kenny認爲，通過閱讀，尤其是繪本閱讀，可以成爲橋樑，在家長、孩子以及土地之間建立聯繫。

他們每次舉辦的活動都非常有趣，從田野體驗到森林音樂會、到「看不見讀書會」，無一不體現出組織者的心思。而孩子和家長在玩的過程中學習，繪本作爲一把鑰匙，幫助他們打開認識這個城市以及認識自我的諸多可能。

讀書會的出現

2013年中，Kenny與一衆家長走到一起，他們有年齡相近的小朋友，並且都在探索怎樣打破香港那股瘋狂的教養壓力。由於他們都喜歡閱讀，尤其是與孩子一起閱讀，因此他們決定創立一個親子讀書會，也就是後來的「綠腳丫」。

假如你有參加今年1月的MaD全會，你應該會留意到，在葵青劇院會場外的廣場上有一個角落，那裏有一群小朋友在玩積木，積木數量累計超過一千塊，而該節目的策劃單位就是「綠腳丫」。

「好玩」是綠腳丫所有活動的共同特徵，Kenny說，他希望參加者在玩樂之餘也去思考一些問題：

如何關注公共空間

如何關注食物安全

如何關注社會公義

如何面對家庭倫理方面的不同選擇

如何保護我們居住的城市的生態環境

千禧年後出生的孩子，大多數都是伴隨電子產品以及互聯網成長的，他們手上拿到任何一款電子產品，無需使用說明書，即可自己研究出怎樣用，也因此被Kenny戲稱爲「no manual 世代」。家長不用擔心孩子跟不上科技的發展，反而要處理孩子過早沉迷數碼世界的危機。綠腳丫希望帶出一個信息，就是即使孩子可以暢遊網絡世界，他們還是需要多體驗現實世界，多體驗自然，才能有更好更完整的成長。

讀書會幫助家長找回自我

因此綠腳丫做的是「走讀」，他們會帶家長和孩子帶著繪本，認識腳下的土地。很多家長要放下各種興趣班，才能有空間和孩子一起參加綠腳丫的活動。很多人以爲最大的受益者是孩子，但Kenny說，過程當中受益最大的其實是家長。因爲通過參加活動，進而成爲義工甚至成爲組織者，家長自身也有極大的成長，家長是第一位的，孩子是第二位的。感染了家長，她在日常生活當中也會有所改變，進而也會影響孩子。

Kenny簡單分享了家長參與綠腳丫的幾種形式：

作爲旁觀者，在網絡上留意綠腳丫的動態，他們可以透過閱讀綠腳丫的宣傳，了解到原來香港還有如此多元的色彩以及可能性

作爲參加者，直接參與綠腳丫的活動。綠腳丫非常強調活動給家長內心的觸動。很多參加完活動的家長會成爲綠腳丫的義工。因爲很多家長在這些活動當中重新發現了自己。

作爲義工，目前綠腳丫有故事義工、攝影義工、工程義工等義工分隊可供家長參加，不論是有何種技能的家長都可以找到貢獻其才能的機會。

作爲項目統籌，可以參與議題設計、活動策劃等。綠腳丫是家長參與社區計劃的培訓場。Kenny認爲，家庭的力量是浪費了。因爲家長本身有人際網絡，他們的人生經驗是很好的資源。他們可以參與很多社區計劃。

所有參加綠腳丫活動的家長和孩子都真心認同其理念，因此當有需要的時候，綠腳丫的義工都會及時伸出援手。他們去年試過辦一場六百多人規模的大露營，有各種器材需要租借和搬運，非常神奇的是，綠腳丫的義工隊伍裏居然就隱藏了玩音樂的高手，甚至本身就是擁有活動所需的音響設備！

更神奇的是，綠腳丫不需要爲露營活動的票務問題發愁。他們採取了一個非常令人叫絕的辦法，就是將整個露營場地作爲社區來規劃，劃分爲22條村，然後招募22位村長，再由這22位村長去負責招募各自的村民。只花了一個晚上就解決了超過六百人的票務問題！而且自願報名當村長的家長有過這樣的經歷之後，他們的活動組織能力會有很大的提升，往後他們還可以自己去組織類似的活動，難怪Kenny說家長的收穫其實是最大的！

生活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現場

Kenny認爲，生活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現場，而公民教育及家庭參與社區營造也是綠腳丫一直在強調的理念。目前他們正在主推的社區計劃是「童書入社區」項目。簡而言之，就是幫助在髮型屋、雜貨店等社區小店建立繪本書架，幫助小店帶來人流之餘，也在社區創造閱讀的氛圍——想像一下，下次你去髮型屋剪頭髮，等候的時候不是看八卦雜誌，而是看兒童繪本，將會是多麼寫意的一件事！

另一個綠腳丫重點正在推動的項目是「大地學校」，把農田變成社區進行食農教育的課堂。住在城裡的家庭定期到鄉間參與勞作，並且共享田地的收穫。很多孩子一開始見到水田的時候很害怕，但他們玩過一次之後就會留連忘返。

「支持小農，不能只片面重視大中學生，卻忽略了家庭主婦這個主要影響力群體。」這是「大地學校」背後一個很重要的想法。Kenny說，很多時候我們假設孩子是未來的公民，但事實上他們現在就已經是公民了。

綠腳丫網絡

由於活動非常受歡迎，在網上發佈之後，往往很快就額滿。很多家長即使有興趣參加，但多次報名皆未能成功。於是Kenny決定鼓勵他們在自己生活的社區建立地區版本的綠腳丫——「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也作爲綠腳丫推動讀書會文化重要的一環。

舉例來講，住在元朗的家長其實無需跑到灣仔那麼遠去參加讀書會活動，他們直接在元朗設立一個讀書會反而更好，而且Kenny和綠腳丫的一衆夥伴會對此大力支持，將綠腳丫的「獨門祕籍」無私地介紹給有志於設立地區讀書會的家長。

非常有趣的是，這些衍生出來的地區讀書會，並不是綠腳丫的分支，他們之間是平等的關係，因此2014年誕生的十幾個地區讀書會最後做出來的形態完全不同。

Kenny甚至認爲，假如有朝一日綠腳丫的存在已經變得不必要了，那將是他們最大的成就。

（所有圖片皆來自綠腳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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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準備好跨界了嗎？

企業內外經常出現不可逆轉的變化。事實上，在工業社會中，企業的本質就是作爲變革的媒介，既要能夠刻意地適應新狀況，也要能刻意地創新，以改變所處的狀況。 彼得·杜拉克，《管理學》

消費者在變，你準備好了嗎？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提高自身利潤。」這句話1970年首次出現在《紐約時報雜誌》上，至今依然有很多企業管理者將其奉爲圭臬。問題是，時代不同，人們——尤其是九零後後和零零後——對企業的期許也在發生巨大變化。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意識到，他們可以用自己手上的鈔票來投票。

單純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環境以及社會影響的企業，將逐漸失去顧客，而變得越來越難以生存。去年長達78天的佔領運動之後，更是喚起了更多年青人去思考資本主義的本質，正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其2015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所講，「經過百多年的發展，香港的經濟實力已經躋身世界前列，香港人，特別是新的一代，在物質生活以外，更加「渴望心中富有」，這是社會成熟的表現。」

那些有遠見的企業，皆已努力嘗試從多個層面進行創新，務求迎合消費者對品質以及對價值的要求。

其中最爲突出而且廣爲傳頌的例子就是聯合利華（Unilever）的例子。2009年，Paul Polman出任聯合利華公司行政總裁。他上任之後提出了一個宏大的目標，就是要將公司的規模擴大到原來的兩倍，同時在2020年前將公司的環境足印減少至原來的一半，以及設法提升公司的社會影響力。他的努力獲得了回報，不僅僅讓公司業績持續增長，還改變了不少人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看法。他也因此獲邀參與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多個國際組織，擔任顧問或董事角色。

Paul Polman是一個很有信念的人，他認爲作爲企業總裁，他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有情感能夠感受他人以及環境苦楚的人，他還認爲不能只是坐在那裏罵政府不作爲，立法機構不作爲。在接受英國《衛報》訪問的時候，他提到：「你不能成爲這個系統的旁觀者，因爲正正是這個系統給你這家公司以及你帶來了生命」。

三項全能領導力

看過以上故事，也許你會說：Paul Polman 應該是一個奇跡或者特例吧？

Paul Polman 或許是一個奇跡，但他並不孤單，因爲有很多像他一樣的領導人，善於遊走於商業、政府以及公民社會之間，爲謀求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而努力。

環顧今日之社會，我們面臨各種挑戰，從貧窮到老齡化到環境污染等，都不能單靠政府、企業或者公民社會的力量去解決。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伊教授（Joseph Nye）提出了「三項全能領導人 」（英文是 tri-sector athlete）的概念，他認爲面對上述難題，我們需要一些能夠同時懂得政府、商界以及公民社會三種語言和思維方式的領導人物。

2013年9月，《哈佛商業評論》刊載了一篇題爲《三項全能領導力》的文章（英文原標題是 Triple-Strength Leadership），對上述三項全能領導人的概念進行進一步闡述。文章作者是 Nick Lovegrove 和 Matthew Thomas，兩人都是管理諮詢顧問。Nick 曾任職於麥肯錫顧問公司長達30愈年，他亦曾任英國政府政策顧問。而 Matthew 則先後任職摩根士丹利、加拿大財政部以及麥肯錫顧問公司，同時他還創辦了 InterSector Project，致力於推動跨界合作。

Nick 和 Matthew 對全球數百位跨界領導人士進行採訪，發現他們具有六項共同特徵：

持衡的動機（balanced motivation）

跨界的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

情境智能（contextual intelligence）

整合人脈（integrated networks）

無所期待的心態（prepared mind）

智識的串聯（intellectual thread）

（上述翻譯參考了鄭志凱的翻譯。）

具有這些特徵的領導人，就如前述的 Paul Polman 那樣，善於化危機爲機遇，在巨變的年代，透過發揮其「三項全能」的能力，爲解決社會問題祭出獨門處方。

你準備好跨界了嗎？

過往，我們的社會的運作主要是建基於市場理性，誰是贏家誰是輸家都有非常清晰的定義。但是，隨着社會問題日益增多，公民社會日漸成長，也有不少民間團體從無到有，爲解決不同的社會問題而努力。但是，雖然公民社會發展迅速，但是單純依靠公民社會的力量依然無法解決複雜的社會難題。同樣地，單純依賴政府或者商業機構，也無法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好方案。

正正是這樣的局面迫使政府、商界以及公民社會走到一起，聯手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新時代呼喚的是一種合作的精神，而不是過往我們所強調的競爭和對抗，而這樣的趨勢已日漸明顯。這樣一種跨界合作，以創新思維和手法解決社會問題的做法，相比起傳統的行事方式，是一大進步。

以上是引自韓國首爾市長朴元淳2013年發表於《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作者回顧了自身多年參與社會變革的經歷，以及當選市長之後採取的一些新政，處處皆凸顯跨界合作之重要。

朴元淳當選市長之後，大力推動跨界合作，並且將此作爲政府的重要政策，他專門在政府大樓內開設一個角落，叫「市政聽」，用以收集市民關於施政方方面面的意見，並且爭取市民對政策的支持。

這篇文章以一個企業的案例爲開頭，但並不代表我們所討論的「三項全能領導人」的概念只適用於企業。事實上，政府公務員以及公民社會的領導人，更應當學會這樣的能力。律師出身的朴元淳最終能當上首爾市長，就是「三項全能領導力」的一個明證。

培育下一代跨界領袖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創業推廣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主任 Erin L. Worsham 更認爲，三項全能領導人是社會創業家最後必然要經歷的階段：

社會問題通常都極爲複雜，需要系統變革才能帶來微小的轉變。社會創業家可能工作多年，然後有一天突然發現，政策上的小小變動就會讓他們前功盡廢。而企業可能會花很大的精力進入一個新的市場，所有的金融模型都做得很好，但就是無法贏得社區的歡心。正因爲我們遇到的問題之規模實在太大了，而現行的解決方案皆無法回應如此大規模的問題，所以必須依賴多方合作，共同尋找解決方案。

美國三藩市就有一家叫Presidio Institute的領導力培訓機構，從2014年開始，推出了跨界領袖夥伴計劃（Cross Sector Leadership Fellows），鼓勵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參與他們的計畫，學習和應用跨界思考的方法。就連矽谷的創業圈子裏，最近也開始談論跨界合作的重要性，因爲他們發現，科技創新實在是一日千里，像AirBnB幾年間顛覆了傳統酒店行業，而Uber也是顛覆了傳統的士行業，但政府在管理思維上依然相當滯後。假如我們希望鼓勵創新，以解決我們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就更有必要進行「三項全能領導力」方面的修煉。

要成爲三項全能領導人，就需要學會如何聆聽不同界別的聲音以及培養出與不同界別人士開展合作的能力。這樣的能力可以通過一些能力培訓的領導力工作坊或者去到不同界別的微型工作機會來獲得。

Good Lab 一直重視社會創新，我們亦致力於培養下一代的三項全能領導人。我們從2013年開始，先後舉辦了四輪「三方合作工作坊」，爲公務員、企業管理人員以及NGO創辦人提供一個平台，彼此聆聽，互相切磋和學習。不少過往參加者都認爲此工作坊讓他們打開思路之餘亦大開眼界。

第五輪「三方合作工作坊」亦將於今年4月下旬舉辦，歡迎大家關注和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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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已經降臨——你想像不到的老年市場已經到來

The future is already here. It is just not evenly distributed yet.

William Gibson

以上引述的是著名科學小說作家威廉·傑布森（William Gibson）非常著名的一句話：「未來已經降臨，只是分佈尚未均勻。」

進入2015年，歐盟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經達到60歲，到本世紀中葉，預計歐盟會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齡超過60歲。歐盟現已成爲全世界人口老齡化程度最爲嚴重的地區。有鑑於此，歐盟已經把人口政策當成是重中之重的政策，並且曾把2012年定爲歐盟活齡頤樂年，以增進跨代共融（Year for Active Ageing and Solidarity Between Generations）。

再看看香港，目前香港有七分之一的人口年齡超過六十歲，預計到本世紀中葉，這一數字將攀升至三分之一。這樣一個巨大的人口結構變化是前所未有的，伴隨着這一人口結構變化，除了有極大的挑戰之外，還有巨大的機遇。

Good Lab 致力於發掘正在發生的這類社會創新的機遇，以下這篇短文將嘗試針對這一問題抽絲剝繭，發掘箇中潛在機遇。

老年意味着什麼？

史丹佛大學長壽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Longevity）主任 Laura Carstensen 教授通過多年的研究得出一個社會情感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這一理論講的是時間維度對於目標的影響。當人們把時間看作是開放的事物的時候，人們的目標通常都是準備性質的，例如，做資料收集、體驗新奇事物、拓展自己知識的寬度。而一旦人意識到時間是有限的，人們的目標會集中在那些可以實現的東西上。後者更關注的是情感，尤其是會通過調節情感狀態來獲得最優的福祉（well-being）。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們會因爲年齡之差異，他們對於選擇什麼人來陪伴自己會有不一樣的答案。年輕人更容易選擇一些能夠給他們帶來新的信息的夥伴，例如一本書的作者，而老年人則更願意與能夠給他們帶來情感上的滿足的人一起，例如最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這樣的時間維度不是恆定不變的，所以那些患有絕症的年輕人或者是那些參與實驗被要求試想自己正準備要搬到一個全新的地方居住的年輕人，也會更多關注情感因素。與之類似，假如老年人被告知醫學的進步可以給他們帶來更長的壽命，他們也會更願意去做一些獲取新知識的事情。。

中國有句古話，叫作「人生七十古來稀」，所以七十歲也被稱爲古稀之年。但時到今日，隨着現代醫療的發展，活到七十歲以上早已不是什麼奇跡了。而隨着年數的增長，一個人在有生之年可以做什麼這一命題也會重寫。而Carstense教授上述這一研究結論就顯得尤爲重要，因爲它關乎我們怎麼看待生命的問題。《紐約時報》早前更發表過一篇文章，探討老年是否只是一種因心態不同而產生的現象。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已經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這一問題，並且開始思考這一現象背後所隱藏的機遇。《華爾街日報》去年就曾刊載過一篇文章，文章講的是，你所理解的關於老年的概念都是錯誤的！

老年新市場

作爲一個企業，怎樣才能設計出能夠同時滿足不同年齡層用家需要的產品和服務，而且要讓新興的一代老年消費者感到興奮？政府和非牟利團體在促進這樣的創新過程中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

世界經濟論壇也有一個專門探討老齡議題的委員會，他們正在向私人企業介紹一套緊貼時代的商業理念，這些理念講的是企業如何可以利用老齡化的機遇帶來更大的商業成長，而老齡化的議題被關注程度即將會與環保、反貪以及推進政府透明的努力並駕齊驅。

麻省理工大學有一個專門探討如何爲老年人提供針對性產品設計的實驗室，叫AgeLab，該實驗室的主任 Joseph Couphlin 在一本新書 The Upside of Aging 裏就提到一個關於21世紀老年市場的坐標體系：

這個圖講的是隨着老齡化進程之加劇，在私人部門以及公營部門出現的新機遇。

X軸代表的是「誰提供服務」，從左到右分別是私人機構和公營機構。而Y軸所代表的是「誰來埋單」，從下到上分別是私人和公家。

仔細觀察這幅圖，我們不難看出有四類新興市場成爲老年服務的巨大潛在市場：

扶弱市場（supporting market）, 主要是幫助老弱病殘的人士解決生活基本問題。

基礎設施市場（enabling market），主要是交通、社區、住房等對老人更加友善的基礎設施。

生活方式市場（lifestyle market），主要是指老人通過新的科技等來表達自我的市場。

社會影響力市場（social impact markets），主要是指老年人利用自己的時間和智慧來服務社會的市場，比如Encore Career就是最佳代表。

過往，人們一提及老年市場，通常只是想到以上Joseph Couphlin所講到的第一類市場，亦即扶弱市場（supporting market），但是，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另外幾個同樣重要的市場。以下我們將簡要介紹這幾類市場的潛在機遇。

首先是基礎設施市場（enabling market）。這個市場主要是政府的工作，但也有越來越多私人企業在進入。很多時候老年人不是沒有能力消費，而不是無法很容易去到他們想去的地方，像「鑽的」這類私人企業就很好地填補了中間的空缺。再有是生活方式市場（lifestyle market），香港也有一些科技企業看到了這一市場空缺，開始研發這一方面的產品。例如有一家叫Medisen的新創企業就專門研發一些認知訓練產品，讓認知障礙症患者也能透過手機程式以及電視與家人保持緊密聯繫。最後是社會影響力市場（social impact market），在今年一月於香港會展中心舉辦的「Technology for Smart Ageing City」研討會上，我們也看到由謝家駒博士創立的新社企「社創新動力」（英文名是Social Impact Fellows）之誕生。該社企模仿美國哈佛大學的一個非常著名的領導力項目 Advanced Leadership Initiative，目標是找到香港本地已經退休或者即將退休並且心有餘力的人士，讓他們走到一起，思考如何開啓自己的第二個可以對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力的事業。

即使是在企業內部，有一些較有遠景的公司也開始推行一些新的公司政策，以促進跨代合作和團結。這樣的公司爲了挽留經驗豐富的老將，會專門設計一些激勵措施，在獲得年長員工青睞的同時也不至於引起青年員工的反感。而大力推行這樣一種age-friendly政策的公司也會使得公司裏的年輕人可以較有彈性地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而不必單純考慮沿着傳統的職業階梯往上爬。德勤公司合伙人同時也是人力資源專家的Jeff Schwartz認爲，過去那種讀一個專業，找一份好工作而後力圖晉升的思路現在已經行不通了，現在這個年代更需要的是一種「serial mastery」，也就是能夠在不同的領域之間自由馳騁的能力，只有這樣人們才能保持靈活，並且隨時可以面對全新而且無法預期的變化。

以上所述這是正在發生的老年市場之冰山一角，這一市場的創業者在哪裏？也許你也有機會成爲其中一員。我們稍後還會陸續送上系列報道，歡迎大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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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Lab 會員專訪：林麗珊的綠色生活探索

去年我們有介紹過林麗珊及其「綠色生活地圖」項目，現在數個月過去了，「綠地圖」項目有了新的進展。2014年12月，林麗珊也參加了由Good Lab主辦的「香港成爲共享城市HACKATHON」活動，她所在的團隊「空間夥伴」贏得了優異獎，並且獲得了爲期三個月的Good Lab會籍。「空間夥伴」現已成爲一個獨立項目，他們的網站吉場也即將發佈。我們這次特意採訪了林麗珊，嘗試去了解她做這些事情背後的想法。

從團購有機豆腐到綠色地圖製作

林麗珊是一位家庭主婦，她也是近幾年才接觸綠色生活的概念，然後欣然接受，並且親身實踐。數年前，她住在大埔，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居然還有人在生產有機豆腐，而且出品不錯。她覺得應該支持這位有心人，於是在大埔發起團購有機豆腐的活動，竟然通過人傳人就有數十人響應，自己吃得到好東西的同時，也幫了那家豆品店。

回顧當時的這一做法，林麗珊說，她現在才意識到她只是發自內心覺得一件事情值得去做，於是就不管別人同意不同意，先去走出第一步，她聯繫了很多不同的人，讓大家都看到這個事情有多麼好，慢慢地整個社群網絡就建立了起來。而這樣的一個networking的思路會一直貫穿在林麗珊日後的很多行動當中。

很多人可能會有個困惑，到底什麼才算是綠色生活？

林麗珊数年前曾寫過一本書，書名是《給孩子一個綠色無毒家－－我的創意無添加生活》，那本書介紹了她自己作爲一位家庭主婦的一些綠色生活心得。

我們上次簡單介紹過的「綠色生活地圖」項目其實本來是受到發源於美國的GreenMap之啓發，它是一個網上地圖系統，由美國一家同名的非牟利機構負責營運，其商業模式是對於使用其地圖系統的公司或者城市收取授權費用。目前全球多個城市都有人獲得GreenMap總部之授權，在本地進行綠地圖的製作。

林麗珊數年前就聽說過GreenMap這一項目，但是一直沒有想到做一個香港版本的GreenMap。直到去年一次偶遇，林麗珊和朋友再次談到這一想法，而且朋友說他可以幫忙做一次沙田區綠色生活空間的mapping。於是林麗珊臨夜回到家裏寫了一封電郵給這位朋友，把她關於綠地圖的一些想法陳列出來。整個行動就是從一個臉書群組開始的。其後有熟悉IT的朋友幫忙購買了域名和伺服器，從而開始了香港綠色生活地圖的故事。

就這樣從一個email開始，綠色生活地圖發展迄今已經累積了超過三百位地區義工以及Facebook上面將近八百人的粉絲。

假如你打開這一地圖，你可以見到有各類關於綠色生活的各類資訊，包括有機農場、素食餐廳、舊物回收點、公共設施、圖書館等。目前網站的資訊主要由義工負責更新，但林麗珊希望能夠找到有技術背後的團隊支持，對網站進行改版，從而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進行編輯。

自發參與的地圖行動

在林麗珊眼裏，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綠色生活地圖這一項目。你可以只是在有需要的時候上他們的網站去尋找本地的綠色商店或者綠色活動，你也可以成爲地圖製作人員，一旦發現身邊多了這類場地或者活動，就馬上用手機拍照，然後回家打開電腦錄入相關的地理信息。你甚至還可以成爲一位活動主辦者，在你居住的社區那裏舉辦一些綠色活動，藉此尋找和凝聚區域裏的志同道合者。

「綠色生活地圖」的團隊還建議參與地圖製作的朋友公佈自己的職業身份，例如，可以標記出自己在長春社工作，在嘉道里農場工作等。這樣做的好處是，假如有公司或者學校需要找有綠色方面經驗的人士，就可以直接到這個地圖上面去找，也不需要每一次都去找林麗珊。

今年1月17日，「綠地圖製作團隊」第三次全體大會在理工大學舉行。是次大會由林麗珊牽頭，邀請了在香港推廣永續農耕的葉子林以及在台灣推廣綠地圖的張育章分享了他們的經驗。開會的同時也邀請參加者帶上自家製作的食物和種子前來分享。

問及什麼是「綠色生活地圖」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獲得廣泛參與的原因，林麗珊說，這一網上地圖以及其對應的臉書群組有一個非常核心的理念，就是鼓勵人們自發參與，而不需要別人去組織，換言之，每個人都可以成爲組織者。

我們不妨看看過去幾個月「綠色生活地圖」製作小組成員過去幾個月舉辦過的一些活動：

「河溪沒有魚」：一班對河流生態比較了解的義工發起的講座，主要是傳遞一個信息，即河流本應該是彎彎曲曲的，這樣才有利於河裏的魚類繁衍生息，當政府將河道拉直之後，很多河裏的魚都因爲找不到可以藏起來進行繁殖的角落而相繼消失。

「以團換團」：住在不同區的會員自發組織的地區導賞團，可以是面向同一區的會員，也可以是邀請其他區的會員過來參加。比如，前不久就有大埔區和中西區「以團換團」的活動。

電影放映會：小組成員經常組織關於綠色生活、糧食、土地等議題的紀錄片放映活動。

所有這些活動都是人們自發組織的，都是源於興趣，而且因爲聚集的都是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彼此的連結會隨着參加活動次數的增多而變得越來越緊密。

怎樣參與

假如你看了以上的故事覺得這件事很有趣，林麗珊建議你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參與到這一行動當中：

第一步，了解你周遭的生活環境，尋找綠色的可能 

第二步，申請加入「全港分區綠色生活地圖製作小組」臉書群組 

第三步，加入你所在區的小組 

第四步，參與小組活動，貢獻時間 & have fun

林麗珊特別強調，你不需要有地圖製作的知識才能參與。只要你有這份好奇心和有一點時間可以參與，都歡迎加入他們的小組一起玩，邊玩邊學。在小組裏既有學生，白領，又有退休人士，而且大家來自各行各業，在平時的活動當中有很多思想上的碰撞。

假若越來越多人可以透過這樣的網上平台，找到他們居住的區域附近一些志同道合的綠色生活愛好者，在城市裏建立起一條條的生態村（eco village），也未必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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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beth Kanter 談商界如何促成實際社會改變

過去，企業通常認爲參與社會服務就是花掉閒錢、淘汰舊設備或者讓已經退休的管理人員有個好去處。但今天精明的企業領導者已經看到了一個新的趨勢，就是把參與社會服務看作是企業研發的一個實驗場。哈佛大學商學院的 Rosabeth Moss Kanter 教授對這一趨勢進行了長期研究，她曾在《哈佛商業評論》撰文描述這一趨勢，後來還寫了一本書，叫 SuperCorp，詳細介紹這一現象。這裏我們摘錄其中的一些精華，跟大家分享一下。

Doing Good by Doing Well

自1991年起，萬豪酒店就着手重組其員工培訓項目（Pathways to Independence Program）。這一培訓項目會着重培養參加者的工作技能、生活技能、工作習慣，而所有參加培訓的都是在當時靠領取政府的救濟金來生活的人士。參加者完成整個培訓之後，可以獲得在萬豪酒店的工作。萬豪酒店發現，參加過這一培訓項目然後加入公司的員工，其對公司的忠誠度更高，而且她們的服務質素也更好。這一項目帶來了一個多贏的局面：對於酒店而言，他們通過這一項目可以招聘到更穩定的員工（比傳統的招聘方法更省錢），對於社區而言，可以創造就業，而對於參與培訓的人士而言，則是獲得一份工作的良好機會。

其後，United Airlines 也採取了類似的方式去招聘新的員工，他們面向全美的政府救濟金領取人士開放培訓申請，爲很多生活在inner cities的低收入人士創造了就業崗位。

再舉一個例子，BankBoston 於1990年創辦了 First Community Bank，專門面向第一次使用銀行服務的市民，並且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的市民。而當時適逢美國政府出台了一些規定，要求美國的銀行要加大對都市低收入社群的支持。First Community Bank 出現之後，那些原本無法獲得銀行服務的低收入人士和少數族裔人群現在都可以享受到高質量的銀行服務——包括消費者借貸、房地產服務、微型企業貸款、風險投資等——而這些人生活的社區也因此而得到極大改觀。同時，一些最初在 First Community Bank 所推出的實驗其後也在 BankBoston 全線其他銀行得到推廣。因此可以說，First Community Bank 是一個極大的成功。

獲得成功的六大法門

Kanter 教授總結了這類公私合作項目（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獲得成功的幾個要素：

一、要有明確的商業計劃（A Clear Business Agenda）

比如萬豪酒店的Pathways to Independence計劃就有非常明確的商業計劃，而且也在回應一個社會需求。該公司13萬員工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是新入行、工資較低的新手，他們主要負責房間清潔、工程、保安、維修、飲食以及預訂等。怎樣更好的招募、培訓以及維繫這樣一班員工對於萬豪酒店來講是一個非常主要的考量。他們之前也嘗試過專門招募退伍軍人、殘障人士以及領取政府福利的單身母親，這些行動固然爲萬豪酒店贏得美譽也讓他們獲得稅務上的優惠，但是他們還是遇到了員工流失率過高的問題。直到他們開始前述的這個實驗之後，才降低了員工流失率，而且同時間也提升了服務質素。

二、找到願意推動實際改變的夥伴（Strong partners committed to change）

在新的潮流下，你需要找到一些能夠把不同背景的持分者聚在一起的夥伴。唯有獲得他們的支持，你所推動的改變才有可能產生系統性的變革，而不是在完成一兩個項目之後就煙消雲散。這樣的夥伴可能是公務員、社區領袖、學校校長、公民社會裡的活躍人士。

三、雙方共同投入（Investment by Both Parties）

一個社區項目要獲得參與其中的兩方——不只是企業，還有跟企業搭檔的社區夥伴——的共同承諾，最佳的辦法就是讓雙方都投入資源去做這件事情。只有當雙方都這樣做，才會形成一種對等的局面。也唯有這樣，當企業完成其實驗之後，社區夥伴依然會繼續做那個項目。

四、要植根用戶所在的社區（Rootedness in the User Community）

假如產品開發人員可以直接觀察用戶行爲，他們往往可以從這些觀察當中得到啓發，乃至催生出創新。

如前面舉例的 First Community Bank 的經理的工作職責之一就是要參加社區活動，同時該公司還創造了community development officer這樣一個新的職位，而他們的職責就是直接走到社區，去跟少數族裔人群溝通。

五、聯繫其他組織（Links to Other Organizations）

一個項目要獲得成功，就需要把有相關行業經驗的核心機構拉到一起。

六、要有長期承諾去維繫和複製透過實驗找到的解決方案（A Long-Term Commitment to Sustain and Replicate the Solution）

First Community Bank 用了五年的時間，才開始有盈利。但是，到了第九年，其業績已經排到了整個 BankBoston 銀行體系的第一位。

所以說，對社會領域的投資，正如對任何創業型企業的投資一樣，需要耐心資本。

上述的所有企業一開始的時候只是想嘗試一種新的模式，他們更多是把這一嘗試當作是一個實驗或者一種示範。而那些實驗點往往會匯聚到最多的關注和資源。但真正的問題不是在於如何做好一個實驗項目，而是如何將一個成功項目的經驗複製到其他地區。最優秀的創新是可以大規模複製的，當然不同地區的用戶可以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去做修改，而且這一過程最好是有投資者去支持。IBM所做的那個項目在考慮初期就包含了複製以及拓展的戰略。

企業可以有何得着（How Business Benefits）

很多人會批評，說企業參與一些社會項目本質上是做秀。但是，假如你認真去了解上述的幾個例子，你看到整個項目執行方方面面的細節的話，你就會理解，這樣的行爲不能簡單的看作是讓一個讓企業及其員工自我感覺良好的行爲。

企業參與解決社會領域的一些棘手問題，他們自身在這一過程當中會學到很多新的知識和能力，而這些知識和能力對於企業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作用，所以說，這不是單純利他的慈善行爲，這樣的行爲長期而言對於增強企業的競爭力有重要意義。

萬豪酒店的 Pathways to Independence 培訓項目爲公司帶來了顯著的效益。有70%參加過這一培訓的人士一年之後依然是萬豪酒店的員工，而相比之下，他們所招募的那些原先領取政府補助金的員工有55%的流失率，而正常途徑招募的員工的流失率則是50%。

First Community Bank 則更是成爲了一個可以產生盈利的銀行，而且那裏也是 BankBoston 很多產品和服務創新之源泉。更重要的是，員工的積極性也大大提升。他們後來還獲得了由克林頓總統頒發的 Ron Brown Award for Corporate Leadership，這一獎項主要是嘉獎他們在爲社區提供銀行服務方面的貢獻。

總結

這篇文章介紹的是商業公司履行其社會責任的一種新思路：不是去做慈善，而是將這一行動當作是企業學習和商務拓展的機會，由企業的研發和營運經費來埋單，而不是慈善經費。

傳統的慈善和義工行爲固然在社會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它們往往不是產生創新或者變革的最佳辦法。

那些能夠產生最大社會效益的企業都是在運用其最爲擅長的一個業務（core competencies）來創造這樣的社會影響。比如，對於Bell Atlantic來講，就是通信科技；對於IBM來講，就是資訊科技；對於Marriott來講，就是其服務戰略。採用這種思路的企業，他們的行動會注重成果，他們會想辦法計算行動的產出以及行動所帶來的改變。而且這樣的行動是可持續的，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複製。而社區也可以從中得到培力，並且找到持久改善社區的方向。這樣做對於企業的利潤也有幫助，因爲他們可以經過這樣一個過程開發到新的產品、針對困擾企業的重要問題找到新的解決思路，以及找到新的市場機遇。

[goodlabhk]

Good Lab interview with Pirry Leung

Pirry Leung is founder of Wood Lab, he joined Good Lab last year after winning the pitching of the Green Building Hackathon. He studied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 college. Pirry has a real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which pushed him to start two companies with the environment in mind. We interviewed him not long ago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journey of entrepreneurship.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first startup

Pirry started his first company two years ago, which is a company that was aiming at plastics recycling. He travel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rn about the practice in this field. There was and still is a huge amount of plastics waste generated in US each day, most of which are just dumped as landfills. You can actually buy them really cheap. But what was considered waste in the US could actually become gems if you can transport them to China. Many big and small firms in China are happy to take these plastics waste and turn them into small pallets which is then turned into all sorts of plastic products.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Chinese companies in this business, you can make a lot of money. However, if you are a small company with little cash in hand, you can hardly enter the market, as it takes big money to build big factories to process these things. So Pirry was out of luck. But he learned quite a lot in this process.

Cradle to cradle

There are more than 300 tons of construction waste that are dumped to landfills everyday in Hong Kong, most of which are thrown-away wood. And because land resource is really scarce in Hong Kong, construction companies would have to pay for the dumping. Problem is, it often takes many years for these mixture of wastes to get absorbed into the soil.

After gaining this insight from his teammates, Pirry decided that they could try recyling or even upcycling these waste wood into something useful, for example, wood furniture or cat litter. But after a site visit and talking to construction companies, Pirry quickly realized that this simple idea was not practical enough, because there is often metals sandwiched in the wood, and it would take very long hours to separate the two. So the original idea was abandoned.

But further market research revealed a bigger market for cat litters made with bean waste, so Pirry decided to explore this market instead.

According to published stastics, there are around 60 to 70 tons of bean waste generated in the city every day in Hong Kong, but most of these bean waste are just dumped as landfill. While the same bean waste is coveted as resources in mainland China. People use it for composting or as food for animals, they even pay to buy these “waste”. So what we see as waste are in fact shining gems misplaced.

Wood Lab is now working with a food waste processing company in Sheung Shui to turn bean waste into cat litter. The end product is purely made of organic items and without synthetic chemicals, so pet owners can rest asured that their cats will be safe playing with the litter. If this model is proved viable business-wise, it would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reducing food waste and turning waste into treasures.

The idea of upcycling is fast becoming a hot trend, spreading from the discipline of design to many other disciplines. William McDonough, an American architect wrote a book called Cradle to Cradle, which has been an pivotal force in shaping this trend.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watch his TEDTalk here to learn more.

Modular furniture for Hong Kong

Pirry has been thinking about how to incorporate the Cradle to cradle idea into his core business, which means to cut the sources of waste. He is working with his teammate Max to design a set of modular furniture.

What Pirry means by modular furniture is an idea pretty much similar to Legos, except that it is expanded and applied to furnitures. Today, if you want a bed or a chair, you have to buy them one by one. But what if you can piece together your own bed or chair with your own design made from small pieces?

But why do we need modularized furniture?

The reason is simple. Most homes in Hong Kong are small, and it is really a headache to put in all sorts of furniture in a small home. And if you move a lot, you will find a big bill for just moving the furnitures around. Most people just dump their used furnitures when they move.

But if you can make modular furniture, this problem gets solved. You will no longer be buying big pieces of furniture, but rather you will buy small pieces which you can put together at home, preferrably with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And suppose you are moving someday, you can just break it down into pieces which will be very easy for transportation. This also solve the issue of furniture worn-out while transporting too.

You can think of it as Lego bricks. Each one of them looks humble enough, but when you put them together, it is your imagination that limits the world of possibilities.

This is still in the concept stage,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check out Wood Lab’s facebook page to learn more.

[goodlabhk]

「從搖籃到搖籃」的創業之旅——Good Lab會員Pirry Leung專訪

Pirry Leung 大學的時候讀的是化學與環境工程，後來也在這一領域工作。他去年夏季參加由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舉辦的Green Building Hackathon活動，他的團隊Wood Lab贏得了大會優異獎。其後Pirry決定辭職創業，他給自己六個月的時間，希望將想法變爲現實。

我們最近訪問了Pirry，了解他這段心路歷程，以下就是訪問紀要。

初次創業失敗

Pirry 兩年前第一次創業。當時他着眼的議題是塑料回收。他發現，美國每天丟棄的塑料製品總量非常大，而且人們都是將其當作垃圾來丟棄，可以用非常便宜的價錢買得到。這些塑料廢品一旦運到中國，經過加工處理之後，可以磨成膠粒，進而用來生產各類塑料製品。中間的利潤其實頗爲豐厚。但Pirry到美國參觀完一批塑料回收廠之後發現，要進入這一行業需要起碼幾百萬美金，只有那些有一定資金實力的公司才能負擔得起，所以後來這一創業項目就擱淺了。不過那段經歷讓Pirry理解到創業中間必然經歷的各種艱辛。

變廢爲寶的藝術

香港目前每天有300噸建築廢料運往堆田區，其中大部分是廢木。建築公司還需要向環保署支付廢物處理費，方會被批准將建築廢料運往堆田區。但問題是固體廢物尤其是建築廢料往往難以自然降解，需要經過數千年的時間才會被微生物消化。

Pirry和他的團隊最初是希望回收地盤上的廢棄物料，主要是廢棄的木板，將其升級再造，轉化爲一些有用的產品，例如木糠貓砂。但是後來到地盤考察完之後，Pirry發現地盤上的廢木往往帶有釘子，要處理這些金屬物品過程會比較複製，所以暫時擱置了最初的想法。

後來他們在做調查的過程中發現貓砂是一個頗爲龐大的市場，而且進入這一市場的門檻不算太高，於是將精力轉而投向貓砂生產。

統計數字顯示，香港每天有60-70噸豆腐渣產生，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直接運到堆田區當作廢物來處理。但是同樣的豆腐渣在內地卻是寶物，因爲豆腐渣可以用作堆肥或者是飼料，農民非常喜歡，甚至願意付錢來購買，每噸可以賣到兩千元。所以其實被我們當作是垃圾的豆腐渣只是放錯了位置的寶貝。

Wood Lab 現時和位於上水的一個廚餘處理中心合作，該中心提供機器，Wood Lab 提供智力支援，將收集回來的豆腐渣通過壓縮和脫水處理轉化爲貓砂。這樣生產出來的貓砂不會含有化學雜質，因此即使長期接觸也不會產生過敏反應，意外進食亦無害。從而做到一舉兩得，在減少廚餘的同時也可以變廢爲寶。

近年升級再造的理念逐漸從設計領域推廣到其他領域，其中美國建築師 William McDonough 推出來的「從搖籃到搖籃」的概念可謂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個概念說的是，任何一件產品，在最初設計它的時候，就應當考慮到該產品不再具有使用價值之日該如何恰當地處理的問題。這一理念最初是受到自然界生物鏈的啓發，因爲自然界當中是不存在所謂「廢物」的概念，所有自然界的生物都有其位於食物鏈當中的作用。William McDonough 希望將類似的概念推廣到產品設計的領域，並且寫了專門一本書對此加以推廣。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觀看他在TED大會的演講錄像理解更多。

自己傢俬自己做

Pirry也了解「從搖籃到搖籃」的概念，所以他在思考如何才能做得到源頭減廢。Pirry 和他的搭檔Max最近開始琢磨模組化傢俬（modular furniture）的想法。所謂模組化傢俬，就是你假如需要一張牀、一張椅子、一個書櫃等，你不需購買已經設計好的整套傢俬，相反，你購買能夠組合成這些傢俬的零件，這些零件可以類似Lego積木那樣經由不同的組合變出不同功能和外觀的傢俬。

爲什麼需要將傢俬做成模組化？

原因很簡單，因爲香港家庭居住面積非常小，在狹小的空間裏要放置多種傢俬是一大挑戰。再者，假如需要搬家，大件傢俬的搬運費用往往身爲高昂，很多人選擇乾脆直接丟棄。

但假如傢俬可以做得到模組化，就可以解決上述兩個問題。一來你買傢俬的時候不需要買整件，只需要買一個個小的零件，然後回家根據自己的喜好進行去組裝。假如某一天需要搬家，只需將每一塊銜接上去的木頭卸下來即可。而無需擔心傢俬過大難以搬運以及搬運過程可能產生的磨損等問題。

簡而言之，模組化傢俬就有如Lego積木，每一個小塊看似平凡無奇，但拼凑在一起之後就可以產生無限的可能。

這一概念尚處於測試階段，感興趣的話不妨留意 Wood Lab 的臉書頁面跟蹤他們的最新動態。

[goodlabhk]

Good Lab 會員專訪：Adele Chiu 辦網站助藝團尋找新觀衆

懂得寫電腦程式的文藝青年

2009年，從事了多年藝術行政工作的 Adele 在自己的職業生涯道路上開始出現轉折，她辭去了工作，打算給自己一段時間思考到底什麼工作才真正能夠滿足內心的呼喚。她想到自己中學的時候曾學過寫電腦程式，並且迄今依然非常喜歡。於是Adele給自己一個挑戰，就是重新學習這門技術，然後自己寫一個網站。

但到底要寫關於什麼主題的網站呢？

Adele本身是一個比較喜歡文化藝術的人，經常去看不同的演出，但往往會錯過很多精彩的文化節目。與此同時有不少人因爲工作忙買了票之後卻沒有時間去看。

於是Adele想到去做一個網上平台，讓手上有票但沒有時間看的人可以出讓自己的門票，也使得對演出很有興趣但未能買得到票的朋友有機會看得到心儀的演出。雖然中學的時候學過寫電腦程式，有一些底子，但由於相隔時間已久，很多東西已經遺忘，Adele 乾脆重新開始學寫程式，然後獨力寫出了 TixMart 第一版的網站。

網站推出之後，Adele發現有不少人真的會到那裏去交換門票，其中大部分是演唱會的門票。現在網站每月平均訪問流量達10萬pageview，對於一個業餘項目來講，算是不錯的成績。目前這個網站基本上是以一種 auto pilot 的狀態去運作，也就是說平時不需要專人去維護，只需要支付租用伺服器的小小成本。

文化藝術是人民的聲音

但這始終未能滿足Adele最開始的心願。

Adele 看到，香港有很多小型的藝術團體，她們非常專注於提升自身的藝術水準，但是往往缺乏足夠的推廣，結果每次來觀看演出的都是一些已經對此有了解的觀衆，甚少有新的觀衆。更有不少人是在這些演出結束之後看報紙或者網絡評論才得知自己錯過了非常精彩的文藝節目。

多年來參與藝術行政工作，Adele體會到，藝術行政對於藝術發展扮演着不可或缺作用， 「（它）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值得被尊重的行業」。藝術行政的工作是一個「大打雜」，包括票務、文案、場地規劃、市場推廣、聯絡贊助商等，普通人知道藝術團體的發展，也是得力於藝術行政工作者的努力。沒有他們台前幕後的工作，藝術家也難以找到能夠欣賞藝術創作的群衆。香港有很多非常優秀甚至是國際一流的藝術創作，比如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的「打轉教室」就曾在國外的多次演出獲得好評，但是在香港本地只有行內人士知道，普通市民比較少了解。藝術家需要專注於其創作，而藝術行政工作者就幫助藝術家開拓更多的觀衆來源。假如藝術家與藝術行政人員可以通力合作的話，本土藝術家將有望獲得更多人的認可與支持。

香港非常幸運，因爲香港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基本上還可以非常自由地進行創作。「透過文藝節目，我們可以讓大家更爲直觀地體驗和反思社會現實，進而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麼。」

怎樣讓香港成爲一個文藝都會

在香港，大家現在會覺得文化藝術是很小衆的事情，去看舞蹈或者戲劇節目的基本上都是文青。但在很多外國城市，很多普通市民也會熱衷於參加藝文活動，而且這類活動已經成爲了她們生活的一部分。Adele說，「我希望將來香港也可以成爲這樣一座城市，大家週末除了逛街購物以外，還可以多些參加本地的文藝活動。」

Adele認爲，目前香港人普遍沒有觀看藝術節目之習慣，很多程度上是因爲購票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相比之下，在紐約倫敦購票觀看演出就是非常簡單的事情。在美國紐約時代廣場中央的位置有一個專門的售票窗口，名爲TKTS，不論是遊客還是本地人，都可以到這一窗口去購買百老匯當日各類文化藝術節目的門票，而且往往還有折扣優惠。這一模式後來也被複製到英國倫敦，並且也受到當地民衆的歡迎。

(圖片來自 Justin Brown)

「不過由於租金高昂，香港未必可以在鬧市區設立類似TKTS那樣的售票窗口，但是我們完全可以在網上設立這樣的購票平台，然後以速遞的方式將門票寄出去。」

而這正是Adele構思中的新一個創業計畫，而這一計畫正是在去年Good Lab Demo Night 之後才誕生的。

Adele 認爲，要推廣文化藝術，硬件方面的投入固然重要，但諸如便捷的購票設施、更深入的推廣等軟件投入也同樣重要。正在建設當中的西九文化區可以從現在開始，做更多培育觀衆的工作，包括可以做各種的推廣活動，讓市民知道文化藝術與他們的關係，爲什麼文化藝術是人人皆可享用的東西，等等。只有當更多人開始關注和願意花錢買票看文化藝術的節目之後，西九文化區的硬件才會真正發揮其作用。

Adele 已經開始她的第二個創業計畫，她希望可以參照TKTS的模式，在香港建立一個網絡版的TKTS，與本地大大小小的文藝團體合作，幫助她們推廣自己的節目，同時也讓本地市民以及遊客可以透過參加文化藝術活動，了解消費以外另外一個側面的香港。

[goodlabhk]

Good Lab interview with Adele Chiu

Adele Chiu is founder of TixMart, a website that aims to help local artists reach more local and travelling audiences. We did an interview with her recently in which she reflects on the local art scene in Hong Kong and how new facilitating mechanisms could help.

It starts with a challenge to oneself

In 2009, Adele found herself facing a mid-career crisis after many years of work both fulltime and as a freelancer in the arts administration world. She wondered if that is really her cup of tea and started a search within herself. It daunted on Adele that she had crush on computer programming when she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this new skill. She decided to pick it up again and taught herself how to make a website from ground up.

"Can I create a website that puts my new learning into use and reflects my love for arts?" This was what Adele asked herself at that time.

She realised that it was not easy for someone who loves arts and culture to keep an eye on these programmes and buy tickets for the shows in Hong Kong. You have to make some deliberate efforts to do tha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people who bought tickets to these shows but found themselves stranded at work and could not make it to the shows, and there was no platform for people to sell their tickets to others or to give their tickets out as gifts.

So Adele decided to make an online platform that facilitates ticket exchanges in Hong Kong, and she calls it TixMart. She spent a few months on writing the website and launched it in 2009.

Much to Adele’s surprise, there were quite a few people who visit the TixMart website and exchange tickets there, most are tickets for concerts of famous local artists. The monthly pageviews of the website has reached 100,000, which is a good number to be proud of for a part-time project. Adele has since been occupied with other more interesting projects. She leaves TixMart on an auto-pilot mode, spending minimal amount of time on it and just enough money to keep the server running.

Arts and culture are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Adele has bigger dreams in mind.

There are many small art groups or collectives in Hong Kong. They may be small in scale but not small in their artistic ambition and in their professional work.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could not find enough audience who like their shows. What’s worse, many people learn about the shows from friends or from local press only after the shows are over.

It does not have to be the case though, if we have a more developed group of arts administration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said Adele.

Many people might find this to be a new concept, but it is actually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rts and culture scene in any big cities. The artists should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churning out creative work, while the work of ticketing, copyediting, venues, marketing and sponsors should be delegated to arts administration groups. It is only through collaborations like this that we can help grow the arts and culture industry.

For example, Adele used to work with Tang Shu Wing. His theatre shows were well received at 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 while the same shows were not that much known in Hong Kong outside of the art circle.

People react to arts and culture more deeply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ans of discourse. And if you think about it, arts and culture is still pretty much uncensored in Hong Kong. Local artists have the freedom to voice out through their art work. This is a treasure we shall preserve, especially in a time of heated political debates.

Can we imagine Hong Kong as a city known for arts and culture?

When asked if they like arts and culture, most ordinary people in Hong Kong would back off and admit that they are not part of the crowd who can appreciate these things. But in many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even ordinary people would reckon a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s part of their life. “My hope is that in the future more people will entertain the idea of going to a theatre show or a dance show on top of the usual choice of shopping during weekends.” said Adele.

It is indeed quite a hassle to buy show tickets in Hong Kong, which might have contributed to people’s adversion to arts and culture. But this is a solvable problem. In New York City, right in the centre of Times Square, you could find a booth called TKTS, which sells tickets for shows of the day to local residents and travellers, often with discounts. This model was later copied in London, and welcome by local audience.

(photo by Justin Brown)

Such simple acts like facilitating easier ways to buy tickets might sound too simple, but in fact they are indespensable for a flourishing arts and cultural scene in a city. We talked about the Western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during the interview, and Adele reckoned that it is now high time that we start paying attention in improving the software, namely, the user experience of joining any cultural events. It would be wise for the governme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audience development, among other things, before the official launch of the WKCD. There is a lot of things we can do to help citizens understand why arts and culture matter to their life. Only when more people come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arts and culture will they be ready to spend money on this, and thus make an virtuous cycle possible.

Such thoughts are what lie at the heart of Adele’s second startup project, which draws much of its inspiration from TKTS in New York. Adele has been talking to many local arts and cultural groups, and building a new ticketing website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s part of her efforts aiming at supporting arts group to promote their performance to the wider community. “It would be great if in the future people travel to Hong Kong not just for shopping, but also for the theatre, the dance and other arts and cultural events in Hong Kong, through which they will come to see a different side of Hong Kong.”

[goodlabhk]

【活動回顧：香港—英國社會創新考察團】

適逢倫敦舉辦社會創新節Unusual Suspects Festival，Good Lab聯同英國文化協會，共同籌辦四日三夜的【香港—英國社會創新考察團】，吸引十三位來自社會企業、學術、公共行政、商界、青年工作、社會服務、甚至建築背景，對社會創新議題感興趣的朋友參加。


Unusual Suspects 是什麼？

（圖片來自 Civic Systems Lab）

記得初入境時,英國入境官員問同行的NGO友人此行的目的。友人老實分享「來參加Unusual Suspects Festival!」- 然後這位「不尋常嫌疑分子」差點被入境當局扣留查問！

究竟，好端端的一個社會創新節，為何要改個這麼奇怪的名字呢?

據籌辦單位Social Innovation Exchange所言，英國跟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及地區一樣，來到了「應如何繼續發展」的交叉路口。社會、經濟及政治方面的轉變，政府、商界及公民社會都要重新思考如何組織未來的公共服務、塑造及維持宜居的環境，讓市民及社區更好的相互支持。

而要做到以上各點，很多創新型領袖都意識到必須打破各自（包括自身及代表機構）的局限，才能創造更有效的解決方案。大家要認識及分享社區中的好人好事好經驗，理解創新手法可達致社會改變；並鼓勵嶄新及不尋常的多元思考模式，才能進一步在公共領域中支持社會創新的實踐。

得到Collaborate及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的支持，Social Innovation Exchange連結來自英國及世界各地的「不尋常創革者」，組成分享的網絡。不同於其他大型會議，籌委會在每場分享都物色「不尋常」的拍檔跟與會者分享他們的協作和創新經驗，包括地方政府、傳統非牟利團體、地區藝術中心、共享工作空間、中介機構，商界、基金會以及智庫等。一連四天的社會創新節，有超過50個伙伴機構在倫敦市內舉辦了28個活動，跟共1,500位與會者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實在的分享跨界合作及案例，讓來訪者對他們處身的社區及挑戰有更深的感受。

細數倫敦東部知名社企

根據英國政府的統計，現時英國有超過七萬所社會企業。我們選擇了倫敦東部作為是次的考察區域。倫敦東部曾是傳統工業區，有大量外來移民和低收人人士居住，生活環境擁擠，且為失業問題困擾；社會資源不足以支援居民的需求，與其由上而下調撥更多人力幫助社區，地方政府鼓勵社區的有心人成為社會創業者，讓他們開設不同形式及面向的社會企業，為社區帶來更多正面改變。


時至今天，倫敦東部地段因為這種創新及創業精神，已逐漸發展成為時裝、藝術、音樂及不少社會企業的集中地。在Festival正式開始之前，我們先到倫敦東部，探訪紮根小社區多年的四所社會企業：

FoodCycle

FoodCycle旨在通過社區內的青年志願者，到超級市場和餐廳收集原本要被丟棄的食物，借用社區廚房，將剩食煮成美食，給有需要的人享用。在解決食物錯配情況的同時，FoodCycle讓生活在貧窮線的人能以相宜價錢享用美味而營養豐富的餐單，亦為有意加入餐飲業的年青人帶來寶貴的義務工作經驗。

我們與FoodCycle的Cafe and Catering Coordinator Helena Chouchan對談，了解FoodCycle Hub的特許經營拓展計劃及在英國各地的發展。當然,大家也在FoodCycle Cafe享用了一頓美味的午餐。年青朋友做的意粉和蛋糕很有水準。



團友於Bikeworks 的合照

Bikeworks 以單車作媒介，透過與社區機構、學校合辦單車運動訓練計劃，提供單車維修培訓予邊緣青少年，又積極提倡及支持二手單車、零件回收再造，為顧客及各類型機構提供專業單車零售及維修,甚至團隊培訓服務。 
Bikeworks的共同創辦人Jim Blakemore跟我們分享他自1996年的創業歷程，及社企的社會目標如何隨業務持續發展。


Hackney Pirates


Hackney Pirates是一個為Hackney社區9至12歲兒童而設的有趣課後教育社企。導師Anthony Mensah跟我們分享他與團隊如何裝扮為船長，在化身成海盜船的課室,為在正規學校教育以外需要更多學習支援的區內兒童提供另類課後教育，帶領他們運用想像力，透過文字和戲劇創作排演、商業報告提案、小商品設計及販賣等不同方式，走進社區，同時提升自信、閱讀及表達能力,令他們在升上中學前的關鍵幾年,有更多與同齡兒童及社區人士的溝通、合作的成功經驗,保持對學習的興趣。

Farm:shop


FARM:shop 前身是社區的荒廢用地,經市政府協調及支持下,在2010年轉型成一個城市耕種中心。共同創辦人之一的Sam Henderson聯同來自社會生態設計公司 Something & Son LLP的 Andrew Merritt 及 Paul Smyth,運用藝術、工程、商業知識,在裡面進行著各式城市耕種實驗，同時亦在內開設咖啡室及有機雜貨小店, 支持日常營運。

顧客可在FARM:shop一邊享用即摘即煮新鮮食物製成的沙津與三文治，一邊欣賞倫敦首個及最大的魚菜共生水耕系統。在開業後一年，FARM:shop Dalston已當選為倫敦Time Out網站的100間必到店鋪。


## 探訪小結

英國近年經濟低迷，但創新及創業精神卻發展起來，年青人對社區的細緻觀察以至對身邊人的關愛，推動了社會創業的大浪潮。相對於英國，我們的庫房儲備更充足。或能借鑑倫敦東部社會創業者的經驗，推動由下而上的公益及社區發展。


回到是次倫敦之行的主菜，Unusual Suspects Festival的28個活動內容豐富, Nesta、Cabinet Office、The Leadership Centre、Young Foundation、FutureGov、Microsoft等著名機構都有參與，分享對創新和公營機構、協作型社區經濟、以人為本的公共政策及社區企業、至社區重建及再生等議題的見解。南韓首爾市政府的代表也主持了一個講座，談及政府在制訂公共政策時如何更有效連繫市民。三位香港代表（Good Lab召集人Ms Ada Wong、無聲對話體驗創辦人Ms Fiona Wat及 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的Deputy Director-General Ms Noel Pun）更獲邀在英國文化協會舉行座談會，分享跨界合作及創新如何支持英國和香港的社會企業發展。

在眾多正式與非正式的分享之中，要數印象最深的，可算是The Centre for Social Action動員市民參與社會行動及公共服務的能力。在短短兩年間，它投資了四千萬英鎊，動員了超過250,000位義工及支持者，讓不少創新計劃進一步提升社會影響力:

GoodGym: 業餘跑手可在運動的同時，為鄰居做點事;


Dementia Friends：義工在接受簡單培訓後，能在社區辨認出認知障礙症(又稱腦退化症)患者，協助他們回家，不再因患者一時離家而讓家人擔驚受怕;

StreetDoctors：邊緣青少年接受基本急救培訓，可在身邊一旦發生暴力事件時，第一時間為受傷、甚至昏迷的同伴急救;並認識到參與暴力事件的後果,及原來自己也有能力拯救生命;

Shared Lives：長者或殘疾人士等能不需住在傳統安老或看護中心，與 Shared Lives的照顧者分享家居和家庭生活，參與社區，不再感到孤立;

說起參與社會行動，我們可能會想起曾當義工或籌款：但原來在英國，社會行動及義工服務的光譜可以非常闊，香港要效法，有很多現成例子可參考！

想了解更多，請參考 Unusual Suspects Festival, Social Innovation Exchange, 及 Collaborate 網站。

成為香港的Unusual Suspects 


上文提到，只有更多人願意跳出既有（usual）框框，與來自不同背景、機構、以至專業的「不尋常伙伴」(suspects)朋友多加交流、分享經驗，才能有機會碰撞出各方認同、真正有效的創新方案。Good Lab希望在未來日子，擔當聯繫unusual suspects的角色。

[goodlabhk]

共享經濟系列活動回顧

共享經濟和共享社區這樣的詞彙在過去兩三個月開始逐漸成爲人們熟知乃至常用的一個詞彙。但是半年前，這類詞彙還只是停留在學者的論文和部分行動者的詞典裏。Good Lab 從八月初開始，一連舉辦了五場講座，再加上十二月香港首次以「共享城市」爲主題的HACKATHON，前後經歷了半年時間。

共享經濟作爲一個議題，亦開始從學者的書堆裏走進社區，成爲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一些官員也注意到了此趨勢。

我們邀請大家一起，趁2014年年底到來之際，一起回顧這一思潮的由來、發展以及它對香港的意義。

2011年，美國 The Atlantic 雜誌刊登題爲《寧靜的革命》的文章，介紹了當時才開始零星出現的共享經濟案例。

2013年，英國 The Economist 雜誌以封面文章的形式介紹了在歐美蓬勃發展的共享經濟浪潮。

今年4月，由鄒崇銘、黃英琦以及阮耀啟三人合編的《共享城市》以及《共享香港》上下兩冊書正式上市。圖書上市不久，「共享香港」就在理工大學舉辦了一場ShareFest活動，吸引了數十人參加。

而與此同時，美國共享經濟最爲著名的兩家企業 AirBnB 和 Uber 也相繼進入香港市場。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策劃了前後五次講座，圍繞「如何讓香港成爲共享城市」這個主題，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共享經濟踐行者，去探討如何在都市裏找到共享空間；如何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實現共享；如何透過科技促進共享，以及如何在社區的層面推動共享社群的出現。

先後有超過400人次參加了這一系列的講座，亦有超過一千人次在網上觀看了這一系列講座的短片。

11月，Good Lab 更組織首爾社會創新考察團，了解當地的共享經濟以及社區經濟發展狀況。

12月，第一次共享經濟HACKATHON於Good Lab舉辦。是香港首次此類主題的HACKATHON活動，吸引了數十位參加者，最終有三支隊伍脫穎而出，他們分別是在社區推動共享、在都市角落開拓新共享活動空間以及借助手機APP幫助基層婦女找到更多合作空間。

系列活動暫時告一段落，我們看到了人們對共享經濟這個話題的極大興趣，看到了來自商界以及民間不同的共享經濟之實踐，更看到了香港發展共享經濟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但最終共享經濟是否能夠形成大氣候還是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坐言起行，方會有所進展。在此，我們誠邀大家一起去思考以下問題：

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當中實踐共享？

如何讓共享行爲惠及老人和小孩，而不只是熟唸技術的年輕世代？

如何修訂現行法例，使之更有利共享經濟的發展？

政府是否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推動共享經濟的發展？

如何與國際潮流走到一起，思考香港如何引領下一波共享創新？

這些看上去很簡單的問題，其答案卻並不簡單。Good Lab 在2015年將繼續與你一起關注共享經濟的發展，更希望你可以身體力行，成爲答案的一部分（become part of the solution）。

[goodlabhk]

轉念反思老齡化現象

今天，我們講講與「老」相關的話題。

「老」本來不是特別禁忌的話題，它是伴隨每個人從出生那一刻開始就一直在發生的自然現象，《紐約時報》最近更有文章指出，「老」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心理暗示。

不論你對「老」的看法如何，香港已經步入高齡社會，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香港社會正在經歷的人口急速老齡化之趨勢卻是前所未見的。

（「迎接活齡創新世紀」講座圖片）

老齡化：危？機？

很多人聽到高齡社會這樣的趨勢就會覺得很恐慌，擔心社會支出會因爲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之升高而急速上漲，以及整個社會體系根本無法支撐這樣一個人口結構的變化。

但問題總是可以兩面看的。

長者幾十年的生命歷程過程中積累了非常多的知識經驗和智慧，假如一到60歲退休就馬上離開職場，恐怕對於社會而言是一大損失。

英國政府幾年前曾委託智庫做過一份關於國民心智財富（mental wealth）的研究報告，其中就有提到如何更好地利用好長者的智慧，這一研究後來也在著名的科學期刊NATURE上面有介紹。

首次公佈該研究報告是2008年，從那時候到現在，英國政府已經做了不少工作，去嘗試改變人們對老齡化的看法，包括逐步取消「退休」這樣的概念。

英國政府有撥款支持對老齡化相關議題的科學研究，以及支持更多由民間團體發起的社區養老支持體系。而民間也有人士透過各種方式去引起人們對老齡化社會的關注，包括舉辦公開辯論以及展覽，讓人們去思考「退休」這樣的概念是否依然適用於我們這個年代，以及由此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Age of No Retirement 活動策劃人Jonathan Collie說：

英國現在超過50歲的人口已經佔總人口的35%，而且這個人群相比起他們的上一代已經變得更加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掌握的才能更多，也更具活力，爲什麼他們不能給英國的社會經濟作出更大的貢獻？

這一活動的主辦機構 Trading Times 是一家極其創新的社會企業。他們在英國致力於推動已退休人士重回職場，貢獻他們的智慧和經驗。這不但可以幫助很多企業解決人才不足的困擾，而且可以讓這批退休人士在彈性工作當中找到生命的意義，詳情可以參考一下短片：

老齡化的商機

現在越來越多「嬰兒潮」一代出生的人開始退休，他們這群新老人跟過往我們熟悉的老人家其實有相當大的差別。

首先是經濟實力上的差別。新一代的長者很多都可以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

另外就是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別。這一代的長者他們平均受教育程度遠遠高於他們的上一代，而且他們當中很多人依然堅持學習。

當二者放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有一些有趣的現象出現。

長者安居協會的梁淑儀 Irene 上週在Good Lab舉辦的「迎接活齡創新世紀」演講會上就提到：

新一代的老人家手上很多都會拿着一部智能手機，他們很多人也有自己的一台筆記本電腦，有的甚至更爲時尚，帶着最新出街的可以監測身體機能的各類智能手環。

換言之，新一代老人家對科技的着迷程度並不亞於年輕一代。

老齡化的大趨勢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商機。在美國，已經有諸如 Aging2.0 等一批風險投資公司開始關注這一新興市場領域，並且舉辦各種 pitching 活動希望能夠徵集得到上佳的銀髮市場創業意念。而鄰近的台灣也不甘落後，除了數年前有銀髮老爺騎摩托車環遊台灣的故事以外，近年也開始流行發掘銀髮市場之商機。

社會企業也可以從中找到機遇。例如英國就有一家社會企業，叫 Nana Cafe，它專門聘用長者作侍應，讓長者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社區。

永遠年輕不再是夢？

科學家已經研發出了一些新型的智能機械義肢，可以直接穿在身上，經由智能電路直接透過使用者的神經進行控制，穿上去之後行動可以自如，甚至比原先四肢健全的時候還要快！

科技的發展帶給我們一個遐想，再過幾十年，我們也許不再有行動不便這樣的麻煩，因爲我們可以借助智能義肢來幫助我們行走，也不會有聽不到或者看不到的問題，因爲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新的智能工具改善我們的視覺和聽覺。

這時候，真正的問題就出現了，假如我真的可以活到90歲或者100歲，從60歲退休開始，一直到死之前，我估計會有三十到四十年的時候活在世上，而且沒有太多的牽掛，我可以用這幾十年的時間來做什麼？

這是很多「嬰兒潮」一代退休人士正在面臨的一個難題，你即使再喜歡打高爾夫，也不可能每天都去打，你會選擇做什麼？

Good Lab 「迎接活齡創新世紀」講座系列講者張瑞霖 Patrick 說他上半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做生意，向這個社會借了很多，現在要開始慢慢地還給社會。退休之後，他給自己設立了一個交友規則，一定要交年齡比自己少20歲的人當朋友，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學到更多東西。而爲了更深入地去了解關於養老方面的政策問題，Patrick 還專門去讀一個博士學位，雖然他身邊的人對此多有不解。但他覺得現在每天都能學得到新的知識，生活過得非常充實。

Patrick還舉了另外一個例子。美國有一位退休律師Thomas Cox，他退而不休，每日都在想如何幫窮人打官司幫助他們免於受到迫遷，他認爲這樣的工作才讓他找到了生命的意義，而不是之前幾十年幫大公司賺錢。

史丹福大學高齡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re on Longevity）主任Laura Carstensen今年曾來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她有一個理論叫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現在常常被引用去解釋爲何長者會越老越快樂——因爲當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再擁有全世界的時間，就會看清生命中的優先順序。

Carstensen教授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叫 A Long Bright Future，講述的正是如何面對高齡化這個事實（其實機遇與挑戰並存）：如何在20歲、40歲的時候做好人生的規劃，以及如何在退休之後開始新的探索，充實自己的人生。

你是否有認真考慮過，怎麼更好地度過生命的每一刻，活出生命的意義？

[goodlabhk]

假如街道也可以這樣

我們今年8月曾舉辦「香港成爲共享城市」系列講座，其中第二講就講到關於共享都市空間的議題。其實假如我們的想像足夠寬廣，公共空間的可能性可謂是無窮的。這裏給大家介紹幾個國外的案例，希望可以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發。

街頭鋼琴表演

聽鋼琴演奏是否一定要到音樂廳？古典音樂是不是只屬於中產的享受？委內瑞拉的 El Sistema 兒童音樂培訓計劃相信有不少朋友會聽說過，他們前不久也來過香港交流。只是，你有沒有聽說過鋼琴也可以拜訪在街道上，不是用作銷售，而是用來給人們彈奏？

一位叫 Luke Jerram 的英國藝術家從2008年開始就在全世界多個地方發起「街頭鋼琴表演」行動，這一行動的口號非常簡單：「Play Me, I'm Yours」——任何人，不論是不是有音樂天賦，都可以走近這些放置在公園、巴士站、地鐵站、街市或者渡輪碼頭的鋼琴，去體驗或者去演奏一首自己喜歡的音樂。而且由於這些鋼琴都是放在公共空間，鄰近的商戶或者居民會成爲鋼琴的守護人，而鋼琴本身則無形中成爲了社區裏人們喜歡談論的話題，讓原本可能缺乏互動的社區增添了一些可能。

目前全世界已經有45個城市引進了街頭鋼琴的創意。其中有不少城市的政府也對此大力支持，並且想方設法邀請 Luke Jerram 把他的創意帶到不同的城市。

不知這樣的創意是否也有可能出現在香港，甚至出現在深水埗？

臨時街頭遊樂場

九月底開始的佔領行動帶給我們關於如何利用城市空間許多新的想像。有人甚至提議不如定時定候將馬路封鎖，讓人們自由到馬路上去玩樂。

事實上，在英國的布里斯托市，就有相關的法例，允許市民申請一張「臨時道路變遊樂場許可證」（英文原文是'Temporary Play Street Order'），在某個特定的時段封鎖馬路，將馬路變爲臨時的遊樂場，讓兒童可以自由地在沒有汽車來往的馬路上玩耍。同時，馬路兩邊的居民也可以因此而有更多機會見面，互相了解，增加社區的互信。

下面這條影片對此有詳細的說明：

有人可能會說，政府其實有修建不少的休憩場所啊，爲什麼不到那些「更加安全」的地方去玩？問題在於，休憩處通常都是已經規範好的地方，你只能玩那裏已有的東西，甚至由於這類場地有諸多的「不允許」而且很多時候地方很小，你可能根本都不想進去。我們之前關於「共享都市空間」的講座裏就有討論到這一議題，有興趣的話可以回顧這段影片了解相關的背景。

其實，布里斯托市的相關規定其實是由一家叫 「Playing Out 」的社會企業促成的。這家社企創辦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希望讓孩子可以在馬路上有一個玩樂的空間和自由，而不是困在家裏看電視，或者只能到一些私人經營的遊樂場地。在她們的努力下，市政府也逐漸意識到支持這個想法的必要。後來這個理念也傳播到英國其他的城市，目前英國已經有20個城市頒佈了類似的法規，允許人們申請類似的許可證，瞬間將車水馬龍的道路變成親子同樂的天堂。

英國還有一個民間發起的「全國兒童遊樂日」（National Play Day），正是鼓勵更多家長帶同他們的小孩到戶外到馬路去與其他孩子一起玩。爲何我們不能把這些美好的理念搬來香港？

從 Popup 食肆到 Popup 都市

你是否可以想像，一年當中有某一天，一個城市裏不同的角落會同時出現各種由市民自發的小販攤檔，遍及大街小巷，爲不同的社區呈獻最有地方口味的食物？

「小販日」（英文是 Restaurant Day）正是基於這樣一個理念而設立的。這個最初於2011年的時候由幾個芬蘭赫爾辛基的一位名爲 Timo Santala 的記者兼DJ以及他的朋友發起的活動如今每年都吸引了芬蘭數以百計的小販（popup restaurant）參加，而且還透過社交網絡，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傳播到了赫爾辛基以外的55座城市。參與這樣一個活動，你只需要到活動官方網站上登記然後着手準備你的食物，就這麼簡單！你可以是任何人——不需要是廚師——只要你想分享你自己做的食物，以及希望結交多幾個朋友。

假如你只是希望品嚐食物，也很簡單。你可以下載 Restaurant Day 的官方手機app，找到離你最近的小販攤檔，然後去光顧就可以了。攤檔店主參與這一活動也不是爲了要賺錢，反而更主要是爲了認識朋友，所以他們只要能夠收回成本就夠了，因此食物非常便宜，有的店主甚至直接不要你付錢，你可以唸一首詩來換取你的食物。

很多人看到任何人都可以無需申請即可當一日小販的時候也許會感到很震驚，擔心食品安全的問題，擔心衛生的問題，擔心影響交通的問題。但芬蘭「小販日」發起人 Timo Santala 在他的一個演講（視頻如下）裏說，「當你給予人們自由之後，人們也會承擔相應的責任」。

事實上，「小販日」之出現也是緣於 Timo 對芬蘭當局在流動小販管理方面的諸多限制感到無奈和煩惱。Timo 和他的朋友一開始只是想用單車改裝成流動的啤酒售賣車，每逢周日就流動擺攤（好像芬蘭的便利店不如香港普及），但是他們在申請小販牌照的時候遇到了重重障礙。最後他們決定乾脆就不管當局的規定，直接在網上發起「小販日」，結果第一次活動就有數百人響應，反響相當熱烈。到了現在，赫爾辛基市政府已經將「小販日」當成地方特色，在官方的旅遊網站上進行推介。

甚至連赫爾辛基市長Jussi Pajunen在接受 Monocle 雜誌訪問時說過如下一番話：

「小販日」正正是可以讓我們看到未來在哪裏的一類項目。這個項目向我們提出了很好的問題，讓我們反思很多事情的運作模式，然後我們去嘗試不同的新想法，從而找到辦法去改善我們的日常生活。

事實上，香港也開始出現類似的活動，比如最近在大埔「生活書院」進行的「週末小派對」，在上水進行的「周日市集」，以及本周末剛剛結束的「碧街節」。或許這些活動可以成爲星星之火，讓我們看到在示威遊行以外改變生活的其他可能。

本文所提及的三個案例其實都是「臨時活力都市」（Popup City）的最活生生的一些例子。其實 Popup 這個字在這裏比較難翻譯，它的意思是無中生有，在平常的都市環境中間突然變出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就比如前面提到的臨時遊樂場以及街頭鋼琴，而這些裝置或事件可以和居民形成互動，從而讓人們看到社區的多種可能。

一個提倡共享價值的城市應當鼓勵或者至少容許這類民間創意。很多人喜歡歐洲的都市，就是因爲這類創意在歐洲其實更加被容許甚至是被鼓勵，而像在香港只會在某些藝術節的時候才曇花一現。

假如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關於 popup city 的故事和案例，不妨瀏覽 Popup City 的網站，或者購買他們新出的一本書，說不定你會發現，其中有些案例你在香港見過呢。

[goodlabhk]

什麼是社會實驗室

社會實驗室把來自公民社會、業界、政府以及直接受到某個議題影響的人們凝聚在一起，以一種合作和跨界的方式，共同去找尋一種更具創意的方法去解決問題。而這樣一種匯聚來自不同領域之思維和融合不同視角的解難之道，正正是世界各地最一流的科學實驗室解決最棘手的科學問題的時候所採取的辦法。

上述是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總監 Joi Ito 爲 Zaid Hassan 的新書 The Social Labs Revolution 所寫的序言裏的一番話。Good Lab作爲一個Lab，也在思考到底我們該如何透過更爲實驗性的方法去幫助不同的群體解決我們這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我們發現，過去十多年，在全世界各地，逐漸涌現出了許多旨在爲社會問題尋找出路的實驗室，這類機構被 Zaid 稱之爲「社會實驗室」（social labs）。他寫的這本書正是記錄他自己參與這一波運動的親身經歷、思考以及感悟。

Zaid 自己曾參與創辦了 Sustainable Food Lab, Finance Innovation Lab, The Bhavishya Lab 等關注不同領域之議題，遍及歐洲、北美、南亞多個地區的社會實驗室。如今他是一家叫 Reos 的社會企業的合伙人，參與全球不同社會議題的解難工作。

我們希望通過這篇簡短的文章可以向大家介紹這本書以及這本書裏提及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希望對各位可以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發。

大型食品公司怎樣和反資本主義人士合作？

十多年前，一班來自食品、環保、公民社會、系統思考等不同領域的人士聚集到一起，他們希望探討一個問題：面對人口增長以及人類對食物需求的增加，是否可以找到一種辦法可以實現食物的可持續生產？

之所以會有這個問題，是因爲一來食物是人類生活之必需，二來我們單純依賴於市場來解決食物問題本身存在巨大的問題。因爲市場只會考慮價格最低，而忽略了環境影響。假如算上環境影響，一個麥當勞賣的漢堡包就不是十幾二十元而是要一兩百元了，只是因爲消費者沒有爲製作漢堡包所帶來的外部性因素（經濟學裏叫 externalities）付費，並不代表這些因素不存在。

所以當我們將食物的未來的時候，我們其實要思考環境以及經濟兩方面如何實現可持續經營。

這樣一個議題顯然不能單純靠某一方面的力量可以解決。當時參與討論的其實有食品公司代表，以及民間對資本主義化的食品體系持批判立場的人士。主辦方則扮演一個協作者（facilitator）的角色。前後經歷了多次的見面和工作坊，而整個過程中他們主要是經歷了一個叫 U Process 的協作溝通的過程。

U Process

（圖片來源）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Zaid和他的一些伙伴參與了一個組織，該組織的願景是「用十年時間，解決影響全球的十個問題」。當時他們閱讀了MIT的兩位學者寫的一篇文章，叫《數字經濟時代的領導力》（英文名是 Leadership in the Digital Economy）。在那篇文章裏，作者介紹了一個叫做 U 型理論的概念。這一概念簡而言之就是要求參加者放下成見，透過觀察和感知去領會真正慢慢浮現的現實，而後透過行動去實現那樣的現實。

這樣的過程其實要求人們放下早已習慣的計劃模式，換成一種聆聽的模式，在聆聽的過程當中去觀察逐漸涌現出來的真相，具體來講，包含了 Sensing, Presencing 以及 Realizing 三個階段。而這樣一種方法也是Zaid參與發起的多個社會實驗室常用的方法。

迅速應變的協作模式

社會實驗室講求的是實踐，透過實踐去檢驗某個想法或者猜想是否合理。而實踐的過程往往會借鑑很多來自不同領域的思想，其中來自軟件開發領域的敏捷思維是Zaid和他的團隊覺得最爲受用的工具之一。

事實上，即使是在軟件開發的領域，敏捷也是最近十多年才開始流行的一種方法。2001年，有十七位有獨立思想的軟件工程師合力編寫了《敏捷軟件開發宣言》，該宣言意味着一個新的時代之誕生，而這一新時代與過往的時代最大的不同在於：

強調個體和互動而不是一味循規蹈矩

強調做出好用的軟件而不是冗長的使用說明書

強調與客戶的合作而不是花大量時間用於斟酌合同細節

強調因應時局之變化而做出必要調整而不是死板的依計劃行事

事實上，今天幾乎所有有名的軟件公司（例如Google, Facebook）都是按照這套邏輯來進行軟件開發的。

後來人們還發明了一套名爲 scrum 的方法來幫助自己去實踐這樣的理念。而 Zaid 和他的團隊知曉這一套方法之後，馬上如獲至寶，決定將其應用到他們的社會實驗室項目當中，並且拋棄了傳統的「瀑布式」的行事模式。事實表明，這樣的模式更加經受得起風雲變幻的世局之考驗。

影響一小群人，然後讓他們影響更多人

以往人們通常會認爲，一個行動要取得認同和爭取更多人的參與，需要有號召力的人去牽頭。但曾分別在Google及Facebook做關於社會網絡研究的Paul Adams則有不一樣的看法。在他寫的《Grouped》一書裏，Paul寫到：

最重要的因素不在於是不是有影響力大的人參與，而是在於是不是有足夠多（critical mass）的一班比較容易受到影響的人，而且這班人可以很容易影響到他們的朋友。假如這樣一個足夠多的群體沒有出現的話，即使最爲有影響力的人也不能夠讓一個意念迅速傳播出去。

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Zaid 和他的搭檔在組建 Finance Innovation Lab 的時候所採取的辦法就是直接向他們熟悉的一個人群發出電郵邀請，然後組織了三場活動，前後有三百人參加。這三百人再分別邀請他們各自的朋友，最終組建成了 Finance Lab，而不需要依靠一些有話語權的人士。更重要的是，前後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用Zaid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開放式的召集」（open convening）。

以上所述的幾個理念只是 The Social Labs Revolution 整本書裏很小的幾個片斷，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Amazon購買這本書。我們也期待來自你的讀後感 :)

[goodlabhk]

香港成爲共享城市系列第五回：共享社群的出現

上週我們舉辦了「香港成爲共享城市」講座系列的第五講，邀請了四位講者從不同的角度去分享了他們關於組建共享社群的經驗和心得。這裏簡單記錄，希望可以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發。

網上協力共同編寫香港綠地圖

第一位講者林麗珊是一位環保愛好者。她於今年年初的時候發起「香港綠色生活地圖」，通過網絡地圖來呈現香港本地的綠色團體、商鋪和行動。

香港有不少關心環保和綠色生活的人士，只是這些人平時都屬於少數。「綠地圖」的誕生讓這些人可以直觀的看到香港這塊土地上正在進行中的各類綠色生活實踐，讓大家在互相學習之餘也能看到整個社群的全貌。

林麗珊自己寫過一本書，介紹如何踐行綠色生活。這本書就是《給孩子一個綠色無毒家 : 我的創意無添加生活》，前年出版。但顯然獨樂樂不如衆樂樂，阿珊了解到在國外有 Green Map 這樣的綠色生活創意社群和行動網絡，於是決定要在香港去實行這樣的計劃。

假如你沒有聽說過綠地圖 Green Map，它簡單來講就是通過網絡地圖的方式去標示出一個城市裏的各類綠色生活空間和綠色生活相關的組織和活動。全世界許多城市都有各自的綠地圖，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綠地圖的製作完全由當地民衆自發組織，有點類似維基百科的概念。

不過網上地圖製作只是一小步，更重要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去踐行綠色生活的理念。林麗珊在臉書上創建了「全港分區綠色生活地圖製作小組」，並且透過這一群組讓參與到地圖製作的朋友可以共享綠色生活方面的經驗、心得以及發起活動。

在這一臉書群組上可以看到有種子分享、香港溪流生態分享、地區小組會議記錄等信息，而這些現實中的聚會和交流活動就使得群組內部的成員之間建立信任，從而更好地進行地圖的協作。

林麗珊演講錄音

互聯網時代的鄰里社區

從投行離職創業的Antony Wong有他關於社區的一番想像。Antony 是初創公司 myflat.hk 的共同創辦人。他向我們展示了一種關於都市裏的社區的新想像。

Antony 分享了關於天水圍的一個故事。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假如你是住在天水圍的一位單親媽媽，或者是一位學歷不是很高的中年婦女，你在區內可以找到的工作非常有限，而假如要跨區去到市區工作的話，每日往返的車費也是一筆不少的開支。

同樣的問題不只是在天水圍有。事實上，沙田也有這樣的問題。正好沙田有「鄰舍輔導會」開設「互惠人才市場」，他們就專門幫助區內的婦女組成合作社，合作社的成員可以互相填補工作所需的時間空缺，從而使得自己更容易找到工作。這樣的理念其實完全可以應用到天水圍以及其他地區。

Antony 由此意識到，真實的社區才是實行共享經濟最合適的地域範圍，而社區裏的鄰里互信就是建立共享經濟的基礎。作爲iPhone一代，Antony自然是想到利用科技去實現這一願景。曾有不少人跟Antony說，其實直接在臉書上也可以做得到這一點啊，比如建立一個地區的臉書群組就可以啦（本文最後介紹的那位講者正是這方面的行家），何必花如此大的精力去做一個新的網站？Antony對此的看法是，信任假如是建立在你和對方都居住在同一屋苑的話，由於每天出入都有可能碰得上，更有可能是長久而且牢固的信任。

事實上，社區裏除了居民以外還有不少商戶。Antony 的網站平台其實將來也會加入商戶版塊，讓商戶可以更直接的面向社區居民去展示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務，而網站平台本身則可以通過商戶的廣告投放獲得收入。

目前myflat.hk正處於測試階段，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他們的網站去了解一下。

Antony Wong 演講錄音

在都市裏重建耕作社區

第三位講者是來自「好家庭菜園」的 Kevin Shum。好家庭菜園其實創辦才一年多，他們的項目得到過 MaD School 累積學習計劃的支持。目前Kevin已經全職投入去做這件事。

說起來有些人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香港這樣一個大城市，哪來耕作的空間和閒暇？但Kevin和他的伙伴正是希望挑戰這樣的觀念。他們團隊幾個人都喜歡耕作，並且希望透過這一項目將都市農耕的觀念帶到學校和社區。

過去一年，他們和天水圍的學校進行合作，爲學校建設校園農圃提供指導。去年九月一開學，校園農圃就開始運作。到了十二月，他們收穫了第一批蔬菜之後，就來到社區中心和街坊共享他們的勞動成果。一衆街坊教學生煮食，大家一起煮，一起食，其樂無窮。

試點項目成功之後，Kevin 和他的伙伴已經開始思考如何在社區透過耕作更好的與社區建立連結。目前他們開始在東涌找到了一塊地方，開始在那裏深耕。其實在多年前，東涌還未發展成爲新市鎮之前，那裏的居民是可以透過耕作實現自給自足的。但現在大多數東涌的居民需要依賴來自外面的食物。好家庭菜園希望可以透過其社區耕作計劃，讓更多人思考這樣的問題，同時與社區建立更深的連結。

對好家庭菜園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臉書上跟蹤他們的活動動態。

Kevin Shum 演講錄音

日青： Oh Yes It’s Free

日青是當日最後一位講者，她戲稱自己做的是「專業拾荒」，意思是，從垃圾堆裏找到人們丟棄但還有使用價值的東西，而後繼續用，而不是將其變賣換取收入。

垃圾是免費的，facebook也是免費的，所以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免費的共享網絡，使得你可以在丟棄某件物品之前可以用手機拍照而後上傳到群組，其他人看到有需要的，就直接聯繫在地鐵站交收，避免了垃圾走向堆田區的命運。

這個就是日青最初發起 Oh Yes It's Free 的想法。這一實驗做了兩年多，期間她們不斷地問自己以及參與其中的人們一個問題：你要的到底是什麼？比方說，你是要一把電鑽，還是要牆上鑽出一個孔？你是要一張CD，還是要兩個小時的娛樂？事實上，很多人在OYIF的群組上徵求超市的印花，於是日青問他，你要的到底是什麼？對方往往回答說，我要的是一台咖啡機。而事實上不少人家裏有一台不用的咖啡機，於是透過配對，問題就解決了，而無需產生新的消費。

日青有一句專門給OYIF社群的座右銘：start where you are, use what you have, do what you can。而這一哲學也逐漸感染了參與OYIF社群的朋友。這一社群創建不到半年就已經有兩萬人加入，而隨着人數增加，人們發現要在群組裏找尋自己需要的東西變得困難。有人希望日青可以多開幾個地區或主題性的群組。但遭到了日青的堅決反對。因爲日青認爲這樣只需在臉書上按幾個按鈕即可實現的事情應該由民間自發，所以後面出現的很多類近Oh Yes It's Free的群組都是由社群成員而不是日青自己創建的。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群組是「無人駕駛自助傢俬徵送」。這個名字其實是特意搞得這麼長的，原因是希望人們學會自己服務自己，而不是依賴義工來幫忙解決徵求或者送出過程中的溝通問題。事實證明，人們確實可以做到這一點。

另外一個值得一提的群組是「食物放提」，其實就是讓人們透過這一群組去共享關於剩食的信息。與「豐剩」「惜食堂」等機構的做法和理念不同的是，「食物放提」組旨在打破人們關於剩食的很多框框。不論你是什麼人士，都可以直接參與這一群組，你只需要預先在組內說星期幾幾點你會參加某個活動有剩食，然後其他住在同一區的人士就可以在約定的時間前往領取，並且不問你的收入背景，只要有人可以吃掉就可以了。

所以講到底OYIF其實是要讓人反思自己的消費習慣，同時透過共享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並且最爲有趣的是，整個過程完全自發，而且不需花費一分一毫。

日青演講錄音

聽了這麼多，或許你也有一些關於共享的想法。我們12月會有一場關於「共享城市」的hackathon活動，期間你可以與其他來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共同創作出更多共享的方案，期待你的參與。

[goodlabhk]

48小時跨界協作解決社會棘手問題

假如你看過《社交網絡》這套電影，也許你會記得電影裏有一個場景， Facebook 公司內部不定期會在週末匯聚一班工程師，大家通宵寫程式，去開發Facebook的新功能。

那個場景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在IT公司或IT行業裏常見的hackathon場景。

只是hackathon並不只是侷限在IT領域。事實上，hackathon的概念已經滲透到很多其他領域，包括社交、政策、法律等方面，對某個議題感興趣的一班本來並不互相認識的朋友，透過參加hackathon，可以互相認識，了解不同背景人士的思維模式，並且迅速組隊，在短短的48小時的時間裏透過用戶訪談等方式，找到實際的需求，然後用最簡單的工具（例如，在辦公室常見的文具）或者網絡工具，做出一個產品雛形，在活動最後的演示環節介紹給衆人，尋求不同人士的意見反饋，假如確實是一個不錯的意念，還有機會獲得投資者的青睞，繼續做下去。

本文將着重介紹幾個本年度在不同地方舉辦過的各類非IT背景的hackathon活動，期望可以幫助大家了解更多hackathon的魅力。

孟買：公共空間新想像hackathon

今年8月，孟買迎來了一場關於重新想像公共空間的hackathon活動。是次活動主要是期望邀請參加者爲孟買的兩個分別叫做 Borivali 和 Powai 的地方去設想出新的方式，讓人們更多地與這些公共空間產生互動。

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這樣一個跟城市相關的hackathon，而實際來到現場的就主要是一些城市規劃師、建築師、藝術家以及其他熱愛城市的人們。參加者需要實際走訪上述兩個地方，去到實地去觀察和做採訪，然後回到活動現場去與組員進行討論，探尋關於上述兩個公共空間新的可能性。

參加者的答案非常多元，而且非常有意思，感興趣的話不妨瀏覽這個網頁去了解該次hackathon的情況。

日內瓦：人道主義hackathon

事實上，人們經常提及的跨界思考和跨界合作也正正是hackathon這類活動最大的亮點之一。前幾個禮拜在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舉行的一場名爲 The Port 的 hackathon 就很好的反映了這一特點。

The Port 的參加者包括CERN的科學家、工程師，以及來自全球各地的人道機構和非營利機構。他們利用三天的時間，在極其漂亮的CERN場館裏了解彼此的需求，然後編寫出能夠幫助參與此次活動的NGO的網站或者手機APP。

整個過程還有圖片和視像記錄，感興趣的話可以瀏覽 The Port 的網頁了解更多。

（圖片來源：CERN）

巴黎：Ouishare Camp

Ouishare 是法國一個旨在推動共享經濟的組織，他們今年5月曾舉辦 Ouishare Fest 大會，邀請了許多共享經濟的創業者去分享和交流他們的經驗。大會之後他們還舉辦了一個 Ouishare Camp 活動，讓參加者可以在更加輕鬆的環境下彼此協作，爲那些有志於參與此運動的朋友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有機會向其他人介紹自己的想法，並且召集志同道合的創業伙伴。Ouishare團隊還專門製作了活動視頻，有興趣的話可以上YouTube去觀看：

台北：共享城市hackathon

同樣是今年5月，在台北也有舉辦了一場以「共創城市」爲主題的hackathon活動。在活動官方網站的頁面上可以看到他們的願景：

隨著社群媒體和知識科技的到來，能讓網路公民有效率、點對點連接供給和需求的新商業機會也越來越廣泛得被利用。這些新企業正在一些城市中構想一個新的共享行動。

公民利用群眾外包的方式來做出或發想商品、服務、資金、運輸、金錢和知識等。人們可以在他們需要的時間獲取商品或服務，但不用真的擁有它。建立一個適應力強的社群網路正是減少閒置商品、推展永續利用的最佳答案。

整個活動前後延續了一個多禮拜，包含講座及hackathon活動，有程式設計師、數據科學家、普通市民以及公務員等不同背景人士參加，他們利用台北市政府提供的開放數據，做出了多個有助解決交通出行、食物安全、住房等問題的手機程式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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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Lab 也將於12月13-14日舉辦「共享城市hackathon」活動，詳情可以參考我們的網站。我們希望找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利用一個週末的時間去發掘社區需要，並且透過跨界合作，創造出一些能夠爲社區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案。

期待與你一起透過是次hackathon找到更多共享城市的好意念和開始更多共享的行動。

報名及詳情可參考Good Lab網站。